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

民主是根治腐败的“不二法门”吗?____司马南

到了美国以后,我越来越多地发现 新闻封锁 的正面作用。 ——我越来越觉得专制独裁、媒体洗脑、爱国主义教育、种族中心主义才是国家强大的根本。 ——而毛泽东才是真正让中华民族崛起的英雄。 ——美国人一生下来,第一件学会的事情也许是叫“妈妈”,第二件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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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辩论辛亥革命遗产 立场对立

香港立法会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举行首场辩论。民主派人士说,中国大陆政权依然实行独裁统治,愧对国父孙中山。建制派议员则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极大地弘扬了辛亥革命先辈们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 辛亥革命发生在整整一百年前的农历辛亥年,也就是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发动一系列起义,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首次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 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2011年,中国两岸四地预计都会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这个改写中国历史的事件。 *陈伟业动议:秉承国父遗训 尽早实现民主* 星期三,香港立法会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举行了第一场辩论。这项动议由民主派议员陈伟业提出。他说,一百年后的今天,除了台湾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外,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直接民主选举的权利,因此希望通过香港立法会议案,呼吁全球华人继承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致力推动民族、民生和民权,让民主、人权和法治在中国大地上早日实现。 陈伟业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在中国神州没有真正民主的土地上,我们应该秉承先烈的精神和国父的遗训,以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的精神,推动民主运动,唤醒甘于被欺压的国民摆脱传统的奴性,以及唤醒国民自由的意志,共同打破极权的枷锁。民主人权法治终有一日会在中国神州大地得以实现。” *张文光:香港人应发扬传统 推动中国民主化* 民主派议员张文光等人还引用孙中山的名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要努力”,香港人应该参照当年孙中山等人利用香港为基地推动中国革命的方式,发扬三民主义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 张文光说:“香港回归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民族思想的体现,香港支持中国民主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追求,香港支持中国维权运动是对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关切,与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息息相关。 ” 不过,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纷纷发言,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极大地弘扬了辛亥革命先辈们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精神,在民族、民生和民权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建制派:发扬辛亥革命精神 中国已崛起* 叶国谦是来自亲政府政党民建联的议员,也是一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叶国谦说:“在今天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当年所忧虑和感慨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经济高速发展,全国充满生机活力,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林建锋:承认民主发展滞后 但发展切合国情* 代表商界的林建锋等亲政府议员承认中国在民主人权和法治方面的发展仍滞后经济发展,但是认为中国领导人在政治制度改革中走自己的道路无可厚非。 林建锋说:“国家走自己独有的道路也是切合国情的需要。世界上并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制度。只有在发展过程中从我们国家的发展需求出发,逐步完善社会体制。” 民主派议员在回应建制派立场时说,大家并没有要求中国立即实现民主,但当局必须交代逐步走向民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不要把中国国情作为打压民主人士、维护专制统治的借口。 由于亲政府议员占据大多数非直选议员席位,民主派议员陈伟业提出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动议没有获得香港立法会的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在回应立法会议员的质疑时说,中央政府已经为香港走向民主直选制度公布了时间表,香港各界应该摈弃分歧,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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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官员不能当代表

  官员不能当代表,本着两个着力点进行说明,一个是宏观的议行合一制度弊端,一个是微观的官员当代表助长了权力的滥用。宏观讲的是基本制度,微观讲的是人。制度决定人,坏制度造就坏人。 官员不能当代表在西方思想家那里说得很清楚,在政治家那里说得也很清楚,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滥用,一直到权力的边界为止。作为行使立法权的议会的权力就会滥用。第一,议会有权力集中的本能倾向。议会在“授与权力上是慷慨的,但后来又干涉权力行使;它整批地给予权力,但又通过对行政事务的很多干涉行为逐一将来收回。”第二,议会能力低下。“议会的普遍无知和无能,或者说得温和一点,智力条件不充分。”第三,议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第84-85页)第四,把法治变成立法者统治。而且“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塔西佗语)第五,议会变成多数人专制,使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第六,议会与行政权合而为一。立法者就是执法者,不是议会具有压迫人的力量就是行政权具有压迫人的力量,议会往往愿意以行政者的身份出现,议会本身的功能萎缩,行政功能强劲有力。议会与行政权、司法权合而为一,议会徒具虚表,专制具有了窒息人的力量和功能,自由不复存在,所有的人都在奴役的层面平等。总之,议会权力本身就会导致权力的绝对滥用,议会与其它权力合而为一,权力的滥用也就没了边界。 中国的议行合一体制理论上来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事实描述。但巴黎公社的经验不足为经验。第一,巴黎公社存在时间太短,总共只有72天。第二,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是战时体制,战时体制不是常态体制,也不能化作常态体制。第三,巴黎公社的人口和地域少。第四,马克思是在描述而不是在规范的意义上讲巴黎公社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是自治原则而不是议行合一原则,只有在自治的意义上才能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第五,退一步说,即使马克思说过议行合一,也不能违背自由的原则,如果在实践中议行合一违背了自由的原则,马克思也会取消这一原则的,何况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就没有再提巴黎公社的原则,马克思一直强调的是自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尽管他的自由观具有乌托邦性质,但从马克思的一生来看,自由一直是他的核心价值观。说来说去,议行合一也就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具体措施,根本不是一个原则。议会的基本功能和运作规则法国人在1848年革命时期就懂,革命之前的议会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多数派和少数派与王朝的关系,议和行的分立关系就在法国人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从现实来看,议行合一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专制的护身符。议行合一本来只是巴黎公社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列宁却把它发扬光大,还美其名曰是社会主义最高类型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志。他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转引自聂运林:《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研究》,武汉出版社,第102页。)这样苏维埃就不再是清谈馆,而是具备了工作机关的性质,从而把巴黎公社的一个具体措施上升到基本制度层面。让列宁没有想到的是,在议行合一的掩盖下,党政军合一的专制体制建立起来,苏维埃代表变成了官员代表,党的代表变成了官员代表,人民代表变成了官员的花瓶和点缀。在列宁晚年,他看到了议行合一的错误,他把这一错误认识归结为官僚主义,而没有归结到议行合一的体制上来。他更不会看到,斯大林打着世界上最民主的旗号搞独裁,以代表人民的身份宰制人民,以老大哥的慈祥面孔看着人民的一举一动,以真理部的首长身份搞文化专制,以克格勃的特务头子身份限制每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苏联的解体与这种议行合一体制,赋人民代表以行政的身份行使权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民代表彻底脱离了人民,脱离了人民这一授予权者。由此可见官员当代表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证明行不通。 苏联是这样,中国也同样如此,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中国的独创,而是照抄照搬苏联的。说来也怪,中国人愿意以俄为师,不愿意以美为师。以哪国为师都是学外国,学西方,苏联的议行合一就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就是西方的。中国人学习西方总爱走远路,吃别人吃过的馍,以为这样吃不死人,却不知这样吃死得更快。秋收起义学俄国都失败了,议行合一经苏联绕道而行,苏联失败了,马克思也因此坏了名声。绕道而行学习西方,学习就是个不伦不类的学习。 西方现成的东西本来就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文明遗产,全世界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得非常清楚,由于经济全球化,“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他们对于这句话还在下面进行解释,说世界的文学包括政治的著作。也就是说,英国、美国、法国等政治的著作可以作为全文类的政治文明。马克思还说,如果落后的国家、东方国家不想灭亡的话,就要采用现代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他们的意思是,政治文明是共同的,人类的民主自由价值是普世的,私有财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所以,既然学习苏联,而苏联已经失败了,如果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那就只有以功为鉴了,如果想进步,真正融入全球化的潮流,还得学习西方。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心胸本来还不错,搞洋务运动,向西方看齐,甚至派中国幼童与西方人同吃住,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功夫不比别人差。学习的速度也比别人快,搞君主立宪的尝试,建议会,兴报业,办学校,立党派,开民智。可搞来搞去,革命压倒了启蒙,革命代替了启蒙,结果是又回到专制上来。孙中山搞革命,由革命变成蒋介石的专制,由蒋介石的专制变成毛泽东的专制,全没了学民主的自信,全都是专制者的狂妄自大。在毛泽东时期,人大会十三年不开,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甚至没有把装点门面的法律放在眼里。《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就解决问题,他自己也变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物。他把历代统治者都不放在眼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议行合一,只有毛泽东一人的独来独往。只要搞专制,议会是存在不了的,装点门面都显得多余。 比如说,路易·波拿巴1848年革命后当政,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马克思引用梯也尔的话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就是这个议会制共和国路易·波拿巴总统也不会让其存在,最后,议会的代表被路易·波拿巴驱散。也许专制者的共同规律都是“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权杖”的。路易·波拿巴如是,希特勒如是,斯大林如是,所有的专制者都如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3页。) 以上是宏观的论证,接下来再进行微观的表述。议行合一宏观上的弊端在微观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议员与行政官员不能同时兼任,一心不可二用。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人大代表不能当官员,官员不能当人大代表。具体一点说,总理就是总理,不能当委员长,也不能当人大代表。省长就是省长,省长不能当人大代表。市长就是市长,市长不能当人大代表。党的系统如行政系统,当了书记就不能当人大代表。要逐步实现官员与代表的剥离,使官员与代表各司其职。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官员不当代表有利于从根子上解决权力不受制约而导致的权力滥用问题。如今理论界、舆论界反映最多的也是官员代表太多,占了代表的70%,非官员代表只占30%,目前能做的就是降低官员代表的比例。但是降低官员代表的比例不是目的,防止权力的滥用才是目的。人大代表不能当官,当官不能当人大代表,是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立,体现的是立法与行政的相互制约。从制约权力的角度来说,官员与代表的剥离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措施。 第二,精力有限。有限的人不能做无限的事,当官的有限性与当代表的有限性加在一起不是强强联合而是弱弱联合。无论是官员还是代表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人的精力有限、理性有限、能力有限,当官的精力有限,当了官又当代表精力不足,一个总理就日理万机,再加上一个代表,那就得日理亿机了。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陷于事务当中不能自拔。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形式主义到处流行。 第三,官员当代表会左手护右手。从基层来说,为什么每次出现群体性事件时都是行政出面、警察开道、人大代表缺席?实际上行政官员本身就是人大代表,在出现群体性事件时,人大代表角色瞬间转为官员角色,这个时候即使有人大代表出面,他也是官员的左右手,左手护着右手、右手护着左手是理性的官员必然的选择。官员代表代表官员,是行政本能,是理性自觉。 第四,官员当代表只会助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人大代表的重要职能是监督职能,如上所述,作为正常人,都是左右手相护,而不是左右手相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省级干部权力滥用、权力腐败处理得很多,这些处理不是下面的举报就是上级中纪委的处理,从来没有听说既当人大代表又当省级干部自己举报自己的。如果说有监督,那也只是自己对自己的道德监督,内心的反省或慎独。当一个人贪婪的欲望被激起,追求名誉和权力的冲动被激活,道德就会被欲望牵着走,欲望是道德的主人,道德是欲望的奴隶。也就是说,一个集代表与官员身份于一身的人是不能自己监督自己的,它只会让权力披上代表的外衣滥用权力。 以下处理的省级领导干部大都是人大代表。他们是:陈希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7月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陈良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00年9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国家部委正部级干部(6人):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沈图:民航总局局长,中央委员,1987年7月因以权谋私被撤职。高严: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2002年9月失踪.2003年11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双开。陈同海:中国石化董事长,2007年6月22日被双规,辞职。于幼军:文化部党组书记,2008年被免去中央委员,党内察看处分。朱志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8年10月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双规。省、市、自治区正部级干部(7人):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2003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待遇。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倪献策:江西省省长,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张国光:湖北省省长,2004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李嘉廷:云南省省长,2003年7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韩桂芝:黑龙江省政协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宋平顺:天津市政协主席,2007年6月3日自杀身亡,被开除党籍。这些官员代表的权力滥用与腐败没有一个是自我监督得到处理的。 第五,官员当代表使相互的职能混乱。官员不能立法,当了代表却可以立法,立法的目的不是限制权力而是扩展权力。官员不能管钱,钱本来应由人大来官,官员管钱使得钱没有监督,崽卖爷田不心疼。官员不能监督,只能被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就是非监督,就是放纵自己。官员充当了上帝,没听说有人监督上帝。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议行合一是个弊端,改革政治体制,就要改革议行合一,使议行分开。具体地说,就是实现官员与代表的分离,惟其如此,橡皮图章硬起来,就得实行代议制,人大代表就要独立。 如果说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那就一定可以说,代议制潮流浩浩荡荡。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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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梁思成 1944年 1 看草姐姐的纪录片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与一个人关系巨大。 1928年,他们选了3月21日结婚,选这个日子,因为是宋代建筑大匠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惭愧,我只知鲁班,不知李诫。 李诫的书《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给他们的,信中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本书影响梁林终身。 他俩回国后加入“营造学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是研究此书。 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粱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的建筑系,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不置一词”。梁从诫晚年时说起这事,脸上仍是羞惭“(我)没出息”。 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2 象我这样对建筑无所知,只从媒体上多少知道些梁林往事的人,除了八卦,只模糊猜测,营造学社?这是清华大学或者东北大学的吧? 看纪录片才知道,这一研究完全是个私人机构。 创办人就是梁启超信中说的赠书者“朱桂辛”—–朱启钤。李诫的书失传多年,也是由他发掘。 我没太留意,以为也是象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长袍,一副老实样子,眼睛下面挂着大眼袋,看上去是一个土气的老头儿。 纪录片中说,这人是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 咦?领导干部? 3 看完纪录片查资料,才发现朱启钤是个好玩的人。 他这人,用曹聚仁的话说,“会做官”,一辈子,从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都没耽误。 他外祖父是汉学大师的弟子,他旧学很好,母亲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荷包,祖父书画的包头用的是《红楼梦》里写过的寸金寸丝的缂丝,他后来对艺术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这一缕缠绵。 他在湖南长大,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溅的地方。就算是官僚,象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也气象开阔。江标当主考,出的试题的题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论自来改政之不易》《古今仪器考》…… 小朱同学正年青,不愤青才怪,“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绞杀,他在长沙仍然和章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没参加科举,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的,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复出后,他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曹聚仁写过“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动一盏灯试试。 北京的晚上一直乌漆麻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 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一个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师才三十出头,决心动它一动。 4 袁氏当国时,1913年,朱启钤当了内务总长。中国的城市化是被资本的力量拱出来的,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一路修到了前门,两边商铺杂立,首都第一次出现拥堵。 最堵的点就在正阳门,它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这是国门,也是前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被烧毁,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绪回銮的时候,都得在城门上临时扎五间纸做的牌坊,来装点门面。 这门从不为平民而开,要在这个门上动土开洞,是个扎手的事儿,朱写“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谈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 而且政府说了,修路挺好,但我没钱。 朱找到铁路,说,你看这也是为你们好,你们出钱吧,出了钱,回头旧城的土你们还可以拉走垫路,留下点给我种草种花就成,就这样,他自己把清理的费用都省下来了。 他把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洞,东进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 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喻背后还隐隐有一层意思,是指朱启钤和奥斯曼都受到了先担任总统后又称帝的独裁者的支持。 袁世凯为了支持他,送他一只银镐,红木银箍,上面写:“上镌“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启钤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这被叫做“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 5 但朱的改造并非大锤一抡,通通砸碎。 他把正阳门瓮城正面箭楼,工筑崇巍都保留了,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经提醒在中国的外国设计师如果不懂中国建筑,最好不要轻易与朱启钤接触,因为这人是个有很强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筑,一唯欧风是尚,旧式法规,薪火不传,行将湮没,矍然引以为忧”,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后,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6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这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的最初公共卫生的开始,是这么个方式,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这个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7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个地方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却“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最热闹是青年人常去的柏斯馨,取诗经中松柏斯馨的意思。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8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多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9 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象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10 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11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这个攀爬让人想起林徽音说她十七岁那年,初认识梁思成时,两人逛太庙,少女矜持地低着头往前,结果一抬头,梁不见了,再一看,已经趴在树上望她笑。 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说“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 林徽因当时已有肺结核,但艰苦考察中的记述却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 那时已经是1937年,喜悦里带着避不开的忧患,梁思成写:“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输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襟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种绩尘,量着材梁,一面心里惦记着泺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是遗漏……” 在山西他们确证了中国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阳西下,人都浸在满天红霞里,他们坐在寺院里,把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旧报纸,他们才知道芦沟桥抗战的消息——战争爆发已经5天了。 12 梁林决定全家离京,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层更深的虑患,他对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 他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他要守住这老城。 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样再建起来,他对当时北平最好的建筑师张鎛说“应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否则难免遭日寇蹂躏或反攻时的兵燹之灾。” 张鎛用了3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份工作。 这时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两间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蛇鼠出没,床上常是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 吴良镛在那里见到梁思成,“他当时40多岁,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起床,女儿说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担纲复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铅字,就用“石板印刷”,没有装订机,就和老母亲、小孩一起手订;没有印刷纸,就用土纸。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在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测绘图稿的纸薄又经水泡,一不小心就溃破,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 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史料。      13 1946年,因为《中国建筑史》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那是梁思成学术上灼灼其华的时刻。 这一年朱启钤已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 直到现在,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14 1956年,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终于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细加注释。《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识的天书。不过,此时中国营造学社被视作“反动学术团体”,已经消散。 梁思成为这书写序时,曾经反复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想了很久,他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几个词,沉吟之间让人心酸。 15 朱启钤当年曾依照《营造法式》,由梁思成设计,找工匠盖了一座私宅。今天这座东四八条的院子已经是个大杂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丛生,破败不堪。 我看草姐姐的纪录片,她在美国寻访当事人,从梁林上学时的成绩单,与费正清夫妇的通信,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们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她拍了有家美国私人博物馆,把要拆的徽居整体搬去海外,有当地官员来看过后,决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筑。看到这儿,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试图在纸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国,他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历史,不是让人伤感,也不是用来讽刺的,是让人明白的。领导干部,有钱人,记者……我们干的所有事,也都会被后代重估,过去不知道怎么做,就不知道吧。现在明白一点,就是一点。明白一点,就做一点。 至于能做到什么样子,朱启钤早已说过,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 他说:“但务耕耘,不计收获。”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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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摘要)

    奥巴马总统于1月25日晚在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回顾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号召美国人民“做大事”,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全球安全。以下是演说摘要,由美国国务部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华盛顿特区 众议院议长先生、副总统先生、各位国会议员、尊敬的客人们、同胞们:     今晚,我首先要向第112届国会的男女议员们以及你们的新任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表示祝贺。在我们举行这项重要活动之际,我们也想到了这个会议厅里的那个空缺的座位,并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加贝?吉福兹 (Gabby Giffords)的健康祈祷。     过去两年里,我们这些今天在场的人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辩论中发生过争议;我们都努力倡导自己的信念。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与众不同的一个特征。 ****** 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们还将努力重建人民对政府机制的信任。     一个公开、称职的21世纪的政府。一个量入为出的政府。一个以新技能和新观念为动力的经济体。我们要在这个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改革、尽责、创新。这也要求我们在与世界交往时达到一个参与对外事务的新高度。     正如就业和商贸现在可以跨越国界一样,新威胁和新挑战也是如此。隔在东西方之间的不是一堵墙,与我们为敌的也不是某个超级大国。     无论那些顽固不化的敌人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必须战胜他们。我们必须建立跨越区域、种族和宗教界线的联盟。美国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必须永远为所有渴望 自由、正义和尊严的人们闪耀光辉。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这项努力,所以今晚我们可以说,美国的领导作用已得到重振,美国的地位已重新确立。 ……     最近的一些事件向我们显示:我们与众不同之处不能局限于我们的力量——还必须体现于驱动力量的目的。在我们的帮助下,苏丹南部(South Sudan)人民终于能够在多年战乱后投票选择独立。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拂晓前排队;人们在街道上起舞;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了四位兄弟的男子这样总结在他身边 发生的场景:“在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这里是一个战场。”他说:“现在我们要求自由。”     我们在突尼斯看到了同样的要求自由的愿望,在那里,事实证明人民的意志比独裁者的敕令更有力量。今晚,我们要明确宣示: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与突尼斯人民站在一起,并支持全体人民的民主愿望。 ******     对于未来的工作我们不应存有任何幻想。改造我们的学校;变更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缩减我们的赤字——这当中任何一项都不容易,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且还将更加困难,因为我们会对每一件事进行争论,包括成本、细节以及每一条法律的文字。     当然,有些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中央政府说要建一条铁路,他们就会建成一条铁路——无论这需要拆除多少个家庭的房屋;如果他们不希望一件坏事见报,就没人会去写报道。     可是,尽管我们的民主有时可能引起争议、令人沮丧乃至像一团乱麻,但我知道,在场的各位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与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交换位置。     我们在政策上可能有分歧,但对于我们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我们都深信不疑;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我们都坚持一个共同的信念:在这个国家里,只要 你努力尝试,你就有可能成功;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抱有同一个梦想: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想法都可能成为现实,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来自何方。 …… 我们做的是大事。     美国的理念经久不衰。我们的命运依然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今晚,在两个多世纪之后,正因为有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才充满希望,我们的征程才一路向前,我们的国家才强大繁盛。 谢谢大家。愿主保佑你们。愿主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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