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

中央社引述韩国第一大报「朝鲜日报」披露的消息说，被称为中国「打黑英雄」的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停留了一天的时间内，究竟做了些什么，备受关注。中美两国政府均未公开王立军滞留美国总领事馆期间做了些什么。 但设在美国的中文新闻网站「博讯网」，援引一名消息人士谈话表示，王立军进入成都总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与美方情报人员进行了24小时深谈，向美方交代与薄熙来有关的内幕及一些国家机密。其他一些媒体也报导了类似情况。 据报导，王立军目前在北京的一个秘密场所接受调查。 报道指出，中国外交部主动公开王立军在美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的举动也令人怀疑。有人认为，这起事件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个人的纠纷，而是范围更大的权力斗争。中国今年秋天即将进行权力更替之际，幕后竞争非常激烈，这起事件发生后，王立军沦为重大罪犯，想要在今年秋天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薄熙来也受到巨大冲击。有传闻称，薄熙来也在接受调查。 另据中央社报道，大陆网友口中的「重庆大戏」，又有新传言！最新讨论焦点是：薄熙来日前访问云南参观了14集团军，前身是大陆的山西新军，由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创建。报道注意到：中国官方称正在调查王立军事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网路上讨论的尺度与空间之宽广，前所未有，也让大陆网友的想像力及创意无限延伸。 另据博讯新闻今天报道，薄熙来近日的云南之行是北京的安排，似旨在避免其与加拿大总理会面。  

作者： 柏蔚林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如果说当年副统帅林彪的仓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那么今天副市长王立军的离奇灭踪，则可以被理解为重庆微型“文革”复辟同样遭遇了完败。虽然这样的类比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总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几年前就有人说过，重庆将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次的乌托邦实验，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结局来的这么快，而且是如此的戏剧性。在这里我无意猜测究竟那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打算从一些政治话语的层面，简单探讨重庆的探索实践。从踌躇满志的“重庆模式”，下降到语焉不详的“重庆探索”，历时大约四年，此时此刻金粉已经开始脱落，看来是时候初步总结“重庆遗产”了。 重庆这几年来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唱红”“打黑”等运动方式的社会治理，更在于其轰轰烈烈实践背后的指导理论构建。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理论导向，决定了重庆走在了哪一条路上。改革开放30年来，各种有影响的“模式”也出过不少，但如重庆这样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实践，仅此一家。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一些所谓“新左”的学者忙于从前30年发掘经验，寻找合理因素，试图把“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来挑战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于这些对前30年倾慕有加的学者，重庆新政的理论需求，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来让苦于没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们，充分检验自己的理论。然而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作为重庆核心实践之一的“共富”理论可否经得起推敲？ 在中外历史上，“共富”这样的口号早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类似的概念都会被提起。其作用，要么作为一种笼络下层人心的口号，要么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要么二者兼有之。但归根结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下几千年，“共富”的理想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现实。众所周知，所谓“穷”与“富”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有“穷”才有“富”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均一样（或者接近）的财富，哪里还有“富”的存在？因而重庆的“共富”概念，仅仅也就是前30年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每个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却往往忘记了“共富”只是一种幻想。网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讽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共富到“每个人的孩子都需要开着红色法拉利豪华超跑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宣传口号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经过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状态下的“共富”，只能导致事实上的“共贫”，这是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历史。 首先，“共富”理论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的一种反向而动。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省份之间，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因而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所以只能认可“先富”的政策，如张五常所总结的，允许国民，首先是农民，通过合同制的方式，从承认私产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的活力。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承认并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无法否认利益差距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国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调节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当然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重庆的“共富”在实践中并非完全按照毛时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范”活动，就是“旨在表彰在“缩差共富”中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共富”这样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之下，私人利益始终都是处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阴影之下。 其次，现在有些左派学者在一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则对重庆的“共富”大加赞扬，认为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话语都进行一点稍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当这些左派学者对资本大加鞭挞的时候，他们对“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义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初创，一直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尔的时代，才取得了显赫指导性地位。其主要观点，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全面市场化、政府退出干预，经济资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也遭到了世界范围内左派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的极力反对。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哈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金权势力在全球范围膨胀。在这些左派学者看来，归根结底，看似强调公平合理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却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此时此刻，当回到“共富”这一话语，我们同样发现，这一充满着道德与正义的冲动，其实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其理论与实践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然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最终陷于困境而归于失败。对于个体利益的否认与漠视，是导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批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人曾经因为提出“腐败不可避免”之类的经济解释，而遭到社会舆论，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广泛抨击。但是如果对其理论进行稍加耐心的了解，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社会的现实。张大概是中国社会第一个人，早在80年代时，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官员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样代表了一种不回避利益诉求的可贵勇气。时至今日，利益诉求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关系中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共富”的慷慨许诺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这样的疑问，重庆提出了，比如“国企要上交30%的利润”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报道，“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观地把国企视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事实也是这样），就不难明白，对于这样的“高征收”，长此以往，它们自然也不会心情愉快，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反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临这样的矛盾，重庆的选择就已经不多，只有让国企继续做大，给予强化垄断效益的甜头，整个体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重庆的理解，“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这恰好坐实了“共富”必然导致“共贫”的观点。按照张五常多年前的预见，在不减小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将无法进入国有资本垄断的地盘，从而导致整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那么在重庆国资持续做大的的情况下，其结果与“共富”背道而驰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论回避了社会阶层间政治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之成为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伪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一些中国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式民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通过重庆的实践，他们认为实现“共富”即是避免“占领华人街”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不二法门。左派学者汪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据此在一些人看来，西式民主的失灵，就在于民主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断裂，1%的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而99%的人则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进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而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理解上的严重错误。汪晖的理论，是从社会不同阶级政治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社会内部阶层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由于政党政治一直在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政党已经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结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实现利益关系“政治化”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才能实现“社会民主”，才能有效地表达利益个体自身的基本诉求。应用这一理论阐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美国，从草根阶层发起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的表现。这些社会运动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标志，反而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机制仍然是在运转的。可以说，西方体制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对立与博弈。而回到重庆的实践中来，大家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正好对应了左派自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话语霸权下实行全权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统统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唱红、打黑”过程中发生的重庆警察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就是这种下层利益“被代表”而无处发声状态的典型表现。 最后简单总结而言，所谓“共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现社会总体进步的最佳途径，必须建立在承认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许诺。寻求真正稳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单向度的压力维稳之上，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动态。只有首先承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资料：　 新华网：重庆共富实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14/c_122421714.htm 张五常： 私有化与特殊利益–中国改革经验 汪晖：代表性的断裂 汪晖：革命的终结

王立军事变，引申出三个最核心的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中枪的是薄熙来 十八大的“入常”之争，因为背景是后权威时代，规则的力量薄弱，预计之中，刀光剑影的激烈程度必远甚往日。但是，为什么首先中枪的是薄熙来？ 答案其实很简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存在精英化的趋势。所谓精英，以权贵资本为核心，精英化即由权贵资本主导社会的发展进程，促使社会变化朝有利于精英、权贵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在已经相当精英化的基础上，还有着进一步精英化的趋势。试图改变这种趋势的力量并非没有，而且不少，例如胡锦涛、刘源等，都曾显示出这种努力。但由于社会运动的惯性，由于权贵资本已掌控太多东西，这种扭转十分艰难。从皇储习近平表露的执政理念看，他也赞同“分蛋糕”以扭转趋势。但是，习与胡一样，本身都是因党内游戏规则而上位，上位后也必然遵循党内游戏规则而操作。胡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超越既有的党内游戏规则，就不可能真正扭转精英独大的局面。唯有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人，才是有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 在党内高层，从已有表现看，只有薄熙来有能力不按牌理出牌，而他本人也确实表现了欲推动这种变革的意向。这就是许多人对薄熙来寄予厚望的原因，也是中国最有力量的那个阶层惧怕薄熙来上位，视其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政治炸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原因。至于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风向和口号，只有那些被“运动”起来的人，才把它当一回事，甚至为之热血沸腾，或者欢欣鼓舞，或者咬牙切齿。真正“运动”别人的人，都明白这些只不过是道具而已。 被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视为死敌，薄熙来“出事”有其必然。但要打倒薄熙来也非易事，在他把重庆经营成铁桶一般后，“打薄”显然已不能从重庆内部入手，只能从重庆之外寻找破绽。而薄熙来独树一帜已有经年，在四面皆敌的背景下，他的敌人还未能从重庆之外找到称手武器，可见薄熙来对自己的经行之处尤其是辽宁的行迹，必已做过一番清理。这是薄能够挺起腰杆来独树一帜的前提。 薄能如此，他的部下未必也能如此。在去重庆前，王立军不过一处级干部，在全国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底蕴更不如薄远甚，又身处辽宁警界这样的大染缸，他既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也没有能力完全漂白过往，于是被选择作为突破口，逼其内讧。这就是王立军事变的实质——出手者的目的达到了。 问题二：薄熙来伤势几何？ 身在局中，或者在事变突然发生时，总容易让人夸大事变的影响，构思出一种朝某个极端变化的情态，尤其是当这种情态还符合自己的愿望之时。近一段时间，“薄熙来已完蛋”、“被控制”的说法不绝于耳。其实，王立军事变对薄的影响，应该还到不了这一步。按照中共惯例，像薄这种级别的官员，只要没被掌握贪腐方面的确凿证据，就不会被轻易打倒。以王立军当时级别之低，料不能握有薄本人在辽宁的直接不利证据；到重庆后，薄立志“不走寻常路”，更不会留下什么劣迹。而且，薄的分量不轻，站位更微妙：既不在各大派系之内，又与各大派系均有所交集，游离于边缘，别人把他当棋子，他却借此搏上位；虽然谁都感觉到他的威胁，他却又绝不是具体哪一方的敌人，因此，谁都不愿做那个首先扣动扳机的人。十八大前夕，各方博弈激烈，也不可能形成针对薄的合力，顺风朝下推一把大有人在（例如放开微博讨论王立军事件），要出老力却谁也不干。这就是薄能够在夹缝和激流中不断壮大的原因。 这种情势直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这一回薄熙来应该是只伤不死。那些对薄心怀畏惧的人，畏惧的也只是薄上位，只要堵绝了上位之路，目的也就达到了，不一定非要一棍子打死。 王立军事变对薄的杀伤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王立军本人是重庆“打黑”的标志，“唱红、打黑、民生”是“重庆模式”的三驾马车，分别对应于精神环境、安全环境和物质生活的建设。王立军落马，三驾马车去其一，“重庆模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都大受质疑。 二，任何光鲜的背后都隐藏破烂，强大内部必有虚弱，“重庆模式”也不例外。王立军熟知重庆的一切，可以把内部的破烂和虚弱轻松揭开。这种揭示，或许不会为普通老百姓所知（也不一定，美国方面可披露，高层有人也可能会故意放料），但一定会到达所有想知道的高层耳中。薄熙来最虚弱的一面，将裸露在众敌环伺之下。在政敌面前，他就是一个被拆除了城墙的堡垒。 三，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审讯机关有办法让受审者说出想要他说出的一切。王立军已处在薄熙来以外的势力控制之下，对方可以让王立军“供出”一些微妙的内容，例如薄熙来说过什么话、有过什么打算，对某某大佬做过什么评价，上位后准备把谁怎么怎么样，等等。这些“供状”，由于不需要真枪实弹，火力可以无穷无尽，能够指哪打哪，令人防不胜防；而且还可以延时射击，根据情势的变化调节攻击的重点和方向。听的人尽管未必真信，但心结毕竟已经种下。 问题三：薄熙来怎么办？ 既然伤不至命，薄熙来必有一番回应。正像民变四起逼出汪洋的“乌坎模式”一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情此境下，薄熙来能够怎么办？ 再造新的政绩？且不说创造政绩需要时间，从现在到十八大，已没有这个时间；也不说现在的重庆人心惶惶，薄对内部的掌控必然出现问题，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得心应手；有王立军“打黑”之例在前，即使重庆再出什么政绩，也难取信于外。 以牙还牙，对政敌反戈一击？毫无疑问，薄手中掌握有不少其他高官的“炸弹”，这是他的生存手段之一。但这些东西，引而不发时才最有威力；一旦放出来，没有那种风助火势，作用其实有限，很可能一下子就被踩灭了。而且，现在薄的对手并非具体哪一个，而是举国皆敌、举世皆敌，“世人皆欲杀”，撩倒一个、两个，无济于事。 排除这两种选择后，薄的可选项就只剩上中下三策： 下策：改弦易辙，在意识形态上向右转；偃旗息鼓，不再独树一帜，而是死心塌地投入某一阵营。此时投入，身价当然不会高，比之什么都不干其实也好得有限，只是在安全上更加稳当。平庸之辈往往会作此抉择，但以薄之性格、心气，料不取此。 中策：更激烈地向左，稳固基本盘。在此之前，虽然薄熙来被视为左翼旗手，其实他左得并不彻底，而是留有余地，可左可右、可进可退，随时可以抽身转向。但是，无论在党内还是民间，左翼无疑是他最坚定的支持力量，是他的基本阵地。虽然此前薄熙来在“入常”有望的情况下，有意淡化了一些左翼色彩，尝试建立统一战线，谋求成为多派“共主”，但在此风雨飘摇之际，仍然对薄抱有期待的，无疑只有左翼。只要薄放下对“共主”的执念，专心经营一翼，更坚定地站在左面，就可将这一部分力量牢牢掌握在手中。此时此刻，这是薄难得的本钱。左翼虽在当下中国政坛势弱，不足以支撑薄进军十八大，但即使十八大铩羽后，薄亦可凭此在政坛内外形成一股力量，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时势之力，甚至可以以待来日变数。这种选择，有利于改善当下中国左右势力极不均衡之局，可说是国家之福。只不过，薄出身世家，又久历宦海，对权势食髓知味，不易作出这种抉择。 上策：上策代表着最好的前景，也意味着最难走的路。一个人最虚弱的地方，往往是他最可以进步的地方；最失败之处，即其致胜之机。薄熙来善于从跌倒处爬起，当年被发配西南，“入常”无望后，他自己就硬生生杀出一条生路来。新的生机仍然在跌倒之处，出路还是要靠打破规则，出奇招不按牌理出牌。以薄之经验和智慧，不难找到突破的切入点与关键所在。只是这种抉择需要极大的胆魄，薄并不缺胆魄，现在他的胆子只会更大。在当下，只有一个因素还能阻止他痛下决心，那就是他自己心存侥幸，自以为循正常之途“入常”仍有望——其他人会不会利用这一点，让薄始终感觉到还有希望，直至最后时刻才令其绝望呢？ 大争之世，不止是某两方演义，而是多方在演义，想伸进来浑水摸鱼的手太多了。如此混沌，既考验薄的胆魄，也考验其他人的智慧。

薄熙来的独角戏。 2012年龙年伊始，中国便上演了一部精彩绝，情节曲折的政治大片。故事情节相信大家都已经比较清楚，这里就不累诉，片中的男主角一号是打黑英雄王立军，二号男主角便是以重庆模式而名闻天下的太子党成员薄熙来。男一号因为已经被中央押回北京进行调查而谢幕，然而表演却并未结束，片中的第二号主角薄熙来依然仍未谢幕，从此便成了薄的个人独角戏。薄熙来的接下来的表演牵动了中国亿万网民的心，人人都在猜测薄的结局会怎样，会突然辞职？还是会身陷牢狱？是继续直步青云，还是更富有戏剧性的畏罪自杀或潜逃。薄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到目前为止薄的表演依然十分精彩，2月8日至9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率领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在云南交流考察，重点参观了云南特色优势产业，并在滇池喂海鸥以示自己在王立军叛逃事件之后的从容和淡定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绝望和恐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该来的就会来的，是躲不掉的，是不以个人意识为转移的，无论任何一种剧情结局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都将被终结，薄入常梦也将彻底被粉碎。 法办太子党成员难度太大。 太子党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势力最强大利益集团。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里，太子党家属及其成员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掌控了军队这个国家暴力机器，控制了政府部门和地方的要职，在胡统治的今天，说太子党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国家的半壁江山可能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如果以后再加上习登基，更加肆无忌惮的提拔和使用太子党成员及其家属，中国将会重新沦落为半世袭半专制的国家。说起半世袭半专制国家，可能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朝鲜，在朝鲜那是儿子接老子的班，而在中国却是孙子接爷爷的班，朝鲜是明世袭，而中国却是隐形世袭，但内容和结果却没有任何的不同。法办薄熙来将书写中国的新历史一页，因为中共此前并无因经济和腐败问题关押太子党成员的先例，而且18大即将召开，胡温即将从权力中心退出，习近平又是太子党的党魁，肯定不肯给自己抹黑，况且薄的父亲薄一波生前为中国的元老之一，其在中央的各种关系根深地固，人情网四通八达，太子党集团的关系网更是丝丝相扣，官官相护，胡温法办薄熙来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何况法办薄熙来将会得罪即将上台的太子党集团很可能会在习上胡下后被打击报复，所以，笔者推测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会小之又小，从现在来看，薄熙来最好的一种结局是能够全身而退，中央只会对王立军叛党叛国罪对其进行调查，而对薄熙来则只追究其用人不当之过，但即使是这个看似轻微的用人不当也足以将其拒之于18大常委名单之外，因为所谓薄的重庆模式已经破产，打黑和唱红都被否定，所以，薄熙来无缘18大常委已经是板上钉钉，已无任何翻盘的可能。 王立军草莽英雄，有勇有谋。 说王有勇是因为当薄熙来准备弃车保帅时，当薄准备让王当替罪羔羊的时候，王选者了说NO，王并没有被薄的权利和淫威所吓倒，王选者了反戈一击，最后并成功将薄从马上拉下。说王有谋，是因为他成功的摆脱了薄的监视，并逃至美国领事馆，成功的放大了此次事件的影响力，并成功的逃离了重庆警方的控制，也就是说无论外人如何评价，但王成功的挽救了自己生命。要说王有错，就是选错了主子，太子党成员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非作歹，视人命如草芥，吃人不会吐骨头，自古便如此，今天也不会例外。习上台后会不会突然露出青面獠牙扑向官员和民众实行镇压和迫害仍是个未知数，如果当真如此，胡便会成了真正的历史罪人，因为是胡个人做出的妥协，习是接了他的班和位子，太子党才会成窃取权力而登上占领国家权力中枢的，如果太子党从此危害中国的一切的罪名都将要由胡个人来承担。但我们坚信在日益多元化，民主自由深化中国社会的今天，人民才是真正社会的主角和主人，中国的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会不会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决定，而必将是由全中国人民共同来选择的，民主的中国社会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