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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周边国家已经在传统海疆内“实际”控制了99个浅水油气田，中国大陆进入十分困难。《证券市场周刊》文章指出，6月以来，中国南海问题再次升温，越南、菲律宾公然向大陆挑战南海主权，这背后涉及到了巨大的油气资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南沙海域南的1000多口油气井中，却没有一口井是属于中国大陆的。 南海争端始末 南海争端实质上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 南沙争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南沙争端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通过，根据新的海洋法公约，一座小岛可拥有自己的12海里领海，还有12海里的毗连区管辖权，甚至可能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350海里的大陆架。 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助推，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群岛争端开始凸显。 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海洋油气开发步伐加快，正在从近海沿大陆架向南海深海持续推进，开发方式主要是自主开发、联合国外石油公司开发和对外招标，越南在万安盆地北部的钻井向东最远深入中方水域180海里。同样，马来西亚在曾母盆地的钻井向北最远深入中方水域300海里。 1983年汶莱独立，1987年和1988年汶莱照会中国，对中国南沙群岛南部的南通礁提出主权要求。汶莱声称，对南沙群岛岛链西南端的路易莎拥有主权，并分割南沙海域3000平方公里。汶莱对掠夺南沙油气资源不甘人后，目前已开油田9个，气田5个，年产原油700多万吨，天然气90亿立方米，并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印尼从1966年以来在海上划分“协议开发区”，范围涉及南沙海域5万平方公里；1969年10月，印尼与马来西亚签订大陆架协定；1980年3月，印尼单方面宣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台湾认为，南沙和西沙群岛与东沙、中沙群岛一并，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台湾主要从史料记载和当地的遗迹文物、南中国海本身的命名以及一些岛的命名、官方声明、拥有主权的先后、部队进驻的时间、管辖时间等方法论证南海诸岛属中国所有。 中国大陆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 那么中国大陆为什么连一口油气井都没有，更没有产出一桶油来呢？有关人士表示，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在谋求开发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就与美国克里斯通石油公司合作，计画在南沙海域“万安北-21”区块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但越南却百般阻挠，干扰中海油的正常作业。中国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下就撤离勘探船，此后十几年再未进入该海域作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大陆要进入这片海域进行作业已经十分困难，未来要想在南沙油气开发上有所作为，必然面临与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的冲突和较量。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这种局面及其被动，中国大陆与其他争端方的双边共同开发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 事实上，南沙海域油气勘探开发形势严峻，位于中国传统海疆线附近的含油气盆地，几乎已被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勘探开发，周边国家已经在传统海疆内“实际”控制了99个浅水油气田，中国大陆进入十分困难。 有关专家表示，对于越南、菲律宾在南沙海域非法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中国大陆如果不通过维权行动加以遏制，而任由其愈演愈烈持续下去，未来则将面临更大的维权压力，冲突源的扩散只会导致南海维稳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大陆海监执法船在中国海域内对越南非法油气勘探活动采取行动的合法性显然不容置疑。 南中国海蕴藏巨大资源 据了解，现在有150个国家因为油气进入了中国南海海域。南海中南部14个盆地总资源量分布情况是，地质资源量石油230亿吨、天然气339千亿方，油当量569亿吨，其中可采资源量石油33亿吨，天然气109亿方，油当量142亿吨。 在上述14个盆地中，中国传统海疆内地质资源量石油120亿吨，天然气329千亿升，油当量349亿吨；可采资源量石油14亿吨，天然气66千亿方，油当量80亿吨。资源分布特点气多油少。 2009年的资料显示，南沙海域产油6340万吨，产天然气730亿立方米。目前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有1824口油气井，发现油气田200余个，探明油气资源量约200亿吨油当量。其中在中国的传统疆界线，这个疆界线是指47年前划的九段线，有58个油田，48个气田；探明可采石油储量13.46亿吨，天然气储量3.53万亿方。 事实上，南海不仅蕴藏有丰富的常规油气资源，而且非常规油气资源储量也同样令人瞩目。尤其是被称之为21世纪新能源的可燃冰，南海的可燃冰资源储量十分庞大。 本文来源《凯迪社区》 —-白衬衫

一大无奈：花钱才能办事的无奈 现在，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对于老百姓来说不花钱很难办到。如送孩子上学，要给老师送礼，否则，你的孩子将不受到重视，如果想要进好的学校，还要交择校费;如去医院看病动手术，要给主刀医生甚至连护士都要送红包，如果没有送到位，很有可能会出现广东某医院护士缝你肛门的事情;如去考驾照，要给教练送礼;如去政府等机关办事，没有红包没有人给你办，甚至没有人理你。 二大无奈：面对高物价的无奈 房价一天天在涨，老百姓即使省吃简用，甚至不吃不喝也无法购得起房子，现在，不但房价在涨，所有的物价包括水、电、气、米、油、肉食、蔬菜都在疯狂上涨，许多老百姓不但买不起房，甚至连一日三餐都发愁。 三大无奈：得病不敢医的无奈 现在的老百姓，最怕的是生病，生了小病一般是扛着，得了大病不敢去医院，甚至在家等死。因为医院那高昂的住院费、医药费，还要送红包才有医生给你看病。所以，老百姓家庭一旦有人得了重病，很有可能被拖得一贫如洗甚至负债累累。 四大无奈：送孩子读书无望的无奈 过去，只要咬紧牙关，勒紧裤带，孩子只要考上大学，还会有个工作，现在，即使孩子考上了大学，那也基本上不能解变命运，因为现在大学毕业即失业，所以，大学越来越成为有钱人读的天堂。 五大无奈：没有申诉权的无奈 虽然说法律甚至《宪法》都有规定，人人都有上诉、申辩的权力，但现实是，如果你遇到委屈只能忍受，因为你一旦上访，举报，要么没有人理睬你，要么被抓进牢房或定性为神经病。所以在中国，老百姓是很少有话语权的。 六大无奈：只能被动接受的无奈 中国的老百姓，只能被动的接受，如物价的上涨，如面对拆迁，如面对工资的涨与跌，如面对领导的呵斥，你都只能被动的接受，否则，你就是在捣乱，就是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破坏执法，总之，不怕没有罪名安在你的头上，因为”正义”总站在各级领导那里，有些专家甚至要老百姓安于现状，知足常乐。 七大无奈：只有老百姓走“正常程序”的无奈 现在，各行业、各部门、各环节对于领导、有关系者都有潜规则可以运用，也有捷径可以走，领导的儿女能够轻而易举的走向领导岗位，富豪的儿女能够轻而易举的获得工程，所谓的原则、规定和程序都是为他们量身打造，而老百姓就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一步步来，在老百姓面前，有的是原则、规定和程序，而且也只能依照那些领导的原则、规定和程序，甚至按照那些原则、规定和程序获得好的成绩也有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挤掉你。如江西吉安公安系统招考公安干警，某老百姓考了第一，却被某领导设圈套定为网上通缉犯;如西安城管系统考第二的就是不允许考第一的上班。广东某法院院长的儿子是一个弱智，而且走路都走不稳，还流着涎水，却被安排在法院上班。 八大无奈：很少能获得提拔的无奈 极个别老百姓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却只能干最辛苦的事，干最基层的事，而那些轻松的工作往往被领导子女占据，提拔时往往只有领导子女或富豪子女或有关系的子女，老百姓的子女虽有满腹经纶，也只能眼睁睁的望着他们被提拔或调任到其他单位当领导。 九大无奈：被动沦为替罪羊的无奈 最常见的是某单位出现问题，受处分的往往是老百姓，郑州城管打一位老人，受处分的是临时工;上海高楼出现火灾，被抓的是临时工;赵作海并没有杀人，却被定性为杀人犯坐牢十几年，但他是幸运的，因为杀人犯的出现，他终于无罪释放，而那些被冤枉杀人被枪毙了的不知道有多少，甚至出现某人被冤枉杀人，即使真凶已经出现也仍然关在牢房里，可谁又会替这些老百姓难过呢? 十大无奈：收入被增长的无奈 老百姓生活在最基层、最底层，他们的收入是最低的，收入很多年难得上涨，如广东沿海在80年代打工者的收入就达到每月2千元左右，现在，他们的收入还只这么高，甚至有所降低。农民工往往工作一年上头却领不到那微薄的汗水钱。但只要有政策提工资，领导总是涨得最多，老百姓总是只表示一下，那上涨的一点收入早被疯狂上涨的物价冲得无影无踪，现在，某些行列领导的工资是基层老百姓的几十倍、甚至是超过百倍。但每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今年工资水平达到多少，增长了多少，而老百姓数着口袋里那几张钞票却发现仍然只有那几张，原来他们的收入被增长了。 老百姓的无奈其实还有很多，他们的辛酸、他们的苦处也许只有他们清楚，真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少些无奈，多些欣喜。。 ——白衬衫

1 不知道什么人说过，“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惯用名词，历史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意识形态是不容置疑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无条件被裹挟进这种“螺旋式”状态，旋转来旋转去，弄得昏昏然，以至于连一个“为什么”也没有人发问了。 经历了些事情，读了一些书，我突然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一点儿问题：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这样说来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可以不那么认真地认为这里有什么问题。 但是思想乃至于整个人类智慧，都是在一些认真、极认真、认真得有些过头的人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譬如有一个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就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本书中，猛烈清算和抨击了被他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认为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绝对有效的“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在这一信仰背后，蕴藏着最终站不住脚的哲学概念即‘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出发点是：事情只依赖于概念根据其‘本质’所作的明确定义，然后再通过某种方式根据这些定义把世界纳入到逻辑的普遍关系之中。波普尔认为，这一‘本质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大多归结到‘历史主义’，也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无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持有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历史观。（德特玛·多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导言）》” 细想一下，波普尔归纳出来的“历史主义”所导致的，不正是我们信奉的“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这一命题的终极结果吗？波普尔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都在与各种伪科学（整体论、本质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等等）进行斗争，因为这个人的存在，人类思想史产生出一个重要篇章，它不断提醒人们，在这个脆弱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谓之为“开放社会”的正常发展。 一种理论不是因为看起来合理才合理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幸的是，在随后的人类历史中，不断有事例证明波普尔的论说具有一种精准的预见性，他敲响的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丧钟，他敲响的更是极权主义的丧钟，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那样。 我当然不想唯波普尔马首是瞻，但是人家说的有道理，就不能不听一听，琢磨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竟然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吃惊的结论：历史其实很简单，哪里有什么螺旋式发展，它就是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2 我们不看未来，我们也不管它什么历史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看一下过去。过去很遥远，尤其是面对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谈论她的过去的，我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只能把眼光放到近代。 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外部世界，无所措手足，而对于在内部聚积和发展着的革命压力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只得用妥协和屈辱应对列强，用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制止内部革命……至少在1949年以前，这个国家积贫积弱，就像一个颟顸的巨人一样备受欺凌，举步维艰，这段历史构成了屈辱记忆，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在灵魂上留下巨大创口。 我们可以指责清廷腐败无能，指责资本主义列强竭泽而渔，指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软弱疲惫，指责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所有这些指责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全部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承袭着顽固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传统从来没有被终止和改变。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向以吃苦耐劳坚韧自持地接受命运而著称，只有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无以数计的农民起义非但没有动摇和改变专制主义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贵族改朝换代的工具。进入到20世纪，在欧洲近代思想的浸染下，才有中国人（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势力）对专制主义及其帝国体系提出质疑，并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便如此，说句不客气的话，1911年的辛亥革命仍然也只是以社会结构和制度，而不是以一个共和国的基本功能和价值取向取代以往的帝国体系，所以它命中注定要历经坎坷，就像大总统孙中山本人的命运那样，结果是，在民主立宪旗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府仍旧是一个独裁政府，就其本性来说与被推翻的满清王朝没有什么区别。 也许有人会说我贬低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对国民党政府的作为评价过低，那么，我们就再细致观察一下，看事情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我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先行者对于共和国的有效运作并没有相应地做好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们从林则徐《四洲志》、张之洞《劝学篇》、严复译作《天演论》、郑观应《盛世危言》、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革命军》、章炳麟《訄书》、孙中山《建国方略》和李大钊《平民主义》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摧毁旧世界的激情，对于新世界的理性思考还显得很散乱。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与美国建国初期思想家和革命者的言论作比较，更会发现巨大差别，用一个形象化比喻：孙中山们离洛克和孟德斯鸠太远，而美国那些革命者身边就站着洛克和孟德斯鸠。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常识》中、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法》和《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国家体制、人权理念的设想和阐述，就会发现孙中山们头脑里的新世界远非那样清晰和具有质感。 这会有什么后果么？ 有，不但有，而且很严重：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皇权专制主义暂时隐身到了历史帷幕的后边，一旦革命的剧场秩序得到恢复，闹剧结束，正剧开始，它就又堂而皇之来到台前扮演重要角色。 1927年是这样，1949 年还是这样。 3 我最近读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在谈到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该书有这样的表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者推翻专制主义的权威体制，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民主体系有其正当之处，中国人也不认为强调个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人人平等、竞选公职等民主价值观明显优于他们所熟知的观念，因此，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及其复杂的民主制度与程序很难在君主专制、知识匮乏、战争频频、耽于贫困而又植根于儒家文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 我大致赞同这个观点，用我的话表述：这块板结的土地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存在和成长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五四运动”试图创造这样的条件，打出了“科学”“民主”的旗帜，但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所以一切照旧。 中国共产党人以“反独裁”“反专制”斗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鼓动起了千千万万泥腿子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本来，历史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兑现他们当初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把夺取政权时期的党纲、政纲演化为社会现实，那么，专制主义或许就要在革命的铁蹄下颤栗了，遗憾的是，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它的反面——当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时候，它的新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时间内使之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又是尽一切可能保持政权的稳固，任何阻止或松懈这个目标的东西都得给它让路，包括当初对“自由”与“民主”的承诺，包括在反对和推翻国民党政府过程中依据“自由”“民主”理念设计的党政大纲。 这就是说，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也没有触动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革命的成果仅仅体现为共产党统治替代了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统治。从理念上说，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崇尚人人平等，主张平等地分配财富，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才成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千千万万的民众才跟上他们走。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旦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保留下来了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价值观，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坚持对于国家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以及由统治者单方面决定绝对真理的内容和公共利益的涵义，这种决定通常以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权力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没有依靠可以允许重新调整与修补政策以使其长期推行的试错过程，而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持续稳定以及在独断真理的指导下前行。政府采用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在其中只有当一个政策听起来符合这个意识形态之时方允许出台，而这个政策是否真实有效则常常退居其次来考虑。”（［美］劳伦斯·迈耶等著：《比较政治学》，1996年） 1949年以后，身为“天下第一人”的毛泽东不认为社会批评有利于调整和改善政策，即使批评来自中央内部，也会被认为是对自己实施统治的煽动性的潜在威胁，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逐渐向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沉沦，就连建国初期那点儿可怜的宽容和民主气氛也丧失殆尽，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得到全面复苏，逐渐演化为一个牢固的社会文化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大致包括：“替天行道”的皇权体制；以统治者为中心的自我孤立和排外行为；尊卑、附属、忠诚、服从之类的等级观念；官僚支配民众的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官员行政行为；知识分子只是权力的奴仆，从来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批评力量而存在，他们的全部渴望是进身为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非所有人，仅仅是一些掌握财富的人（官僚、商人）才能够受到教育，造成整个社会的知识严重匮乏……它就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根系发达，延伸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人都能够从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生活中感觉到它的存在。 革命在革命之后回到了革命的原点。 4 改革了，开放了，历史“螺旋式”发展到了1978年，自那个著名的年份开始，历经30年奋斗，今日中国至少从经济实力上与30年前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引来各种各样说法，有的说法让我们高兴，有的说法又让我们不高兴，甚至很不高兴。 什么话让我们高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地期盼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正在对美国构成威胁”之类的话，我们心底里其实是很乐意听的，不管政治、经济和文化实际状态如何，这些话至少能够补偿一下我们渴望强大的心理。 这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世界强国，进入近代，即在1949年以前，中国却一直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混乱、革命和战争成为这个国家的常态，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受尽了欺凌，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屈辱，我们强烈渴望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渴望被人家尊重不是蔑视，渴望被人家羡慕而不是鄙夷……把所这些渴望归结到一处，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的尊严，我们渴望这个尊严，我们也更加珍重这个尊严。 改革开放把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置放到了正常社会的发展通道上，犹如一辆陈旧的机车，总算行驶到了人类普世价值认可的轨道上，重要的是从经济数据上看我们的确在前进，我们上面说到的那种尊严也就不仅仅是期望，它成为了现实，这种现实又经由国家宣传机器24小时不间断宣传得到强化，于是人们认为目前一切都好，中国超越美国指日可待，国家意识形态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显示骄傲自豪的词汇，所有不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都被忽略被遮掩了，机车被装点得花花绿绿，人们拥挤在上面拼命欢呼，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旗帜，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吵闹声中，人们无法看到机车的真实情形，不知它什么时候失去了方向，更不知道它驶向什么地方……这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听提醒的，不管提醒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骂他们为“帝国主义势力”，骂他们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究竟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如此不高兴呢？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正义。 我们扫一眼，然后轻蔑地笑了：小样儿，你还以为你是谁？！这都是我们玩儿剩下的东西——你去翻一翻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解放日报》，看一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道理是不是讲得比你们更清楚？我们就是凭这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你们根本没有资格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该怎么做。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该歇着你歇着去，甭吓嗡嗡，甭掺乱。于是很稳定，于是机车继续前行，于是继续有人欢呼，至于这部机车的车况究竟如何，它能不能一直跑下去，跑到哪里去，不知道，至少我个人不知道。 假如有人偷偷更换了机车的零部件，换上了假冒伪劣制品，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帝国主义势力”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担心多余还是居心叵测呢？ 看样子只有让历史来证明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回来接着说历史，说一说历史怎么就成了“一条直线加一条曲线”。 5 1927年以后，国民党逐渐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国家体制。1928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人事权和监察权）分立”，但是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的全部为国民党党员，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中华民国训政纲领》则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他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出台的各种条文、法规也具体规定了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为“非法”。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一党治国”的独裁理念做了具体阐释：“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1929年到1931年，国民党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请参阅雷颐：《从革命军走向党天下——国民党这100年》） 革命再次在革命之后回到革命的原点——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这篇短文中，这是我第二次用这句话来概括历史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历史并不是呈“螺旋式”从一个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发展的，无论历代农民起义还是近代政权更迭，都在证明：在历史的宏大脉流中隐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直线，一条是曲线。 何谓“直线”？何谓“曲线”？ 简单说来，直线就是文化，就是很难被政权更迭改变方向的专制主义文化；曲线就是政治，是社会事件，是类似于政权更迭的社会历史事件。 如果我们有兴致考察一下近代历史，就像我上面做的那样，我们就会发现，直线与曲线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或隐或现、虚实相间的关系。直线显示出更大程度的刚性，但是它很少有具体的显现；曲线则沿着直线左右运动，有时候甚至会出现重叠，有时候又快速延展，但是它无法脱离直线而存在，就像寄生植物无法离开宿主生存一样，它必须从文化主体中汲取新鲜血液，否则就不能获得活力。 我前面说“既然历史呈螺旋式，那么它每一个层级对应于上一个层级一定是向上发展的，层级之间没有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个螺旋式必定有一个既定的顶端，或者说有一个终极目标，用马克思主义语汇解说就是共产主义……”只是一个印证，印证波普尔对所谓“历史主义”的归纳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如果把这种印证置放到“直线”“曲线”的对比关系之中，它将表现为如下形态：历史不是呈螺旋式一个层级一个层级向上发展的，它是一种直线和曲线的延伸，在这两条延伸线中，经常会出现相互交叠、反复甚至于重复和倒退。这种延伸没有顶端，或者说有终极目标，因此它无法被预测，就像蒋介石1945年绝对无法预测4年以后他的八百万军队溃解，失去政权，不光彩地逃到台湾一样。 未来不可知，是所有统治者的宿命，即使你有一个伟大目标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你在操纵人走向目标的时候，那个目标事实上已经被消失了，你看到的和宣传的只是一种幻觉，是没有目标的目标，没有彼岸的彼岸……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在把人作为手段使用的时候，人事实上也消失了——在人消失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么？在没有历史的地方，难道还有历史主义为之奋斗的东西么？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白衬衫

有友人问我：假如宋朝发生爆燃事故，致数十人死亡，政府会如何处理？我回答说：拿相关官员问责是少不了的。今人念兹在兹的问责制、引咎辞职制，其实并不是西方舶来品，也不是新鲜事物，中国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周密的制度。在宋代，如果发生大的灾害，如火患、洪涝、干旱等等，朝廷事后通常都要对政府的责任人进行处分。责任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比如因为渎职而引发火灾者、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者；二是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行政长官；三是对事故负有政治责任的政府首脑。 　　古代的建筑物多为竹木结构，极易着火，所以宋政府对于火政尤为重视，不但在京城与各州设立专业的消防队，而且订立了很严密的火灾问责制。制订于南宋的法律条文汇编《庆元条法事类》即规定：“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这一法条我们需要先来解释一下，意思是说：州城失火，都监是救火的直接责任人，通判为监督人，二人必须立即组织消防员扑灭火患，否则都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如果大火焚毁官私舍宅200间以上，都监与通判即使尽力救火，也要处以“杖六十”之刑；如果烧掉房屋300间以上，负有领导责任的知州也必须受罚；县城的火灾问责依照州法，问责顺序为县丞、县尉、知县。 　　有人说了，法条是法条，实际执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你举几个例子啊？好吧，我们就以南宋孝宗朝为例，从淳熙元年到十四年（1174~1187），衡州、泸州、严州、鄂州、合州、温州与临安府，先后发生过火灾，结果“逐州守臣自劾，并放罢”，这几个地方的知州（知府）都在火灾之后上书自我检讨，引咎辞职，随后他们的职务便被罢免了。又如淳熙五年（1178），兴州有一场大火，烧掉了三百余间房屋，知州杨绛因“宴饮，不亲救扑”而受弹劾，被朝廷罢官。淳熙十二年（1185），郴州失火，知州赵大人却“不行赈救，刻剥百姓”，很快便有“监司奏劾”，赵知州当然也被撤了官职。 　　再来看北宋的一个例子。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六月，汴京皇城内的玉清昭应宫受雷击着火，烧毁宫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余“一二小殿”幸免于难。刘太后闻讯大哭：“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不久，领玉清昭应宫判官的翰林学士宋绶被免去学士职；负责打理昭应宫的内侍亦被停职或降级、处罚金；昭应宫的道士“杖脊者四人，决杖者五人”；知宫李知损的处罚更重，“编管陈州”，即押送陈州看管，因为有御史检举：昭应宫起火之前，李知损“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轻漫神明，违反清规，可能因此触犯天怒，引来雷火。 　　又有人要问：如果是单纯的天灾呢？是不是也要问责？没错。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不存在纯粹之天灾的，古人相信天灾乃是人事的感应，是上天给予人间执政者的警告与惩罚。因此，当天灾降临时，政府首先要惕厉自省。如果灾害长久不得缓解，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往往就要引咎辞职。如天圣七年的那次昭应宫火灾发生后，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后罢相出守青州。王曾当宰相时候，宋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她的一些姻亲想走后门跑官，都被王曾挡住了，所以刘太后对王曾有些不满。这次王曾引咎辞职，可能正中刘太后下怀。 　　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指谪刘太后，因为发生大灾，宰相请辞，以表示负政治责任，乃是宋朝的惯例。我们以宋仁朝为例，来看看宋朝宰相的引咎辞职：皇祐元年（1049），宰相陈执中请辞，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被“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宝元元年（1038）出现“冬雷地震”，而政府尸位素餐，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庸碌无能，迫使四名宰执同日被罢。有意思的是，后来宋神宗朝时，韩琦任宰相，御史中丞王陶上疏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虽然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之职。按照宋朝惯例，君主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宰相团队）”，宰相组织一个责任政府，负责治理国家；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则宰相待罪（停止职务，等待裁决），或者引咎辞职。 　　面对严重的天灾，有时候皇帝也要下诏罪己。嘉祐元年（1056），由于“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宋仁宗下了一道罪己诏：“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谴，致兹灾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政多阙，赏罚有所不当、诏令得非未便、狱讼颇枉、赋役烦急，既民冤失业者众，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在这道诏书上，仁宗皇帝向上苍、向群臣、向万民检讨了朝廷在赏罚、诏令、狱讼、赋税各个方面的过失，请求上天原谅，并发誓改正自新，请中外臣僚进言时政阙失。 　　受过现代理性启蒙的今人恐怕会认为罪己诏是玩虚的形式主义，因为皇帝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其实对古人而言，他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天一直监视着人间，皇帝下诏罪己并不是徒有形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罪己诏意味着皇权之上有天道，天道乃是人间秩序的监察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所以要向天道表达敬畏，并自觉接受天道的约束。 本文来源: 凯迪社区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