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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及完善路径——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进入专题： 法治政府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 李林   　　　　【摘要】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许章润：临门一脚与国族天命 进入专题 ： 中国转型 优良政体    ● 许章润 （ 进入专栏 ）   　　 　　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回头一望，近代中国将近200年的长程转型奋斗，多所跌宕，多所耽搁，要不然……其间，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维新失败了，清末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梁漱溟、胡适之们都失败了。共产党人终于如何如何……这才怎样怎样…… 　　这不是一家一人之言，长时间里，这为左右两派所分享，令政学齐痛而顿足。其实，它们也是维新和保守诸公的共识，而不论维新几许、保守者何。口诵心传，几经流转，似乎成了历史事实，不争之定见。大会小会，张口就来，白纸黑字，下笔成章，历史仿佛真的就是人写的。 　　在此，一些极右翼人士或者教条式自由主义者可能并不全盘认可这一脉络梳理，但并非不承认“失败了”，包括自家理念和政治脉络的“失败”。 　　实际上，他们承认“失败”，痛惜“失败”，懊恼的不过是为何“失败了”、最后的主儿为何“成功了”，以及将来如何赢得“最终的胜利”，等因奉此，蜂趋蚁附。 　　 　　一 　　 　　其实，此处的关键在于，“成功”抑或“失败”，究竟以什么做标准。特别是“成功”与否，端看标准何在。否则，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头绪既乱，世事愈紊，而史事如坠云雾矣。有鉴于此，如果所谓的成功并非仅指什么人最终位登大宝，或者，何方势力终于夺得了政权，那么，不妨设想两种方案，于区别中论短长。 　　其一，若说标准在于将中国完全领入“现代秩序”，缔造了一个“现代中国”，彻底完成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则迄古至今，明摆着尚未完工，何来成功？谁又敢说自己绝然成功了？事实是，无一家一派得能傥言成功，也绝无一家一派只手独力，就可缔造成功。这不，“宝岛”台湾坐拥一方政体，至今“中国”作为国民国家尚未最终整合成型；南海诸屿，为外邻所窃据，天天捞鱼又捞油，撒着欢儿蹦达，你干瞪眼没辙；1.28亿国民辗转于贫困，一天生活费不足6.3元人民币，更有那数千万人不恪温饱，尚在前现代挣扎。 　　凡此种种，只要没瞎眼，一样没辙，有待解决，怎好意思标榜“成功”呢！更不用说“完全成功”之晕晕乎乎、“彻底胜利”之昏昏昭昭了。 　　其二，若说所谓成功只是立足当时语境，局部性、阶段性地恪尽其责，将此长程转型的时段性使命付诸自家的有限实践，做一点算一点，走一程是一程，于不同场次上台扮演了“历史的工具”的角色，则上述诸役，各尽其责，皆有其功，而连环相扣，通达于今，并且，尚需引向未来。 　　至于角色演得好坏，是否惟妙惟肖，则又另当别论。但是，置身转型壮剧之中，它们和他们都在该登场时就登场了，也都全身心投入角色了，恬恬然、怡怡然地入戏了，而歌哭随心，起伏有形，无一不是时代的壮举和壮剧也，无一莫非生命的礼赞和精神之灿烂如花也——有的悲剧气氛浓郁一些，泪流滔滔，伤心着呢；有的喜剧色彩绚烂一些，欢笑连连，高兴得很。 　　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煌煌历史之正剧，我华族全体同胞浴血奋斗之正史！ 　　因而，前说之谬，在于只见局部和短程，未见全体和长程。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新型政治的建设进程，还是已故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较为允当，也更为切近史实。在唐先生看来，整个中国的长程革命、“历史三峡”当中，100多年，上述诸役都可说胜利了，也都可说成功了。不过，它们都是一种“局部性的胜利”和“阶段性的成功”。换言之，它们各以自己的阶段性功德，叠加累积，造成了一个百年绵延的创制“新中国”的历史进程。若非前后相接，添砖加瓦，哪有今天？倘若一役毕其功，岂只非历史，直若反历史，若非操切急躁，就是痴人说梦。抑或，自己骗自己，更骗了同胞。 　　横空出世式的创世神话，多半是假的，这100多年里，东方西方早已教训多多。其实，不仅是我浩浩华夏，晚近诸邦，自地中海文明而大西洋文明，而太平洋文明，不管英吉利长还是美利坚短，也不论德意志凶蛮抑或法兰西狂飚，虽说闻道有先后，术业各专攻，但尚无一族一邦，轻易转身，一跳就跳进“现代秩序”，一生就生下个“富强文明”的安琪儿。 　　漫漫转型路上，东洋西洋，南方北方，还不都是流汗又流泪，流血复流亡，一不小心，玩砸了，还流产呢！ 　　因此，朋友，什么他们都失败了，只有我们才成功了，话不能这样说！否则，无异于把无数先烈的鲜血等同于泔水了，更无视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层累递进、于接续中翻转的衍生过程这一确凿事实了。历史在前，不仅是先前，也是眼面前，那么，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就没啥意思了。 　　其实，老辈儿的共产党人还是有心胸的，到底是创业维艰，知深知浅。这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列数先贤大德，自孔夫子而孙中山，悉奉“志士仁人”，展现了大历史视野，也展现了磊落的襟怀。 　　 　　二 　　 　　如果说“新中国”或者“现代中国”的确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也就是100多年的转型历史念兹在兹的奋斗方向，那么，这一“新中国”，这一“现代中国”，启自洋务运动，中经清末变法修律和辛亥硝烟，接续以“人民共和国”，今天还依然人在途中，有待收束。“复兴”抑或“崛起”，迄而至今，都是一个进行时态，而非完成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此间的历史脉络究竟是如何铺展的呢？ 　　前文以“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新型政治的建设进程”统束这一长程跋涉，未曾具体点明的是，它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四位一体，最后烘云托月、云蒸霞蔚的，是那个叫做“现代中国”的物件儿。 　　“新中国”之新，“现代中国”之为现代，就在于它是一种现代秩序，不仅意味着以国民国家取代王朝政制，而且，其以富强为指向，求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作为新型政道和治道，而提供亿万万国民以存身家邦，也是亿万万公民得以托庇的政治共同体，而恰恰蔚为一种家国天下。 　　以此标举，则前揭一切革命、流血和奋斗，都在为此添砖加瓦，一方面固然以自己的阶段性努力载记于史，另一方面，非前后接续、长程跋涉不足以成就大业。 　　说到“前后接续”，则历史吊诡，超出人类想象，也是这个长程跋涉里最为触目而惊心的章节。君不见，镇压百日维新的刽子手恰恰是继承维新政治遗产而启动清末变法的改革者；埋葬满清王朝代之而起的民国政体沿用的倒是变法修律的法律遗产，接收的是大清王朝的浩瀚疆域；一如踵继而上的人民共和国，接收了远自洋务、近到“四大家族”的工商业基础，再接再厉，变本加厉，这才有后来兀自矜夸的“两弹一星”，也才能这翻番、那倍增嘛！ 　　在此视野下，清末变法实为一种“改革开放”，而为后来更为彻底的更张改制预张声势。“1911”接续而来，为“新中国”搭建了一个大架子，蔚为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起步，也是民主共和这一新型政体的试炼。它将先前半个世纪的转型努力以“民国”概为收束，同时，开启了后续奋斗的大框架。当其时，宪法有了，中央政府有了，几个什么院都有了；看那国民军队的缤纷军服，采撷中西，而终究不中不西，却也煞是堂堂皇皇。 　　至此，立国立宪，开了个头，可说“型制初备”。老大中华一转身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说根基未稳、牙牙学语，但你能说它是“失败”或者“彻底失败”吗？历史进程转而再转，“1949”来了，往另一方向用力，于摧折社会的同时将国家建构的方方面面再予坐实，单就规模和力度而言，也不容易。 　　至于此前的洋务运动，是“历史三峡”中的第一波“改革开放”，至少，为近代中国奠定了民族工商业的基础，蔚为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时代”的开端。北洋水师虽败犹荣，在于尽管一战而败，但现代中国的海军就此起步，也是不争的事实。纪念中国海军的创生，这才是起点，则中国之拥有现代水师，早逾百龄矣。 　　由此顺流而下，清末变法重拾戊戌维新的方案，走的是更为细密化的戊戌理路，下启北洋与民国的政制，如前所述，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二波改革开放”。 　　这一时段，前后30多年，大开大合，翻天覆地，席天幕地，蔚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枢纽期”。此后的各种方案，各家套路，左冲右突，终未能超出其愿景和框架，也终究无法回避其理想和诉求。毋宁，拾取其中一脉一系，发挥之，光大之，愈趋极致而已哉！转眼，磕磕碰碰，“1978”的改革方案，说到底，还不就是回归“枢纽期”，以向后靠拢来往前迈步吗？这就像“1992”，以南方之空间争取重启改革之时间，是在“1989”的基础上之再出发。“前后接续”，于此又演出了一幕。 　　历史之吊诡与悲辛，尽皆在此，不待人谋。之所以“向后靠拢”，是因为这“后”就是“前”，其之普世性关怀与理想型愿景，当时无法兑现，而今终究要兑现，最终必须要兑现，因而，压抑不住，遂再度现身而献身矣。 　　统而言之，面对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转型历程，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接力赛，起点是清末的鸦片之战，中经民国，包括北洋，再到刻下的共和国。而其序幕，早在乾隆爷不见却终究撞见马戛尔尼之际，就已登场了。 　　论过程，它是上述四位一体的大业；论终点，则是下文将要说到的“富强、民主与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中国”了。这是一个200年的转型，见不及此，瞎嚷嚷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的道路”云云，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不待人笑，先已自笑了吧！ 　　事到如今，转型方向和理路愈益显豁，就看是否能够完成临门一脚了。若果最后临门一脚精当有力，哗啦啦，轰隆隆，则整个转型完工，“现代中国”最终下线，那才叫做“终于胜利了”，也才能欣然然之“终于成功了”，那时节，“忽报人间曾伏虎”，真真的，“长使英雄泪沾襟”呢！ 　　 　　三 　　 　　回头一望，自地中海文明以还，欧罗巴不期然间进入列国体制，一顿折腾，几番风雨，在自身豹变的同时，导致全球秩序剧变，造成一个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为轴心的一波新型文明浪潮，所谓的“现代秩序”者也。 　　其中，自现代早期开始，以民族国家领衔现代秩序，蔚为纲领，遂成要务。其间，若从荷兰、英国开始，推演至亚非诸邦，最近几百年，尤其是最近150年中，国家建构中概有三大愿景，缺一不可。 　　一是“富强”。国家强盛，民众腰包里有票子花，是大家让渡部分自由立国的契约论理由，否则不做无用功。百姓于此自有算计，遵循的是大众选择路径。此于国家建构立论，说明了“为何要有国家”，要求和倡扬的是民族主义，高尚点儿的衍生效应当然包括爱国主义，由此而有公民“爱国”与国民“爱祖国”之双元向心力。 　　以富强为导向和愿景，意味着天下熙攘均为利益往来，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成为国家的“宗教”，由此延展开来的列国体制下的全球秩序，祸福相倚！多少甜蜜与苦难，衷心憧憬的和平与总是无情爆发的战争，都和它扯不断干系。其情其景，真所谓“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 　　二是“民主”。事关内政建设，直接决定着“富强”之后的分配正义和交易正义，攸关小民百姓能否活得像个人样，人口众多之后是否人烟鼎盛，而非梁漱溟先生感慨之“人口众多，人烟稀少”。它所解决的是神圣权威和独断论正义解体之后，人间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将统治和政治的微妙，铺排于大众民主的世俗主义政制安排。其中，优良政体堪当枢机，落实的是自由主义的内政诉求，兑现的是人民共和的家国愿景，昭示大家“国家应当为何”。如果说富强旨在提供钞票，则民主还要给大家选票。有钞票，又有选票，两手都硬，这日子就过得舒心多了。统治的正当性和政府的合法性立基于“两票”之上，危乎殆哉？因而，引出了下述有关文明的话题，于补充中支应之。 　　三是“文明”。这是关于文化命脉的叙说，不仅声索“国家应当为何”，而且，直指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一个有关此在当下通绝超越意义的整体性文明品质。若无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想象，缺乏有关人生意义的道义愿景，则富强和民主的功利算计愈甚，人生或许反更苦不堪言，物质的高度丰盈却导致文明自身的朽坏。毕竟，终究而言，经济繁荣、国家建构和内政的民主化，表象殊异，最后均非落实到文明层面不可。 　　而文明的劲道、力度与善意，其之充盈自我拯救努力和生命意识之煌煌泱泱，反过来就体现在营造理想国家与构建惬意内政的俗世能力上了。两票均有，而文明质素不敢恭维，更了无文明气象，那就实在对不住票子们了，可能，也保不住票子们。 　　因而，不仅国家本身应当成为孕育文明成长的最佳基本单元和有效促进机制，而且，它同时意味着国家是而且必须是一种文明共同体，以激发与涵养美德，并进而促进公民的德性，增益国民的教养，涵育良善心性，丰富和提澌人生意义作为自己的天职。古往今来，伟大的国族无一不是提挈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发掘普世价值的引擎，从而自然享有文明主导性与文化领导力。 　　凡此三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许章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转型 优良政体   

李怀宇：余英时：知人论世 进入专题 ： 余英时    ● 李怀宇   　　 　　一、未成小隐聊中隐 　　 　　如果人间真有世外桃源，对我而言，梦里桃源便是普林斯顿。 　　2007年秋天，当我准备美国之行时，设想的第一访问对象是余英时先生。中秋节下午，我给余先生家发了一份传真，心中不免忐忑，怕被拒之门外。中秋之夜，我给余先生家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余师母陈淑平女士，从声音里可以感觉是一位大家闺秀。我大喜过望：余先生愿意见我。赴美之行恍如梦境。2007年11月5日，我到美国的第二天，从纽约坐火车到普林斯顿，余师母早在车站等候。 　　余先生在普林斯顿的生活近乎隐居。余家是树林里一幢独立的房子，屋前一个小鱼池，屋後一片小竹林，後来我多次陪余先生喂鱼散步，颇有“悠然见南山”之趣。大书房上挂郑板桥的书法“小书斋”。客厅中的字画多是余先生的师友所赠，印象中有钱穆、俞平伯、张充和的作品。胡适的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余先生“集坡公诗句放翁词句”而请他岳父陈雪屏先生写的对联是：“未成小隐聊中隐，却恐他乡胜故乡。”我觉得此联颇见余先生晚年心境。 　　冥冥之中有缘，我在普林斯顿盘桓了多日，与余先生畅谈了五天三夜。如今回想，我的访问生涯中从未有此奇缘。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我受到余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从旅馆到余家都由余师母开车接送。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失眠了，天刚一亮，我匆匆吃过早餐，便到普林斯顿大学里闲逛。雨後空气格外清新，校园之美，令我心醉。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联翩，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微笑，彷佛就在眼前。多少年来，我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无非是因为已故二公与当代余英时。 　　那天早上在余师母的车子里，闲聊得知我喜欢二公。有一天中午，余先生夫妇专门带我到爱因斯坦常去的校园餐厅吃饭，饭後兜到爱因斯坦的故居门前，如今的屋主刚拿了诺贝尔奖。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余师母的父亲陈雪屏与胡适是至交，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麽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後来从余先生夫妇的待人接物中，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小孩子。 　　别後，我时常打电话到普林斯顿，人间趣事，心中烦恼，事无巨细，余先生夫妇总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读了余先生的着作或是和余先生通过电话，我会冥思时空的奇妙，古人今人，天涯咫尺，竟在神游与笑谈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隔阂，这也许便是历史研究的魅力。 　　 　　二、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研究知识人的历史世界，家学与师承不可不考，天赋与勤奋自然重要，胸襟与见识尤为可贵。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於燕京大学历史系，但对欧洲史、美国史兴趣更大，1926年至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女士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後，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王元化先生《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中说，在夏威夷开会时他谈到中国的农民意识问题，引起了余英时的批评。余英时说抗战初在农村住过，所见到的农民都是很质朴老实的，王元化则以1939年初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亲身经历为例申辩。这段回忆录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当面向余英时问起。余先生说：“佃户跟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谓‘阶级斗争’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王元化的这个回忆录我看过，但我们後来也没有拿这些问题去争辩了。我常常说，中国这麽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乡下生活使余英时对传统文化有参与的体验，後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他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只停留於数位上。 　　1943年前後，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余英时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但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这篇状子写完了，余英时便留在书桌上，後来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无巧不成书，余英时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余家询问什麽事，被引进余英时的书房，无意中发现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据说杜营长读後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於死地。杜营长抓不到余英时，便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杜营长解忧，杜大醉後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反正他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余英时等相关的人全部枪毙。事隔一二日後，余英时在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街上熟人见到他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催余英时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余英时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余英时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余平格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当晚接待余英时，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後，我要另眼相待了。”余英时回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於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在一个晚上和余英时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余英时的诗文知识，最後他相信“状子”是出於余英时之手，而余英时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临走时，指导员紧紧和余英时握手，表示愿意成为忘年交之意。 　　余英时在乡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的学校。唯一与後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1945年至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余英时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他的二舅父张仲怡能诗，善书法，是清初张英、张廷玉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余英时至今还记得舅父在锺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进士平生酒一瓯，衣衫褴褛百无求。夸人最是安心处，须发??鬼见愁。”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余英时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在抗战期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余英时在乡间根本没有碰到西方的书籍。多少年後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着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着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麽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後，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渖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後到南京转北平，最後定居渖阳，期间找老师课外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後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渖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当余英时正在排队登机的时刻，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於是余英时在最後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影响他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麽？〉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素，经过调整之後，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在20岁以前，余英时亲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时代，接受了并不完整的学校教育。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三、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渖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先生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後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後，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後，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钱穆那时候心情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学生的学费都交不起，後来余英时的成绩比较好，算是免费的。老师们非常艰苦，就靠自己写稿。有一年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有什麽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便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来。余英时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後，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他说：“我也不喜欢香港的殖民地生活，虽然我已经在新亚书院念了一学期，还是觉得在燕京大学好，因为在香港我不知将来干什麽。”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後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後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使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余英时   

学友讨论 我的【中国梦】 老看老想 2013-03-18 00:11:35 从秦始皇赢政到中共党国,中国统治者总做”同一个梦”: 赢始、2、3、4、…n,n=自然正整数,赢家天下万世一系梦。 毛1、邓2、江3、胡4、习5….n,n=自然正整数,中共党天下万世一系梦。 本老头,当常委爹还老过劲,事改企国企退休职工的【中国梦】: 老共,别总做梦了!先落实1982年党立、党释、党执的”党主宪法”再做梦也不迟。 当务之急,黄浦江上万头瘟猪,别让上海人一开水喉,就喝上”排骨汤”了。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