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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的我被“专政” 　　所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都经历过的政治考验，我也是一次都没有落下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在四岁的时候就“有幸”成为“准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一夜“专政”。是的，成为专政对象的我，只有四岁…… 　 　我照着大字报识字 　　父亲中年得子，又是旧知识分子出身，在我很小时就教我识字和算数。三岁时我已经认得很多字了，方圆几十里颇有些知名度。模糊记得那时父母亲很乐意将我带到亲戚朋友家，让我背书写字，自然是引来一片啧啧称奇声。 　　我们家在村子里是小姓，父亲还有历史问题在身，本来在新中国的村子里就是被边缘化的。我出生以后，他觉得罗家总算有了点盼头，很明显，他把家族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但是，也因为我，整个家庭几乎陷入绝境。 　　四岁不到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上下都沐浴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氛围中。连我出生的小村庄也深深卷进了这场运动。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夺了权。 　　三三两两的红卫兵们身着黄绿军装，手臂上戴着大红的袖套，写着三个毛体大字“红卫兵”，神气活现地在村子逼仄的小弄堂里窜来窜去，敲锣打鼓呼口号。如此这般煞有介事地闹腾了几个月。 　　当时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宛如梦境。老支书的三层瓦房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把整个屋子妆点成了纸盒子一般。大字报上的字大大小小、好好坏坏。因为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的着急之作，多是笔走龙蛇。我认惯了红宝书上的正宋体字，看大字报很吃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大字报已经风干皴裂很久以后，我似乎认得了不少上面写着的字，但对字句的意思则懵然无知。 　 　被“专政”只因错别字 　　十几年后，我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才把这件事说给我听了。 　　原来，那天下午在我回家以后，一个红卫兵路过晒谷场，发现地上写着一条反动标语。硕大的“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中，“毛”字的下右钩写反了，有点像“手”字，“主”字顶部的点跑到了“王”下面。 　　毛字反写岂不就是反毛，主字颠倒岂不就是倒主。这可是一条罪大恶极的反动标语，警惕性极高的造反派急报公社的人武部和县公安局，他们连夜驻进村里要查个水落石出。 　　在将我带去前，村子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个个都被盘查过，没有一个与此事扯得上的。有人反映，历史反革命分子罗某的儿子一个人在晒谷场玩过，于是我就成了地富反坏右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反革命嫌疑犯了。 　　在红卫兵们眼里，我有做这件事情的全部可能性。首先我会写字，其次我们家对新社会有保留意见，虽然在解放前夕父亲几乎败光家财，被划分为下中农，但是在有些造反派眼里，我们家的底子是很黑的。 　　记得在拘禁我的那个晚上，造反派没有动过我一个指头。实际上也不需要他们动粗，事实很清楚了，只是需要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罚。 　　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处分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也许他也不知道。按照当时上纲上线的套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成年人犯下类似错误，立即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等着他。押送劳改是免不了的，倒霉的人会送了性命。 　　也许是我太小，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过于荒诞，也许是我母亲的人缘好，使得造反派也向公安局求了情，也许是我所不知道的其他的原因。 　　 我是“革命”的“欣赏者” 　　革命，最初对于我这般大小的孩子自然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隔三差五可以看到斗争游戏的真人秀。铜锣一响就知道有好戏开场。秋天的一个夜里，外面一阵锣鼓声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兴奋异常，就要往外去看个究竟，母亲不让，但也拗不过我。 　　循着铜锣声和时隐时现的人声来到村寨中间水井边，看到雇农的儿子和几个平头小伙押着地主婆在“游街”。月光下隐约看见那地主婆一头乱发，身上的大襟衣服布扣子被扯掉了，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草草写着难看的几个大黑字，画上醒目的叉叉。 　　这地主婆手里还提着一个小面锣，边走边敲边喊，好像是陈述早被人民政府镇压了的丈夫和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由于惊恐和白天改造的劳累，走得哆哆嗦嗦的。身后的红卫兵小将不时地踹上一脚。 　　大约那时候的乡下穷得厉害，夜里游街连手电也没有，人们手上拿的都是粗壮的向日葵杆点燃的“火炬”。炬火映照下，年轻造反派的脸上激动得有点亢奋的表情让我至今不忘。有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夜间的游街着了迷，总是盼望着早早响起锣鼓声，生怕自己睡得太沉错过了精彩。 　 　遭受一夜“专政” 　　秋收开始了，大人们都忙着上山掰苞谷。没有上学的孩子都像自由自在的小牲口，撒着欢到处乱跑。 　　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大队的晒谷场上玩，这小河边的晒谷场又大又平整。小孩子经常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在这里写写画画的。那时我也没有见过粉笔，就从溪滩上捡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子来当粉笔。有些红石头不过是被溪水冲刷磨合成鹅卵状的红砖头，用来写字再好没有了。我也常常这样写字，虽然人小，但极自信。捡到能写字的石头，必定随手画上几笔，写上几个字。 　　我其实不知道那天到底写了些什么字，反正，当天晚上就被带到了祠堂改建的大队屋。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问我下午是否去过晒谷场，以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有没有写字，写了什么字等等。 　　我自然是有什么说什么，父亲一脸惶恐地站在旁边，不时回答别人的询问。记得问父亲的问题好像是什么时候教我认字，大约认得什么字，能写什么字之类的。 　　后来就是把我留下来了。父亲回家给我拿了几个玉米饼，权当我的口粮，他让我好好想想下午做的事情，向那几个问话的人说清楚。从那些人的严肃表情和父亲恐惧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肯定做什么坏事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坏事严重到什么程度，需要离开母亲在队屋里一个人呆着。大概是在第二天的傍晚，他们让父亲把我领回到家里。 　　当天晚上，父亲让我面对家里厅屋的墙跪了整整一夜，上面贴着一张硕大的毛主席像。母亲几次起来想抱我回床上睡觉，都被父亲粗暴地阻止了。他们两人为此还吵了起来，大概我当时已经困得不行了，并不知道他们吵架时说了些什么。 　　父亲从未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我想这次犯的错误确实很大吧。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后来，父母亲白天下地一定把我带在身边，夜里也不许我到村子里和小伙伴玩，不过仍旧在空闲时教我识字。 　　这件事情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革命斗争的恐怖。而此前，我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一个革命的局外人和欣赏者，不仅不惧怕，甚至是喜欢革命的。那种宏大的集体行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慷慨激昂的批斗，像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游戏，那种氛围让人热血沸腾。 　　可是在标语事件之后，我学会从被革命者的立场去看这场革命了。我已经能够读出这些被当作“牛鬼蛇神”的专政对象嗦嗦发抖的身上的巨大恐惧和无奈。我知道了革命的残酷性。 　　两年后，我上小学，读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时，心里仍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

【公费医疗浪费堪忧:有退休省级干部住院花300万】 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透露，享受公费医疗的一些领导干部本人往往要求用最好的药，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 @作业本：党员退休干部医疗待遇应该纳入全民医疗体制，并取消高干病房，这帮人每年花费加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当官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退休后还享受特级待遇，真可笑，你们为这个国家做出过什么？为百姓做出过什么？老百姓日夜排队挂号举着吊瓶站在走廊里等不上病房你们却躺在高干病房里怡然自得你们不害臊么？

近几年来，“问责”这个词越来越被民众所熟悉，各地各界对权力问责的呼声也越来越强。这种呼声与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问责的政治，民主的政府是责任政府。在各种政体中，民主政治的问责制度最为健全，也最为有效。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产生的官员要对民众负责，即使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也要对选民负责，有义务接受代议机关的质询与问责。这种问责的制度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障。民主政治能够有效维持，与是否存在健全有效的问责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民主政治下，问责意味着民选的政府必须就其政策与行为对选民及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负责。选民对政府问责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选举。选民通过选举让不称职、不负责的政府及其官员下台，不让没有担当不肯负责的政治家上台。这是选民确保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最主要的办法。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的，这个国家在根本上是不存在问责制度的。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公众负责。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必须为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公民用选票向政府授权，政府及其官员对选民及所有公民负责。所以，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政府的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因此政府官员有责任首先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的官员。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政治下，问责制度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在这样的责任体系中，公众追究各级政府的责任，各级政府逐级追究各级官员的责任，这样才能确保责任体系中没有缺失的环节。政府和各级官员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法律责任，如果他们不能履行责任或渎职，应该被司法机关问责。 　　宪政民主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其所作的一切，就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所以，问责制度，不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对公众没有交代的官员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官员。正是这些要素把民主政治下的问责制与中国古代帝王整肃吏治的统治术区分开来。简而言之，问责制度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行动负责。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问责就是让当事人引咎辞职。其实，引咎辞职仅仅是问责制度的一个方面。问责制度的内容不止于此，也不能把问责制度仅仅理解为追究责任制度。问责制度的确涉及到追究责任，但又不是简单地表现为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自古以来许多政体下都出现过引咎辞职的事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体都是民主政体。 　　还有人常常把问责制度理解为上问下责。问责制度常常被理解为上级官员追究下级官员的责任。如果问责制度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如果上级失职谁来追究上级的责任？如果问责制度就是上问下责的话，那么在最关键的地方，恰恰无人问责。如果问责制度就是上问下责，那么问责制度在中国自古有之。这样的“问责制度”也未能带来责任政府。 　　在民主政治下，问责的主体是承担立法功能的代议机关和所有公民。与非民主政体相比，民主政治把专制吏治下纯粹的下级对上级负责变成了政府及其官员对公众和代议机关负责，把下级向上级的“交代”变成了政府及其官员对公众的“交代”。立法机关可以有多种方式行使问责主体的权利，例如进行独立调查，举行听证会，开设代表与公众之间的电话热线等。公民也有权自行或组织起来对政府的渎职行为进行调查。 　　民主政治下的问责制度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问责的前提是宪法和法律对政府与官员的责任作严格的界定，确定各自的权责范围，并规定问责的方式。不能确定谁承担什么责任，就无法追究责任。没有依托于法治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为权力斗争和铲除异己增加了新的工具。 　　民主政治下的问责还离不开公开与知情。对公民负责首先意味着必须让公众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 　　如果公众不知情，就无法知道谁对公众负责，谁没有对公众负责，就无法追究失职行为。只有政府透明、政务公开，才能把政府及其官员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为了便于民众追究政府的责任，在民主政治下，宪法与法律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并且要求政府的政务公开，以便公民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来有效监督政府。大众传媒，如互联网、电视、报纸等所提供的事实与真相，也是帮助公民问责政府的有效手段。因此，对政府问责离不开新闻自由。 　　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还离不开公众、社会团体和媒体对政府的有效监督。问责制度设计的再健全，再合理，也需要依靠公民愿意积极地承担起问责政府、监督权力的责任。这样，问责制度才能行之有效。所以，负责任的公民必须对权力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总要有一些公民和公民团体对任何可能的渎职行为刨根问底、穷追不舍、同时明辨是非。总之，只有负责任的公民，坚持不懈地对政府问责，才能造就负责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