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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苏共和中共官二代的不同 老看老想 2013-03-25 22:18:31 苏共–列宁,梅毒,断子绝孙;斯大林女儿、维辛斯基儿子…麦德韦杰夫要么是不同政见者,要么是科学技术人员。几乎没当大官的和利用父辈权力暴富的。 中共–要么当大官,要么投身金融,七大姑八大姨,旱地拔葱,全TMD暴富了。 哈哈，好！ sue 2013-03-25 12:03:58 挖苦的到位。 好文章！ 银河系315 2013-03-24 19:18:05 可见现在的领导人不那么好当了。学问再高，一个人的智慧，总比不了那么多敢讲真话的学者。 毛共将如何? 老看老想 2013-03-23 21:19:41 老毛生前,”全民拼卫毛,满朝赛紧跟”,1976.09.09,老毛蹬腿。10.06,老毛尸骨未寒,宫廷军事政变,妻及侄当子育太子和宠臣,悉被逮捕判刑。 八亿臣民齐欢庆, 竞无一男去抗争?

贾康：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之后的分权问题 进入专题 ： 财政体制改革    ● 贾康 （ 进入专栏 ）   　　 　　[摘要]中国财政体制如何处理集权一分权关系，为人们所反复讨论。回顾总结已有的改革，应特别注重由“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所内含的制度变革逻辑。分析1994年以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可陷入似是而非的“因地制宜”论和简单看待中央、地方收入占比高低，而应牢牢把握市场经济大局对财政制度规范的客观要求和中央、地方事权合理化这一“源头”问题，处理好扁平化、地方税体系建设、理财法治化与民主化、转移支付合理化等重大问题。较适当合理的中央、地方收入占比，主要应是在制度建设、机制变革中自然生成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财政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分权作为宏观层面的突破口来运作的。在微观层面，中央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特区的局部试验。在宏观层面，中央并未选择取消指令性计划，实施中国社会承受不了的突变式改革，而是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一、财政体制的演变：从“分灶吃饭”到“包干制”再到分税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很快确定了宏观层面的突破口是财政体制改革，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的体制，实行分权。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近乎于人们所说的“统收统支”，准确表述是“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改革的方式则是变“分灶吃饭”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向地方分权的同时，中央还明确地提出地方权力要继续下放到企业。 　　这就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宏观层面改革的序幕。在财政向地方分权、地方向企业分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在计划、物资、人事、劳动、金融、投资等方面改革的一些相对松动、有弹性的空间，而整个国民经济仍由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维系体制内的再生产，这就伴生出一个体制外区间。这是各种试验和改革的可能空间。财政体制改革在总体上为各项改革提供了可以试验的局面和条件。 　　然而，当分权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内生的各种问题也显露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社会上已出现越来越多的对于“分灶吃饭”的负面评价，如实际上分配关系并不稳定，企业并不能真正搞活，并且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问题。于是，中央开始寻找改革新思路，讨论分税制的可能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模式。财政改革也确定了实行分税制的基本思路。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于1994年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政体制改革，即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支撑了整个中国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国家主要以预算、税收、国债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经济手段为特色的调控工具配合，来实施宏观调控，让市场的各种信号，与这些宏观参数综合在一起以后，实现由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而构建起能够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整套“间接调控”的运行机制，使微观市场主体在分权状态下真正活起来。 　　这种运行机制实际是和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在运行机制上，并不涉及基本制度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且二者要结合起来，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在取向上，更多建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正是有了分税制，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二、财政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的基本特征 　　 　　若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转变作一简要的总结，那么1994年之前可称为“行政性分权”，而1994年后则可称为“经济性分权”。 　　行政性分权最基本的特征是依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形成财政收入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企业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服从自己的行政主管。分权之后，隶属不同层级政府的企业之间依然不能真正开展所谓公平竞争。哪怕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责任制”，政企之间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甲乙双方。这种问题即使在承包制框架之下，仍得不到一个真正优化解决的方案。所以，必须打破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旧体制的症结。无论是分权还是集权，只要不改变这种制度安排，便无法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 　　在分税制体制下，一个辖区内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不分行政级别，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企业该交国税的交国税，该交地方税的交地方税，税后可分配的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可以由企业自主分配。这样一来，各类企业间公平竞争，企业的行政级别随之淡化，企业的厂长、经理，哪怕作为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以后也越来越多地可以在不参照行政级别的情况下，靠企业家市场去挑选和配置。这些是企业真正搞活的关键，都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确立新框架以后才形成的。 　　现阶段，一般人认为企业跨隶属关系、跨区域、跨所有制、跨各种各样标签概念的兼并重组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1994年以前，这种事情难上加难。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在1994年经济性分权之后，才得到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规范处理，给企业画了一条公平竞争的起跑线。同时，中央和地方关系亦前所未有地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原来说的“一定五年不变”、“一定三年不变”，实际上是频繁变动。分灶吃饭后，中央曾三次向地方借钱，还开征了预算调节基金，以致在利益驱动下资金分散化，在预算内和预算外，还有为数可观的“制度外”资金。1994年以后，到现在为止也再没有说“一定多少年不变”的问题，只是说，中央拿什么，地方拿什么，怎么样合理优化调整。资金的管理规范化、预算安排的相对稳定与可预期，等等，才成为实际可能。这些都是正面的东西。 　　总之，经济性的分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政府和企业、中央与地方这两个方面，首先是真正形成了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另外，还有一项关系即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实体的政权体系与公民、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正越来越清楚。个人所得税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客观上进一步唤醒了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当然也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分税制改革以后出现的新的困境。一是在2000年前后一度特别严重的基层财政困难，二是最近几年广受指责的土地财政和地方隐性负债。实际上，出现这些问题，不应归咎于分税制，因为我国省以下并没进行真正的分税制改革，也迟迟未进入分税制状态。地方财政出现的这些问题，恰恰是来自于我们过去就知道它一定要出问题的领域，即现在省以下财政体制实际上还在运行的分成制和包干制。目前，我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包括最发达的地区，在省以下也没有进入真正的分税制状态，而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较浓的分成制和包干制。 　　因此，接下来的历史性任务，便是怎样把经济性分权进一步贯彻到省以下，真正把分税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让它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效支撑机制。在这方面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提出要因地制宜，分成农业区域和非农业区域，农业区域不搞分税制，非农业区域才搞分税制：同时中央和省一级搞分税制，省以下不搞分税制。听起来这似乎非常合乎中国国情，但这种认识实际上还没有把握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制度安排的本质内容，因为整个财政体制和“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财政分配所对应的是一个统一市场，这个统一市场应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无论是在五级框架还是在三级框架下，只要省以下实行五花八门的分成制、包干制，整个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转轨的财政制度安排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而且还会有一种切实的危险：长期这样下去可能倒逼使中央和省的分税制都维持不了。现在有人认为，中央拿得过多，只要给地方更多的分成，整个局面就活了。回到分权概念上，我们坚决不能认同这种实际是搞五花八门的分成制的观点。 　　 　　三、培育地方税体系：实现经济性分权的可行路径 　　 　　改革中确实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色和特殊情况，但是发展到市场经济，其中必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可以有些总结。基本思路就是要找到1994年以后不能进入省以下分税制状态的症结所在，其实病理分析并不复杂。在经济性分权新时期，省以下不能真正实行分税制的原因就是财政层级太多，省以下还有四个层级。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另辟蹊径，探索走扁平化的道路，减少层级。 　　农业税取消以后，以农业为主要财政收入的地方，乡镇没有或基本没有收入了，也无从谈论怎样建立乡镇实体财政的问题，也没有能力给乡镇配金库，因为工商、税收，其他方面的政府管理关系，都是按照经济区域而不是行政区域在下面设分支机构，实际上就必须放弃之前一再强调的建设乡镇财政的方针。下一步，行政方面也需要通过乡镇综合改革，最后走到把一般的乡镇（首先是农业区域的乡）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再是五大班子齐全，不再设七所八站，不搞乡的财政实体层级。“乡财县管”是过渡形态，已较普遍推开，虽然此事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可另论。发达地区像广东的东莞，镇以后该怎么样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调整，有些可变成区，像东莞设成地级市以后，下面没有区这一层级，以后可把若干镇并成一个区以后，区下面再设街道办事处。这种区以下的建制－－街道办事处，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乡镇层级，根据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走到与现在北京和南京这种大都市的基层情况差不多了。还有另一种情况要单独讨论：像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沿一个狭长的水系.100多公里散居的几千人为一个乡，这样的地方，政权在基层怎么办，有其特殊情况，先不急于解决这方面的一致性问题，所以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特殊情况可另说。在其他大部分的地方，乡镇综合改革的大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通过省直管县，可以把浙江经验全国化，就是市和县在行政不同级情况下，可与省级财政直接结算，财政不，必再分这两个层级各自配税基，以后逐渐走到中央文件现在明确说的“行政省直管县”。广东在此方面已经起步。从长期来看，省与省以下是两级：省和市县。这样加上中央是三级，原来五级分税制的问题就解决了。三级如何配置税基，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我国也有相关的成功探索。 　　真正把经济性分权贯穿到底，必须进一步培育地方税体系。在建立地方税体系中，我国可考虑的支柱税种有两个：一是资源税，中西部工商业虽不发达，但资源富集，所以通过资源税可使其形成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像新疆先行先试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新疆所实行的资源税改革，只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但仅是这两项，从静态算账来看，一年就为新疆增加几十亿元收入，以后此类税收还会继续上升。与形成这种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相配套的资源税改革，意义其实更宽广，可使整个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在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的问题上形成一个以法律为背景的长期有效的经济杠杆，也就是一种依靠经济内在利益的调整机制，逼着整个产业链上从资源开发开始，所有的主体在经济压力之下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从大都市到乡村，情况干差万别，但是节电节水节能的内在动力都是不足的。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后白菜价格翻了100多倍，而民用电价到现在仅为3倍，在整个资源配置中老百姓没有真正从内在感受上觉得需要节电。实施资源税改革，其内在逻辑展开了以后，除了给地方税体系提供配套之外，整个中国可持续发展便会进而形成一种强大、持续、规范的和可预期的经济杠杆作用，而且它势必会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推动解决多年没有解决的理顺中国煤电比价关系问题，呼唤与之相关的配套改革。 　　另外一个地方税体系中可以寄希望的支柱财源，就是现在上海.重庆已经试点的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即房产税）。要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必须有现代不动产制度，必须有现代意义上的和不动产相配套的调节制度，构建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是不可回避的－－不可能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没有现代的财产税制。在“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适应社会需要，优化再分配和财产配置，而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就是主要抓手。 　　在收入分配优化中，可做的事情实际上寥寥无几。最低工资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信号式的作用－－最低工资太低了，市场自然就抬高了，不用政府来管；最低工资拾得过高了，是逼着企业用其他要素投入替代用工投入，恰恰是恶化了政府本来想支持的边缘人群的就业条件，使他们更难得到就业机会和收入。组织工会和资方开展集体谈判，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局面。有学者提出，在推动职工集体谈判的同时，必须加上一条“不允许工会之间串联”，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根本不可能这样来控制局面，所以这个方面也没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要优化中国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再分配，中央决策层必须考虑和选择这些方面能够做什么事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财政体制改革   

苏小和：先知杨小凯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ToTheLate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1]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2]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3]。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4]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1]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2]。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3]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4]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1]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1]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2]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3]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4]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5]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诚，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杨小凯   

叶朗：美学要关注人生关注艺术 进入专题 ： 美学    ● 叶朗   朱平珍   　　 　　一部美学史主要是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 　　 　　朱平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学术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40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40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想，如果根据冯友兰的话来进行类推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您是成就突出的美学史家，也是颇有建树的美学家，前者通过您的美学史研究而表现，后者通过您的美学创作而表现。我想先从您的美学史研究谈起。我知道，在美学史研究方面您先后出版过《中国小说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大纲》等重要著作，您曾提出过一部美学史主要是美学范畴发展的历史的观点。请您给予简要阐述。 　　叶朗：我认为，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因此，我们写中国美学史，应该着重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美学史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我把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看法贯彻到《中国美学史大纲》的撰写中，使这部著作有着显著的”范畴史”的特点。该书对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范畴、命题的理论含蕴及产生、衍变、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明确、清晰的论析、展示。 　　我认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秘密不在表现论，而在元气论。西方的模仿说着眼于真实地再现具体的物象。而中国美学的元气论则着眼于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着眼于整个造化自然。中国美学要求艺术家不限于表现单个的对象，而要胸罗宇宙，思接千古，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要窥见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的奥秘。中国美学要求艺术作品的境界是一全幅的天地，要表现全宇宙的气韵、生命、生机，要蕴涵深沉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而不只是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所以，中国古代的画家，即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都要表现整个宇宙的生气，都要使画面上流动宇宙的元气。我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以”气”诊”道”，以”无”和”有”的统一释”道”，我认为道之为物的自然造化过程所具有的那种”妙”，以及我们对道的体会所达到的”妙悟”，总之一个”妙”的范畴，才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中心范畴。只有从”妙”上着眼，才能说明为何中国艺术不满足于停顿在”美”的境界，而总要从意象超越进入意境这个有着浓厚形而上意味的境界。我就是在充分把握内涵”道”论的”元气论”这个中国美学的哲学根据的基础上，颇为透彻地分析了与其紧密相联（或者说由其派生）的”意象说”、”意境说”、”审美心胸论”。我试图从”元气论”、”意境说”、”意象说”、”审美心胸论”这”四大奇脉”入手，比较充分地展示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外部轮廓和内在逻辑结构。 　　朱平珍：您上面所说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美学史的整体和宏观把握，希望您能结合具体内容或局部问题来谈谈。 　　叶朗：我们先看老子美学。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逻辑起点。我们知道，老子提出的一系列范畴，如”道”、”气”、”象”、”有”、”无”、”虚”、”实”、”味”、”妙”、”虚静”、”玄鉴”、”自然”等等，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关于审美客体、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和艺术生命的一系列特殊看法，关于”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理论，关于”气韵生动”的理论，关于”境生于象外”的理论，关于”平淡”和”朴拙”的理论，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等，它们的思想发源地，就是老子美学。我们再看《管子》四篇(《心术》上下、《白心》、《内业》)。表面看来，《管子》四篇并没有直接谈到审美和艺术问题，前人都只肯定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其实，《管子》四篇提出的精气说，构成了中国美学思辨逻辑演进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气”本来是一个哲学范畴。但在魏晋以后，”气”转化成为美学范畴(当然它同时还是一个哲学范畴)。中国古典美学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气”，艺术的生命也是”气”，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都离不开”气”。这个”气”的范畴，最早由老子提出，经过《管子》四篇的发挥，又经过荀子，到汉代王充就形成了元气自然论。就是在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的直接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因此，《管子》四篇的精气说，不但是哲学史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且是美学史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个结论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美在意象 　　 　　朱平珍：您在2009年出版了《美学原理》，在2010年出版了彩色插图本《美在意象》（《美学原理》的另一种版本），您在书中提出了”美在意象”的影响甚大的重要观点，这可以说是您在”美学创作”方面的重要理论建树。请问您怎样理解”美在意象”的观点（或称命题）。 　　叶朗：”意象”这个概念成为一个词之前，”意”与”象”分别使用在《山海经》中。将”意”与”象”放在一个句子中，最早出现于《周易系辞》。”意象”作为一个词最早可追溯到王充的《论衡》里，而正式把”意象”引入到文学理论中，则始于南朝的刘勰。刘勰之后，将意象理论作为理论范畴加以考察，可以说是在唐代确立起来的。在宋元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什么欣赏自然美会选择花朵、月亮，欣赏社会美会选择飞机、摩天大楼，欣赏人体美会选择身材高挑的美女呢？这是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具有着客观的审美性质。李斯托维尔曾说：”审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也就是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不是丑，而是审美上的冷淡，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令人太厌恶的东西，它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他认为，主体的”情”和”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交融、契合沟通的。那些平凡的、陈腐的、令人厌恶的”象”，根本不可能激起主体的美感，因而主体不可能进入审美活动，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意象”。 也就是说，审美主体选择的”象”不仅不是遏止消解美感的产生，而是会促使美感的发生，那么这就使得”象”要具有审美的性质。 　　同样是花卉，但对于高考落榜的学生来说，再鲜艳的花朵也无法进入他们的审美视野。同是一部《红楼梦》，看法却各有不同。不仅同一对象，不同的审美主体的审美存在个别差异，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存在审美差异。杜甫”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馀，乔木上参天”，而以后对竹子的描写又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些都说明了个人的审美经验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变化的。 　　审美心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所构成的审美经验是来自社会文化的，由这种审美经验提炼而成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更直接地与一定的社会生活、一定的社会价值意识相联系，因而渗透着这种审美价值意识的审美心理经验，必然随着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民族、阶级的情调和色彩。因此，在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当具有审美性质的”象”符合主体之”意”，且主体对之进行审美观照并达到了景中含情、情中见景的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时，便形成了”意象”。 　　朱平珍：您在论述”美在意象”的观点时，很重视柳宗元”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看法，希望您能对柳宗元的看法作出分析。 　　叶朗：唐代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在这里柳宗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只有在审美活动中，通过审美主体的意识去发现”景”（清湍修竹），并”唤醒”它，”照亮”它，使这种自然之”景”由实在物变成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抽象的感性世界即”意象”时，自然之”景”才能够成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对象，才能成为美。也就是说，”清湍修竹”作为自然的”景”是不依赖于审美主体而客观存在的，美并不在于外物自身，外物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审美性质就是美的（”美不自美”），美离不开人的审美体验，只有经过人的审美体验，自然景物才可能被彰显出来，”彰”就是彰显、发现、唤醒、照亮（”因人而彰”）。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表述过类似的说法有很多。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庄子的”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萨特也曾说：”这颗灭寂了几千年的星，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了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之中。”这些表述都是说，美依赖于人的意识，有待于人去发现，去照亮，有待于人的”意”与自然的”象”的沟通契合。 　　对柳宗元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命题，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美不是天生自在的，美离不开观赏者，而任何观赏者都带有创造性。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美在意象。这个意象世界不是一种物理实在，也不是抽象的理念世界，而是一个完整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用宗白华先生的话就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可见，自然界存在的物理之”象”（物）与情景交融形成在主体头脑中的抽象的”意象”之”象”是由明显区别的。太阳，作为物质实体的”象”，虽然具有审美性质，但未必能进入审美活动中。太阳在做农活的庄稼汉眼里，是”毒辣辣”的，不是美的。就是说，作为物质实体的”象”，它只有激发起欣赏者的美感，并使主观情感与之交融形成了”审美意象”时，才是美的。不同的观赏者会形成不同的”审美意象”，因此”意象”包含着人的创造性。即使某一物具有审美性质，若无人欣赏，也不能成为美。美离不开观赏者，任何观赏者都带有创造性。第二，美并不是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观赏者由于个体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差异，即使面对同一”象”时，也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象”。同样是秋天的枫叶，在不同人的眼里，则有着不一样的情怀。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不难想象，杜牧以一种悠然闲适的心情欣赏这随风飘洒的枫叶时，心中的枫叶早已变了模样，比那二月的鲜花还要红艳呢！此时的枫叶在杜牧眼里，是一个充满着收获与欢乐的意象世界。而在西厢记中则有”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秋天来了，万物凋落，莺莺因爱而感伤，在她的眼里，秋天的枫叶像是被泪水染过一般，是一个充满伤感心碎的意象世界。而在戚继光那里则是”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又是另一种意象世界。在国家存亡的危难之际，他抛开个人情愫，充满着忧国的情思，这里的枫叶又呈现出一种豪迈悲壮的感情色彩。同是枫叶，但是不同的人们形成的意象世界不同，给人的美也就不同。第三，美带有历史性。应站在社会历史性的高度，将个体的差异性放到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运用意象论阐释”美”。 美带有历史性具体 表现在审美的时代差异、审美的民族差异、审美的阶级差异等方面。 　　可见，在审美过程中，主体的”意”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某个具体的个体（他）只能选择能够使自己产生美感的，符合他自己的审美经验的”象”来作为情感的寄托，从而达到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一气流通的”审美意象”之美的境界。而此时形成的”意象”不同于客观存在的物理之”象”，已是人们头脑中的”美之象”，它是具体的，是以个体存在的，是专属于他自己的美。 　　 　　美学要关注人生、关注艺术 　　 　　朱平珍：您多次提出美学要关注人生、关注艺术的看法，请问怎样理解？ 　　叶朗：美学从朱光潜先生开始，包括宗白华先生，他们做美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学关注人生；二是关注艺术。我们先看美学要关注人生。过去我们讲学习美学对做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有好处，这是对的。但是光这么说是不够的，最根本是要使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要使人活得有意思、有味道。美学的每个环节都要指向人生，最后归结为提升人生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传统哲学里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理论，这个境界和美学有关系。学美学，进行审美教育，进行审美活动，最终是为了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所以美学要和人生结合起来。 　　我们再看美学要关注艺术。美学要和艺术结合，特别是和当代艺术结合，这一点我们过去做得也不够，我们的美学和艺术有点脱节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