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

文/蔡慎坤 新华社报道，2015年4月9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郭伯雄进行组织调查。经查，郭伯雄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侨报记者陆之迅11月30日北京报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注意到，习近平29日发表讲话时，停留在复兴之路展览中“改革开放”主题阶段，背景是邓小平接见陈景润的照片。他认为，这一举动释放出强烈的坚持和推进改革的信号，传递了习近平及新一届领导集体坚持改革的决心。 　　王占阳说，如果说十年前胡锦涛将出行首站选在中共执政的起点河北西柏坡，是忠实“革命”传统，那么十年后习近平站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照片下发表讲话，则是重视“改革”传统，并有强调继承改革传统是当务之急的寓意，这与十八大深化改革的主题内容一致。 　　王占阳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站在邓小平照片的背景下引用了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诗句，意在说明中共传统中积极、正面的东西是要继承和发扬的，但要拒绝“文革”的错误，要纠左。 　　王占阳表示，习近平29日畅谈“中国梦”，与其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一脉相承，“均突出了‘振兴中华’的主题，将民族复兴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 　　王占阳观察，讲话中四提“道路”，指出“道路决定命运”。他认为，这体现出习近平高度重视道路、重视客观实际。在当前有人打正旗，走邪路；有人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贪腐之路，走两级分化之路，社会不公之路等情况下，“特别强调道路是非常正确的”。

王占阳：政治改革为何比社会建设更迫切 ——“先搞社会建设，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谬论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 《环球时报》 4 月 19 日 刊登邱运华教授文章《政治要改革，但社会建设更迫切》（以下简称“邱文”）。笔者想以历史学者和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对该文提出质疑和反对。 　　首先，“邱文”称 19 — 20 世纪的英国史是“先社会建设，再政治改革”的成功典型，这种说法是在系统地歪曲历史。事实上，英国建立完整社保体系是二战结束后，工党上台，实行战时承诺的贝弗里奇计划，建立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才成为西方第一个福利国家，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邱吉尔是英国公认的战时英雄，但战后第一次大选就落败了。因为英国选民认为，邱吉尔打仗行，搞福利国家就不行了。这种民主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事例非常多，比比皆是。它实际体现了一种历史规律，即社会事业主要关乎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只有通过公众参与才能获得应有的实现和保障，而公众参与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是先进行民主改革而后才又走上社会改革之路，因而也都是先有民主制度而后才有橄榄型社会；所谓先有中产阶级占多数后才有民主制度，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邱文”还认为，英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极端，一个选择了社会建设，一个选择了政治革命”，并将苏联崩溃原因归结于“急切从政治体制上改革”。邱先生还认为， 1990 年后，俄罗斯“回到社会建设的道路上来”，才有了今天的复苏。 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根据。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的二月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目标同样是发展低度民主，这恰恰是英美法等国同类变革在俄罗斯的延续，并未背离世界范围的先政治变革、后社会改革的一般路径。至于后来出现“邱文”所述“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僚阶层、特权阶层”的现象，根本原因也不是所谓政治改革太超前，反倒是政治改革太滞后。如邓小平所说，苏联的政治体制不成功。它不仅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而且更使得财富分配向权贵倾斜，致使国家最终崩溃。 1990 年的政治剧变和随后兴起的社会建设，恰恰是只有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进其他改革的一个新标本。 　　把“政治改革”假定为剧烈革命是种欺骗 　　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所有的改革都搞不成。那种先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再进行社会建设，最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是极度危险和错误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只搞所谓社会建设，实际就是要在现有基本利益格局不变、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受触动的前提下给老百姓分一标羹，这在实质上就是伪善和欺骗！ 邓小平自始就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大跃进，而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又有阶段性重要推进的民主化进程。“邱文”却将其说成“对整个社会产生剧烈震荡的突变性选择”，进而加以否定，这在实质上是一种借口。 　　为什么政治改革更加紧迫？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约还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其中未来 10 年极其关键。如果在这 10 年中，通过有力改革扭转官场腐败、分配不公等危险趋势，中国前途将更加光明；反之，如果在未来 10 年内，仍没有足够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腐败、分配不公有时间、有机会、有体制支持地继续恶化下去，中国就会出问题。正因为政治体制改革难度大，又紧迫，所以才应尽早启动，以使改革得以较从容地获得有序展开。 首先，政治改革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保障。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公平分配，但基尼系数却在不断上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公共参与。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缺少足够约束的权力和资本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自然会向权力和资本倾斜，公众利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 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分配改革还有某些推进空间，但这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使利益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分配公平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分配制度不能再关起门来搞，而要有强有力的公众参与，否则它是不会成功的。 其次，政治制度改革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主要途径。 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就是权力不受制约，所以惟有进行有力的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治理腐败无疑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因为它已显而易见地威胁到国家长治久安。 执政者需要明白的是，如果只给老百姓分点蛋糕，而不同时着力反腐败，老百姓就会看到，虽然自己也得到了点，但官员们贪腐得更多，他们利益更大，这就会使老百姓心里更加不平衡，使他们根本不领情，使众怒无法平息，而且还将继续熊熊燃烧。 第三，政治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 能否扩大内需是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命运的最大关键，扩大内需又取决于分配制度改革，分配改革则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抓紧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将在未来 10 年爆发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财政危机。 第四，政治制度改革是满足人民民主需要的基本途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自由民主已经日益成为不同于民生需要的独立政治需要。现在这种要求主要还是体现在互联网上，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太多的实际表现，但这趋势无可逆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满足人民的民主需要，已是我国必须实现的政治进步，也已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方面。 从总体上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必须三位一体，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尤应为核心。无论是长期只搞社会建设，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长期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社会建设，都会使中国走向崩溃。 ▲ 　　（作者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来源 : 环球时报

王占阳：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 进入专题 ： 主义    ● 王占阳 （ 进入专栏 ）        “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指南针和价值尺度，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          从近现代世界史看，大国崛起普遍伴有思想方面的世界历史性的贡献。中国是超大型国家，所以更应能在崛起过程中做出世界历史性的这种贡献。但我们首先应当想明白：如果我们厌弃主义、只究问题，这种贡献究竟还有多大可能?　　     本文认为，“主义”是人文社会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也是近现代社会变迁方向的指示器。无论是空谈“主义”还是厌弃“主义”，都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应能提出世界性的“主义”。这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主义”的内涵是“至上”　　          九十三年前，胡适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对子：问题与主义。这在当时虽有偏颇，但也有其合理性。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又变成一种更加偏颇、也更加固定的对立模式。按照这种对立，主义无问题，问题无主义。但主义之争不是在争“主义问题”吗?近现代的“问题”不也是大多来自于“主义”吗?试想，如果人们认为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怎么会有“不平等问题”呢?如果没有女权主义，又怎么会有“妇女解放问题”呢?　     更要命的是，这种虚构的对立严重地禁锢了国人的思维，左右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按照这种对立，国人似乎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或者多研究些问题，或者多谈些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且必有一错。那么，如果不是“多谈”主义、而是“多研究”主义，如果既“多研究主义”、又“多研究问题”，或者如果“多研究主义”、“少研究问题”，那又怎么样呢?可惜，这些合理的选项都被排除了。　     于是，我们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就总是在这种人为的两极对立之间来回反复。现在则是在倒向这样一个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士正在厌弃“主义”，以至于主张废掉这个词。但这并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反倒是与之渐行渐远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追本溯源，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胡适误解了“主义”这个外来词。他说：“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主义”就是把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这与西语中的“主义”几乎不沾边。虽然当时也有人在论战中强调“主义”的理想性，但也仍然未能搞清“主义”究竟是什么?　     “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就是后缀词尾-ism。ism是“至上”的意思,所以“主义”的内涵是“至上”。“至上”表达的是人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价值观。所以“主义”首先就是标志着人的价值选择结果的范畴，即它的首要内涵就是价值取向、价值观。也就是说，在诸种价值之中，你将哪种价值视为你的终极价值、首要价值、优选价值，你的“主义”就是什么。     这就是说，第一，在两种相反的价值中，你肯定哪种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专制与自由之间，你肯定专制就是专制主义者，你肯定自由就是自由主义者。　　     第二，在多种肯定性的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首要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在都肯定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诸种价值的前提下，在这些价值之间又出现某些矛盾因而需要有所取舍时，以自由为首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就是民主主义，以法治为首要价值就是法治主义，以宪政为首要价值就是宪政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在全部价值中，以哪种价值为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就是哪种价值的主义。譬如，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就是自由主义，以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幸福主义，以普遍幸福为终极价值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首先就是价值选择问题，“主义之争”首先就是价值选择之争，“主义理论”首先就是价值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但“主义”又不限于价值观。“主义”的第二大内容就是“大思路”，也就是如何实现它所主张的价值观的大思路，也就是它的工具性、手段性的大思想。这种大思路既可能是科学的，也可能是幻想的;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既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糊的;既可能是系统的理论思路，也可能是大致理论直觉，或某种经验主义的概括……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大思路，而不是细节。大思路属于“主义”范畴，细节及其变动则不属于“主义”范畴。　　     在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前提下，这种大思路的差异又会进一步地形成“主义”的多样性与差异。以社会主义来说，在这个层次上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　　     由此可知，“主义问题”还在于这种大思路问题，“主义之争”还包括这种大思路之争，“主义理论”、福利社会主义也还包括这方面的思想理论。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主义”也是现实价值体系　　          实际上，“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实现为现实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在观念形态的“主义”获得实现的条件下，“主义”还包括它的价值目标赖以实现的整个实践体系。在最广泛的情况下，这个体系包括了为实现这个价值目标所必需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即包括了整个广义的社会体系。就相对较小的“主义”来说，它所需要的体系自然也相对较小。但所有这类体系都是为特定价值目标服务的，因而也就都属于“主义”范畴。　　     人们往往以为价值只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但实际上，价值不仅包括价值观，还包括价值实现。前者是主观的，后者是客观的，或者至少也是实际存在的。比如，当民主还只是人们所向往的东西时，它只是价值观，不是客观存在，而当民主获得实现后，它就是人们可以享有的价值物了，因而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了。     “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它还只是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它是主观的“主义”，而当它成为实践形态的价值体系时，也就是当它外化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实践体系时，它就成为所谓客观的“主义”了。在这时，它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运动，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组织，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制度，或者表现为某种“主义”的社会……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们都是一种实际存在，而不再只是一种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观和大思路了。　　     人的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主义”不是这个价值世界的全部，而是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小的价值不属于“主义”范畴，只有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价值才能属于“主义”范畴;分散的、随机的、自然的价值选择不属于“主义”范畴，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观念和实践才有“主义性”。比如普通的购物没有“主义性”，但为实现重要的某种至上价值目标的购物(比如为某种主义的运动购物)就有“主义性”了。在人的价值世界中，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实践体系)具有最强的支配力，因而它也正是这一价值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人的价值世界中，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以某种重要的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无论其是否有“主义”之命名。“主义”一词的提出只是使这类现象有了通用名称，而不是人为地创造了这种现象。     英语中用来表示“主义”后缀的“-ism”源自古希腊语词缀“-ism—s”，它到15世纪被英语所借用，16 世纪开始被广泛使用，构建出许多新名词，并且拥有了现代的“主义”内涵(比如despotism，即专制主义)。“-ism”这个后缀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 许多名词加上它都可以构成新词。16世纪以后，西方“主义”繁多，实际更是现代化时期的价值矛盾、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价值理论和相应的学术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飞跃的一种表现。     大约在19世纪或者更早, 日本人首先把“-ism”翻译为“主义”，后来中国留学生又把这种翻译搬到中国, 以后就流传开来了。“主义”一词虽然也会被滥用，但我们不应因噎废食，重新退回到没有“主义”一词的古代状态去。　　     “主义”现在已是全球范围的通用语，而且经常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废弃“主义”一词将会使中国再次与世界脱轨。以目前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恐怖主义”一词来说，把它缩写为“恐怖”，意思就全变了，全世界都听不懂，这又如何实现国际交流呢?　          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也没有现代文明          “主义”现象贯穿历史，遍布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在学术思想界，还是西方国家的“主义”最多。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说史，我们都会看到各种“主义”在其中，而且它们的地位很重要，其主要的“主义”尤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之所在。学说史是这样，学术思想的现状也是这样。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曾爆发过一场世界性的“主义”大论战，社会民主主义挑战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介入其中。　　     西方学术界“主义”繁多，尽管其中也有泡沫，但主流仍然是积极踏实的，成果也是异常丰硕的。这反映了他们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很发达，为实现价值目标而服务的学术思想也很发达，而不是表明了他们比缺乏原创性“主义”的中国学术界要浮躁。这些丰硕成果也是使之赖以在国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和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而且在他们的论说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范围内，这种话语权也不是所谓话语霸权，而是真理的说服力所形成的影响力。这些丰硕成果更是使西方国家赖以在近几个世纪内崛起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是其赖以崛起的精神密码之所在。诚然，在西方的“主义”之中，也包含有不少不足、错误和糟粕，但当我们在整体上审视西方学术界的时候，我们更应看它的优点，而不是看它的缺点。因为，看它的缺点并不能使我们学到什么，看它的优点才能使我们获得长足进步。　　     在这里，我们尤应从中领悟到，“主义”是需要富有思想性和学术性的潜心研究的，“主义研究”也是学术思想赖以深入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以某种至上价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当“主义”已是一种实际存在时，它需要以适当的“主义”命名获得概括，进而得到专门的系统研究。当它还只是一种模糊的价值理想时，它更需要思想家的深度开崛以形成明确、深刻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并形成和发展它赖以实现的富于科学性的大思路。当学者认为事物的某个方面最重要、进而形成相应的学说体系时，还会形成纯粹学术性的“主义”，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行为主义、幸福主义等等;在这时，即使是有片面性和失误，这种“主义”也是人们赖以通过“片面的深刻”探求真理的一种主要形式和途径。当诸如此类的原创性的“主义”提出后，以它们的理论文本为对象的“主义研究”也会随之发展起来;这种研究包括理解性研究、验证性研究、评价性研究，以及由此导致的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当“主义”文本形成源流关系后，对于“主义”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进而知识社会学式的学说史研究也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于自己所认同的“主义”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又会根据实践需要发展出对于主义的各种应用性研究。　　     由此可知，“主义”是现代学术思想的灵魂，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指南针和价值尺度，是它的客观研究的方向和动力，是它的生命线，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从学术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学术。从实践上看，没有现代“主义”就没有现代文明。　　          大国崛起应能包括世界性的“主义”贡献　　          我国的现代化首先是派生型的现代化，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必须首先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这样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毋庸置疑，我们在这方面仍然做得很不够，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只是照搬外国学说固然不行，只把外国发现的普遍价值和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也不够。我们必须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我们有这种需要，也有这种能力，更需这种信心与努力。     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种世界历史规律。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任何大国都是在某种程度的新环境中崛起的。这种新环境首先就是世界性的新环境，同时又是在世界历史中具有前沿性的?肽诒涓锏男禄肪澈托履烟狻Ｕ饩褪怪?匦肴险娴孛娑孕虑榭觯?岢鲂挛侍猓?饩鲂挛侍猓?蚨?簿捅匦胧迪窒嘤Φ乃枷胛幕?葱拢?庵中碌乃枷胛幕?脖匦刖哂心持殖潭鹊氖澜缌煜刃裕?庋?拍苁怪?ü?饩鍪澜缜把匚侍舛?迪肿陨淼尼绕穑??馔?币簿驼?切滦舜蠊?杂谌死嗨枷胛幕?氖澜缧缘闹匾?毕住Ｓ捎谡庵止媛桑?獯罄?毕琢宋囊崭葱耍?⒐?毕琢俗杂芍饕澹?ü?毕琢似裘伤枷耄?拦?毕琢恕度巳ㄐ?浴罚?鹿?毕琢斯诺湔苎Ш吐砜怂贾饕澹?鸬涔毕琢嗣裰魃缁嶂饕謇砺邸??衷冢?丫?值街泄?Φ焙捅匦牍毕啄持侄?鞯氖焙蛄恕     第二，这是在世界性资源、环境压力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和平和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也是我国能够予以满足的需求。由于地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西方过度消费的现代化实际是不可能普及到全世界的。由于中国不是可以搭便车的小国，而是超大型国家，而且目前又是全球三、四十亿人一起奔向现代化，全球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又已很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实现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而且全人类也不可能沿着这条道路持久地走下去。由此，探索和创造新型的现代化就成为了全人类的历史任务。但它又不能不首先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历史任务，因为要让发达国家从过度消费退到适度消费非常难，而对中国来说，不仅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很急迫，而且资源、环境的刚性压力也在要求我们尽快解决这个大问题。　　     实际上，这种新型现代化只能是适度消费的现代化。但要转向这种现代化就必须解决深层次的价值观问题。过度消费的现代化体现的是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泛滥又与文艺复兴以来世俗价值观缺乏终极关怀的缺陷密切相关。所以，全球化时代无疑需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这种“重估一切价值”已经应当和必须上升到终极价值的层次上了;只有站在终极价值的高度才能“重估一切价值”。这种深植于人性深处而又为时代迫切需要的终极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所以，我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主义”。普遍幸福主义非常适于解决人类正在面对的资源、环境大问题。因为它告诉人们，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财富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适度即可。实现富裕幸福后还有两个无限的幸福源泉，一是利他，二是追求高层次需求满足所获得的幸福，特别是精神幸福。这就可以使人们从追求过度消费的现代化转向追求适度消费的现代化，尽管同时也还必须有制度约束相配套。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有幸福主义，近年来幸福主义又在复兴，但它还没有明确系统的普遍幸福主义，也没有“普遍幸福主义”这个词，这就表明我国也是能够做出世界性的“主义”贡献的。　　     第三，我国所拥有的某些重要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应当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我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且这是一个巨大国家的大变革时期，这使历史的深层次东西也都浮到表面上来了，这就特别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实现重要的理论发展。西方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但那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比较低，分析工具比较少，现在又已远离这个阶段，学者们普遍对于这种大转折感到比较隔膜，这就是它的固有局限性。而中国现在则是能够利用现代分析工具认识当前的大变革及其透露的深层历史信息，这就拥有了西方学术界也羡慕的提出重要学术理论(包括纯粹学术性的“主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二是中国人聪明。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评论说：世界上最聪明的，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是犹太人，第三是德国人。杨振宁也说，他的主要贡献实际就是证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差。这种在几千年文明熏陶中形成的智能，也是我国的一大优势。三是人口非常多。这意味着我们的天才非常多，而且在相对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就有可能汇集起较多的人才来，而这也是任何中小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知，我国确实应能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像杨振宁先生那样，敢于和善于挑战世界最前沿、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敢于和善于站到人类理论思维、理论创新的最前沿。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才有可能为此付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也才能取得相应的重要成就。这种成功，不仅将是我国真正崛起的重要标志，而且也将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进入 王占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712.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6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总目录 　　一、什么是低度民主? 　　二、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走势 　　三、低度民主也是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必由之路 　　四、中国的低度民主必然有其特殊性 　　五、从新权威主义转向低度民主 　　六、中国急需推进和实现低度民主 　　七、中国低度民主化的功能要求 　　八、现阶段推进低度民主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这种紧迫性并不是直接实现高度民主的紧迫性，而是急需发展和实现低度民主的战略紧迫性。本文拟对此给予概要论述，以与各位方家共同研探。 　 　一、什么是低度民主? 　　邓小平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即“高度民主”。有“高度民主”，自然就有“低度民主”。低度民主的内涵应当基于高度民主的内涵来界定。 　　什么是高度民主?邓小平曾经实事求是地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又从应然性的角度提出，我国要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至于这个“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他没说过，我们也不知道。但他明确地讲到了“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而且其中包括“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和“高层搞直接选举”。3实际上，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就是已被实践证明切实可行的高度民主，而且它也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宪政理想之实现。 　　从历史角度看，近现代民主实际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基于限选制的低度民主，再一种就是基于普选制的高度民主。 　　实行限选制的民主实际是不完整的民主，因为数量不等的公民仍然沒有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者是其所获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是不充分的。这就使它的分权制衡、法治、人权保障、公民权保障等等也都是很不完备的，因而也是仍在基本建构过程中的，因为只有在公民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使这一切完备起来。所以，从全局上看，这种民主还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发展中的民主，而不是已经全面实现了民主化的民主，不是已经达到了民主标准的民主，不是全面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从这种民主自身来看，这种民主又是存在着相当多的缺点、不足、漏洞和失误的民主，而不是已经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从这两个方面看，它都是低度民主，而不是高度民主。 　　从没有民主或民主太少到低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个大飞跃。只要建成了低度民主的制度体系，无论它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建立的，还是在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的动态平衡中建立的，它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低度民主的建立。 　　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二个大飞跃。只要是切实地建成了基于普选制民主法治，而不是仍然完全地或者是仍在颇大的程度上使民主法治流于形式，那么，即使这种民主法治仍然是初步的，那也是已经迈进了高度民主的门槛。在此之后，任何高度民主，无论它是初步的，还是比较成熟的，都还需要继续发展完善，以形成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但这已经是改良，而不再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了。 　　从缺乏民主到低度民主，再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以至于高度民主本身再继续发展完善，这是民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按照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至关重要。消极保守行不通，超前冒进也不可行。消极保守会使改革者趋向激进，超前冒进也会使保守者更加保守。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的逻辑延伸只能是从矛盾走向对抗，又从对抗走向破裂、冲突和毁灭。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只能是按照民主发展的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民主进程，同时辅以必要的妥协和交换。 　　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邓小平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式政体4。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阶段也已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和深化民主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直接实现高度民主，而是急需实现、也能够实现低度民主。 　　但要实现这种民主改革，我们就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分析中，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低度民主内涵和外延，它的历史和现实形式，以及它的历史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阶段的改革方案来。 　 　二、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走势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民主化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宪政民主。走向民主是人类的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走在了前面，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一个低度民主的发展阶段。虽然西方的低度民主之路有其特殊性，但在这种特殊之中也包含了低度民主的世界一般。这种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中国低度民主之路特殊性的主要参照系，这种生动具体的历史所展现的低度民主的世界普遍性，也是使我们深切认识中国未来的低度民主之路的首要根据。由此，概要地考察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历史走势，也就非常必要了。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及其以前实行的近代民主实际就是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有其一系列的基本特征。 　　一是实行限选制，而不是实行普选制。这是低度民主的首要特征，也是低度民主的最根本的特征。由于民主政体的基础是选举制，所以选举制度的发展阶段也是划分民主发展阶段的首要根据。 　　历史发展到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系统的选举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授权体系，实现了权利对于权力的初步制约。但这还不是普选制，而是限选制，参与授权的选民非常少。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美各国拥有选举权的国民始终不超过男女成年人口的10%，直到19世纪末也未超过20%。5被选举权受到的限制就更大。只是不给议员开工资就在事实上剥夺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人士的被选举权。由于这种限选制的实质和结果都是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及其代理人所享有，所以议会和政府也为他们所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确曾是一种历史事实，尽管这种民主从全局看还是不够格的民主。由于选举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所以限选制又导致了这种低度民主的以下一系列特征。 　　二是分权制衡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充分，特别是分权共谋仍然暗藏其中。 　　孟德斯鸠早已指出，当分权只是同一伙人内部的分权时，分权就会变为共谋。由于没有任何选举基础的分权只是极少数人士的内部分权，所以分权变为共谋的现象必然很严重。因此，除阶级分权政体(即不同阶级分别控制议会和政府)可以主要依靠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某种势均力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权制衡外，真正的分权制衡只有在选举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只有在选举制逐步发展的基础上，议会才能成长为越来越有实力的政治实体，因而也才能有真正的分权制衡。 　　从专制政体转向限选制后，又随着选举改革逐步地扩大了参选面，政治参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人数越多，共谋的可能性就越小，实现分权制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随着限选制的初步建立和参选范围的逐步扩大，当时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而且从总的趋势看，这种分权政体也已在逐步地发展完善之中了。 　　但是，由于这种选举制还只是限选制，政治参与的范围基本上只是扩大到了整个富裕阶层，而这个阶层仍然是社会上的一个小圈子，所以这种分权仍在相当的程度上变为了共谋，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同一阶级“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6。这就使这种分权制衡对于整个社会的公正性也不能不大打折扣。这种问题只有在逐步实行普选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应有的解决。 　　三是法治和宪政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完善。 　　选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导致了议会地位的实质性上升，以至于它已“确实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7。这就导致了恩格斯晚年赞许的“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8的出现，而这种国家就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立法机构和法律的权威性基本确立，依法行政的制度和传统初步形成，司法独立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加强，法治和宪政已经初步形成。 　　但这种法治和宪政又很不完善。首先，法治和宪政的根本要求本来是公平正义，但当时基于限选制的立法实质上仍然是富裕阶级的立法，立法的利益导向严重失衡，立法的公正性受到了很大限制，特别是在劳资两大阶级之间，尤为如此。其次，由于分权制衡不充分，司法独立仍受行政权和金钱的严重侵蚀，也远未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最后，不仅缺乏防范民主导致暴政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少数富裕阶层独享政权的情况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暴政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所以，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实行普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严重弊端，真正建成比较理想的法治国家。 　　四是在实现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人权和公民权已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所享有，但其内容、范围和力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距离现代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这些已经足以证明，欧美19世纪的民主还是很初步的。把这种民主基本上想象为现代民主无疑是很大的认识误区。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实际主要是20世纪人类民主事业的巨大成就。相对于现代宪政民主来说，19世纪的民主无疑只是一种低度民主。 　　低度民主与高度民主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更有质的差别。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别首先都是质差别，其次才是量的差别。最根本的差别是是否建立了普选制。这是决定整个制度类型的最大关键。 　　虽然低度民主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仍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作用。一是它以有限民主取代封建王权，使国家转向为近现代社会发展而服务，而不再是旧势力的顽固堡垒。二是它以议会控制财税，终结了集权政府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初步地实现了建立廉价、廉洁政府的合理目标，卸下了私有制和社会发展本不应有的沉重的财税负担。三是它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新法取代旧法，从而初步地形成了近现代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法治基础。四是它以民主、法律和国家机器保障私有财产，使国家老老实实地充当守夜人，从而奠定了早期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基础。五是它更在普世价值的承诺、比较广泛的公民自由、选举制度带来的的灵活性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等等要素的结合中，包含了以和平方式比较顺利地解决早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伴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使市场经济获得更高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它已奠定了以和平改革的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制度基础与民权运动相结合，也就在20世纪导致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逐步诞生。 　　低度民主的发展方向是高度民主。高度民主就是现代宪政民主。高度民主的首要内容和基础就是普选制，但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包括普选制。普选制主要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罗大众及其政党(最早是宪章派，然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普选派政党)的要求。只有基于普选制的民主才是真正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使用的“争得民主”的提法是准确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普选制。他们当时使用的对立范畴也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又认为完整、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应包括民主主义，因为公民的政治自由理应包括选举自由。他们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以普遍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普遍自由主义。普遍自由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实际已是包含了普选制的社会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而无论它是否受到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 　　19世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纪。从《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环境中，马恩关于未来高度民主的设想要点是：(1)建立没有任何专政的新国家。(2)在这种新国家实行普选制。(3)建立基于普选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4)使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5)实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6)实行社会主义法治。(7)实现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8)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化。(9)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员，社会高于国家。9马克思曾将这种制度叫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10它也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政治理想并不是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只是它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不是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它的实现也是复杂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先哲的预言就能奏效的。它在实质上属于现代宪政民主的范畴，尽管现代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又较之它的任何19世纪的超前构想都要完备、精致与深刻得多。在基本制度框架上，它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因为人性要求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不可违背的。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8、37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220-22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1、328-329、144页。 　　5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0、111页。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4页。 　　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1895年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9页。 　　8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9 关于这九个要点，我将另行长文专门论述。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