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奇庄

中国为党庆宣传争取全国“一片红”

中国为党庆宣传争取全国“一片红” 记者: 萧雨 | 华盛顿  2011年 5月 07日 中国媒体日前报导,为迎接中共建党90周年,国家广电总局下令各电视台今后三个月内禁止播放谍战、涉案等题材电视剧,改播“红色”电视剧。不过广电总局随后澄清,这些电视剧只是为配合建党宣传而延缓播出,并非禁播。 广电总局的发文对5月中至7月中播出的电视剧题材进行了严格规定。谍战、涉案、穿越和部分言情题材等都在禁播之列。美联社、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也报导了这一消息。 不过,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王卫平5月6日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否认了“禁播”的说法。王卫平说,这一安排主要是考虑在建党宣传展播期,各电视台要集中播出相关题材的优秀剧目,其他一些题材延缓播出。有消息说,广电总局还提供了一个提倡播出的电视剧名单。名单上共有40部作品。 *秦全耀:《建党伟业》是不是也该禁?* 北京互联网知名博主秦全耀对美国之音谈到广电总局的这项政策时说:“这就是红色啊。就是这三个月,非红则禁。紫红都不行,谍战剧可能是浅红。暗红、紫红都不行,只能是大红。” 秦全耀说,最近他爱看的一部电视剧是电视台正在播放的谍战剧《青盲》,讲的是中共特工从国民党监狱“白山馆”营救中共党员的故事。网民议论说,“白山馆”和“白公馆”只一字之差,这实际上是一部向《红岩》致敬的电视剧。不过,上海东方卫视负责电视剧宣传的主管欧阳也日前向媒体证实,《青盲》也在广电总局的延播名单之列。 秦全耀调侃地说,如此说来,《建党伟业》也该算是谍战剧。他说,你想想,党的一大是在一条船上开的,特务跟踪,转移地点,这中间有多少风波啊,这种电视剧是不是也该禁? *田奇庄:不许百花齐放的思维已过时* 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田奇庄认为,最近电视台播的谍战片确实太多了一点,有些胡编乱造,和真实生活差距太远。但是田奇庄说,说到底,民众需要看什么节目应该由市场需求自发产生,由官方来做出规定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方式。 田奇庄说:“不许百花齐放,只许一家占据屏幕舞台这样一种文化政策的持续,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太好,应该改变这样的一种思维和操作模式,满足民众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的需要。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何亮亮:民众看什么广电局其实管不了* 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也表示,现在早就不是江青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看那几个样板戏的年代,广电总局提出这样一种政策不合时宜,违背时代潮流, 而且它想管其实也是管不了的。 何亮亮说:“把今天的中国跟40年前的中国相比的话,  在社会和技术手段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很简单,观众如果不喜欢,他可以不看。那你观众如果不看电视台播的这些电视剧,他有东西看吗? 他当然有东西看了。” 何亮亮说,现在民众有大量的途径可以买光盘,或是从互联网上下载他们想要的电视节目,别说中国国内的电视剧,甚至美国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国观众也立刻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而且全部被译成中文,画质也非常清晰。 何亮亮说,广电总局其实也知道,今天的电视观众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想一纸条文就让全国“一片红”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似乎就失职了。 何亮亮说,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有着像中国这样发达繁荣的电视事业,却还有广电总局这样一个政府机构来管制和控制媒体内容。他说,这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对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 收听   电邮此文   打印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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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控无所不在

中国各地政府为实现维稳指标,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打压力度。当局随时随地对网络异议人士实施行动,近期有多人被当局判刑,绑架或者失踪。 2月20日茉莉花革命传入中国以来,当局严加对网络监控,网民在互联网发表所谓有悖稳定基调的言论或文章受到的打压力度持续加强。据人权团体说,2月以来,中国有将近60名异议和维权人士被拘押或者无故失踪,这其中包括政府多年来容忍的著名博文作者。 四川成都作家、著名博客作者冉云飞受到散播“茉莉花革命信息”的指控,于2月21日被刑拘,3月25日又被当局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人权网站维权网报道,四川维权人士丁矛也以同样罪名被正式批捕。许多维权人士的电脑或硬盘被警方搜查,或被扣留。 中国网民的言谈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数万名网警的监控,网民随时因为“触犯”当局敏感神经遭到绑架和失踪。中国人权观察说,中国吉林一网名叫雁南飞的网民3月22日晚突然被一伙自称警察的人从居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当时,她正在跟网友聊天,讨论为被拘押的北京异议人士李海聘请律师的事情。 著名网络作家田奇庄对美国之音说,当下中国互联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他说:“有些文章在以前觉得比较正常,现在就发不出来。现在有些方面就说,这个不能写,那类文章不能写。朋友们也有这种反映,现在好像舆论控制得更严格了。不仅是报纸媒体控制得严,网络上控制也严格。” 田奇庄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最近有不少被网警删除。他说,一个作家如果不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的作品也就失去了意义。田奇庄认为,当局对网络言论过度敏感说明,它们对统治的不自信,而压制言论自由的结果必然是邪恶在中国社会的盛行。 北京的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中国正在酝酿建立国域网,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他说:“ 不是说要建立一个国域网吗,把所有的网络总入口控制起来。这个现在还没有完成,完成以后中国就彻底变成一个大局域网,这个意图是很明显的,反正就是不许说。” 不过,章立凡认为,如果网民或者国人在当局的压制下不敢说话,那么民间的不满情绪就会以另外的形式发泄,届时中国社会将发生更大的不稳定。他认为,如果人民都停止发出不同的声音,那对政府来讲倒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章立凡说,“政府要做的是应该为人民维权,只有维权,政府的政权才能够维稳。” 章立凡说,政府现在打压维权言论,其结果是不论你投入多少钱,也不能达到维稳的目的。因为压而不服。 中国当局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引起国际组织的关注。无国界记者组织在近期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谴责最近中国当局对网络异议人士的抓捕行动。该组织认为,中国目前的情况变得非常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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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假酒泛滥 价格飙涨反映官场腐败

中国名酒茅台近年来不但价格节节上升,居高不下,而且据说市面上竟然高达九成是假酒。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中国的社会不公以及官场腐败。 据统计,茅台酒厂每年的销售量大约为20万吨,但中国每年市场上的茅台销量实际有200万吨,如此算来,有大约180万吨,也就是市面上有九成的茅台,都是假酒。假酒贩卖商还高价收购茅台酒瓶,“真瓶装假酒”。53度茅台酒瓶价格约850元人民币,15年的贵州茅台酒瓶约400元。 流亡泰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吕洪来说,中国假酒横行,他并不感到意外:“从这个中国内地假货泛滥,假冒产品肆虐这种情况看来,推断茅台酒应该假冒、仿冒的也不少,在利益的驱动之下。” *酒价飙高令人咋舌* 茅台酒两年来价格上涨了将近50%,在2011年一瓶约1320元人民币。2010年初在南京的拍卖会上,74件的茅台拍品都以两万元以上的价格成交,而一箱12瓶1985年生产的“酱茅”,更以130万的天价卖出。 由于酒价高,为卖假酒而收购的空酒瓶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30年的贵州茅台酒瓶每个要2000元人民币,50年的每个6500元,80年的至少要10000元以上。 中国民间社会学者田奇庄分析,不正常的酒价,与中国官场的腐败有关:“一个是名烟,一个是名酒,它们价格这么离谱,完全就是由腐败造成的。中国官场的腐败,导致了商业的畸形发展。为什么么说呢?中国社会吃喝风特别盛,盛到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现在从上到下,到处是吃,到处是喝,只要公务接待,有个借口,都在大吃大喝。那些商家为了从官员那得到好处,也是无孔不入的用各种方式来行贿。” 吕洪来也抱持相同看法,因为普通百姓根本难以消费高价的酒,他对美国之音说:“需求茅台这不是普通百姓需求的,都是那些为了打点关系、送礼,或者是官员之间,公款消费这方面,造成了茅台价格的哄抬。” *官喝真酒 民灌假酒* 今年1月15号,成都军区的一个话务连党支部,以及来自解放军各部队的8个基层单位,与茅台集团建立了“军企共建”,活动中并且强调茅台酒逐渐成为“人民军队的壮行酒、壮威酒、庆功酒和军酒”。 中国社会学者田奇庄批评这样的风气,毕且认为这是以特权来保障自己喝真酒,却不顾老百姓的作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我觉得更离谱了。希望你们军队永远不要喝酒,你们都喝成这样了,我们国家的国防叫谁去保卫呀?军队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要跟酒厂去建立联系关系?我就弄不明白。这更是一种叫人不可思议的腐败,而且这是腐败的公开化,而且是利用自己的特权,保障自己喝真酒,而不管老百姓喝什么酒,这是不正常中的不正常。” 2010年4月,贵州省集中销毁了近2万瓶假的茅台酒,以及一批茅台酒包装盒、酒杯等。贵州省公安厅表示,这是为了有效保护茅台酒的知识产权,不过没有提到对于广大消费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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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田奇庄:“人民内部矛盾”论可休矣

    (转)田奇庄:“人民内部矛盾”论可休矣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个最大限度、四点要求。 笔者认为,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是很幼稚的错误,这是实践中早已证明,理论上早已澄清的公案。在此基础上的形成的逻辑、判断、推理根本站不住脚。 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强调人民内部矛盾概念,表明当政者还没有一视同仁的国民意识。一个执政六十多年的党,一个经历了文革教训的党,一个宣称走民主法治道路的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让人很难理解。 宪法规定,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公民有两种:守法或违法者,有政治权利或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哪里有人民和敌人之分?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套对全体国人适用的宪法、法律。难道今后还需要建立两套法律制度,一套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另一套用于解决敌我矛盾吗? 对于执政者来说,本国公民都是血浓于水的同胞。爱民如子应当是爱每个国民,包括违法的人,犯罪的人,反对自己的人。执政者具有这样包容和襟怀,才能无敌于天下,才能无往而不胜。 敌我矛盾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概念,一般说来是战争状态下的产物。在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的是和谐、和睦、宽容、互谅,化干戈为玉帛,融冰雪为春水。继续使用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概念,很容易造成对立、对峙的紧张关系,形成新的冤假错案,造成执政与在野之间难以弥和的裂痕,从而产生双输效应。 世界是变化的,矛盾总是处于不断转化过程中。今天是朋友,明天可能成为对手。今天是同志,明天可能分手。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不同,在其它问题上可能完全一致。君子和而不同,不同观点的对立、争辩、批评、吵闹是文明社会的正常现象,根本没必要大惊小怪。如果谁超越了法律范围,诽谤、诬蔑、攻击、陷害对手,给对方造成名誉和人身伤害则须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有这样的法治环境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作为敌我矛盾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命题,并为此写了专著。但是,在他的书中,关系到生死荣辱的人民、敌人标准非常含糊。没有负责实施的具体部门,没有严谨的操作规范,没有周密程序保障,没有相应处置办法。如此重大事项,既没有经过政治协商,也没有通过人大批准,更没有建立法律法规。在以后的实践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该死,谁该活?谁能重用,谁要下台,完全取决于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念头。 正是由于毛泽东可以超越法律,随意认定矛盾性质,他才得以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群众运动,把一批又一批守法公民、国家精英、党内同志、甚至患难战友当成敌人打击迫害 ,全国制造了数千万起冤假错案,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先生就明确提出了“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思想。他认为存在政治对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把对手当成敌人灭掉,弊大于利。 那么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什么人对于国家和国人危害最大呢?只要我们正视现实,就能得出共同的结论,绝对不是执政者认定的所谓敌人,恰恰是共产党内执掌权力的无法无天之徒。这些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人,打着革命旗号随意整人,随意打人,随意害人。把一个好端端的共和国搅得昏天黑地,人人自危。历史已经证明,四人帮之类的党棍、法盲才是国家公敌,全民公敌。 文革教训清楚无误地告诉大家,全体国人的最高利益、最可靠保障就是法律,而且只有法律。没有法律保护,国家就是丛林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随时可能大祸临头。而祸端的主要来源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因此必须用权利和法律限制权力。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共产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当年,在解放思想春风鼓舞下,党大还是法大、党政分开,党要管党的讨论如火如荼,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此后出现重大变故,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又成为社会常态。由此导致难以建立社会公平机制,继而引发上访剧增,群体性事件频频,腐败横行,官方乃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人没有勇气举起政治体制改革大旗,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反而重新捡起当年毛泽东那一套已经被历史证明的错误理论,让人实难恭维。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在文明国度,所有社会难题都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公正完善的法律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详细的规范和准则,大量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成为解决社会难题的专业人员。他们在舆论和政党的监督下,完全能做到比其它人更公正、更妥善地解决问题。因而,文明国度极少有人上访,更少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 由此可见,对于今天的中共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自己出面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那些矛盾完全可以让社会和法律自行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难题,或者继续完善法律,或者加强公共监督,或者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证明,没有权力插手干预司法,社会矛盾往往解决的更好。 中共最需要做是如何管好自己,也就是党要管党。贪腐猖獗、买官卖官猖獗,官员违法乱纪猖獗,三公消费猖獗,已经暴露和潜在的大量问题极大地败坏了中共形象,影响了国人的信心。对于上述问题,国人至今没有看到有效的治理,没有听到庄严的承诺,没有得到有保证的预期。执政党不能管好自己份内的事,却热衷插手他人事务。这不就是典型的“荒自己的地,种别人的田”吗? 党如何管党呢?首先要确保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确保违法官员受到法律追究。其次是有效治理党员干部的严重腐败,尽快取得让公众满意的阶段性成果。 这么多年,中共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党管不好党的问题呢?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外来压力。宪法不能落实到位,公民不能依宪结社,不能建立监督共产党的组织。 这些都是文明国度早已解决的小儿科问题,我们这里却几十年依然故我。不仅如此,此番重提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概念,让人感到大有回潮之势。 当然,读胡锦涛的讲话,能感受到他治理国家的殷切与焦虑,其措施也是为了缓解矛盾,解决问题。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重大问题。有道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试想,在宪法法律面前,国民若受到内部和敌我两种截然不同待遇,国家能不出乱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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