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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胡温景气”经济启示录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表示,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据此来看,1949年前一代人之浴血苦斗,不外乎是要完成上层架构的建设;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胡温之前的改革,恰是在建设上层结构与下层流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架构建设,最关紧要的三点:第一,以国企改革为核心,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第三,以加入世贸为核心,不可逆转地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与政治链条。 景气之下,亦有隐忧。伴随着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保八”的成功之下,也埋下了国进民退加速、生产效率下滑、过剩产能严重、债务负担剧增等弊端。 衡量经济效率,生产率是重要指标,尤其以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最。安永的报告表示,2001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2008年至2010年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仅为2.8%。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回头反思,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路径与工具,如果舍本逐末,那么最终我们也会迷失在GDP之类的数字幻觉之中——毕竟,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权利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 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今天来看,你我及他,也裹挟在这样的历史激流之中,无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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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

上海——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母亲杨志云曾是东北的一名教师,他的父亲在毛泽东时代曾被派去养猪。去年,温家宝在一次讲演时说道,他的童年打着“贫穷、混乱和饥饿”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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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划:“胡温新政”破产的幕手黑手

(博讯编者按:本文为匿名来稿,博讯无法核实) 曾名动一时,被称为中共执政新气象的“胡温新政”在数年之内变调和夭折,外界多认为是由于胡与温政见不同所造成。但来自中南海的最新消息,却透出胡温渐行渐远更重要幕后原因,是被称为“当代魏忠贤”的令计划从中作梗。 据中办一消息人士透露,十六大后,胡锦涛、温家宝两人联手合作,在温家宝建议下,党中央和国务院步调一致,推出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尤其是执政重心偏向民生及社会公正。一时间国内外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开辟了中共执政新气象,标志着中国改革在解决先富问题后,开始向解决社会问题纵深深入。 但好景不长,自十七大后,胡与温渐行渐远,其中的原因,外界从政治、经济及领袖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很多评论,比如认为是胡保守、温激进所导致的,等等。知情人透露,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并没有那么复杂,而完全是人祸所致。 直接导致胡温新政变调,胡温由合作走向对立的,就是胡锦涛最信任的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胡温新政”的一大特点就是亲民,新政推出后,温家宝作为主抓经济社会工作的国务院首脑,无论是走访民间,还是考察经济,出镜的机会自然要多一些。加上温总理又的确比较平易近人,面对民间疾苦时,也更多一些中共官僚少见的人性反映,故此,媒体和社会舆论多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温总理的形象也日渐深入人心,声望也日益高涨。 这引起令计划的不快。因为令不仅负责胡锦涛日常的政务安排,也负责领袖的形象。温总理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胡锦涛,这意味着令作为“化妆师”的工作至少是不太成功的。 该人士说,这方面的确也有温总理的问题。如果温总的亲民脚步能慢一些,能顾忌到别人的看法,尤其是自身形象对胡的冲击,也许令计划的嫉恨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温总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尤其是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局面,他总有一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于是他表现的更加义无返顾,只知道拼命工作,不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是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会全力去做,而不管旁诼。 令计划一开始的反应,是加紧树立胡的形象。但令这个人,伺候胡总有余,帮胡总树立形象却明显力有不逮。而且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于是,他不着急没事,一着急反而露怯。在接连的化妆行动失败之后,竟然学习起了温总理,比如温总跟老农话家常,他也让胡总与老农促膝谈心;温总理写粉笔字,他也让胡总书记写粉笔字。几近到了无招可使,拾人牙慧的地步。 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胡总书记在令计划一个个不得要令的策划下,形象不仅日渐保守,木讷,甚至发呆,而且以领袖之尊,演绎了“邯郸学步”的现代版。国内外的嘲笑不绝于耳。 尤其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温总理的形象上升到最高点后,令计划不反思自己的策划无能,反而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温家宝,认为温总理是有意利用一切机会树立自己的形象。他开始不断地提醒胡锦涛,要小心温家宝,不要上温家宝的“当”。 结果就是,原本比较默契,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相同看法的胡温,在令计划的挑拔下,开始出现问题。原来达成一致的,胡总书记也突然转变了看法,拉开了与温总理的距离。 消息人士透露,在这一点上,不仅国务院的人看得很清楚,连总理的家人也明白这一点。他就曾听同事说,总理的家人由于令计划在中间拆台,致使总理的一些政策方针不能出台,温总很无奈,家人开导温总,不要跟令计划这种“当代魏忠贤”计较。 令计划嫉恨温总理,也许还与另一种传言有关。据说早在“胡温新政”推行期间,温总理以他丰富的阅历,就看出令计划这个人不堪大用,曾委婉提醒胡总书记,用这个人可能会出大事。 果不其然,令因为儿子的事,就没有站稳立场,与周永康合作,严重影响了胡总书记十八大安排的这个大局。 说令能力平庸还是客气的,胡总书记六一与北京小孩子玩“击鼓传花”的安排,就出自令计划之手。这说明令计划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治判断力很糟糕,连最基本的政治敏感都没有,将一场根本无涉政治的亲民秀,“导演”成憋脚的政治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嘲笑。 消息人士表示,原本这些事情不想对外界透露,但一是这类事,其实中南海内部都清楚;其二是因为对党和国家的担心,连令计划这样除了会伺候人其他能力都非常平庸的人都妄想当常委,而且态势很强,这简直对诺大的中国和号称拥有7000万精英的中共一个最大的讽刺。此人一旦当选,则 “太监主国”的历史将再次上演。 相关日志 2012/06/04 — 多维:周永康“再续传奇”,令计划“躺着中枪” 2012/06/04 — 博訊:北京3·18神秘车祸再度打乱中共十八大布局 2012/06/03 — 明鏡:北京新風暴,直撲令計劃? 2012/06/03 — 博讯:令公子高速车震死亡牵出令计划、周永康、薄熙来三角政治同盟(这故事越编越离奇了) 2012/06/03 — 博讯:令公子车祸牵出令、周、薄政治同盟:操纵常委初选、高层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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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 温家宝的“政改”,为何如此艰难?

在  3 月 14 日温家宝在任最后一次记者会,温家宝依然表示推动 “ 政改 ” ,中国学者吴祚来认为,胡温时代,稳定压倒一切,政改难行。 如何评价胡温时代? 3 月 14 日上午是温家宝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明显感受到他内心的愧疚与坚持,他的愧疚是在任内由于体制与能力的原因。 记者招待会之后,有媒体采访我,对胡温当政期间做一个回顾,包括好的方面与不好的方面,我说,好的方面,如温家宝自己所说,在减免农民税收,十年义务教育免费,推进农村医疗保险等方面,均有作为,这也是政府应该做到的,因为政府欠农村的债太深重了,如果不一点点偿还,农民就没有任何生活出路了。 不好的方面,大家也都看得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到北京上访,中央政府无力为平民百姓主张正义, ” 发展 ” 像头怪兽,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展是 ” 坚硬 ” 的道理,超越了法律与人伦底线。 有趣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也是安徽人,陈独秀,他引进中国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两位先生本是结伴而行来到中国,近一百年后,中共只尊崇赛先生,而对德先生不置一词,德先生 ” 被失踪 ” 了。 当中央政府不能通过政治与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祭出的是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信条, ” 维稳办 ” 在公安与信访体系之外,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切包括人权与法治。从合法的上访到正常的学术活动,甚至律师正常的法律维权,也都被视为有碍稳定,予以制止或强制在家居住。 某种意义上说, ” 维稳办 ” 的设立,意味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的完全失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政治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维稳办来实现社会治理。因为违法者通过司法途径,而合法公民享有人权保护,在违法与合法之间,辟出一个稳定的政权概念,它为地方政府公开地非法使用权力埋下了祸根。 网络禁言与删贴更是无时不在,批评政府或曝光恶性事件的贴子,多以敏感的名义被删除,甚至总理或其它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讲话,如果涉及到政治改革或普世价值言论,新华社发通稿时,也会照删不误。 显然,以莫须有的理由禁止公民与乃至中央领导人言论,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公开执行,却内部掌控,甚至被当成国家秘密被保密。政治文明,文,就是形成文字,使人们有章可循,明,就是光明正大地执行,行政行为在阳光下,受到公民与宪法的制约与监督。从网络与媒体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看,政治文明的前提,还不存在。 最为严重的政治行为是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与禁止,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人大换届选举,独立候选人通过印制宣传单或上门宣传自己的参选主张,均被以各种方式禁止,而这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均是民间社会的政治尝试行为,这一届政府却如临大敌,甚至不惜动用警力。 它的严重性在于,民间社会的参政通道被阻滞,地方政府将一家独大,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力量对其监督与抗衡。地方政府通过内部指定,使官员或自己信得过的人,参与人大代表候选,这样,下一届人大代表就成为听信政府机构指令的角色,政府与人大同质化,本质上是废除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体制。 理论上的倒退表现还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上,尽管胡锦涛与温家宝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表现尊重与认同,但在〈〈求是〉〉杂志这样代表党中央声音的媒体上,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却被视为西方价值,中共或中共主导下的中国,要坚守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关媒体封杀对普世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主流媒体则连篇累赘地讨论自说自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色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一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搞西方议会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等等。经济上融入世界的中国,不愿意在政治理念或人权理念上与文明世界保持一致,要维护的其实是执政党永远执政的神圣地位。 正是对普世价值的不尊重不认同 , 才使执政者没有了理论高度与价值追求 , 整个国家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追求或 GDP 崇拜泥潭之中。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而只是致力于科学发展与经济繁荣,必然是使政治家沦为政客。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客将自己当成政坛上的过客,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只处理或糊弄自己眼前的行政事务。而政治家高瞻远瞩,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将对政治文明的追求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自己的微博中说,看了总理的答记者问,总的感受是: ” 政治改革已经无望,经济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卷土重来危险。 ” 我在微博中回应:政治改革无望,是因为权贵集团已经坐大,即便是财产公开这样的人大议案,总理也多次提到,也得不到落实,惶论通过政治改革去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权益? 而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悚听,而是离我们一步之遥,因为受文革训练的那些人还正当年,一些人还正当权,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于六十年代,文革的精神与方式,深入其骨髓,当他们遇到异已者,就会视为敌对势力,他们目无法纪,通过文革的方式无情打击,得心应手,文革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名义,对异已力量冠以政治污名( ” 戴帽子 ” ),然后就是进行非法打击( ” 打棍子 ” ),以自己的政治正确,来打击异已力量,以谋取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权益。以政治名义来超越法律,是 ” 文革 ” 精神遗产中的惯用手法。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负资产 江泽民时代极左力量曾遭受重创,原因是这些极左力量反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即,反对江泽民将中共变成全民党,反对中共吸收资本家或个体经营者为中共党员,认为这改革了中共的革命性质。极左刊物中流、理论前线等杂志因此倒闭或被撤消。 但极左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以乌有之乡网站为阵地,他们仍然具有雄厚的背景力量与资源。甚至一些高校教授、专家也纠集其中,共同发声,为极左力量发声示威。 这些极左力量不同情上访民众,不为工人建工会,不为农民争取农会权益,而是致力于恢复对毛的崇拜,以及反美、抨击 ” 西方 ” 普世价值,将启蒙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妖魔化为国内敌对势力。他们成为中国民间政治领域里的准宗教力量,既无理性,又不讲人权人性,漠视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与法治精神,他们活着仅仅是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或极左理念而生活与战斗。 极左力量如果仅仅表现为网络或生活中的噪声的话,中国的权贵集团则在无声地拒斥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也是江泽民时代为胡温时代埋下了种子。正是执政党全民化,将经济领域资本家引入执政党,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也权贵化,在尊重财富与资本创造的同时,使权力与资本同居一室,形成权贵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权力与资本形成合力,政府获得了发展的动能,当它没有遇到阻力时,它是推土机,而当它遇到反对力量时,它立即变形为坦克或装甲车。它以经济发展的形象出现,而它背后,藏着政府权力的魔爪。为什么胡温时代房地产奇迹般在增长,城市化进程也一日千里,助推力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财富软实力加政府行政权力硬实力。 无论城乡,农民的土地或城市人的住房,只要在权贵势力开发范围之内,都会先通过金钱交易来获得土地,一旦金钱交易无法进行,就会动力政府行政暴力,予以强制执行。 如果说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为权贵资本主义合体奠定了理论根基,那么,朱镕基的分税制,则做大了中央政府的绝对经济权利,国家一方面获得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分税制抽取民间巨大的税收利益。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都被赋予了巨大的经济权利。地方只能通过跑步 ” 钱 ” 进,来获得国家分配的经济资源与政策批文。 嗜血的经济发展一旦成瘾,就难以改变。任何体制性的改革或革命,都会使原有的权力与利益链断裂,而这正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没有清理过的历史政治负资产,尽管历史真相通过网络与媒体一点点解开,但执政者如果不通过还原真相,承认责任,通过妥协与和解,或赔偿与忏悔,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翻开新的一页。 政治改革需要政治英雄。邓小平经历过战争,内心有一份英雄情结,他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组成一个有变革精神的英雄团队,要做的是回归生活与政治常识,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田地分包到户还是深圳特区的设立,前者是改革,是顺应民心,回到生活常识,后者是面向世界,开放探索,要融进世界经济大市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大讨论,使改革派从理论上占领了思想的制高点。 而当代执政者,理论高地丧失了,普世价值的讨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一样,可惜,应该前进的中国历史,在这里陷进了泥坑里,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价值元素,被视同西方价值,被看成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思想渗透,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拒斥。接着,独立候选人也被严厉打压,任何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人,都被以各种方式控制。经济开放三十年之后,政治与社会不允许被开放。 只有广东的乌坎是一个亮点,可以与当年的小岗村承包土地相媲美。 胡温没有组合成一个有效率的英雄团队。而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政治英雄团队。这个团队不仅需要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也需要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胡温的团队与资源都极其匮乏,无力于扭转正在一步步溃败的社会,包括社会法治与社会道德,还有人文理想。 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但却被耽误的十年,也是一个泡沫式崛起,并走向溃败的十年。 政治改革要超越 ” 中国逻辑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显然执迷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逻辑,也是网友们经常嘲讽的,逻辑分为人类逻辑与 ” 中国逻辑 ” 两种。总理认为,中国人民只要能管理好一个村庄,就能管理好一个乡镇,通过层层民主推进,就能搞好政治改革。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全中国只有乌坎村落实了村民自主选举,而其它的地区为什么不能有效实行民主直选?既有县乡级政府幕后操纵,又有地方家族力量甚至黑恶力量渗透,造成地方民主选举乱像。 中国的民主选举,大可不必一定要从落后的乡村开始,应该从先进的执政者那里开始,差额选举执政党的总书记与政治局委员,每一位参与竞选的领导人通过电视公开讲演,公开自己财产,公开自己的政绩,公开自己的政治愿景,通过开放的会议公开投票,这样的选举既可以取信于民,又是对基层民主的一次教育,更可以使被选上的领导人获得自信与尊重。 现在由于领导人选拔是组织内部考察与任命,所以经常造成谣言满天飞,似乎中国的领导人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猜测出来的。连总理本人也因谣诼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如果要进行基层选举,最应该公开选举的是县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公开直选,既不会受到家族力量制约,黑恶势力也难以插手,而电视与网络等方式,使被选举人所有的生活与工作都可以得以展示。让基层民众直接参与政治选举,是对人民的尊重,也不会造成政治动荡。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选举县委书记与县长,可以直选对本县市负责的县、市长,而执政党的书记由上级任命或党内选举,执政党与政府互相制约,以减缓可能造成的政治转型带来的冲击力。 我不怀疑温家宝总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信念与良知,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可以看成是他的政治誓言,面对记者提问,他也谈到了自己的焦虑: ”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 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 总理对 ” 国家 ” 负责,但遇到焦虑的时候,却对 ” 社会 ” 产生疑虑。国与家之间,是社会,总理对社会谈到过责任吗?总理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了吗?这正是总理政治理念中的缺憾。 ” 国家 ” 概念中, ” 家 ” 只是 ” 国 ” 的后缀,胡温十年,国被继续坐大,而无数的 ” 家 ” 则难以为继 。 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或农二代无法融入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和平时代造成如此众多的骨肉分离,世所罕见。根本原因在哪里?农民的土地没有确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城市没有开放,不能让居者有其城市公民权。 我们看到,地方城市已开始松动,让农民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但由于市民的公民权利没有真正的代言人,没有真正的工会与农会,也没有自己选举的人大代表,所以,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同时体现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仍然充满变数,大量没有公民权利的农民进城,到城市更多的是接受剥削,而难以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福利。 胡温时代还剩下一年时间,我们仍然期待他们开启沉重的政改之门,给中国人民以政治文明的希望。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如果没有真诼正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带来的一切可能还会丧失,甚至 ” 文革 ” 还会重来,这不是危言悚听。 文化学者,专栏作家,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文集与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表公益性的博客文章达 2000 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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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就撤职薄 十问胡温? 安玛 2012/3/16 中国的两会闭幕前,温家宝在例牌的记者新闻会上就王立军事件严词指责“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应当认真反省”,温话声一落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这件事立即成为了全球最吸引眼球的重大新闻。  (一)广东和重庆不同模式的竞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坛近年最为热闹的景象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重庆和广东之争。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分工,不同的分工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阶层必定有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多元不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政坛就表现为了左派和右派之分了。 参考国际上许多国家的经验,任何一个真正和谐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左派右派相互平衡形成了各自的制约,同时又相互妥协从而共同在尽可能的照顾到社会各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的。因此社会的左右派平衡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的前提,左右两派中任何一派打倒另一派的一派独大,都会造成极左或极右的恶果,将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灾难。 中国逐步迈向国家现代化的重新崛起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前无现成的案例可以照搬,后有太多误区和陷阱的充满着许多高难动作的一件复杂系统工程。世人皆见,近年广东和重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展开了公开的比较和竞争,安玛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公开透明,听取多元不同的观点吸引民众关注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的一个可贵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社会反战的一种进步。在任期内总是强调“稳定”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胡温政府,难道不懂一个国家之内的左右实力的平衡之下良性竞争这些口号得以实现才是根基? 安玛曾撰文,指出汪洋和薄熙来都是敢于摸索符合中国现代化方式的优秀的地方官员,是有着开拓精神的中共新一代,作为中央政府,理应支持管理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各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取并着手制定公平的游戏规测引导左右两派参与良性竞争,不是吗?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一问。 (二)胡温处理薄下台做法专制霸道加演戏 撤职不胜任的官员是任何政党的最重要的党务之一,否则一个无法严明党章党纪的政党将失去先进性和战斗力,最后一定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淘汰。但是今年在两会结束之后薄熙来立即被撤职的做法引发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下的两件事足以反映了这届政府在处理薄熙来下台事件上的专制与霸道,与中共一再对人民信誓旦旦的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诺言完全背道而驰,构成了胡温政府卸任前的一大败笔: 其一,国内的媒体普遍反映说一个来自中央规定,温家宝记者会的发言是必须用不容发表评论的按照“原文稿”的方式来刊登,这个规定对官方在人民网所宣称的什么:因为没有事前设立提问的禁令所以这次两会是历来最开放最透明的一个绝妙的讽刺; 其二,在宣布薄熙来撤职的同一天,国内几大挺薄的左派网站全被关闭,呵呵呵,温家宝记者会上还大言不惭准备要求异见人士到中南海听取意见,真不愧属于是盛传中的超级的“影帝”呀,就在眼前几大左派网站铺天盖地的“异见”必须全部闭嘴,却不但在嘴巴高分贝还要实际中地劳师动众要请各地各界的“异见”人士入中南海听取意见? 请问如今地球上还有比温家宝更会表演作秀的超级“影帝”级的政客吗?安玛认为至今为止是不到了,胡温不认同?请作出公开的回应,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二问。 (三)王立军事件导致薄下台? 现在国内噤声,海外的舆论却议论纷纷,不厚到底犯了哪条大错导致撤职?按照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谈话,好像是王立军事件?那么,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下级犯错或犯罪上级必须是以撤职来承担责任的话,请问胡总书记,中共党史上级别更高在国际上轰动更大的许家屯出走后谁被撤职?林彪叛逃后谁又被撤职了?还有,在汪洋主政重庆事件窜红的,现已查证拥有几十套住宅的贪污犯文强在重庆为非作歹多时,温家宝为何从不公开严词指责‘过去的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应当认真反省’后也作出组织处理? 显然,一个摆在世人眼前的事实是:如果王立军事件是薄熙来下台的理由,那么现任的中共中央就是在公开使用低级蹩脚的双重标准故意政治打击和迫害薄熙来;如果王立军事件不是薄熙来倒台的理由,请问具体的理由又是什么? 由于在宪法里规定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因而发生在中共党内的任何事情,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质疑的权利,中共中央以及下属的各级组织同样有答疑与释疑的责任和义务,胡温认同中国公民拥有这些权力?这是安玛对胡温的第三问。 薄熙来原是重庆的地方官,重庆和广东模式历来争议不断,对于有争议的官员的管理包括下台处理的原因,体现了今天的中共组织机构是向着公开公平透明的现代化政党迈步前进,还是停留在过去仅凭领导的意志就撤职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那种封闭专制霸道组织机制的泥潭里打滚的一个主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询问中共中央特别是总书记胡锦涛,请你们向对中国的全体人民公开讲述薄熙来下台的具体原委,并回答来自民间舆论所有的质疑,否则光靠派出李源潮赴渝宣读圣旨版的中央决定,再用封网噤声来堵住任何不同意见的声音的作法,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考验的。  (四)违反“不折腾”导致薄下台? 由于中共党史上对于外逃高级官员,并没有对上一级的官员撤职的传统,加上王立军事件后相当一段时间,薄熙来的官职都原封不动,因此海外的媒体纷纷推测压倒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薄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太折腾”了,具体的理由是不厚表态胡锦涛将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不但有威逼犯上之虞,更有对外公开党内矛盾之嫌,与赵紫阳在64前对来访的哥巴乔夫透露党内矛盾如出一撤云云。 看到海外的这些议论,再看看原来薄熙来的得力副手黄奇帆在今天报道了最新的“拥护”张德江继任重庆书记的表态中,反反复复的表示要“不折腾”,看来薄熙来的在两会的折腾非常可能就是不厚倒台的主要原因了。 按照安玛的认知,不折腾原是胡锦涛本人使用的口头语,记得刚登台的时候,外国的媒体还感到了难以翻译,不折腾至今未见官方的明确定义,按字面解释其大意是不花费精力去纠缠那些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专心一意的谋发展求进步等等。 为何现在“不折腾”居然成了薄熙来倒台的命门? 在安玛看来,薄熙来在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无大碍,让我们回归现实:薄关于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的言论,是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了为何胡锦涛至今都没有到重庆视察的提问后的答话,安玛认为,不厚的回答是得体的也是在理的,总书记视察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应该的分内事,既然总书记还未重庆视察,不厚公开回话说相信胡将会视察重庆不是合理合法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硬把不厚相信胡会到重庆视察扣上“威逼”“犯上”无视中央权威的大帽子,请问胡锦涛,难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要在本届政府任期内猖獗?这才唯恐中国不乱的倒行逆施,是真正妨碍国家前进的巨大的“折腾”,这是安玛对于胡温的第四问。 把不厚的这番言论套上对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另一顶帽子就更站不住脚了,如果说不厚相信总书记会到重庆视察就是对外公开党内矛盾,请问,广东和重庆模式竞争以来,胡温个人至今不到重庆视察 以表示所谓“保持距离”,不是更早更大动作的向外界公开党内的矛盾?这不就是只许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胡温现代版?这是对胡温的第五问。 进一步,人天生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性的基本点之一,中共党内拥有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代表着中共不是一言堂而是充满着活泼生机的政党,为什么中共历来都对外装做“高度团结”来自欺欺人?别的都不提了,近两年的两会,吴邦国和温家宝的发言就是明显的不同调子,这两人为何不涉及向外公开党内矛盾的大帽子?再问胡锦涛,向外交公开党内的矛盾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来裁决?这是第六问。 作为总书记总理,不管内心是否认同的重庆模式,都有责任视察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重庆,认同的就加以鼓励不认同的摆事实讲道理纠正地方的错误,不是吗?不厚记者会上表示相信胡锦涛会访问重庆到了犯了谁的大忌?从至今公开的信息来看,目前强加于不厚头上的违反“不折腾”的两种指控都是一种自由心证,无法说服人。 (五)胡倒薄使用的得力借口 请大家回忆,胡锦涛任内撤销原上海书记陈良宇的手法,与这次倒博是颇为雷同的,两次都是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通过后中央直接宣布撤职,然后留用原来的第二把手以稳住当地干部群众的情绪,上一次是撤职陈良宇高调留住韩正,这一次是撤职薄熙来同样高调留住黄奇帆。 问题的关键的是,胡锦涛到底是使用了哪一种说辞,使得原来观点各异的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会投票同意撤职陈或薄呢? 据媒体报道上一次,陈良宇对于中央派来的针对他的调查组十分反感,于是一度曾派出当地的警方包围了中央调查组的住地,这可是一种严重的犯上座位,试问一个地方官员敢于派警员包围代表中央的调查组,中央的权威何在?不刹住此股歪风,中国的国家统一将如何无法保证。 因此,地方官员的任何作为只要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次,光是温家宝借题发挥的王立军事件,政治局投票是不可能同意撤职不厚的,但是胡锦涛如果使用薄熙来在两会记者会的发言类似赵紫阳在64版的公开党内矛盾,是一种折腾的行为从现有的外媒的报道来看将严重妨碍党中央的换届的稳定与和谐,危机国家安全云云,政治局的投票结果可想而知了。 当然,以上仅是安玛依据已有的公开信息,对胡锦涛成功倒薄的借口的一种推测,是否属实,只能期待中共中央对人民公布薄熙来下台的真正原因后方可验证。 然而,胡锦涛想把把废除陈良宇的套路简单重复到薄熙来的头上,只能说明胡锦涛的政治幼稚,因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陈定宇的确派警员包围中央调查组,胡锦涛当年废除陈良宇的理由就大大合法于现在给薄熙来强加的帽子。更为严重的是,陈良宇为官之道民意不振,废除陈良宇民间的反弹几乎没有,薄熙来就大为不同了,不管是否认同重庆模式的人,都无法承认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广得民心,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胡温个人当然有着不认同重庆模式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关系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最高领导人的喜好就能简单摆平人民的感受和意愿的。胡温这一次在对公众交代理由不清的情况动用发布圣旨般作法和愚民的封网的方式清除了不厚,一定会引发中国大多数人的愤怒的反弹,是否因此引发后续的政治危机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这将是胡温施政十年最大的败笔,无法洗白,莫非胡温相信即将卸任的你们可以永远封网噤声?笑话。 (六)温暗喻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本身就是一种文革作风 温家宝在两会的发言,被舆论广泛解读为暗批重庆模式是文革余孽,安玛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谈话本身就是对不同的观点乱扣帽子的文革遗风的一种具体体现,温家宝不服?有诚意邀请安玛到中南海辩论你我之间的“异见”吗?这是对温家宝的第七问。 安玛认为,文革总体而言无疑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大灾难,根源就是极左泛滥成灾。可是文革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上台,导致党内左派全军覆没,失去了左派的制衡,30年来中共的对外政策越发想着软透投降迈进结果就是国家领海被侵占主权受辱比比皆是,国力军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强盛时期可是周边环境却进入了1949年以来的最差阶段;对内政策大幅偏袒资方残酷压榨劳工群体,加上本来该在劳资之间执行仲裁的地方政府,却有大量官员大面积的参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使得原来已经极为薄弱的劳工保护血上加霜,国内的贫富悬殊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了,眼前中国的游客在世界各地使用和国力不相称的巨额花费就是贫富过分悬殊的一个具体体现。 在这种国情下国内的左派势力的重新觉醒和崛起是正常的,中国社会如果希望得到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左派和右派的势力就必须平衡发展并学会在相应的游戏规则之下同平竞争携手前进。 现在很多的右派言论和其代理人例如温家宝本人引用左派网络上的某些出格言论就把左派整体一概斥为为文革余孽本身不但是对不同观点的乱扣帽子,更是对人民意愿的无视和践踏。 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里克访华,推销世行与国务院机构、国家财政部等合编的中国2030年的发展纲要,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大约90%的民调的反对,佐里克信口担担的说,此计划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云云,温家宝,你不为自己的观点与90%的中国民意的巨大反差与遥远的距离,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你不为自己对国内关键的问题的失知失觉感到丝毫的脸红?这是对温的第八问。 朱镕基的入世谈判承诺是医疗教育住房私有化,今天已经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温家宝是不知道所以还要和佐里克一起鼓吹继续把国家经济栋梁私有化?失职渎职!知道了明知故犯作佐里克的内应让外资垄断殖民中国经济?内奸卖国! 诚然,私有化是有着提高效率的作用,但是资本的喋血性规定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规范和管制,私有化只能是官商勾结私吞国有资产的盛宴,对于广大民众确实承受不起的巨大灾难,不仅中国如此,看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温家宝不懂?这是第九问。 我倒认为,相对薄熙来两会记者会的“折腾”对中国发展的大局影响,温家宝伙同佐里克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纲要引发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事,更值得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查查为何中共政府部门在此事运作中的右倾卖国思维与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的期待之遥远,以及有无具体的官员直接接受了美国人的贿赂,这才是导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盛行的崇洋迷外,防止虎视眈眈的列强从内部葬送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件更为要紧的头等大事之一。 7)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适用于任何人 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两次提到了中共在邓小平时代由胡耀邦主导的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媒体纷纷解读为这事中共重申该决定的历史地位不容否定。 安玛个人认为,该协议对于平反在毛泽东时代太多的极左错误是有着历史性进步作用的,但是不该也不能因此就把该协议定位不容和不能置疑的新版圣旨。 不要忘了,胡耀邦主导该协议的理论基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胡德平和温家宝之流把这个衡量真理标准的原则歪曲成了只能用于对待毛泽东,不能用来对待邓小平了,荒谬嘛!一句话,无论任何人的观点和政策,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现在在左派网站中有人提出文革翻案,安玛个人不能认同,但是反对的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搬出党的某个历史决议来压人欺人让人闭嘴,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言论等同反对毛泽东制定的决议是容许的,但是反对邓小平的决议就是大逆不道了?胡德平和温家宝的这些言行本身就是真正的文革遗风的具体表现!胡温不服,请公开回应或者邀请安玛列入温家宝提议的到中南海听取“异见”的名单如何?这是最后的第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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