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刘荻：奇点近了 作者：刘荻 文章来源：议报 更新时间：12/3/2011 9:36:27 AM 技术奇点是这样一个概念：技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将会出现爆炸式的发展，远远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同样，社会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其迅速的 变化，以至于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来说，直到1989年初，苏东和全世界人民都还不知道变革即将发生，而变革结束二十年后，我们仍 在争论这一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技术和社会发展上的奇点也可能合二为一，美国科幻作家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小说《奇点天空》就反映了这一主题：某日，一个自称“节日”（让人联想到列 宁的话：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宇宙飞船从一个压制技术发展的专制星球上空投下大量“手机”。这些“手机”其实是被人们称为“聚宝盆”或“丰饶之角”的 万能纳米制造机（可以制造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该星球的技术发展由此一日千里，专制政权也在瞬间土崩瓦解。 今天我们的处境也与之类似。最近艾未未“被偷税”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借款”和“拍裸照”仍在进行中，艾未未又在微博上公布被认为是“高级五 毛”的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王文四人的电话，随后《环球时报》连发三篇文章评论艾未未，作为对此行动的回应。（胡锡进是《环球时报》主编。）这一系列 事件看得人眼花缭乱，以至网友“莫之许”发出这样的感慨：“不去想艾神（指艾未未）要在做啥子，跟不上，太费神。。。。” 但笔者认为，以上事件只是一副更大更复杂的拼图的一部分。最近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还有：11月7日下午，北大毛派教授孔庆东在其新浪官方认证微博 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几天后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发文《“教授骂人”岂能把粗鲁当个性》批判孔庆东，又引来孔庆东等人大骂新华社“要造反”、“要发动人民起义”、“给‘南方 汉奸报系’做走狗”。 近期值得关注的事件中还有两件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青年政治学院学生当众反驳司马南，二是最近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一些大学选区因为大量学生投票给“好庄严”、“苍井空”和“陈冠希”，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不得不重新投票。 这些事件都说明，微博和互联网对中国现实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的微博用户已达数亿，其中不乏各种社会名流。微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在逐步上升，最近一年来则呈加速上升之势。去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 后，有报导说高峰时期三分之一的微博都在传播有关消息。今年七月动车事故之后，除了普通网友和本来就关注各种政治话题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包括大房地 产商、央视主持人和影视娱乐明星在内的各路名人也纷纷在微博上就此事谴责当局。最近的艾未未vs.胡锡进和孔庆东vs.新华网事件则表明，微博能够和某些 中国官方媒体形成某种互动。 这一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中国是一个压制异议和批评的国家，官方媒体一向对反对者的声音装聋作哑，从来不会公开回应，各路名流也习惯谨言慎行，决不公开批评政府。现在局面为之一变，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让我们先回到本文开头时提到的科幻小说那里，形似手机的万能纳米制造机能够瞬间瓦解专制政权，是因为它能够使社会中原有的劳动分工崩溃（如果每个人 自己就什么都能造，自然也就不需要在生产中进行劳动分工了），从而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这样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政权自然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而作为喻体的手机——真正的可以上微博的手机虽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但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一个社会中获取和交流信息的成本，因此也会改变社会的结构。 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让社会结构更加扁平。（这与十年前一些人所想像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使人 们“宅”在家里不与他人交往恰恰相反。）最近有研究证实，facebook一类的社交网络使人们之间传统的“六度分离”（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之间，平均仅 需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便能够建立联系）缩减为4.74度。现在人们可以突破以往的社交圈子，与更多的人直接交往。 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创造了公共讨论的平台。中国是一个缺乏传统的公共讨论平台的国家，无论是传播八卦还是讨论政治都只能在饭桌上和小圈子里进行。现 在互联网和微博为人们提供了这一平台。现在不仅各种政治话题成为了公共讨论的对象，就连原本只会在小圈子里传播的八卦也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热点，甚至连“捉 奸”和“私奔”都会上微博直播（关心自己隐私的人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以上两点带来了一个共同的结果：原有的“沉默螺旋”被打破。沉默螺旋是传播学中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一些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因此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 观点，而他们的声音发出的越少，他们就越会认为自己是少数派。很多中国人原来只会在饭桌上表达对政府的批评而不敢公开表达，不仅是因为害怕会遭到政府的报 复，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政府被洗了脑，自己的观点不会有人赞成。这些人在上了网、上了微博之后发现自己能够找到大量的志同道合者，自己再也不 是孤独的少数派，因此也就不再害怕公开表达自己的见解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现在会发现：讨论政治和批评政府会得到奖励——更多的粉丝和更大的名气，而拒绝参与这些话题则会受到压力（很多名人过去很少感受到 直接的社会压力，互联网和微博带来的与更多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让他们首次体验到这一压力）。因此他们现在有更强的动机去讨论这些问题。而被网民认为是“高级 五毛”的胡锡进，在微博上遇到网民的压力之后，竟然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来回应，打破了官方媒体不直接回应反对者的惯例。 越来越广泛的政治讨论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各种政治观点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中国曾经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持民族主 义立场、拥护政府的被称为左派，或被称为愤青；亲西方、主张自由民主、反对政府的被称为右派，或被称为自由派。今天，民族主义者和左派（尤其是毛左）不一 定拥护当局，而“自由派”中则分化出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自由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派别，每天争吵不休。简单的“两分法”被复杂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另一方面，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来组织直接行动也变得越来越容易。网友们发起的一拨又一拨探访陈光诚的行动，许多年轻人纷纷站出来当面挑战各种 “高级五毛”，以及若干大学选区出现的在选举中大量投废票的做法，都是手机、互联网和微博的组织行动能力的证明。（最后一个例子尤其戏剧性，“投‘好庄 严’一票”一开始只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后来居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非暴力不合作实践。）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降低了信息交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交流的速度，也就意味着加快了社会演进的速度。信息时代一年中发生的事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都赶不上的，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最终事情的发展可能快得超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面对这一趋势，当局能够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变革的发生呢？当局是否能够关闭微博甚至整个互联网呢？有两个因素可能妨碍他们做出此类决定。 第一，变化的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是更超出当局的理解能力。与网民相比，官僚体系处理信息以及理解与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是很差的。他们鼠 目寸光缺乏远见，无法理解技术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他们既不理解网络，也不理解社会。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变革只是一小撮脱离社会者 的诉求；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凡事必须要有核心，运动中必须要有人起到决定性作用。官僚体系永远反应迟钝，等他们认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时，关闭微博或 者互联网已经成为具有极大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行为。 第二点更重要：我们把当局当作统一的整体，其实所谓的当局只是一大群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和当局的整体利益其实很难整合到一起。 官僚体系处理信息的能力差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官员个人的能力差，而在于官僚体系本身既不利于信息的传递和整合，也不利于激励官员努力工作。官僚体系内部，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在忙碌，他们既不关心如何把工作做好，也不关心当局的整体利益；官僚体系内部，信息永远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所有人都在彼此 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官僚体系比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更笨。 拿胡锡进来说，利用手中掌握的官方媒体高调回应艾未未，本身就说明他把自己的利益和野心置于当局的整体利益之上。 拿最高当局来说，由于正面临换届，各路人马纷纷摘下“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面纱，使出自己的招数谋求“上位”。先有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唱红打 黑”，后有被认为是“太子党智囊”的张木生在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又有广东省委书 记汪洋“向社会组织放权”和批准工人游行讨薪。即将卸任的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政治改革，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也经常发出各种矛盾的声音。在这种情 况下，对于正在玩“击鼓传炸弹”（张木生语）的本届政府来说，与其现在关掉微博或者互联网，让炸弹在自己手中炸掉，不如将其传给下任，我下台之后哪管洪水 滔天。 当局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敢于下令关闭互联网，但是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各地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否会服从这一命令都是有疑问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媒体札记：校车外交 5（2011年11月27日） 一 在经历了一场“人人喊打”之后，辟谣联盟如今已经不再四处出击，代替这个“民间组织”承担自媒体平台“净化”功能的账号变成了由新浪官方运营的“微博辟谣”。但吴丹红没有消沉，这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以“吴法天”为名，继续向他心中的“造谣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揭发批判——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公知”们此起彼伏的冷嘲热讽，甚至带来了现实中的生命威胁。 11月24日下午，北京官方主办的千龙网引用警方通报，称破获首起网络威胁人身安全案件：“据闫某交待，其经常上网浏览评论时事的网络文章，近期在微博上对吴某发布的一些言论感到不满，便开始对吴某进行言论攻击，在遭到吴某驳斥后怀恨在心，便决定对其进行现实中的报复，为达目的，其先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报复计划，并利用微博‘现场直播’实施过程，以此威胁报复吴某。目前，闫某因涉嫌以其他方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被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次日《新京报》则决定用标题点明“吴某”的真姓大名：《微博威胁“吴法天”男子被拘5天》。正是这则报道，赢得了诸家商业门户网站的重点转载，以及吴丹红本人的大为不满。 吴教授在博客上抱怨，这桩处罚“在《新京报》记者郭超笔下，却夹带了太多私货”。根据他的例举，不仅披露受害者的单位和名字“违背新闻职业道德”，文中那句“吴法天在网上的言论引发很多网友抨击”的背景介绍，更是如同“记者化身法官”、“涉嫌毁坏名誉”。报道文末引用的北大教授郑也夫点评同样被指控为记者“煞费苦心、误导读者”，因为“在法律上这个案件完全没有可辩驳之处”，而一个社会学家则可以告诉受众，“不能把网络世界和虚拟世界放在一个标准中衡量，这样对网络这个发泄渠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凤凰网的处理方式则被吴法天批为“更离谱”：“把标题改成了 《男子发微博威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被拘5天》 ，中间没有标点，歧义丛生，好多人读成了‘吴法天被拘5天’。这还不够，凤凰网还特意转载了 《刘逸明：警方该不该充当‘吴法天’的‘打手’?》 一文，为违法者辩护”。根据记录，这篇标明来自华声在线网站、明确要求北京警方“停止对闫某的拘留，并向闫某道歉”的文章，不仅赞同郑也夫“警方不应该介入”的观点，更是直接以“高级五毛”称呼吴法天：“众所周知，‘五毛’喜欢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而有‘高级五毛’之称的吴丹红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扰乱公众的视听，与主流公众舆论对抗。因此，在互联网上，吴丹红可谓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刘逸明对主流公众舆论的判断根据是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跟帖：“绝大多数网民都认为吴丹红该打，可见，吴丹红有多么不得人心。”这位自称因“为弱势群体说话和批评官方”而经常在博客和邮箱中受到恐吓（甚至来自警察）的时评作者，抱怨“警方不太可能会为我在这方面效力”：“诸如吴丹红、方舟子、司马南这类人，经常以造谣的方式攻击他人，但是警方却对他们的这种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吴丹红一旦报警举报他人威胁他，警方马上采取行动，对相关人士采取措施，反应之神速令人惊叹不已。” 根据吴法天的反驳，这位作者“就是刚前几天因为造谣‘孔庆 东指使助理刺杀《新京报》徐来’被新浪微博通报取消实名认证的刘逸明”，真名熊忠俊，2009年8月曾因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 斌是“替身”的谣言，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吴就此感叹相关网站“与此造谣惯犯同流合污，丧失了基本的公正、客观”，并给出凤凰网的更大罪证：《微博教授 吴法天》。在这个以“教授吴丹红没红，微博吴法天红了”为标语的专题中，这家新兴门户网站针对此事设计网民调查——根据吴法天的看法，不仅专题没有完整交 代事情经过、又有刘逸明的造谣文章为铺垫，投票中还加入了“吴法天的一些言行也是事件起因，司法介入应公正对待”、“网络语言难免出格，不适合与现实等同 看待，过重了”、“司法介入反对网络暴力，不能只一罚了之”三个明显“误导”的选项。 相比之下，《京华时报》这回的职业道德或许能让吴法天相对满意。不仅没如同昔日战友一般在警方通稿中“夹带私货”，这家如今被纳入北京市委机关报集 团管理的报纸，在11月26日发表头条评论，承认《微博直播殴人，责任并不虚拟》：“无论动机如何，最终受到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不仅给闫某本人，也给许 多在微博上忘乎所以的人们提了个醒：虚拟空间里，言行并不虚拟，切不可触犯法律规定的底线。”评论员傅达林认为，“在自媒体时代，微博虽然是个人发表观 点、行使表达权的私人信息载体，但由于微博的公开性和传播的便捷性，其本质上具备了公媒体的部分属性，而并非博主可以为所欲为的私密空间。也正因为这种公 共传播特性，使得网民在享受微博服务的同时，也更加需要增强自律和节制意识，不能妨碍、损害到他人权利。由此，不说将微博上虚拟的言行付诸实施，就是单纯 的微博虚拟行为，本身也可能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诸如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等都是生活中行使表达权利不当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头条评论转载此文，凤凰网在周六试图证明自己秉承言论平衡的媒体操守。不过，在那些更能“快意恩仇”的微博账号后面，对“选择性执法”的批评从未 消失。即便比刘逸明退守一步，承认闫某所为确实理当受罚，但这些对“高级五毛”厌恶之极的人们，强烈要求警方平等对待一切公民：“法律是一些人的挡箭牌， 另一些人的煞威棒”；“支持吴丹红的那些个法律怎么不去关了西奴网？”自我简介为“五毛公敌”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即向微博账号“平安北京”公开报警，称连 续三次收到山东临沂@红猪Porco 的死亡威胁，于是决定测试一下公权力：“威胁要杀人取心肝眼睛的变态，按律是否应加重处罚呢？” 二 吴法天也知道，自己之所以被网名“健崔”的闫某“寻仇”，是因为转发的那段指控艾未未涉嫌作品抄袭的微博。 不过，吴法天还算不上艾未未以及“艾粉”们打击的第一对象，胡锡进才名列榜首。上一个周日，携虽遭严格管制但仍收获支持者近千万元“借款”之势，异 议艺术家艾未未在推特（Twitter）上公布了这位《环球时报》总编辑及其下属王文的手机号码，号召自己的“粉丝”前去“问候”这些“五毛”。于是，艾 未未的强大号召能力再次得到证明，根据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公布的手机截图，他们收到了来自海外的大批骚扰短信以及辱骂电话。 在以微博声明自己“和艾未未之间没有私仇”，胡总编最终决 定在周二发表社评《莫让粗暴对立主导中国互联网》，将公布私人电话号码之举定义为“因政治分歧而采取反道德行为的又一突出例子”：“最近一个时期，‘政治 斗争’在微博里十分活跃，进而逐渐形成现实世界的戾气，有不少知识分子及公众人物卷入，这是让正常的社会理性始料不及的。” 根据这篇社评总结，微博使用者的语言“暴虐化、极端化、激烈化”正在严重威胁多元格局本身带来的正面影响，把“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重新带回来： “像艾未未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尤其应当慎行，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用侵犯自己批评者的隐私权来进行报复，都有负于互联网世界对他的特殊关注。”文章进而呼 吁官方打击此类侵犯他人隐私，人身威胁和恐吓之举，“中国政府应对尽快形成社交媒体上的秩序，以及对制止侵害人身权利的行为泛滥有所作为”，同时向民众喊 话：“广大网民也应超越所谓‘意识形态站队’，不让‘立场’做网络粗暴及侵权行为的保护伞。中国再也不能让‘革命法则’主导我们的一切了。中国需要耐心 的、用无数细节编织起来的社会进步。” 不过，与吴教授所遇到的“选择性执法”质问一样，胡总编同样也需要面对“这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的反击。曾担任雅虎中国总经理的谢文在微博上向拥有 出版物发言渠道的胡锡进强调，“你可以利用你的报纸攻击他，他却不能在任何国内媒体上反驳你。所以，出现他在TWITTER上搞你一把是可以理解的。” 被“搞了一把”的这位《人民日报》子报当家人需要展现自己的气度，他不仅自承“此生无一私敌”，还宣布那些骚扰电话“算是我做《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代价’吧。我接受这个‘代价’”，并加上一个代表“笑脸”的网络符号。 不 过，他如今显然更加体会到了自己在报道“复杂中国”道路上的险阻。不仅在自家报纸征订中确定广告语为“加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胡锡进更决定在警告“美国 亡我之心不死”的一贯特色之余，于周三、周四发表社评，分别题为《客观剖析中国社会的“痛苦感”》、《民主，仅靠革命远远不够》。 前一文认定，“大量个人的不如意通过互联网被放大，影响了更多人对公共环境的感受。社会以往的许多正面评价被扯碎了，很多负面评价纷至沓来”，而后 批评一些媒体同行在监督政府时不够“实事求是”：“一些媒体人认为，舆论应永远站在相对弱势的个人一边，并将这个站位摆上了道义的高度。有的媒体不仅是个 人与公共利益及公权力冲突的支持者，而且成为鼓动者。” 11月24日社评则呼吁中国民众“保持我们针对‘民主’的独立思考”，并以埃及连续发生街头抗议为证，强调“我们显然需要真正‘好的’民主”：“它 能帮我们避免专权，帮我们决策科学化，帮我们反腐败，但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社会动荡。”文章举出被互联网“搞下台”的官员为例，强调“最近这些年是中国民主 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进而宣布“中国社会渐渐能够分清‘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一旦中国社会能够通过近年的具体实践不断积累自信，民主 在中国的前途将豁然开朗，中国的崛起过程，就很可能同时成为世界民主新模式的伟大实践……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只不过我们此前没有清晰地把这条路称为‘民 主’”。 三 如果胡锡进只是这样宣讲“中国式民主”的宏伟叙事，恐怕还没有那么多人懂得反唇相讥。但当他决定为一件具体的“公愤”事件出言辩护时，就必须明白，又到了他付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代价的时候了。 说起来，这本是新闻版面上相对平静的一周，虽然由胡锦涛出席讲话的文代会作代会构成了两个舆论场上的“各说各话”，但至少没有足以震惊全国的恶性、 负面事件。但这种难得的平静还是在周六被打破了，因为一则来自外交部网站上的稿件：“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 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 因为“校车”，这篇外交简讯有了被解读的特别意义。11月16日发生在甘肃正宁的一场校车事故是那一周登上最多报章版面的灾难，激发中国民众普遍哀 痛，“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和“对不起，孩子！”的句式四处可见，评论员们的悲愤无奈溢于言表，中国官员的公车消费尤其被作为反面教材与校车之殇两相对 比。就在人们哀伤于无法保证贫困地区孩子安全上路时，如今却传出“中国政府向马其顿援助校车”的消息，即使是在周末，也已成为评议焦点。 最 典型的非议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被孔庆东批为“汉奸报纸”的《南方都市报》再度展示了对此类热点的灵敏，以头版显要位置荐读此讯，并以标题注明“无 偿”。不过，同城的《信息时报》摘录微博争议，根据另一位著名“五毛”染香的说法，这次“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再次玩弄了公众的感情”：2009年宇通客车公 司中标了马其顿公交车采购项目，2010年4月，正式与马其顿政府签署202台公交车商业合同。近期向马其顿移交了首批68辆双层大巴，而赠送校车是这桩 交易的附属环节。这赠送的校车，也就是普通大巴车刷了黄色漆，并非美国式校车。” 但是对那些义愤填膺的发言者来说，到底是政府行为还是商业行为并不是问题核心，积累着对中国外交“打肿脸充胖子”的宿怨，“不尊重国民感受”才是他 们的最大不满。自讽“疑似五毛”的央视评论员王志安试图解释外交援助之重要性，劝告“如果外交部的援助计划早已做好，那就只能说是凑巧了。过分联想实在没 必要”。而胡总编更是在微博中写道，“没有人不同情那些因校车死去的孩子们，那些认为自己的同情心比别人更多的人，是道德自大或者装孙子。但道德批判现在 很盛行”，不过，他也承认时机敏感：“我相信外交部的人同样很同情那些孩子们，我也认为正当的对外援助是必要的，但此时捐较车，的确不对劲。外交部应反 思。” 从一手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上去职的程益中如今已至香港担任亚洲电视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他认定这种说理“掩盖不了为当局开脱的良苦用 心”：“具体这件事而言，开脱就是帮凶，打圆场也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批评程益中使用文革大批判式语言后，胡总编再次预告《环球时报》明日社评主旨： “舆论的‘挑剔’和‘找茬’将逐渐无孔不入。很难说这些触动都合理、恰当，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监督甚至‘干扰’下工 作，对政府来说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意志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周日，外交部已经决定适应“找茬”，刊有捐车消息的网页链接失效。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