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

NGO联盟的力量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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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工业污染成“定时炸弹”

中国最近发生的几起重金属和化学污染事件,被认为是中国水资源受到威胁的又一次警钟,而那些重化工企业的巨大发展,更为周边城市埋下“定时炸弹”,很难在短期内清除。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上个月紫金矿业发生铜矿污水泄露事件后,对事故现场周围的两个村进行的抽样测试结果显示,当地的饮用水和土壤中金属镉的含量非常高。 住在福建上杭县这两个村的不少居民,一直怀疑当地的水土受到污染。这个测试结果给他们的怀疑提供了依据。当地居民介绍说,村里近两年来有一连串癌症死亡病例,死者中包括一个七岁的男孩。 国际卫生组织的研究显示,金属镉是一种致癌物质。专家曾介绍,在金属矿和冶炼厂附近的土壤中一般会发现超标的金属镉。 *中国地表水只不足一半可饮用* 紫金矿业的污染事故是中国近年不断发生的重金属和化学污染事故之一。不久前,一场暴雨引发的山洪将7千个化学原料桶冲入松花江,引发吉林市和下游的哈尔滨市陷入“水慌”,重演2005年松花江污染后市民抢购饮用水的一幕。 不少中国环保界人士认为,这些污染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 中国环保部今年上半年对全国地表水的近千份抽样检测显示,只有49.3%的地表水可以安全饮用,近四分之一的地表水处于污染状态,甚至不能作为工业用水。 去年曾经到中国东北、华北进行水样调查的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组委会副秘书长王立忠,用“触目惊心”四个字谈到他的一些所见所闻。他举例说,吉林的四平市、河北白洋淀的污染状况都相当严重。 他说:“东北主要是吉林四平这一块儿比较差,非常之差,地下水源都已经污染了。化工污染排水啊,化工废料啊就这么堆着,就这么放着,水全排到沟渠里,最后就都排到了辽河。” *重工业集中在环境敏感地区* 据国家环保部的一份文件,辽河沿岸有165家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放汞、镉、铬等重金属和难解有机污染物,这还不包括王立忠所提到的市县级的小型企业。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重工业加速发展,各地都大量扶植化工、石化企业,而这些企业对水源的要求又使得其中大多数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有些还在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6年的数字显示,中国的化工、石化项目中有81%设在那些环境敏感的地区,其中45%为重大风险源。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些快速发展的重工业企业正象埋在城市周围的“定时炸弹”,处理不好,会给城市发展以及人们的健康、财产甚至生命带来巨大损失。 *霍岱珊:治水10年一周期,治不如防* 为治理淮河而奔走十几年的民间环保人士霍岱珊说,前些年的治理重点放在有机物的污染,而在治理过程中没有重视重金属和化学物品的污染,其实这些污染一直是存在的。只是近些年的重工业发展导致这些污染的问题大面积失控,再加上重金属污染的表现是隐性的,要经过一段时间在环境中越聚越多之后才能显现,所以现在才受到重视。 他说:“现在更多的人关注是因为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存,我们已经感知到这些化学污染物、重金属的存在,看到它的危害。 ” 霍岱珊说,水治理的过程长期而缓慢。目前他了解到有些在河流附近的化工厂开始迁出,国家也按期进行排污口的普查,以及对排放持久性化学物和污染物的单位的普查。但是,不想办法减少破坏性的排放,再花钱治理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说:“治理的速度有时候跟不上破坏的速度。这就是治理困难的原因。用了10年的时间才把COD 降下来了,氨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治理水方面有10年周期率,如果不遵循这个10年的话,这个(治理的)预期是让人失望的。”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环境部门的专家们认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彻底清除重金属污染。他们说,中国在处理重金属污染的问题上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而现存关于土壤和水质污染的环境标准,也远远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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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拆大建让民族丧失资源与历史

大拆大建让民族丧失资源与历史   2010-8-12 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坚定地表示, 二十年内现有中国城镇的住房就是得拆一半。       轻轻一句话,概括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不尊重历史,浪费成性,缺乏对文化的尊重,让低碳经济成为一句空话。       大拆大建透支资源是对子孙犯罪。       英文《中国日报》曾报道,中国住建部副部长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却只能持续25-30年。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建筑寿命远远超过中国,例如英国的建筑寿命达到了132年,美国建筑寿命也达到了74年。       先行一步的开发商也有同样的忧虑。今年万科给股东的信中有如下段落,“据统计,中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2 至3 倍,新建筑中八成以上为高耗能建筑,存量建筑中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根据2008年《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我国城乡建筑运行能耗约占我国商品能源总量的25.5%,而如果考虑建设过程中的能耗,则建筑行业相关能耗比例将更高”。       在大拆大建中粗制滥造的建筑不仅耗费了中国的能量,更是对GDP至上的地方政府的鼓励。当一、二线城市土地越来越少,大拆大建成为获取土地溢价的来源,美其名曰节约土地资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新官上任后,是否还要来一次大拆大建攫取土地收益。       越来越多的建筑建成不久就面临拆迁的命运,谁来为财富损失与资源浪费负责?       今年年初,有消息称,福州市台江区祥坂小学斥资1500万元新建的现代化小学,不到一年再次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而据《长江商报》3月报道,湖北武汉马湖新村小区400多套入住不足5年的还建房面临整体拆除。当地街道办称,土地有限,将建高楼安置更多村民。今年6月,央广报道,湖南株洲当地政府正在修建一座标志性建筑——炎帝广场神农城,而附近两个刚刚建成两年的住宅小区因此被迫拆迁。按照株洲政府网的介绍,神农城项目总占地面积2970亩,总投资超过100亿元,是株洲城市跨越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节点之作,建成后将成为株洲的城市新名片和新客厅。这个大客厅,却容不下老百姓的小客厅,       所有上述拆建用一句棚户区与改善商用条件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如果说有新规则,那么两三年前的旧规划就那么禁不住推敲,规划法尊严扫地。如果说由开发商支付拆迁、开发费用,开发商的融资来自于社会,而资源更是全社会的财富。       更可怕的是文物和古建筑的灭顶之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数的古建筑被夷为平地。天水市的成片明清古建筑被成片拆除,仿古建筑拔代替了真古迹,到2005年该地古建筑仅剩下100座左右;2007年湖北襄樊唯一明代古建筑在半夜时分被强行拆除;2010年佛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禅城区庆源坊69号的清代建筑苏氏书塾被拆除,有关方面辩称属于“主动拆卸”……如果说破四旧是以扫除旧传统为名有意识地败坏本国的历史,此次大拆大建则是为了经济利益,躲在改善民生的幌子下,行破坏古建筑之实。       大拆大建、破坏古迹,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获得了蝇头小利,但能源消耗将会在未来中国的碳货币时代失去主导权,使中国付出极高的成本。       目前,中国碳减排量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居世界第二。发达国家在2012年发展50亿吨的减排目标,其中至少有30亿吨来自中国。中国是最大的碳交易国,还在建成越来越多的高碳建筑,将来全球碳排放收入的一半以上将来自于中国。有统计数据显示,1990—1998期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年,分别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1.4%和29.4%。这还不包括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内。在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曾联合公布了“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作为低碳经济时代宝贵的轻资产,旅游、世界遗产等财富,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加上古建筑等存量财富的毁灭,加上高碳建筑的盛行,加上大迁大建的社会震荡,中国的房地产业社会成本不会离2009年万亿元的利润太远。       承担高碳税的子孙后代有理由指责现在这个时代,短视而投机,对于民族历史与文化毫无敬畏之心,以摧毁古遗存与无度祭拜的方式,显示对传统的无知。   注:听到过许多拆迁、项目工程承包中触目惊心的黑幕。     兴于拆迁,毁于拆迁。     疯狂成为个性的样板。     泥石流悲剧,环境破坏,难道不能让我们有一点点反省?     听到过住在古建筑中的村民希望搬迁,细问下来,他们不是不懂古建筑的珍贵,而是对成为被展览者,却无法享受景区收益深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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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生活》征求英才和好文

《环境与生活》杂志风格定位与内容构想 ◆刘县书(执行总编, environmentandlife@gmail.com ,欢迎投稿)   1.目标读者   我们的目标读者是被环境恶化及相关种种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中国人,他们每日亲身感受环境恶化之苦,欲有所改变,却常感困惑、无力、无奈,然而终究不甘,不放弃者……当然包括所有环保界人士,但标准读者是模糊收入水平、专业背景、年龄大小的普通中国人,其核心特质是:开始怀疑旧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个人的和社会的),开始追问环境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因果,希望寻找新路,重建精神家园与地球家园。当然我们的核心读者收入和学历不会太低,年龄则是广谱的,往往一家老小都可分享其中的部分内容,可以就其中的某些议题一起讨论–但主力读者当是中青年。 当下中国起码有数千万真切感受污染之苦、真正关注环境问题、并且愿意参与改变(如果有人引领的话)的人。我们争取其中数十万人将来成为我们的忠实读者和支持者。特别是环保组织会员及热心志愿者、环保界专业人士(包括环境研究者、环境产业界、环境管理者等),是我们首先争取的对象。   2.杂志的功能与个性   我们要办的是一份走进家庭、走进人心、推动塑造绿色新文化与绿色新人类的杂志,一份担当催化社会进步使命、有品格有思想、也提供技术和方法的杂志。我们的功能定位有四:  一,揭露典型污染事件,为苦于环境恶化者提供倾诉平台,反映他们的苦恼、困惑和诉求,配合提供相关法律、政策、技术咨询及评论分析,是为最近环境事件的深度报道及评论;  二,依托我们的学者、专家队伍,帮助关注环境问题者知晓、理解最新科学与思想进展,展示最新科学与技术成果,提供方法与思想的交流平台–这种沟通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不同专业和阶层人士平等探讨和相互启发的契机,是为环境科学技术绍介及环境思想对话;  三,以优美文字、独到视角、锐利思想,在环境与文化生活结合的交叉板块中,为现实生活中饱受身心污染之苦的人们提供清新的精神食粮,创造不一样的精神家园,在这儿,那些欲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人可以找到向导和同行者,这儿将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平等的新文化的发源地;  四,通过杂志、网站及相关读者俱乐部、讲座等活动,杂志社也将实际参与到“从我做起”的环境教育、理解科学、思想探讨、行为改变中去,我们杂志本身(首先是编辑部)也将努力做绿色新文化的塑造者和实践者。   …… ●板块与栏目详细说明    内容大致分为十二大板块:“方舟瞭望”(总编卷首语及最新资讯扫描);“风暴眼”(最近事件深度报道及评论)“世像”(社会现象扫描,述评类);“天工造物”(最新科学技术相关文章);“思想海洋”(新锐思想对话);“先锋”(个性人物及其绿色探索);“民间”(环境NGO写真);“绿瞳”(图片故事);“非常道”(旅行记,不走寻常路);“新新文化”(触及人与环境间困境的一切鲜活文艺、著作);“非专栏”(个人专栏,又绿又专);“心镜台”(反馈,读者参与板块);“乐居”“食为天”“品鉴”(实用生活栏目)。 分别详细说明如下: A. 方舟瞭望 :包括卷首语及最新资讯扫描。卷首语,每期一篇,刊首的总编文章,1000字。浓缩一个主题思想贯穿本期核心内容,结合近期社会观察,体现杂志灵魂与个性。最新资讯扫描,分为“事件”、“法规”、“声音”、“行动”、“人物”、“数字”、“新知”等类,总数不超过30条,每条200字。摘编。   B. 风暴眼 :围绕最近污染或生态事件,客观报道,深度挖掘,配合相关资料、专家解读评论,自采或约稿(来自其他正规媒体记者),主打稿5000-6000字,相关资料、评论等2000字,现场图片若干。另外,关于以前曾报道事件的追踪跟进,也放在这一板块内(不定期)。(可考虑与环保部各督查中心、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评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长期合作,挂名,配合,线索)。 世像: 社会观潮、扫描,对社会现象与潮流的观察,如介绍慢活族,一种倡导放慢节奏、关注心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时尚。低碳婚礼、低碳婚纱等。(2000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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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环境灾难

一系列的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企业们对这些污染事件负有主要责任。两位学者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易明(Elizabeth Economy) 本文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分会的高级研究员和主任。外交关系委员会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组织,智库和出版机构。 拯救环境需要真正的努力 最近中国遭遇了一系列环境灾难。因为位于福建上杭的紫金山铜矿的污水池发生渗漏,毒水流入汀江,紫金矿业正饱受批评。在辽宁大连的近海地区,因为一条油管的爆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是它的上市子公司)正艰难地清理油污。这两起事件中,水生物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待确定。目前,中石油油管爆炸的原因和它是否负有责任尚不清楚,但是在紫金矿业的事故中,这些已是明白无误的。 政府官员已经发现紫金矿业非法向汀江排放废水,并拘留了几位公司成员。早些时间的报导显示的紫金矿业可能要支付至少500万元(73万8千美元)的罚金和赔款。 紫金矿业这件事的真正悲剧是:它不是个案。在中国,工厂非法排放废水很常见。企业走捷径而牺牲了环境,当地社区的健康、农民和渔民的生活都受到持续的威胁。 据环保部周生贤(音)说,在中国,25%的饮用水源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去年,依托水利部的中国地质调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90%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中国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水污染,因为2/3的城市面临着缺水问题,在沿海地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造成地陷,马路开裂和村庄被迫迁移。 中国环保方面的官员非常清楚这一挑战。环保部的副部长吴晓青(音)在去年底说:“水污染问题已经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一个威胁到国民健康的最关键的环境问题”。收到这一警告的官员们正在努力寻找控制问题的办法。 在2008年,政府修改了《水污染防治法》,提高了对疏于治理的公司和个人的处罚水平,同时也给省级官员规定了要达到的反污染的目标,比如减少化学需氧量。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提高水价,以鼓励节约和循环用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初步措施,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 有效的环境保护要靠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员、非政府组织、媒体、大众、最好还要有企业的共同参与,这些企业有避免环境被破坏的动力。这些要素中国已经都有了,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做正确的事的完全授权。只要有一些小的革新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各地环保局经常人手不够,而且工作人员的薪水也不高。据周生贤说,全国660多座城市,只有25%能够做到每个月检测一次水质,查看其中的污染物。 加强其工作能力的一个办法是:把各地环保局划归环保部(MEP)管理,而不归地方政府管理。此举将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培训和标准建设,或许也可以减少腐败的发生。腐败问题造成差不多一半的环保资金被用于它途。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环保预算要持续增加。目前,国家环保预算仅占GDP的1.3%,对于肩上的重任,这点钱可谓杯水车薪。 其次,环保行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监督者 ——独立的角色,促使政府和企业诚信运作的独立机构。许多国家依靠非政府组织、媒体和个体公民来行使这一功能。中国也有蓬勃发展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对环保问题感兴趣的媒体。但是在筹措资金,扩大活动和自由运行等方面,政府法规却经常给他们制造各种困难。这些监督者需要独立行动,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才能让他们尽职尽责。 最后,在中国的环保工作中,环保活动缺少法律体系的支持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更多的环保律师和训练有素的法官,非政府组织代表一群受害者进行集体诉讼的可能和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系统——比如,把司法系统从政府中剥离——将会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坚固的环保体系。 拯救环境没有“一招灵”式的捷径。环境灾难每时每刻都在世界各地发生。只要看一眼距离美国海岸不远的墨西哥湾发生的BP公司漏油事件,你就能目睹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然而在中国,紫金矿业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常态。中国老百姓应该从这些造成灾难的企业中得到更多理应得到的赔偿。 苏扬(音) 本文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约束企业应引入公众力量 最近几个月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难,从福建的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到河北冀东水泥污染事件,到辽宁大连的漏油事故,再到江苏南京的丙烯管爆炸事件。还有,最近在吉林省,十年来最大的洪水把1,000多桶有毒的化工品冲进了松花江,迫使当地政府暂停供应饮用水。这些冲进江中的化工产品结果给好几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据媒体报导,所有的这些环境灾难,要么是故意造成的,要么是大企业的疏忽造成的。几乎所有对最近发生的环境灾难负责的企业,要么知情,要么不知情,都要对使用了有毒化学品造成最近的灾难负责,它们都是由当地政府“罩着”,与环保部门对抗。 2009年的《中国环境状况》这一报告说当年共有171件“突发环境事故”,包括因为生产安全、交通事故和企业排污造成的污染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通常会造成大范围的环境污染,比如这次大连的漏油事件,以及2005年吉林化工产爆炸事故,这些事故造成了大连湾和松花江的严重污染。 我们尤其应该对两种潜在危险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处在居民区或者邻近水源的大工厂。因为化工或者高污染企业靠近居民区或者水源的话,一旦发生未曾预料到的环境事故,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应对。这意味着,就像南京的爆炸事件或者吉林的化工品泄露那样,即使是相对较小的污染或者有毒化学物质的泄露都会给社会造成不成比例的沉重一击。 第二个潜在的危险是缺乏适当监管的企业的持续污染,河北冀东水泥和福建紫金矿业都是这样的例子。对污染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管,他们得以照做不误,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包括污染水源。比如,紫金矿业已经连续10年向汀江里排污,当地政府对它的行为视而不见。 要防止企业对环境造成更进一步的破坏,政府应当重新调整工业结构,并对工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 一些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很少注意重化工业的潜在危险。这就导致了一些化工企业设立在居民区附近或环境敏感地带。 国务院发表的重新构建和振兴石化工业的计划强调了“优化工业布局”。但是大型企业都是各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企业对环保问题根本不管不顾。 紫金矿业长期以来向汀江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每次有人来检测汀江的水污染情况,紫金矿业就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掩盖事实,或者宣称只是小问题。 这种行为不仅限于紫金矿业一家。这类企业总能找到借口来掩盖他们的缺点,比如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 一些地方政府宁可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要当地环保部门和环保机构“动真格的”,去对抗更高的当权者简直是痴人说梦。 要确保有良好的环境,光有环保机构的垂直监督是不够的。没有公众的参与,环保不可能有成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型组织的发展远远不够,而且各地政府和官员的政绩依然通过经济增长量来考核。充满争议的厦门PX项目最终下马显示出,公众对此类事件必要的(也是强有力的)的参与是何等重要。因为当地民众毫不畏缩地反对化工厂的建设才最终导致化工厂另换新址。 一些企业和当地政府合谋造成的污染最近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最终制止了他们的非法行为。 一份跟踪中国重金属污染和信息技术产业之间联系的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对这类污染的监管很松懈,一些国际品牌的中国供应商仍在向珠江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水。这份报告对公众监视企业的排放废水的行为很有帮助。 提高公众的参与,理性的工业布局和合理的计划可以帮助拆除居民区里的“定时炸弹”,也能加强环境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调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中国日报》08/09/2010第九版) 相关阅读: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热点专题—中国的环境污染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出版公司,译文1.0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看中国”、“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中国日报”、“译者fuge”索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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