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章太炎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章太炎（1869－1936）的，恐怕不多。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胡适说：“太炎先生是中國最后的朴学大师，自己虽然不是他的弟子，却受其影响最深。事实上，在章太炎所有的弟子和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旧学上完整承其衣钵，但是对于中國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章门弟子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黄侃、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周氏兄弟，他们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或是共產主义在中國最早的研究传播者。学生们后来的发展，已和老师的思想渐行渐远，然而，鲁迅却引用章太炎的话为老师正名，“（先生）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出生于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是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1902年章太炎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 章太炎与国民黨元老吴稚晖宿怨甚深，其时吴稚晖正在国民黨中任着高官。吴在1936年1月《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的文章，吴说：“从1924年到今，我是在黨里走动，人家看了好像得意。他（章太炎）不愿投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好像失意。我若此时去同他相打，终好像我仗势欺人。今后他也大名鼎鼎地在苏州讲学了。黨里的报纸也甚赞他的读经的主张了。说不定他也要投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来，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了。那末，我也准备着鞋皮候他。” 章太炎终究没有去做什么国史馆总裁，也没有投在青天白日旗下，章太炎先生下葬时依然用的是五色爻（象征中华民国最初的国旗——五色旗）裹尸。章太炎先生逝后，国学会师生遵先生遗愿，决心把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继续办下去，可是吴稚晖此时在南京扬言：章氏国学讲习会既不是大学，又不类研究院，未经立案，应予封闭，并拟向当局提出。国学会全体闻之气愤，朱希祖、汪东、潘承弼、金毓黻、孙世扬、诸祖耿、徐复等二十人联名，致书吴稚晖，由朱希祖、汪东二先生送达。内有“如封闭学会和杂志社，当一同到南京与吴决战”等语。最后，吴未敢行事。（详见沈延国《章太炎在苏州》，载《追忆章太炎》第401页1997年，中國广播电视出版社）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我祖父一生呢，没有投到青天白日旗下面。他一生自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遗民，中华民国是他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建立的中國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他非常忠诚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当时的五色旗。” 章太炎逝世，章门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由朱希祖先生领衔，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诸先生次之。国民黨政府曾发布“国葬章太炎令”。 朱希祖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朱希祖（1879－1944）的，恐怕就更少了。但是，学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的确不应该，尤其读中國历史的，若不知道朱希祖，那非常遗憾。可以这么说，朱希祖是中國文史分家的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國文学史，第一个在大学文科中创建历史系，并首任系主任。 朱希祖（逖先）是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于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研习历史。1906年阴历5月，章太炎先生出狱，孙中山先生派人迎接，东渡日本，主任《民报》笔政。是年8月，国学讲习会成立，章太炎为主讲人。朱希祖于这一年开始从太炎先生听课。1907与鲁迅、钱玄同等人正式受业于太炎先生门下。 章太炎的对朱希祖的评价是“逖先博览，能知条理”。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于1920年到欧洲留学，先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國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 朱希祖与傅斯年，朱希祖是老师，傅斯年是学生。在众学生当中，傅斯年是颇受朱希祖青睐的好学生。在傅斯年毕业两年后，朱希祖还在别人面前赞扬这位学生。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受蔡元培之聘，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月，朱希祖受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 1929年夏，中研院史语所迁至北平，朱希祖聘傅斯年在北在史学系兼课；傅斯年聘朱希祖在史语所兼职。由此，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同事关系，并且还互为领导——在北大史学系，朱希祖是主任；在史语所，傅斯年是所长。 朱希祖是著名的南明史专家，所以，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傅斯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仰仗朱希祖的。同时，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在征集文物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这在史语所这两年的年度报告中均有记载。至于傅斯年，在北大这两年的课自然也是十分叫座，很受学生欢迎。 …… 荀况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学生可以后来居上，超过老师。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看看这三位国学大师，他们的师生关系好像大家庭里的兄弟关系。他们，师生不但心理相容，而且心灵互相接纳。 师生关系，若没有这种真挚的“家庭”情感，也没关系，只要师生在人格上平等，就行。可怕的是，师生关系堕落成“博导”和“被导”的关系。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7-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三代国学大师的师生情谊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文化视点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需警醒的中国文化危机 (0) 迷失的一代 (0)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0) 赵本山，别以为买件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3) 走出中国问题的文化困境 (1) 谈谈中国当前文化中的“弄臣”化倾向 (0) 诗，自我怀疑的形式 (0) 论近代中国衰落的社会文化原因 (0) 认领我们的使命 (0) 脍炙人口说脍炙 (2) 美得惊动了中央 (0) 美国经济危机中的文化情结 (0) 罗大佑为何还能颠覆工体 (0) 综艺节目这是怎么了？ (0) 私欲熏心的当代中国文化现象 (16) 珍爱自己的历史文化 (0) 王朔：一半自恋，一半受虐 (0) 温州文化对企业文化设计的启发 (0) 浅谈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0) 林黛玉爱上罗密欧 (0) 有感于“文化平等权” (0) 无处不在的人文冲突 (0) 文坛骂战——无聊或争鸣 (0) 文化霸权或文化柔权 (0) 文化生产力理论的实践价值 (0) 文化与文明 (3) 文化“化”人 (1) 文人的四个档次 (0) 改写红楼梦——移花接木 (0) 我们是否需要成人文化 (0) 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支“狗仔队” (0) 我们在对话的氛围中缱行心灵 (0) 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1) 惊闻汉城改首尔 (2) 恶俗和高雅其实是一个代沟问题 (3) 将假话进行到底 (0) 对城市建筑的文化阅读 (0)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再认识 (0)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0) 国人出游时的陋习与中国文化无关 (1)

其实，凡事皆有两面，北方人环境造就的性格让他们作战能力比较强，南方人小情小性比较适合搞点文化产业。最早就是西晋那伙人，五胡乱华，战乱，打不过（那个时侯也还没到直接把你同化了的地步），那赶紧跑路吧。王羲之就跟着一家人从山东跑到浙江，人生地不熟，没得地种，总不能饿死吧，那怎么办？做学问吧，考个功名什么的，当然最厉害的就是把书法练好，就跟现在的领导似得，到哪大笔一挥瞎写——哦不是，是泼墨——几个字，啥问题都解决了，包吃包住包玩，有朋友有地位有面子。 北方与南方 文/董泽宇（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北方的政权一路往南打统一全国，大王朝中，汉和明是两个例外。不过，汉时中国的版图还很小，南方工业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因此所谓南北之分其实并不显著。至于明，朱元璋建都南京后，死了没几年就又被他儿子朱棣从北向南又打了一场内战，最后迁都北京。 朱棣之所以迁都北京，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有效控制关外的游牧民族（蒙古残留政权）。因为一旦长城被攻破，游牧民族的骑兵一路向南几乎可以畅通无阻，至于所谓的天堑长江，看看人民解放军怎么用木船全线突破就知道，其防守上的战略意义远不如长城。时至今日，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和东北的锦州仍是非常重要军的事重镇，守住这两个地方，北京以北就不太会出现什么大的危机（明末残留的元政权有几次是从山西绕过长城攻击北京）。 当然了，这些都是地理上太过明显的原因，而我想谈的是南北方人的性格差异。 和南方相比，北方（尤其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太过恶劣，苦寒之地对人性格的塑造是十分强烈的。 我们都知道比较原汁原味的东北二人转都带有大量的荤段子，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北的环境太过艰苦。就算在今天，一个南方农民到东北，也会惊诧于东北农田的广阔。在这里，很少会见到南方那种一家一块地精耕细作的状况，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黑土地，大到根本难以想象完全用人力去耕种。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的战略粮食供应基地很多都在东北的原因——方便大规模机械化耕种。     在过去，东北的人口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多，和中原乃至南方比的话）既没有电视这样的娱乐设施，也没有发达的交通，村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冬天是非常难熬的。这种难熬一方面体现在寒冷的天气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漫长寒冬带给人的孤独（难怪北欧那帮人一般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福利一边想自杀）——东北不像南方可以一年种两季甚至三季作物，往往在短暂的几个月农忙后，是漫长的等待，等待土地解冻，温度上升。 冰天雪地，夫妻两无事可做，就算躺在炕上也不想干……些什么（还记得鲁迅用寒冷压抑性欲的故事么？），就好像你开着车堵在国贸一样，前面还是一公交车，挡着你交通灯——希望——都看不到，能不闹心么。 有好事者寂寞难捱，一家几口人跑去村里隔壁人家串门，唠唠嗑表演点节目——主要是秧歌什么的，反正大家都是从关内出来混的嘛。演着演着自己也觉得没啥劲儿，那干点啥呢，干……点啥呢，太冷了，没兴致啊。 得，那就开点小黄腔调节调节气氛吧，你一句我一句说上几回合，说的心里那小虫儿又出来拱了，这下有点意思了……见好就收带着老婆回家干……些什么吧。这表演节目的前脚刚走，后脚那窝在炕上的一对儿也早憋得不行了，赶紧干……些什么。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进化的产物，同样是为了给干些什么助个兴，在东北是二人转，到江南就变成给小姐写诗了，而且一定要表明自己只是钦慕对方的气质才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听着什么李师师弹琴唱歌，自己也特得意，真觉得自己是一浪迹青楼的情种，其实让李师师老师整点二人转，丫立马湿湿。 说到底，岂止是性，就算是别的方面，南方人的仪式讲究也远远多于北方人，你在东北按照上海人做菜的量去吃，那不是找饥寒交迫的么。至于什么老北京的种种传统，其实人满族根本就没那么多规矩，都是跟那帮汉人一点点学会了，满汉全席哪儿来的？最早就是江南的官场菜：甭管您能吃多少，一道菜能不能吃上一筷子，反正样子得做足，满族的汉族的菜全都给我走一遍再说。人满清入关前都是极简主义，一般宴会，露天铺上兽皮，大家围在一起席地而餐。一直到康熙晚年三次举办千叟宴，都是满汉分开（不过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皇族已经很受汉人文化影响了，过生日请一堆老头子吃饭这种事儿努尔哈赤肯定想不到）。     我以为，这是汉族最厉害的地方：虽然哥经常打不过你，但能把你变成和哥一样的人。最开始那么能打仗的八旗子弟，硬在北京泡了两百多年，最后庚子国变时成了找老百姓吃霸王餐美其名曰护国餐的正宗北京混子（要是扔在南方，估计变得更快）。 其实，凡是休闲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都是相对缺少战斗血性的，典型的休闲文化就是美食，花大心思吃喝玩乐的民族一般都不太能打仗。看看欧洲，最喜欢吃的民族算是法兰西了，法国就是比较不能打仗的民族——别提拿破仑，那是奇葩，况且拿破仑最强的时候还被更北方一年到头被冻的够呛的俄国人给收拾了——德国一个闪击战，法国就没了。 就说说最近的一次全国性战争，解放战争吧。林彪的四野一路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所向披靡，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进化出了看帽子决定战术的技能：看到皮帽子——东北太冷，解放军都得戴那个，国军戴的是美式人造帽子——就赶紧跑吧。乐得四野战士也不用打仗了，大摇大摆解放不少地方，一直走到天津，实在热得不行，只好把皮帽子往枪口上一支，继续吓唬视力不好的国军。 还有那个什么，按照王朔的说法啊（不爽找王朔算账去），广东人为什么爱吃那么多奇异的东西，就是因为宋朝的时候一堆难民从中原一股脑儿逃到这片荒山野岭，虽然崖山跳海死了十万人，还是剩下不少，这一片儿又是山又是海的（广东到今天也不是农业大省），没辙儿了，逮到什么就吃什么吧，管他什么老鼠狸猫，草蛇狐狸的，一股脑儿全都吃了再说。 我就一直怀疑什么叫汉族，按理说，五胡乱华后早就反不清谁是谁了，又或者南宋灭亡（“崖山之后，再无中国”），法统都没了（我是真不想承认明朝，虽然他的确是个汉人政权）。据说时至今日，正宗的汉人只剩下客家人，什么叫汉语？能听懂客家话不？又据说，小脚趾头指甲是两瓣的就是正宗汉人，我没忍住看了一下……我还真不是，那我算什么？胡人（其实胡人这个概念也很大）？蒙古人？反正搞不清，我估计没几个中国人能搞清的，大概体态魁梧，面带异域风情的，就是血液里北方民族的成分多一点，反之则比较偏向南方人。     其实，凡事皆有两面，北方人环境造就的性格让他们作战能力比较强，南方人小情小性比较适合搞点文化产业。最早就是西晋那伙人，五胡乱华，战乱，打不过（那个时侯也还没到直接把你同化了的地步），那赶紧跑路吧。王羲之就跟着一家人从山东跑到浙江，人生地不熟，没得地种，总不能饿死吧，那怎么办？做学问吧，考个功名什么的，当然最厉害的就是把书法练好，就跟现在的领导似得，到哪大笔一挥瞎写——哦不是，是泼墨——几个字，啥问题都解决了，包吃包住包玩，有朋友有地位有面子。 这事儿后来不断发生，49年一伙人见形势要变，赶紧坐飞机逃到宝岛要不就是香港，也搞起了文化产业，初来乍到，惹不起本地人，那我关起门写小说还不行么，于是乎，什么金庸爷爷，琼瑶奶奶，层出不穷，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海峡对岸，倒是很有意思。 今日科技发展，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南北之差越来越少，大家同文（秦始皇这事儿做得好）同种，保家卫国，发扬文化，都是好事，以上种种，皆为笑谈罢了。 （采编：安镜轩 责编：刘一舟）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79 次 更新时间： 2011-06-28 17:11:41 于光远：病中杂感（九则） ● 于光远 之一：“吾思故吾在”别解 从1987年起，每个新年开始我都写一封贺信给外地的亲友，报告过去这一年自己是怎么过的，新一年如何打算。头一封信中我写道：“有人问我：你一不锻炼身体，二不注意饮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细菌或疑难病没有来找我；二是靠马克思主义，使我在任何时候对社会的进步充满胜利的信念，情绪好。” 可是从去年——严格说来，弄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癌细胞找上了我，因为动手术时，它已经数量不少，大概已有几十亿个（从书上得到的知识）。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个时候，肝病毒光临敝体。因此，素来非常健康的我，从去年11月起，一年的时间里，我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第一次住在北京医院。病虽重，但吴蔚然前院长对我非常宽容，允许我住院期间可以工作。因此，我写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就是那次住院时开始写的。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医院最擅长的是对肝病的治疗。医院对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别紧。因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所以必须卧床，要求把活动量减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脑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脑子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作不了自己的主。这个医院对肝炎的治疗，主要靠在静脉中输入它的一个拳头产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种药物。进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输液四小时左右。虽然不能坐起来，但我的脑子还在动，还可以打腹稿。 在这种生活中我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者，他说自己曾经患过一场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区痛得很厉害。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自己不是还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吗？而正是痛向他证明，他还活着。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种安慰。而我则是用自己还在思考来证明我存在。这样“吾思故吾在”成了适合于我的一句话了。 当然这是“别解”，笛卡儿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学教科书、工具书都讲得很清楚。再说一遍，我无意为它辩护，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这句名言，讲我自己的感受。 之二：何必藏拙 因为自己缺少文学修养，就羡慕文笔好的人。这也许要怪自己小时候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建国初期有一个朋友发表感想说：一个人中学时代如果没有把文笔练出来，他一生就很难写出有文采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从中学时候起，兴趣转到数学上面，因而写文章如演算，逻辑性尚可，而文采就说不上了。但是后来一想，中学以后，自己没有好好地增进自己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历史知识，也是造成我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知有这方面的弱点，在写我认为需要文笔好一点的文章时，我就会迟疑：写还是不写。写了，又会犹豫是拿出去还是不拿出去。后来一想，不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何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感情如何表达？自己的主张如何陈叙？更多的事实又如何传播？再一想，人贵真实，自己的水平如此，自己的表达能力如此，实无藏拙之必要。而且自己的岁数已经有了一大把，把文笔练好已经来不及了，但多写，总可以有点进步。如果一直把拙藏下去，这拙不会因此减少，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我想请人为我刻一方闲章，内容就是这四个字。当自己有藏拙心理，而不敢把可以拿出去的东西拿出去时，在稿子上打上这方印章，帮我下决心。 之三：爱吾斋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作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坏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又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与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那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 之四：多愁善感 病中本来可愁之甚多，因此我也决不会希望“多愁”，而写了一篇《病中纪趣》，《扬子晚报》把它登出来了。文章中我讲自己信奉的是“喜哲学”，不想去纪“愁”、纪“善”、纪“病”、纪“烦”，只想纪些“趣”事，自己开开心，也让别人开开心。 但是我还是写这篇杂感，提倡“多愁善感”。这当然不是欣赏林黛玉的那种病态心理。她那样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造成的。读《红楼梦》时我是很同情她的。但是当代人、当代青年不要像林黛玉那样。要豁达潇洒。我说的这四个字，不必说是另外的意思。 我说的多愁，是出自对社会的关心。社会进步是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可以在某些领域中占到上风，如果不发愁，岂不是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心？ 我说的善感，指的是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强烈的感情，乐于感受，而不是感情淡漠，感觉迟钝。 总之我说的多愁善感总是一种好的素质。 多愁善感也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如果不为社会进步发愁，缺乏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我认为这种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我只是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会不断扩大的。 之五：关于病中杂感 我是就病中杂感本身讲一些杂感。 所谓杂感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有什么感想就写什么感想。 杂感也就是随感，随时随地有感想。困难只是在医院中，身不由己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出病房，只能在病房里去产生感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想还不少，有可能是在它时它地产生的感想，现在正进行反刍。 病中感情的产生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时间去想。病房是个写杂感的好地方。写杂感不必去查资料，在病房中可以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也有心思和时间做。困难只是医生不让我写，不过，简单写几句有时也可以得到允许（写长篇大论，在北京医院里还允许，在302医院是不允许的），但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杂感之类的东西。 我这个人，惯性特别大。小时候，我初学牛顿惯性定律，那时候这个定律的表达方式是“静者静、动者动”。我干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停不下来，要干出一个规模才能停下来。病中杂感一写，也许就是几十篇。不过，如果很快出院，就写不多了。 之六：随感录和回忆录 在病房中可以作一点零零碎碎的回忆，但是不适宜写回忆录。 这几年，亲友们建议我别的工作放一放，先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我认为这个建议应该考虑。写回忆录是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我一生中虽然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但毕竟有一些自己接触到的事情是应该写一写的，不写，这些也许只有我和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应该对历史负一点责任。 但是我这个人老是“向前看”，总是在不断地去想新的事情，想起做新的工作，因此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真正开始。我的这种思想状况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老年人不断向前看，我认为应特别得到肯定。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李昌，他比我还大一岁，对社会、对国家的事业特别热心，到处奔波。他说他正在创业。有人觉得七十八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有些奇怪，可是我却很欣赏他的这种精神。 不过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写回忆录不能只靠回忆。为了把历史事实讲得确实，讲得具体，不出差错，除了回忆之外还要查必要的资料。写回忆录是凭着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这种特别的身份和资格来写的。它是靠作者忠于历史事实的信誉来取得读者信任的一种可靠的文献，所以要求特别严格，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不是在病房中可以进行的工作。适合于在病房写的还只是随感录。当然回忆的片断是适合于在病房里写的。 之七：不要怕表现自己 恩格斯论个人生活有三个方面的需要：生存、享受及发展和表现。全集中有两处这样的论述。过去一直未被注意。十多年前我特别把这个论述引证出来。在我国人们长期不敢讲享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不得不把老祖宗请出来。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过，在繁荣年份，工人阶级还能多少购买一些奢侈品——消费奢侈品同享受是一个意思，而到危机年份，不但奢侈品买不起，就是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从社会整体说，也是一要解决所有居民的生存资料问题，二要使居民普遍增加享受资料的消费。在每个社会成员中也应该提倡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享受，不要怕讲享受。我认为“共苦”不是我们的目的，“同甘”才是。 恩格斯讲的还有第三条：发展和表现自己。这也是人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发展什么？表现什么？无非是才能和个性。人的生活不能只是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恩格斯的三条并没有说尽，但是发展自己的才能（才能中当然包括知识）和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个性和才能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使优秀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人是喜欢表现自己的。工作的业绩要得到社会的确认，研究的成果要得到同行的评价。登台演出或在荧屏上演出，都是表现个人的才能和个性。我是喜欢表现的，我反对把喜欢表现自己作为贬词。喜欢不喜欢表现也可以作为个性来看待，不应该强求。我只是想讲一句同不要怕讲享受类似的话：不要怕表现自己。至于表现得好不好，应该让社会来评论。 之八：文格与人格 文如其人，这句话中的“文”我想应该是指文章的风格而不是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它“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用“如”这个字就不贴切了。 对于文章的“风格”，中学里听语文课老师讲过一大篇道理，听时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只知道它与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又不是思想内容本身。比如左的理论家的文章一看就不会很让人喜欢，文如其人，也就会知道写文章的人也是不会让人喜欢的。 还有一个“文格”问题。龚自珍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意思是说，卑下的文格是与追逐庸福的人格相应的东西。在文格与人格的关系上，“文如其人”这句话倒也是贴切的。 我有一个“三格”——性格、风格、人格的说法。我观察到，社会上一部分人总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本来是好的或者很好的性格、风格、人格不能容忍，用各种办法来损害它们。因此我认为凡是好的这三格，本人就应该注意保护它们，不使它们受到损害。后来我想，这么要求未免太低调了一些，还可以更积极一些，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表现自己的三格，尤其是表现自己人格的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这样的人格是必要的。抱这样的目的写出来的文章文格会是高的，即用高的文格来表现他的人格。 之九：我与流行文化 在病房中正看一本《我是王朔》，想用这个题目写一篇杂感。 在快进病房前不久，我才知道有个叫王朔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其实何只是他。青年人中谁都知道的许许多多“明星”，我对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非常奇怪。流行文化传到我这里时，许多恐怕已经不流行了。有些也许压根儿流行不到我这里。使我成了“流行圈外”的人。 不过在思想上，我并不轻视流行文化。当某些流行文化受到攻击时，我曾经为它们说过好话、写过文章。有一篇文章登在刚创刊时的《中国文化报》上，可以作证。后来，《新观察》上还有人对那篇文章有所评论。 还有一件事。去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请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工作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其中讨论到文化与中国人对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之间关系时，只讲了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这两个方面。我在发言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这是我对流行文化又一次发表比较系统的言论。 我也想克服对流行文化知识缺乏的弱点，去年找来了汪国真的诗；在广州去过一次卡拉OK厅；这次又把两本王朔的小说和这本《我是王朔》带进了病房。这样的接触，对于我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确有些好处。但是要我对这些东西写出比较有分量的评论，则非我之力量所能及也。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742.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于光远：病中杂感（九则） 于光远：初识陈伯达 于光远：1978年为何要点名批评汪东兴？ 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于光远：胡耀邦赠我的一首诗 于光远：陈翰笙风云三世纪 于光远：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讨论的背景回顾 于光远：龚育之 于光远：谈休闲 于光远：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稿 于光远：三个故事：科学精神的三个侧面 于光远：希望更多的人来做”文化扶贫”的工作 于光远：不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 相同主题阅读 杨福泉：怀念“原生态”艺术传承保护的先驱田丰先生 周淑真 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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