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中國六四民主運動領袖王丹，今天在台灣成立華人民主書院，希望藉由網路穿透力，推動華人社會的民主化。王丹強調，希望透過網路，突破大陸封鎖，將民主種子帶給大陸的青年。 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註冊，王丹擔任董事會主席；他表示，成立華人民主書院的想法存在很久，看到「阿拉伯之春」透過網路串連，產生無比的力量，讓他更確信，未來要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一定得透過網路。在未來的時代，透過網路與社群的串連，將是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他成立華人民主書院的用意也在此，希望透過實際的教學，告訴中國人「什麼是民主」。 　　選在10月1日中國的國慶成立民主書院，王丹強調，今天根本不是中國的國慶，反而是國殤，因為共產黨帶給中國的傷害多於貢獻，他希望透過網路，突破大陸封鎖，將民主種子帶給大陸的青年。他也預期民主書院會被大陸網軍封殺，但每年到海外求學的大陸青年這麼多，一定有方法可以突破，讓大陸學生知道民主如何「學習與參與」。 　　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鄭宇碩擔任華人民主書院校長，今天也出席開學典禮。未來王丹將負責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政治評論人張鐵志教授「華人社會的民主運動」，書院還將與台灣的網路媒體合作，開設「公民記者實務工作坊」；鄭宇碩負責教授「中國對外政策」。書院將以預錄的影片放在網站上，讓學員可以隨時上課。除了基礎民主概念外，華人民主書院還將成立討論區。 　　今天的開學典禮也出現幾位大陸來台交換學生，一位同學說，在大陸對六四事件一知半解，到台灣才瞭解更多，他佩服王丹當年的勇氣，希望能加入這個網站，學習到一些民主的知識。　 　　華人民主書院預計下周一正式開課，每周一至六都會有一堂課，第一學期只要上網（www.NS4D.org）加入成為會員；學生如果有意願，甚至可以出席面授課程，和講師面對面交流。

香港《苹果日报》近日发表文章，题为《伦敦之夏让北京感受民族自豪？》。文章写道：”接连多日的伦敦骚乱，令北京一些官方媒体喜出望外，争相质疑伦敦奥运的安全，质疑英国人过往评论中国事务太没有绅士风度，质疑伦敦之夏是阿拉伯之春的重演，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成效，进而质疑中国舆论过往在民族自豪与民族自卑中摇摆，大有从中感受到民族自豪之意。……，比较伦敦之夏与阿拉伯之春，从青年之死成为导火索，到民间对社会不公怨气深重的背景，再到 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网络工具的推波助澜，两者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过程的相似不等于目的、性质一样。伦敦之夏的骚乱，让人们看到的是打家劫舍、纵火行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阿拉伯之春旨在推翻现有贪腐政权，正如「黎巴嫩之春」网站所说：「我们的革命可不包括洗劫自己居住的社区，砸毁自动提款机和商店。」” 文章接着写道：”反观中国内地近年频发的骚乱，导火索往往是公安、城管等执法人员的滥权引发警民冲突，或是官商勾结之下的暴力拆迁招致冲突，或是官二代、富二代欺压百姓触犯众怒。这些骚乱，可能演变成伦敦之夏，爆发祸及平民的打砸抢行为，也可能演变成阿拉伯之春，爆发针对政府的茉莉花革命，但显然都不是靠封锁互联网，靠管制 twitter、 facebook、微博，靠管制手机通讯，可以解决的。混淆阿拉伯之春与伦敦之夏，由此感受民族自豪与政治自豪，由此否定推动民主、法治的改革，只会失去制约官员贪腐以减少引发骚乱的机会，失去维护法治公平以减少警民冲突、官民冲突的机会，失去依法处置骚乱以减少国际舆论质疑的机会。” 在大陆内部局势方面，《明报》报道，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破天荒专访六四流亡诗人北岛，并发1600字的长文。这篇报道写道：”在专访中，不乏北岛对中国的批评：「在北岛看来，当前中国诗歌的低迷，还有别的原因，比如缺乏良性的批评机制。」并引用北岛的原话：「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表面的发展与繁荣背后，其实危机重重。」文章结尾还引用了北岛15年前的诗《回家》中的最后4句：「我看见我回家，穿过那些夜的玩具，在光的终点，酒杯与呼喊重合。」但《回家》一诗原来的意境相当幽怨，不乏「回家，当妄想」和「往事令我不安」等诗句。” 报道接着写道：”北岛是近两年第3个在内地公开露面的六四流亡人士。遭通缉的六四学运领袖李禄去年9月曾跟随股神巴菲特到深圳，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也於今年5月在北京滚石30年演唱会上，在鸟巢压轴演唱了《龙的传人》。目前在台湾的王丹对本报表示，为北岛感到高兴，但不认为此举意味当局对流亡人士回家的放鬆：「北岛长期以来并未在政治问题上公开批评政府，更没有参加海外的反对运动，当局对北岛网开一面，是想释放信息，要求想回国的海外流亡人士放弃政治活动，这样的政策与过去没有两样，看不到新思维。」” 在香港局势方面，《苹果日报》本周还有一篇文章，批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前一阵对香港政府的指责。文章的标题是《不要绕过法院，不要扭曲法治》。文章写道：”王光亚先生终于学乖了一点，没有再借会见香港访京团的机会肆意批评特区政府施政，没有再随随便便插手香港事务，反而强调上任十个月还需要继续学习，还需要多听不同意见。……王光亚先生前倨后恭的表现是因为被上级批评还是其他原因我们当然不得而知。重要的是他在日后会见其他香港团体或处理香港事务时也能严守分寸，当好一个香港特区与中央各部委的协调沟通者，当好一个防止中央部委、各地方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的把关人，不要再肆意对特首及特区政府指指点点，更不要再想当香港人的太上皇。” 文章接着写道：”香港的政制还没有民主化，保障个人权利及自由的责任主要落在独立的司法制度及公正的法院身上。任何人，包括社会最弱势的人，包括新移民，包括在其他地方受迫害而暂居香港的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诉，都可以透过法院捍衞本身的合法权利。这是香港的制度优势，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价值。…..一旦改变有关做法，任由政府在法院审理案件前提请释法，再逼法官接受。原本相互制衡的宪制架构将名存实亡，法院将沦为政府的附庸。市民及外来投资者也会因为游戏规则随时改变而无所适从，失去应有的保障。法治、独立司法制度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是一代一代港人累积建立的制度优势，只因一宗案件或短期政治利益就放弃、破坏这个制度优势不但不值得，更是愚不可及，后患无穷。” 摘编：李华 责编：叶宣  

　　继今年2月摘得“宜商宜居世界城市”桂冠之后，成都再获殊荣。日前，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中，成都获得“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二和“十佳优质生活城市”第四。 　　昨日，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袁庭栋表示，成都的幸福感源自其特有的文化和历史，与金钱的多寡关系不大。 　　仅差0.04分成都屈居第二 　　在“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成都总分94.14分，与第一名杭州仅有0.04分的差距。该榜的评分包括满足感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经济福利指数等5项一级指标，以及21项二级指标和47项三级指标。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认为，城市幸福感是指城市市民主体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的向往度、赞誉度。其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等等。 　　而在“2011中国十佳优质生活城市排行榜”中，成都以87.86的总分位居第四。 　　连续五届成都榜上有名 　　“从2007年开始，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已经连续评选5届，成都几乎每次都榜上有名。”袁庭栋说，全国近300个城市中，作为西部城市的成都屡屡被选中肯定有其优势和特点，体现了近年来成都在自然环境、生活质量、文化娱乐、建设成就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全国认同。 　　袁庭栋说，外地知名媒体和权威调查机构的数据和评论表明，成都具有最佳的包容性与和谐的人情味，还有城市整体焕发出的乐观向上精神。在生活感受上，成都“四美”的美景、美食、美酒、美女，在全国乃至世界流传。 　　近年来，成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城市与商业城市，重要的金融中心与科技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与通信枢纽，成为一个成功者的创业乐园，“这些，都是成都具有幸福感非常有力的支撑”。 　　附： 　　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十名 　　杭州 成都 青岛 长春 重庆 江阴 南京 惠州 香港 苏州 　　2011中国十佳优质生活城市前十名 　　香港 上海 杭州 成都 珠海 济南 吉林 玉溪 张家港 常熟 　　华西都市报记者邓宇王丹

2011 年 08 月 05 日 | | | 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8月2号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 [RFA]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顾问，原八九学运领袖王丹8月2号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他在接受澳广记者方腾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其实从这次温州高铁事件可以看出，老百姓普遍对政府是不满的。大部分人是不满的，不太相信政府。但是大部分人对现在的政府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接受的主要原因，一是找不到替代的政府，第二是无法去替代的，要找到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未来发展的希望还是在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王丹所说的公民社会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网络，另一个是青年。他觉得，这是公民社会的两个支柱。“所以我觉得能推动中国变化的人应该在网络和青年这两个方面多做些工作。也就是说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那个方面。” 王丹说，他所说的公民社会包括3个方面。一个就是非政府组织、一个就是公民参与，还有一个就是公共空间。 他说，“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在努力把它撑大。非政府组织也在发展，但发展还是远远的不够。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公民参与这个部分非常的欠缺。我希望国人应该有更高的参与意识，就是通过这种参与来争取一个良性环境向良性方向去转变。” 虽然目前在大部分民众当中公民参与这种情绪还不是那么高涨，但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愿意参与，比如基层的人大委员的选举这样的一些工作，有一些所谓独立的候选人开始出来参加了，但是却遭到政府方面的镇压，或不愿意让他们继续参加。王丹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我觉得政府镇压是可以预料的到的。其实政府现在已经感觉到社会的危机，包括普遍存在的不满这些，它已经清楚的感觉到了，所以它现在才会越来越采取保守的方式，来面对这种压力。” 王丹说，这种情况是无法去改变它的。他认为，要打破这个僵局，中国现在就缺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关键时刻，另一个是关键少数。 他说，“这种关键的历史性的机遇其实我们也很难去预测它，但是关键少数的形成在中国很重要。我觉得包括那些出来参加基层选举的人、包括媒体的一些人、包括像这次温州高铁事件之后网络上出现的一些异见领袖等。其实这些人应该尽早地整合成我所说的这种‘关键少数’。只要有少数人能更勇敢地，集体地表达一种意见的话，我相信大部分老百姓才能去跟上。” 因此王丹认为，“关键少数的形成是解决目前中国政治僵局的一个办法。” 现在有很多人对公民社会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让民众有更多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概念。但是王丹认为国家发展本来就应该让人民来行使权力的。 “这种担心公民社会的看法全都来自官方。正是因为官方有这样的态度，使得中国没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才使得这个社会比较容易陷于动荡。如果这个国家和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一个单一的政府来决定，只要政府决策有失误，人民没有参与感，它的不满会增长。只有让人民越来越有参与的权力，才能增加公民对国家的这种责任，才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王丹说，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看，向一个成熟文明方向发展，都不可能绕过公民社会这一块。 他觉得，“中国很多基层政府，甚至包括铁道部这样的中央部门，太滥权力，把他们手里的权力任意施用。”他说，“指望这样的政府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是很难的。所以我才说，公民社会要发展起来，由人民来给政府施加压力去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社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