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哭泣去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 　　1492年常常被视为人类近代史的起点。这一年，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德和伊莎贝拉收复了最后一座城市格林纳达。在此之前，西班牙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近800年。格林纳达的光复使欧洲成为基督教的欧洲。这场血腥的胜利拉开了一个血海中的“西方崛起”。 　　就在穆斯林和犹太人被赶出西班牙的同时，哥伦布带着一本破旧的《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驶去，他要到达那个铺满黄金的东方。他用4个月看不见陆地的航行，成功穿越大西洋，来到了美洲“新大陆”，但他认为自己脚下的陆地是日本。这一天是1492年10月12日。 　　当时的美洲人口与欧洲相仿，分别属于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3个文明帝国。印加帝国包括如今的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拥有350万人口。1532年，皮萨罗和他的200名西班牙流氓，竟然征服了偌大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火药、战马、钢刀、铁甲和轮子，这些东西对印加人来说闻所未闻。印加人没有火药、没有马、没有轮子，更没有钢铁，但他们有黄金。正因为黄金，印加人遭到了灭顶之灾。私生子皮萨罗堪称一个最为职业的侩子手。他意志坚毅、手段残忍、富于领袖气质。他对自己来到美洲的目的毫不掩饰：“我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黄金！” 　　皮萨罗极其卑鄙地绑架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达瓦尔帕，要求印加人用一屋子（阿达瓦尔帕囚室）的黄金来赎取他们的皇帝。在此之前，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从印加人那里洗劫走了他们所见到的所有黄金。1533年8月29日，皮萨罗在得到近5吨黄金的赎金后，将阿达瓦尔帕作为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阿达瓦尔帕临死前质问这些文明人：“我有何罪？”在童话里，狼对羊说：“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都要吃你！” 　　西班牙人无耻地要求阿达瓦尔帕，他如果愿意皈依基督教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基督徒的幸福绞刑，但阿达瓦尔帕拒绝了。征服者总是将自己的故事改编成为一个传播上帝福音的道德神话。但亚当?斯密谴责道：探险者征服新大陆的唯一动机就是这种“宗教化的黄金渴望”。对他们来说，黄金才是真正的上帝。一个美洲原住民说：白人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着圣经，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白人走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圣经，他们手里拿着黄金。 　　整个16世纪，新大陆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跨越大西洋，运抵西班牙。到16世纪末，欧洲储存的黄金白银达到1492年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整整5倍。人们或许以为，西班牙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黄金和白银，那一定是变得极其富有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用印第安人血汗铸成的滚滚财富并没有留在西班牙征服者手中，左手进右手出，这些横财很快就流进了西欧人和中国人的腰包。西谚有云“easy come，easy go”（来得容易，去得快），这些财宝很快就被权贵们挥霍殆尽。滚滚而来的黄金使西班牙沉醉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生产，西班牙人如同一个成功抢劫了银行或者中了头彩的暴发户，四处炫耀，沉醉于宴会和奢侈品。在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之后，西班牙几乎成为一个文盲的国度，知识遭到普遍的鄙视，人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班牙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大国。西班牙崛起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对美洲人和非洲人的掠夺和奴役。美洲数以千百万计的印第安人死于屠杀和苦役之中。新航路发现之后一个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口就减少了90％。在圣多明各岛，土著居民几乎被殖民者屠杀殆尽。抢劫和掠夺是欧洲殖民者惯用的手段。抢劫是赤裸裸的，掠夺却更为深入而形式多样，包括掠夺财富、资源和劳动力。在秘鲁，西班牙征服者仅一次就运走130万盎斯的黄金。他们用抢劫到的黄金铸成四个美洲驼雕塑，和12个像真人一样大的妇女塑像。 　　2 　　当西班牙和葡萄牙饕餮美洲金银大餐时，英法荷也在寻求分一杯羹。历史学家肯尼斯安德鲁斯认为，大西洋海盗的猖獗背后是英法荷的国家支持。贼吃贼，两头肥。英国以海盗国家著称，为了对西班牙实行海盗掠夺，英国成立了由国家特许的股份制海盗公司。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海盗每年使西班牙殖民者损失达300万杜卡特。著名的海盗德雷克甚至绕道麦哲伦海峡洗劫了美洲西海岸，一次就掠获了50万英镑的金银，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德雷克返回普利思茅时，女王亲自来到港口迎接，并授予他骑士勋章。而伊丽莎白本人就是海盗集团的大股东。 　　在16世纪，西班牙因为海盗问题常常与英法荷等国家兵戎相见。1588年，养尊处优骄横跋扈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竟被英国海盗船队打得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时代就这样倏忽间结束了。英国成为一个新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的殖民掠夺是就近从爱尔兰开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爱尔兰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大劫掠，据说当时的爱尔兰人“四肢着地从森林的各个角落爬出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骨瘦如柴的的四肢几乎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他们依靠野生动物的尸体维生，甚至抢食墓穴里挖出的死尸。”英国对爱尔兰的劫掠一直持续了几百年。19世纪中期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数百万人饿死，但粮食依然源源不断地从爱尔兰运向英国。而英国正忙着举办第一届世博会，向世界炫耀自己的富足。 　　毛纺工业吹响了工业革命的第一声号角，圈地运动将英国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英国，进城务工的失地农民占到英国农民的1/3以上。大多数农民几乎处于赤贫状态，他们没有什么财产，吃的是黑面包，穿着麻布衣服。当时的一首民谣中唱道： 　　除了地面，别无住所 　　无凳可坐，门上无锁 　　夜晚无草可寝 　　更无烛台照明 　　马尔萨斯们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而懒惰是一种罪恶，因此贫穷就是犯罪。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禁止失地农民流浪，任何流浪者都将被警察逮捕后送往工场进行强制劳动。马克思说得不错：“国民财富与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早期，英国工厂中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长时间在微弱的烛光下劳作使大多数人很快的衰弱。 　　继荷兰国有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进行肆无忌惮地搜刮。从1757年到1766年，公司和它的职员从孟加拉掠夺了600万英镑。殖民头子克莱武白手起家，回国时拥有25万英镑的财产。 　　非洲是欧洲殖民者最早入侵的第一块大陆，血腥的奴隶贸易也是从非洲开始的。16世纪中期，英国奴隶贩子霍金斯运送300个奴隶到美洲，这是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开始。17世纪，英国和法国都已经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贩卖奴隶的主要国家。西班牙国王曾经颁发贩奴执照，允许商人把黑人运往美洲西属殖民地贩卖。英国许多城市因奴隶贸易而兴盛起来，例如利物浦原是一个渔村，因奴隶贸易而发展为英国第三大港。 　　人贩子国家的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估计，400年间非洲丧失的精壮人口不下1亿。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不下1500万人，死于猎奴战争和贩运途中的黑奴约为此数的5倍，整个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中，多一半人在运往美洲的途中受尽折磨而死亡。 　　1840年，英国以国际贸易的名义发动对华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对大清帝国贩运毒品鸦片。这场国家贩毒贸易使英国从这个富庶的东方帝国获取了数亿美元的财富。这种不正义的敛聚行为在以后的100多年中，使很多中国人认为英国是中国贫穷的原因。毛万岁就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经抨击道：“我们都是靠抢劫亚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们中间那些‘开明的’人都认为这些苦力应该得到解放，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准，因之也是我们的‘开明’，却要求这种抢劫继续下去。”（《鲁德亚德·吉卜林》） 　　十九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之为“帝国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建立殖民地的时代，大英帝国就是十九世纪全球政治的象征。英国与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帝国仅仅是英国赢利的机器，英国人对帝国臣民没有关爱，自然没有道德和政治责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和怜悯。 　　英国以300年的辉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薄西山，但“英国的孩子”长大了——美利坚合众国接替联合王国成为世界的主宰，英语成为人类第一语言。200多年前，一群愤世嫉俗的英国人来到寒冷的北美洲，他们带着圣经和枪炮，对数百万美洲人宣布，这块土地属于高贵的白种人。在以后的200年里，美洲人在枪弹和贫穷中消失，非洲黑奴和中国猪仔成为最廉价的劳力。当黑奴变成一根根铁轨，猪仔变成铁轨下的枕木时，美利坚的列车启动了，并且越来越快，成为钢铁时代的火车头。直到40多年前，取消奴役取消剥夺取消暴力还是美国的“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为了争取几千万黑人的公民权惨遭杀害。 　　3 　　100年前，大清帝国在哀鸿遍野饿殍盈城中破产崩溃。中国进入一个原始丛林的土匪山寨时代，直到40年后，一支最强大的“土匪”胜出。中国恢复了秩序，但并没有恢复富足。超英赶美在一片自闭和狂热中成为一场民族自虐。在第一个30年，中国以令人咋舌的极高比例进行原始积累，甚至不惜采取公社式集中营模式进行杀鸡取卵。当中国人付出30年如一日的石器时代生活和亿万条“非正常死亡”的生命之后，中国并没有摆脱积贫积弱的诅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二个30年里，中国终于崛起了，沿着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当年走过的道路——这就是殖民主义。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殖民主义是对异族野蛮人进行掠夺和奴役，前者的殖民主义却是对同族弱势群体进行掠夺和奴役。从掠夺奴役对象的不同，殖民主义可以分为外殖民主义和内殖民主义。但任何殖民主义都是一种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性的不可持续的暴力攫取模式。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持续很久，而当下中国的殖民主义也早就被断言是“不可持续的”（温家宝语）。 　　任何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反复批判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任何一个大国都概莫能外。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逐步摆脱了原始资本主义，从而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的自由贸易的形式，把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现代以来，殖民主义阴魂逐渐散去，暴力性的掠夺与奴役被非暴力的知识经济优势所取代。从未有过殖民罪恶历史的芬兰瑞士正是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比尔?盖茨更是完全不同于皮萨罗德雷克的新富翁模式，他的富裕并没有使他人贫穷。 　　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野蛮资本主义，它的本质是暴力掠夺，而不是生产力创新。它处于资本主义发轫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血腥而不择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正在普遍地从饿死鬼式的穷一代向挥霍炫富的富二代转化，有奶就是娘，发财是硬道理，正像1511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所说：“占有黄金！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都必须占有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始资本主义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烈批判重商主义的不正义。因为重商主义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富人的财富全部来自对穷人的掠夺上。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密的态度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马克思曾愤慨地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巴尔扎克更是一针见血：“每一笔巨额财富背后都充满罪恶。” 　　人类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虽然自诩社会主义国家，但毫无疑问，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而中国这30年正处于原始资本主义进行野蛮血腥积累的黑暗阶段。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这些西方黑暗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类良心，他们用自己手中的鹅毛笔记录了资本主义巨兽初次来到人间的可怕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鹅毛笔变成了一把匕首，他们试图以暴力的革命与专制来代替暴力的掠夺与奴役。 　　从各种社会现实来看，当下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中国版巴尔扎克时代和马克思时代：血腥暴富、法律失范、暴力化、权力失控、道德沦丧、去政治化、拜金主义、贫富悬殊、不择手段…… 　　回首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始终都是步西方崛起的后尘，在资本主义覆辙中滑行，不过实行的是马克思的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只能依靠奴隶一般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换取一点血汗外汇供权贵阶层挥霍。中国依靠低工资低环保低人权低福利形成的“比较优势”，如同周星驰电影中的那个“还有谁比我惨”一样，实在难以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欧盟与美国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模式”在西方政治家眼里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在中国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其脆弱的经济结构和低劣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根本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 　　4 　　60年前，中国政府就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掠夺一切民间资本，以“斗地主”掠夺富裕农民的财产，之后打开通往对全体国民的奴役之路。无论单位职工还是公社社员，都只是一个专事生产的奴隶，而不是一个有生活的人。30年间，中国政府以低买高卖的“剪刀差”从那些黎黑枯槁的农民身上掠走7800亿之巨。进入最近30年后，中国政府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联手，继续推进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供市场、环境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西方提供资本和技术，然后西方国家拿走大部分利润，中国政府分一杯羹。在这种模式下，西方资本与中国权力都是受益者，而中国民众却是被掠夺和被奴役者。 　　在西方资本难以到达的地区，毫无技术含量的房地产成为中国原始资本主义进行血腥积累和残酷掠夺的唯一模式。政府以暴力方式夺取原住民的土地，然后以高昂的房价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市民群体进行掠夺。2011年初，中国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宣布，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从农民手中成功夺取3300多万亩，获得土地暴利7万多亿元。仅仅过去的2010年，通过毫不留情的土地抢劫和拍卖，中国政府就获取暴利达27000亿元。通过无数唐福珍钱云会这样的惨案，这些来自土地的巨额黄金最后都进入官僚们的金库。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将所有的土地以及地下矿藏都纳为己有。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实际是70年的土地租金。也就是说，每过70年，中国政府就可以再收一次。 　　2010年“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20年前，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建立了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提出减少政府监管和干预，市场自由化和透明化，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华盛顿共识催生了互联网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反，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反动。从某种意义上，美国《时代》周刊编辑乔舒亚·库珀将中国模式称作“北京共识”，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北京共识”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外汇储备都具有重商主义色彩，与权力退场的“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如果说后者是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马克思坚信：“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中国当下这种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国家资本主义使政府公司化、官员老板化、权力资本化、社会暴力化。政府已经抛弃其政治伦理和正义性，政府和官员完全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同时，权力至上金钱至上使法治精神被完全抛弃，人权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失去依托和安全感。这一切都使中国的未来预期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非暴力的赎买手段，还是暴力性革命，这都将给当前的资本所有者和权力所有者带来一种危险的预期。 　　中国官方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模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批评道，中国在暴力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成为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政府通过暴力夺取土地，农民的损失恰恰就是政府的获利，中国政府仅此一项就获得30多万亿巨额积累。权贵资本主义也常常被称作“裙带资本主义”。与吴敬琏的看法类似，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中国是官僚资本主义。杨继绳则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这种去公民化的政治利益体制下，国家（权力）、官僚与权贵，三者之间本身就具有极大重合，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黄亚生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退出了真正的经济自由化。他写道，在80年代，中国发展出一种创业型资本主义，农村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们扮演了领导角色。但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转向有利于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城市企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黄亚生质疑这种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理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反复发作的资产泡沫和整体生产要素增长的减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岳健勇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即在坚持集权制度不容挑战的前提下，建立在对外依附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对内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的一种畸形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这虽然带来了当下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 　　日益猖獗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殖民主义联手绞杀着中国工业化发展，中国发展方式不得不走向低智疯狂的房地产赌局，就如同天朝崩溃之前，人们疯狂地扑向鸦片。全球化成为中国的鸦片，中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依靠殖民主义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已经令中国四处树敌，中国建立在压制劳工权利基础上的廉价出口不但被广泛指责为不公平竞争，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重要根源。 　　达尔富尔问题曾经一度使中国在世界上声名狼藉，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对非洲实行殖民主义。事实上，比起150年前欧洲人用暴力对非洲的杀戮掠夺和奴役来，中国几乎就是那位郑和公公一般的散财童子。与其说中国人在殖民非洲，不如说中国人在殖民自己。对一个后发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资格去殖民他人，除非殖民自己。 　　中国政府曾于2006年宣布要跨越式发展，在2020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通过推动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把中国技术对外依存度从70%降至30%。5年多过去了，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中国企业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发达国家市场，在原始创新上的国际竞争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企业、甚至台湾企业。 　　中国并不具有芬兰（通讯信息）或者瑞士（手表银行）那样的软实力，中国可以依靠的只有广袤的土地、充足廉价听话的奴隶（老百姓）和环境资源，而这三项恰恰是殖民地的经济特征。因此一场后现代的殖民运动就在中国席卷而来，大量的土地被暴力和鲜血浸透、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塞满中国的列车、空气和水和土壤全部遭到严重污染。土地灾难、社会灾难和生态灾难，这一切就是这场殖民运动的并发症，而贪婪残忍的殖民者就是所谓的国家、权贵或者官僚。 　　5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大分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权低谷”，资本和权力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国模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公式，廉价劳动力+投资+加工制造+出口+外汇储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建立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基础上，英国因抢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抢占了以电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而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者，之后又因为抢占了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致使美国继续保持发展的活力。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所以中国名为世界工厂，实为世界加工厂。 　　秦晖教授曾经指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低人权优势。殖民主义本身就低人权或去人权化的经济模式。低人权之所以成为一种优势，在于政治的邪恶与反动。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提高人权，而不是降低人权和剥夺人权。中国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所谓的优势正在转化为劣势。在中国崛起的阴影下，这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人权深渊，为此被世界各国诟病。隐隐作痛的人权灾难正成为勃起的中国无法弥补的痔疮。从中国当下社会的各种乱象来说，所谓中国崛起的模式仍是200年前西方崛起的传统道路，从形式上即重商主义，从行为上即殖民主义。与军费并驾齐驱的维稳主义本身就对殖民主义的支撑。因为殖民依靠的就是暴力和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然有反抗。 　　殖民政治的特点是将民众变成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对象，他们只是干活的牲畜、奴隶或者老百姓，无论如何称呼，意思都一样。殖民政权属于殖民者的禁脔，决不容许奴隶们置喙染指。每一任总督都是从天而降，来刮地皮的，与奴隶们没有任何关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狼与羊的关系，羊只是狼的食物，而不是一种与狼同等的生命，所以奴隶不属于人类，或者是劣等人。羊常常跪求狼的开恩，然后再温顺悲切地被狼吃掉。当年圣雄甘地以不合作而不是乞求，最后使英国殖民者崩溃。对殖民者来说，乞求永远是一件赏心悦目增加食欲的美景。 　　中国特色的殖民主义与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略有不同，西方崛起依靠对外掠夺和奴役，中国崛起依靠对内掠夺和奴役。对中国这场内殖民运动来说，唯一的方便之处是不需要贩卖奴隶，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无数的人等着被贩卖。当年的中国猪仔与非洲黑奴之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自愿的，后者是被迫的。中国人从来都是勤劳而不勇敢的，能流汗流泪得到的从来不愿意去流血得到。这与构成欧洲主体的日耳曼人截然相反。 　　在每年高达1万亿的“三公消费”的奢靡中，中国30年的崛起道路一直弥漫着泡沫色彩，中国政府最为热衷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泡沫打扮更加绚烂迷人，如同水立方曼妙的夜景。这个泡沫是如此美丽，这个美梦是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使一个清醒的人难以置信。中国人的财富在哪里？或许在房子里！   　几十年胼手砥足奋发图强，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政治方面并没有丝毫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空气、水还有房子。在一场永不落幕的推土机暴政下，每一栋漂亮的房子下面都埋着无数冤魂。 　　当中国的官商富豪以私人飞机个人游艇和收藏品奢侈品展开疯狂炫富竞赛时，常常让人想起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加勒比海盗和西班牙征服者。无论2009年燃烧在屋顶的唐福珍，还是2010年惨死在车轮下的钱云会，当他们都成为一个血色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常常使人想起200年前的印第安人和毛利人。当富士康上演跳楼比赛时，常常让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美国总统奥巴马随便说了一句“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乏”，中国政府做贼心虚地急忙狡辩：“希望有关国家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少年》中有这样的议论：“如今，人们把俄罗斯砍伐精光，耗损她的土壤，把她变成一片荒地……如果有人怀着希望栽植树木——大家就会笑起来：‘难道你等得到那一天吗？’……把人巩固起来的概念完全消逝了，大家都象住在旅馆里，明天就要离开俄罗斯，只要东西够用就算了。” 　　在2010年，天灾人祸中的海地让全人类提前看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怎会相信它曾经是地球最为繁荣富裕的殖民地，而且它第一个取得独立。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党国英说：“中国目前粮食高产主要是依靠化肥、农药，依靠地表水和地下水灌溉，为此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环境代价。”在殖民体系中，从来都是强者抢劫弱者，弱者抢劫未来，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最后大家都没有未来。因此，早期的西方殖民者衣锦还乡，当下的中国殖民者携款移民。他们留下来的或许将不再是殖民地，但却是地狱。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那群清教徒创建了美利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叛徒”。作家刘亚洲写过一篇文章《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他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在一些流氓国家，有很多无耻的政客一边骂美国，一边却把子女送到美国。 　　6 　　与西方早期的殖民者一样，中国殖民者同样也是一群无恶不作嗜金如血的流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仅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吏就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平均每个恶棍都从中国殖民地成功掠夺了将近1亿元。去年11月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给移民美国的一对儿女留下的家产就达3亿多。不久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中国，完成了他的殖民地之旅。年底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在孤寂中一命呜呼，他在美国的儿子程慕阳依靠中国殖民地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中国官员与商人投资移民人数近年来持续增加，特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来自中国的移民比重迅速扩大，有的占七成以上。除了不时曝光的“裸官”现象外，一种途经海外移民，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更加普遍。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手持外国护照的“裸商”更像一个来中国掘金的殖民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透露：“从1995年到2005年，我们现在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移民到国外定居。眼前我们国内还有118万“裸官”在这里潜伏着。平均每个省都有将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中国高铁的张曙光算是最知名的“裸官”了，他为国外的妻女在瑞士银行存款达28亿，与金正日不差上下。 　　据一份《关于高级干部家属子女工作及经济情况》的“内部文件”披露：15000多名地厅级以上高干家族拥有财产达2500亿元，这仅是国内存量；他们在海外平均每人拥有财产超过1600万元，这只是不完全的保守统计。此外每年还有多达数百亿美元的黑钱从中国非法流入美国、瑞士和加拿大等地。数十年来，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多亿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这些从中国劳动者身上掠夺来的血淋淋财富从名义上的“国有”转移为实际上的“私有”。   　阻止官商将中国掠夺盗为己有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自1994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为立法项目算起，16年来这个“阳光法案”一直遭到全体中国官吏们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由此想见这些吸血鬼敛聚手段之无耻。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局长叶树养给自己设定的殖民目标是“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给自己安度晚年”。 　　赖昌星回来了，那只是中国宫廷政治的一个花絮。相比之下，无数像高严、李卫民、蒋基芳和李新明这样的“成功人士”，继续用共产主义中国的钱享受着资本主义美国的生活。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流失的精英和财富数量居世界首位，这是一个从谎言到神话的天路历程。最为讥讽的是，在一个人人撒谎做戏的中国，《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官方主旋律大片竟然是由一群“外国人”表演的，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说自己如何“爱国”。在社团90周年红歌会上，很早就移民加拿大的蒋大为仍然在高歌“祖国呵祖国，你是我温暖的家”，这几乎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羞辱。经济分析学家仲大军说：“过去3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于发展经济，现在这些社会精英们却想要带着大笔财富离开。这笔损失的财富甚至可能超过我们所吸引的外国投资。这好比在丰收季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水果都到了别人的篮子里。” 　　“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体制内黑领群体的所谓移民基本接近于外逃。无论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几乎每一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逃离这个和谐国，如同逃离一场瘟疫或一个地狱。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谎言，而是不幸的现实。很多人之所以还没有离开中国，或者是还“没有捞够”，或者是没有经济能力。当一个国家的人民以离开自己的祖国为荣时，这个国家不知有多么可悲和可怜。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名言是：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他还有一句名言：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李部长的女儿早就不光荣的加入了美国国籍。在“非洲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后，一个“中国的儿子”终于成为美国大使。当无数“爱国贼”们为骆家辉而欢呼骄傲时，这个新任驻中国大使直言不讳：“作为中国移民的孩子，我代表的是美国及其作为自由、平等和充满机会的国度的许诺。”他极其常识地强调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作为法国总统的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曾被评为世界100位最顶尖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说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秘密：“月入不足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不仅包括李肇星的女儿们，也包括骆家辉的儿子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告诉我们，这句话是真的。 　　7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在暴力之上的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传统民主意义上的合法性，它不是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而是被迫通过制造业绩来寻求合法性。这条路只是苟且之道。中国的各级政府更像是特殊利益集团入股的“东印度公司”，根本不顾普通民众的福利，为了获取暴利不择手段。这些“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为了GDP往往不惜以侵犯人们的经济、政治权利为代价。但民众面对这些侵犯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其不满最终会变成间歇性的抗争。这是中国的未来，也是欧洲的过去。 　　在国外一片“华盛顿共识”被“北京共识”终结的惊呼声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文章《北京共识的终结》，他认为该终结的恰恰是所谓的“北京共识”，并指出，经济去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世界大趋势，中国也不能例外。 　　殖民经济属于一种黑色经济，黑吃黑是其基本规则，“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已成惯例。当年皮萨罗席卷印加人的黄金回到西班牙，马上被以“怀璧之罪”投入监狱，那些黄金遂被他人瓜分。深圳市长许宗衡从这个中国最大的殖民地敛聚20多亿，足以使新黑领“吃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河南省交通厅连续4任厅长最后都被投入监狱，这与皮萨罗并没有什么不同。皮萨罗前半生征服了整个印加帝国，他的后半生在西班牙的监狱中度过。 　　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一路在暴力和鲜血中狂奔，以暴力手段对社会底层，特别是从农民身上进行掠夺，以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对新兴市民进行掠夺，以东莞模式和富士康模式对劳工阶层进行奴役，以中国高铁模式挥霍浪费，对三鹿模式血铅模式残害下一代，以环境污染断送子孙未来的生存发展……在金钱的蛊惑与良心的煎熬下，中国模式总让世人欲言又止，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没有模式：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有奶就是娘，这种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秘密。 　　在官场与民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挟金移民浪潮下，“国进民退”的吸金步骤更加紧密，私营企业在政治上越来越受遭到打压，以防民间力量成长，从而挑战社团统治。反而是外企成为权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天朝传统使中国权力与西方资本结为非神圣利益同盟，社团组织试图以此来获得国际对其统治的合法性认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中国想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工业化是极其渺茫的。朝不保夕的社团为了暂时维持权力合法性，不得不以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办法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放弃自主发展长期目标。教育成为教愚，学术成为权术，中国已经从根本上放弃了未来。 　　人类从暴力社会开始，进入到权力社会，最后进入到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国自古一直在暴力和权力之间反复轮回，从未真正实现权力得到理性制约的法治状态。权力具有拒绝制约的本能，在法治社会到来之前，暴力是唯一制约和消灭权力的原始手段，其结果不过是以新权力取代旧权力，而且代价昂贵。 　　在人类步入文明的现代，中国依然活在一个权力-暴力社会，精英的出走无疑是对文明的拥抱，只有法治社会才有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各个人群的最大共识。殖民主义早已为人所不齿，暧昧不清得过且过的中国模式无疑成为一种说不出口的话题。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当钱云会已经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权力完全丧失底线，暴力正在中国蔓延。法律永远只是西方人的《圣经》，上帝只会拯救西方。 　　在这个缺乏共识和认同的中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场风声鹤唳鸡飞蛋打的国家危机。面对钱云会脖子上的资本主义车轮，“国进民退”的饕餮盛宴足让每个微不足道的屁民们感到脊梁沟阵阵发凉。真正明智的“富二代”和“腐二代”都如同轮船上的仓鼠，早就已经在轮船倾覆之前携巨资“乘桴浮于海”。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的序言中说：“那种‘以统治阶级代替市场经济’的极权主义官僚统治从不相信自己的定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并且总会重复出现。在暴力和权力肆意横行的资本主义中国，殖民者还在进行移民前的最后掠夺，被殖民者已经觉醒并发起抗争。在暴力主义的殖民地文化中，知识从来都不是生产力。人们出卖自己的汗水，也出卖自己的鲜血，甚至出卖自己的良知，只有出卖才可以获得金钱。在这里，既没有灵魂的罪恶感，也没有现实的疼痛感。如果说在第一个30年里，人们曾经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新装而狂欢的话，那么在第二个30年里，人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皇帝而狂欢；而如今，人们还在习惯性地狂欢，但已经不知道为了什么。在一次次自我折断的膝盖下，启蒙与行尸走肉的中国渐行渐远；在一个红歌泛起的蒙昧年代，马克思的幽灵又一次在中国这块魑魅魍魉横行的坟地里游荡……

玛格丽特.撒切尔被公认为是继丘吉尔之后， 20世纪英国另一位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保守党人。   撒切尔夫人拜相组阁之初，大英帝国已是日薄西山，被讥为“欧洲病夫”，经济、政治、国民凝聚力都已出现严重危机。撤切尔夫人蝉联三届首相，主政十一年，以严谨、自信、绝不妥协的态度，采取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力减少国家干预，高强度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回归小政府理念，重启自由市场机制；铁腕对付工会和罢工，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强化英美关系，缔造强势联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维护欧洲的多样性主权利益；纵横大洋远征阿根廷，赢得福克兰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与中国达成香港问题的谈判，甩掉包袱。   在这些给英国带来巨大生机的强有力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撒切尔主义”）中，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在撒切尔夫人的自传《唐宁街岁月》（上下册，李宏强译，2009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中，撒切尔夫人自陈：“在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私有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并不亚于税制改革。”（页618）她洞若观火地指出：   “国家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个人的合法资产所有制，实际上是由政客和文官所控制的。像工党那样把国有化描述为‘公有制’，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我曾在新浪微博上将中国的公有制准确地改名“权有制”与她的观点暗合）   撒切尔夫人正是因为看到“权有制”企业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才痛下决心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促成私有化之下个体理性的经济效率，撒切尔夫人说：“到我离任时，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的比例已经比原来减少了大约60%。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了股份，超过60万的工作职位从公共部门转移到了私营部门。”（页627）   社会主义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事实上的可能性问题——指望取消私有制而进行人工全面控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常识，这是自米塞斯、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们（也包括韦伯）以来早就证明过的：官僚集团控制的所谓全面“国有制”因其经济核算的不可能而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也是早在苏联成立不久韦伯就预言其必败的原因。欧洲后来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进了的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困境是，在各种不断消灭私营经济活力的高税率、高福利政策下，福利能持续多久？一个人人都懒于生产和创造的国度，其财富从哪里来？怎么可能长期维持高福利制度？即使如北欧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之地，长期的消耗而非创造的模式，其高福利制度又能维持多少年？   自1979年以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至少这“改革”二字是极其可怜的。毛时代到邓时代的转变，无非是国有制的几乎无生产创造向少量的、非完整的私有制的非充分生产创造的转变，好比被绑架者从原先手铐、脚镣的待遇转为去掉脚镣的转变——比原先放松，但并未获得应有的自由。被称为国有制或公有制的实质性权有制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在一些被视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权有制依然占据了绝对性的权力垄断地位，例如一切基础资源和能源领域都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权力垄断经营，例如土地、石油、电力、交通。   这种权有制与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存在很大区别，也就是说，这种权有制比那些民主宪政国家的权有制还要糟糕一万倍。因为宪政国家的经济运行固然要遵循经济原则、市场规则，而宪政政府就是市场规则的维护者，权有制是政府权力肆意介入生产经营领域，肆意干扰市场，使得原本应当破产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继续其低效率经营。在宪政政府下，与国有企业无关的经营和交易领域至少还能在市场规则之下运行，国有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即使无法彻底消除，至少不可能大行其道。而在威权政治甚至极权政治之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并不是维护市场规则，而是破坏市场规则，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官僚集团对全社会的控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权力寡头之间的再分配，留给支付社会公共事务的只是极少数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是个高税收低福利国家的原因。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增长，源于三个原因。一是原先的GDP基数很小，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在初级松绑之后，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所以增长率惊人，这是最初经济增长的原因；二是，高税收低福利的抢劫模式使得特权阶层获得巨大财富，而农村普罗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普通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缓慢提高，但除了官僚与官商等特权阶层外，人们普遍缺乏就业、教育、司法、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匮乏也成为许多人无餍足地追求财富的动力，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其中包括高储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三是官僚政治下的政绩工程，虽然大量的都是豆腐渣工程，但这些官僚资本所进行的经济行为，也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务与服务需求，这些也都提供了就业机会，而官僚资本的投资结果，其财政补贴（降低了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例如城市公共交通）与国有垄断经营或国有控股垄断经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相结合，养肥了诸多依附官僚资本的半私营半官商经济体——即使它挤垮了同部门的私营经济体。   当然，由于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一体化，国际市场对中国以出口加工业为重要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铁路运输部门，正如能源生产领域，都是彻底的国有制——即权有制，他们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借助权力性垄断的市场破坏者，铁道部既是铁路运输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又是该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掌控者，它依然是所谓“计划经济”实则“命令经济”的执行者。它既是市场主体，又是管制主体；既是经济主体，又是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主体，甚至还是司法主体。铁道部已经成为国中国，几乎可以等同于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黑社会。   铁道部的这种政治经济性质，正是火车票价格扭曲的原因，也是K和T系列特快列车逐渐被取消而代之以动车的原因，更是近几年高铁大跃进、技术垃圾泛滥以及此次“7.23”人祸的原因，以及“7.23”善后处理天怒人怨的原因。   为此，已有宪政学者如王建勋先生、刘军宁先生、郑旭光先生提出铁路私有化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大的方向上我是完全赞成的。正如王建勋先生认为的：   “在某种意义上讲，国有化的程度越高，个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就越少。如果不信的话，将面包、衣服、电脑、房子等统统国有化，看看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极权主义时代，一定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奴役之路，人们不得不靠国家或者政府的施舍而活着，不得不遭受无法逃脱的奴役。”（王建勋《反驳铁路不应私有化的种种谬论》 http://wangjianxunlaw.blog.163.com/blog/static/19134184820116300341654/ ）   大方向上的认同之后，紧接着的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在此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   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的十多年里，她出售了英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但没有对铁路的主营业务进行私有化改革，而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直到梅杰任内从1994年开始改革，到他离任前的1997年才完成这一改革。此后是布莱尔的工党执政，在私有化改革后最初的五年内英国铁路发生了一些事故，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东岸干线的National Express公司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与政府重新谈判，政府拒绝后，National Express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于是2009年7月工党政府决定收回东岸干线的经营权。   此案例成为许多反对铁路私有化者最喜欢津津乐道的所谓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的例子。其实，英国铁路在二战前一直是私营的，二战后工党首相艾德礼将铁路国有化，因各方面效益不佳，导致撒切尔夫人任内决心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在将铁路子公司出售之后，其主营业务一直迟迟未能私有化改革，是因为撒切尔政府顾虑其复杂性，因此直到卸任前，撒切尔夫人都只是下令“由财政部、贸易和工业部以及运输部共同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私有化改革。   1994年梅杰任内，英国开始铁路私有化改革，实行“网运分离”模式运作，即路轨、信号和车站的管理权由私营路轨公司经营，而运输服务则由28家火车公司经投标获得经营权，他们向路轨公司支付路轨使用费。政府成立铁路战略局和铁路监察局，前者负责行使经营特许权以及制定管理规范，后者负责协调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私有化改革后，一度问题频现，这未必都是私有化本身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多线程的复杂原因之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下述两项原因。   一是私有化经营本身，通常需要长期运作，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不断试错、纠错、调整才能见效，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可由其他公司继续。是一种需要耐心的慢功夫，急不得，政府行为可以借助公权力取一时之效，但难成长远之功——艾德礼的国有化改革很说明这问题。   二是工党执政期间，其本身就对国企私有化抱有党派偏见导致的抵触情绪，当National Express的经营出现经济困难时，必定不可能有保守党政府更能体谅他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断，英国东岸干线的国有化回归现象，也许正是工党政府本身所希望的，其拒绝与National Express重新谈判，完全可以视为欲将东岸干线经营权收回的逼宫之举。   上述英国案例表明，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宪政母国，宪政制度已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即私有化改革的过程本身基本上可确保遵循市场规则，铁路私有化因为经过了国有化折腾之后再回归私有化，其间问题的高难度也无法例外——铁路私有化改革即使大方向正确，如何具体操作和改革后如何高效经营也是极其复杂和长期才能见效。也许最无可辩驳的铁路私有化案例是美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国有化的瞎折腾，也就用不着现在像英国那样左右头疼、进退维谷——但目前英国的这点挫折远未到有些人所夸大的所谓“私有化失败”的地步。   那么用英国这面镜子来整中国的衣衫，中国铁路私有化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政策，在目前情形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平台缺失   当代中国许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真正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基本的政治平台。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本身不是宪政性的竞争性政权，而是权力不受限制、执政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独裁政权。如前文所述，它不是市场的维护者，而是市场的垄断性参与者和破坏者。因此，这样的政权之下，并不存在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铁路私有化改革必要的基础平台。正如此前的大量国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往往转化为特权阶层侵吞国产的平台——只要在现有政治下，铁路私有化必将重蹈国产流失的覆辙。   2.投资不足   假定在一系列的暗箱操作之后，铁路经营全面私有化，人们忍痛默认其合法，那么官僚资本的全面撤出，也可能导致铁路经营缺乏强大的资金来源，于是在基建投资、技术投资、管理投资方面都可能产生至少是暂时性的供血不足，这当然会全面影响铁路经营的效率和安全。   3.管理混乱   从英国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有那么长期的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私营铁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管理上的合作性统一与自行核算的分立之间的均衡，因此，在缺乏民主政治的中国，铁路的私营在其多长时段内将持续一种高度缺乏安全性、管理混乱的运营，实在难以逆料。   4.国有化回潮   当出现上述情形后，国有化回潮或许在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就连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有那么多选民支持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英国（他们甚至明白并理解这种经济政策不可能短期见效），当英国工党政府收回东岸干线经营权时，也并没有遭到社会大众的激烈反对。如果说民主政治下的人民也是短视的，那么只能说专制政治下的人民必定更加短视。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之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以一般性经济学原理论，铁路私有化应当是一个持续的基本方向，但现有情形下的私有化改革，一，无法保证改革过程本身的公平，二，即使改革过程能确保公正，也无法保证私有化之后就立刻见效如神，立刻消除现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将铁路私有化视为一个持续过程，那么目前情形下，至少改造铁道部，如叶檀女士所论，将其改造成为铁监会，成为一个单纯的监管部门，“拆分铁道部门，让铁道部变成铁监会，成为彻底的监管者，下属铁路公司、投资公司、设备公司成为彻底的市场主体，……”（叶檀：《请拆分铁道部门》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110728/082510220212.shtml ）同时，继续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铁路公检法从铁道部们剥离的改革，归入现有的统一行政与统一司法领域。   没有宪政政府维护市场规则的及格线平台，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都将是扭曲的，因此，在目前尚无半点政改迹象的现状下，铁路私有化改革依然将是慢慢长路。但铁道部们的改革，在目前可操作的领域内，至少应该尽快进行监管与经营分离，这至少可以成为铁路私有化这条长路上的一个站点。  

面对如此惨烈的事情以及铁道部的糟糕处理，我们只想用三个字表达看法———他妈的！   追问   处理为什么会如此草率   @沙欤：事故本身并不会让人愤怒，更不会让人失望。我可以接受技术失误，但不能接受程式化的官腔，急于定论的做法，草菅人命的态度。官僚系统不缺乏执行力，然而却都用在了“对上交待”，而不是“对下负责”上。一句话，围绕此事的所有解释、决策、作秀，并非为了解决和弥补，而是为了欺瞒和自保。所以失望。   @刘雪枫：打雷不可怕，把动车打停了才可怕；停车不可怕，被另一列高速动车撞上才可怕；撞上不可怕，早早放弃搜救才可怕；放弃搜救不可怕，把车厢从高处扔下来才可怕；扔下来不可怕，把它肢解粉碎才可怕；粉碎不可怕，埋了才可怕；埋了不可怕，又挖出来才可怕；又挖出来不可怕，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才最最可怕……   @肖宾：本以为出事故就够让人愤怒的了，结果抢救过程更让人抓狂；本以为如此抢救过程已经是人类行为极限了，他们又搞出了几场奇迹一般的发布会……刺激大众一次不难，难的是通过这样一个事件，步步都能刺激大众底线，这得需要多么麻木的心灵，多么厚的脸皮，多么滞后于时代的思维，才能缔造出如此一连串奇迹啊。   反思   必须打破铁道部的垄断   @王建勋：即使承认铁路运输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自然垄断”的格局，也只需由政府拥有铁轨，而不需要由政府拥有和经营铁路公司。政府可以将铁轨免费交给或者租给多家私有的铁路公司，由它们经营铁路运输即可。这样，多家铁路公司之间就可以展开竞争，消费者就可以享受这种竞争带来的好处。有理由相信，关闭铁道部以及铁路私有化之后，人们将会有更多选择，将会享受到更廉价、更便捷、更安全的铁路运输服务。   @苏小和：有人提倡铁路私有化。我说别扯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铁路私有化比我们去牛郎织女星还遥远。先让铁道部变成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不要傻兮兮弄成一个国务院的部委。政企分开，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共识，现在被这帮没文化的、靠当官混饭吃的混子们活生生倒退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   @易宪容：动车事故与当前的所谓“新国企”制度有关。这种“新国企”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新机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府向企业注入更多的实质性资产及政策性资源的基础上。由于其运行的收益可归自己或少数人(与铁路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相关者)，其成本及风险则可转移可整个来承担，那么其管理体制的落后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改变这种完全由国有企业或国家垄断主导的高速铁路动作模式，高速铁路运作安全性及效果永远是令人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