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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数年，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长期在《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著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为雷颐的历史文章随笔集，收入发表于《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诸媒体的文字。雷颐在书中讲述他的历史观时写道：公开的“文本”与真实的“历史”，往往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个社会，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禁忌”；对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时空内的“书写”往往“只能这样”、“只能那样”。而学者往往也会有自己的“偏爱”或“偏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人物、事件还是思想体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或者“隐恶扬善”或者“隐善扬恶”……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来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对“定于一尊”的“记忆规范”和书写者的主观好恶形成的这种空白，缺乏应有的认识。 　　董桥评价雷颐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徐友渔则说读雷颐的书不纯粹是读史，而是会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 雷颐访谈 　　雷颐：我们那时候都太天真了，以为历史总有一天会搞清的 　　在《历史的裂缝》之后，雷颐新书名为《历史的进退》，这本原想署名为“熔古铄今”的书，就是想借历史的块垒，浇现实的胸怀。在雷颐看来，“在俄国的启蒙思想传统中，文学一直起着特殊的作用，而现在，历史则取而代之”。 　　2008年2月27日，《晨报周刊》连线雷颐，这位爱较真的湖南籍学者。 　　在采访中，雷颐特意强调他是湖南人，即兴讲了长沙火车站的那根火炬的故事，在文革中，火炬的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朝向都可以得出很“反动”的解释，于是只能直直地向着天空，这一个段子，也出现在他的《后现代批评与中国国情》中。当时，雷正在长沙念书，他说，现代人以为那是笑话在当时是真实的事情，他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出特殊的解释，一个社会荒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呢？” 　　 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 　　晨报周刊：你上本书叫《历史的裂缝》，这次叫《历史的进退》，这两个书名，分别代表着你什么样的历史观点？ 　　雷颐：“裂缝”有窥探历史的意思。所谓“进退”呢，一方面是说历史往前进一步就是现实，现实往后退一步呢就是历史；另一方面呢，有人说历史是“进寸退尺”，许多年前我们讨论的问题今天还在面对，怎么解读都是可以的。 　　 晨报周刊：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说到“作者尤其关注集体记忆的形成”，同时也说到“留存个体鲜活的私历史”，以你的经验，“集体记忆”和“私历史”之间，有怎么的矛盾统一？ 　　雷颐：按照道理来说，集体记忆应该是在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应该是完全矛盾的，可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记忆的选择有强力的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经过了时间的流逝，国家意识形态慢慢慢慢地让你忘掉什么，让你记住什么，时间久了，集体记忆就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那篇《真正属于自己的歌》，想写的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记忆的干涉，我们要用个体的记忆来对抗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形成真正的“集体记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那时我还刚上大学，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她问：“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就为了撇开毛泽东说毛和他们不一样，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策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怎么能逃脱责任呢，结果历史会搞清的。但实际上过了几十年，它越搞就越成功，我在大学里问过好多这个问题：“在你们的心目中，文革中的毛泽东和江青、林彪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那他们绝对是分得清的，绝对会认为文革的坏事就是“四人帮”和林彪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都太天真了，以为一个事实总有一天会搞清的。我这个东西只是希望为历史存一个档案。我知道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比起来，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我做到了一个历史学家该做的事，至于以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没有办法。 　　 晨报周刊：天津教案这个故事有三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再思考：一，曾国藩到了天津，经过认真勘察，确认“迷拐、挖眼剖心灯均系传言”，比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眼珠的两个瓶子，清政府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是，各地的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些结论。你觉得是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调查呢？ 　　雷颐：首先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你说真话的时候也没有老百姓相信。比如说央视大火，应该说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我看到从网民到不会上网的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都有人在幸灾乐祸，这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他们对央视对的一种不信任。 　　 晨报周刊：之前的历史书，经常把处理天津教案作为他一生的污点。他成为“卖国贼”，也有赖于此。至于协助曾处理此案的丁日昌，也被骂成“丁鬼奴”。当年郭嵩焘出使欧洲，长沙的士子们要烧他的房子，不准他回乡。对于与洋人交涉的官员，为什么舆论上会如此苛责？据你考察，对他们态度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雷颐：应该是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期间，国人就看到顽固愚昧的那些东西，对中国的危害。所以后来辛亥革命，那些学生的观点就是另外的一种了，慢慢他们就会影响一些民众的看法。到了“文革”中，只要参加了涉外活动的，大多就被打成了“里通外国”，这是一种复辟。 　　 晨报周刊：你认为，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正义，也越容易过激。但最后“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那些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地保护。当这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后来的历史中，总是一次一次地被煽动，为什么民众总是这么容易被煽动呢？ 　　雷颐：就是啊。用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塑造是极强极强的。这些年，一定要强调爱国主义，支持国学，现在是一拨一拨的传统文化热啊，说中国的好啊，在历史上呢，一定要反复强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民众就很容易被煽动。 　　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清政府拖延改革造成的 　　 晨报周刊：我特别注意到，你谈晚清王朝改革的一拖再拖的那篇《晚晴的两次“行政改革”》，以及《何以“激进”》和谈伊朗民主的那篇《“白色革命”的结局》有内在的脉络，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如果自我改革的步伐太慢，就会自己“制造”出激进的“革命党”出来。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比如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还要慢，能拖就拖，好像你并不是这样看的，是吗？临界点在哪里？ 　　雷颐：对，如果都有理性的话，让社会没有动荡一点点前进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继续拖，不改革就会滋生许多弊病的，这些弊病民众是不答应的。有人说“激进主义”带来的破坏性太大，激进主义是破坏大，但这不是革命党造成的，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改革造成的，你看开始有几个人支持激进主义啊，没几个人。因为统治者总是不改，一点点改良你也用极端的手段去镇压它，你这不就是都把人弄成了激进主义者，包括有些人只是体制内的改良者，你都要镇压他，像康梁那样。本来“改良派”和“革命派”辩论的时候，是支持改良派的人多，清政府不改的时候，革命党就说，怎么样？你看，它就是不改，这时便有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党。 　　 晨报周刊：你在《矿难语工会》中提出，我国频发矿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会建设不够，你认为当下中国诸多的问题是因为《最怕无社会》？ 　　雷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成立工会不行，包括外资什么的，以后只要社会稳定，就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无论劳方还是资方，应该各有各的工会和协会，这些东西应该是劳方和资方的斗争、罢工、谈判，政府应该只是充当他们之间的第三方。其实我很早前就写过关于北京出租车的文章，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租车应该让他们独立成立工会，因为他们的“份儿钱”极高，他们没办法。最应该警惕的是权力和国家，公权力需要社会来制衡，但我们的“社会”结构，发育不健全，我本来想把“不怕无政府，就怕无社会”作为标题。 　　他们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 　　 晨报周刊：我觉得《“疑”重于“信”张中行》这个文章颇多可琢磨之处，张中行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我很赞同这个判断。但现实总是这样吊诡：在“只让人信”的新时代，我们却出现了整体缺乏信仰的局面。这又是为什么？ 　　雷颐：其实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最后还有这么一句话：“老北大没有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太大。”但收到这个书里被删掉了。我们讲的“信”，多半是一些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东西，但现在的一些信仰教育呢，多半是和现实完全是相反的。你讲的好话别人都不信，你说的和做的反差太大，有些好的东西，好多人已经开始不信了。 　　 晨报周刊：《“万岁”的故事》、《层层剥笋法》、《可如实回答》这些文章谈的都是“心灵的屈服”和“自我的觉醒”，好像屈服很容易，但觉醒很难。 雷颐：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一种原罪的意识在这里面。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种万象更新，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很多人是出于这个觉得党真伟大。那么他就逐步逐步地觉得，自己当年是否错了？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期间那种极端，让大家对毛的那一套产生了怀疑。经过了极端才觉醒。这种觉醒的过程是挺慢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李锐、杜润生、朱厚泽、李普这些老革命，自己称自己为“两头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是真诚地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投入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去的，晚年呢，反思自己中间那一段，丧失了自我，明明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共产党的，但逐渐被洗脑，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自我，盲从了。到了晚年又觉醒，重新回到最初那样真正要追求民主和自由，这一批人两头都是真诚地信仰民主和自由。中间那一段被称之为自我的迷失。 本文来源《晨报周刊》 ——白衬衫

《求是》杂志10月9日刊发评论文章，高调美化“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文章称，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反思”的旗号，借“还原历史”之名，否定党史、国史。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多指向体制，又常以否定中国近代革命为切入点，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认为太平天国“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 在《求是》的这篇文章中，苏联再一次成为“反面教材”。文章称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刮历史虚无主义之风是重要原因。文章认为，苏联在1987年掀起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结果导致苏共退出历史舞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求是》为“前车之覆”扼惋叹惜之时，几乎所有媒体都集中报道苏联解体后的继承国——俄罗斯宣布公民付费医疗的终结，公民可永久享受免费医疗。《求是》也有意回避忽略了俄罗斯2012年人均GDP为23,501美元的经济实力。 《人民网》此前在“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到底霸占过多少美女”一文中引述《江南春梦笔记》中的记载，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等七个名位共960人，两者共计1169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计算，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而《新华网》在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也直指之太平军各路“领袖”“极度奢侈和淫乱”。 太平天国战争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浙江大地，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安徽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到52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11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成丰八年(1854-1858年)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11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52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如何评价太平天国，不同时代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进行解读。从个人因素看，洪秀全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产生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又受到传教士《劝世良言》一书的启发，遂将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教理论和组织，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 那时清朝统治极端腐朽，中国已经民怨沸腾，迟早都要造反。洪秀全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毅然发动了民众起来造反。事实上，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人民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反抗旧政权及其所维护的旧制度。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改换政府，就不用进行暴力革命了。太平天国也没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什么成就，只是造成巨大的破坏。 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革命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其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而那些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因为它设想的小农经济蓝图与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义和团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深刻反思过义和团运动，教科书依旧把“义和团事件”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实际上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被处死。 正是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才导致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里只有不到400 名卫兵，既没重武器也无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西什库教堂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 西方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战斗力有限，可义和团与之接仗却一触即溃，像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当初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从事逃跑比赛，边逃边对自家人实施烧杀抢奸。 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代价是高昂的：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则落入了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随后与列强签订的“庚子事变议定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如果不是被义和团骂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曲意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将被列强彻底瓜分。 百年前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而义和团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教会和教民。教会在中国吸纳教民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有传教士良莠不齐的原因，但传教士为何能够掀起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文化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像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比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令当时的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以攻打教堂，反洋教为诉求。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被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就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对西方国家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朱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趁机占领了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历史已经反覆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也不会与外敌抗争的，其邪恶的劣根性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吒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义和团并未死去，梅思平也并未走远，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伺机而动，善良的人们得保持警惕！ 订阅 《求是》杂志10月9日刊发评论文章，高调美化“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文章称，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打着“学术反思”的旗号，借“还原历史”之名，否定党史、国史。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多指向体制，又常以否定中国近代革命为切入点，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认为太平天国“绝无进步的历史意义可言”。 在《求是》的这篇文章中，苏联再一次成为“反面教材”。文章称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刮历史虚无主义之风是重要原因。文章认为，苏联在1987年掀起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结果导致苏共退出历史舞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求是》为“前车之覆”扼惋叹惜之时，几乎所有媒体都集中报道苏联解体后的继承国——俄罗斯宣布公民付费医疗的终结，公民可永久享受免费医疗。《求是》也有意回避忽略了俄罗斯2012年人均GDP为23,501美元的经济实力。 《人民网》此前在“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到底霸占过多少美女”一文中引述《江南春梦笔记》中的记载，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等七个名位共960人，两者共计1169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计算，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而《新华网》在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也直指之太平军各路“领袖”“极度奢侈和淫乱”。 太平天国战争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浙江大地，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安徽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到52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11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成丰八年(1854-1858年)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11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52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如何评价太平天国，不同时代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进行解读。从个人因素看，洪秀全科举考试屡试不中产生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又受到传教士《劝世良言》一书的启发，遂将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教理论和组织，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 那时清朝统治极端腐朽，中国已经民怨沸腾，迟早都要造反。洪秀全正是抓住了这一契机，毅然发动了民众起来造反。事实上，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人民只能选择暴力革命的方式去反抗旧政权及其所维护的旧制度。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完善的民主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改换政府，就不用进行暴力革命了。太平天国也没有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什么成就，只是造成巨大的破坏。 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革命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其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而那些设想如果变成现实，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因为它设想的小农经济蓝图与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义和团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深刻反思过义和团运动，教科书依旧把“义和团事件”誉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实际上只是一个迷信色彩很重的民间帮会组织，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仇外，准确说是仇西洋文明，是一种思想仇恨运动。义和团杀洋人、毁教堂，仅在庚子之乱前就杀死教民两万多，进入北京后，不仅杀外国使节、也奸淫中国妇女、抢劫财物，屠戮当地平民十多万，甚至在京的安徽提督由于提醒他们不要轻易挑起国家争端，就被拉下马来，立即被处死。 正是由于义和团的野蛮，才导致列强对中国的联合进攻。当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时，那里只有不到400 名卫兵，既没重武器也无坚固的防卫工事，可用克虏伯重炮武装起来的十多万“团勇”和正规军用了五十多天的时间也无法攻破。西什库教堂只有区区四十多杆步枪，在“清军围困万千重”的险境下一样坚守五十多天直到援军前来解围。 西方仓促组建起来的八国联军战斗力有限，可义和团与之接仗却一触即溃，像山崩一样败下阵来，远没有当初屠杀自己人时的“英勇无畏”，临危之际没有几个人想到要“为国赴死”，而是从事逃跑比赛，边逃边对自家人实施烧杀抢奸。 义和团式的“自残爱国”代价是高昂的：北中国成了尸山血海，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东北三省则落入了北极熊张开的血盆大口。随后与列强签订的“庚子事变议定书”，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平均每个中国人摊上一两。如果不是被义和团骂为“大汉奸卖国贼”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事先“不从乱命”事后与列强曲意周旋，挑动列强内斗以夷制夷；不是美国适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坚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国将被列强彻底瓜分。 百年前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而义和团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教会和教民。教会在中国吸纳教民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有传教士良莠不齐的原因，但传教士为何能够掀起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并非利益冲突，而是思想文化冲突。中国君主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像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比如《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说，“（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庚子记事》中说，“（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令当时的人们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以攻打教堂，反洋教为诉求。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在民间，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但这股力量被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就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 光绪24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通过政变重新实行训政。但慈禧对于屡屡反抗自己意愿的光绪皇帝仍然非常不满，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联合起来反对，慈禧只得作罢。光绪25年12月24日，慈禧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载漪之子为皇子，再次试图废光绪，两天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1,200余人发电报反对废立，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一心要废光绪，但又被洋人打得怕了，就在此时，端郡王向其推荐了义和团，说他们刀枪不入，不畏洋枪洋炮。 义和团原本在山东声势最大，原因就是山东巡抚毓贤纵容当地义和团攻击教会，直到后来他们闯祸杀死洋人，惹的外国公使问罪，清廷才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改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到了山东后毫不留情，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毓贤到了京城，到处向王公大臣们吹嘘义和团刀枪不入。当时京城中顽固派势力的代表端郡王、庄亲王和大学士徐桐如获至宝，鼓动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光绪26年（1900年）5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20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23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对西方国家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杀。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25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其强盗本性才真正暴露出来。抢教民之财物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在义和团的逻辑中，凡是信了教的中国人全都该杀。7月15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朱家河的3千多名教民；3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20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百人幸存。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由于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其威势无人能匹，他们甚至胆大到冲进紫禁城去捉拿光绪这个“头号卖国贼”，结果被慈禧骂了出去。其他大小官员，外国使节，更是不放在他们眼中。本来洋务大臣李鸿章也是义和团的目标，不过他倒是有先见之明，提前讨了个两广总督的差事避难去了，直到后来慈禧逃出京城之时下旨让他全权负责收拾残局。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6月12日，慈禧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办理对外交涉。18日，八国联军陷天津。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21日，慈禧与光绪帝出北京西奔逃走……这场运动最终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4亿5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趁机占领了东北。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历史已经反覆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也不会与外敌抗争的，其邪恶的劣根性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吒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义和团并未死去，梅思平也并未走远，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伺机而动，善良的人们得保持警惕！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对于手无寸铁者来说，站在一部70 吨的杀人机器面前或许还挺乐意，但我们其他人又该如何应对呢？英国坦克租赁公司Tanks A Lot 的负责人安迪·马歇尔将向我们介绍如何在理论上阻止坦克行进。 扔燃烧弹 自西班牙内战以来，人们就已经使用自制的易碎玻璃导弹在冲突中有效攻击坦克了。那么，倘若你突然大敌当前，该怎么办呢？「将汽油和食油混合灌入瓶中，瓶口塞一团燃料浸泡过的布」，马歇尔告诉我们，「点燃灯芯，将瓶子用力掷向坦克的进气口。」显然，在非战时，并不建议采用此法。 破坏履带 坦克就像鲨鱼，行进时的效力和功力最大。如果能阻止其推进，那么功力就会大大削减。破坏履带或许是报废坦克最简单的方式。「将枕木卡在轮子和履带之间，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会使履带脱落。」 弹药攻击 如果你是武装人员，试试用定向爆破弹头。「你可以使用碎甲弹，击中坦克时它会变形，像膏药一样紧紧粘贴在装甲表面，接着便会爆炸，并产生冲击波作用在装甲上，此时内壁崩落，碎片四溅，乘员杀伤，设备击坏。」无后座力步枪和反坦克导弹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设置路障 如果缺乏军用级武器，我们仍有几项手段可供选择。马歇尔的建议是，「你可以挖反坦克壕沟，沟要挖得足够深。大概1.5 米，坦克一旦陷进去。就无法自拔了。」如果不能挖沟，那就堆坡。「龙牙」是一种龙齿形混凝土反坦克路障，会使坦克停止运作，无法攀爬。 扒坦克 「尽管坦克看起来所向披靡，但如果是单枪匹马，内部乘员其实万分紧张」，马歇尔表示。置于装甲之中也就意味着视野不佳，个人偷偷爬上坦克也不会被轻易发现。「一旦靠近坦克，攻击者就会从视镜中消失。如果乘员已经离开坦克，那就尝试将舱口撬开。」当然，能和平谈判就更好了。 本文来源/《连线》杂志（Wired） 作者/Leila Johnston 译者/胡舒婷（参差计划英文版编辑） —–白衬衫

原标题： 陈婉莹：港大不能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我对下任校长候选人的看法 新校长公布的消息周一（9 月30 日）下午五点四十分，通过港大教务处发送电邮给全体教职员，宣布“下任校长遴选委员会“推荐唯一的候选人马斐森教授(Professor Peter Mathieson)为下任港大校长”。周五马教授将与教职员、学生等会面，校务委员会即日下午开会考虑此项提名。 　　消息成为校园讨论热点,大家尊重遴选委员会的公正性，但对马斐森教授的资历表示质疑。对他的医学成就，内行人认为及格，但不能说卓越; 有五年医学院院长的经验，不能说是资深; Bristol大学和港大的比较，媒体已有述及。值的探讨的还有他对香港和亚洲事务的一片空白。 　　媒体报道都提到马斐森当选的历史意义，他将成为港大41 年来第一个非华人校长。华人和非华人不是选择校长的标准，重要的是资历，但是资历不限于学术成就，也包括社会经验和背景，而马对香港、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有关经验近乎零，国际经验限于非洲，在香港曾任过客性质的外籍考官。他在今年三月才获任为教资会研究评审（RAE）评审小组众多成员之一，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港大和41 年前不一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就读港大时，校长正是最后一任非华裔校长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彼时，英语是香港唯一的官方语言。中文媒体很少报导或讨论政治问题，影响力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运动。港大学生会连同中文大学三所学院和其他专上学院学生举行研讨会，发动万人签名运动，致信英国的官员和国会议员请愿。1974 年,政府终于立法通过中文与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 　　时移世易，英文独霸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不知道遴选委员会曾否考虑看不懂中文媒体、无法直接掌握香港脉搏的校长如何治校？如何领导大学和香港社会的“持份者”（stakeholder）沟通？大学要为他配上多少口译和文字的翻译？他需要多少助理和顾问？即使配备了翻译大队，效果也有限，因为翻译只能展示字面，其中微妙的语意、语境要如何让他了解？ 　　非华人当然可以学习本地的语言和事务，但却难以速成，学习也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和素质。从马教授提供的有限资料中，没有迹像显示他对地方事务可以很快上手。笔者看到他给校务委员会的一封“使命陈词”（Mission Statement），满纸空泛的原则性陈述，比如说要促进教学、研究，没有展示任何愿景，对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有误读。 　　马教授对申请港大校长职位的诚意也是疑问。我们指导学生求职时要根据雇主的要求及工作性质设计简历；马教授却没有为申请港大的职位而特别撰写简历。他在广发给师生的五页简历中“使命陈述“一栏写道：”我的目标是令自己乃至供职机构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更趋卓越。我旨在推动英国及国际临床学术的专业发展，也将继续尽力帮助乌干达及其他发展中的地区。” 他显然曾向乌干达求职，而把发到非洲的简历挪用为港大的申请，甚至没注意把“乌干达”改为“香港”。 　　从818 事件到学术自由之辩 　　818事件之后，徐立之意兴阑珊，婉拒续约，这两天有媒体重提818为徐“下马的导火线”,以及李成康被“禁锢”的事。但818事件调查委员会已有定论，表示“禁锢”的指控并不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和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的文灼非。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断然指出： 　　“检讨小组确信，基于以下理由，保安人员没有对学生做非法监禁。1、很明显三位学生在关键时刻可以自由离开楼梯间。因此如果三位学生想要从另一出口离去，保安人员是不会阻止的；2、事实上，三位学生中至少有一位确实是离开了楼梯间位置，加入一群访客中间离开了。” 　　委员会推翻“禁锢“的指控，没有得到显着媒体报道，港大也没去澄清，就背上了这个“禁锢”的黑锅。 　　818事件影响了港大的形象，成为公关灾难，如果没有校内外声讨，也会鼓励讨好北京的气氛。但是，徐立之任校长的十二年以来，我没听到港大因为他的政策而妥协了学术自由的事故。 　　我只知道，大学每天都在很活跃的讨论和探索。上周，我的同事钱钢开设了面向全校及公众的《通传媒，识中国》课程，讲述1949 年以来的国事风云和传媒变迁，有400 多人报名上课，济济一堂，需要另开一个课室做现场直播；我们历史系的Dikotter（冯客）教授关于大跃进的专着揭露了中国一场大浩劫的真相，最近又出版新书, 质疑内战后8 年的历史。我们法律学院有占中的旗手戴耀廷；自由派、民主派，泛民派议员和活跃分子都是校园的常客。第一个“占中”商议日，就在港大新落成的百年校园举行。大学提供了思想碰撞的空间，鼓励独立的思考，容忍多元的看法，法律学院有温文的陈弘毅教授，为普选探求北京和港人都能接受的提名方案。 　　港人反感的是大陆官场的风气腐蚀香港，各大校长和李源潮会面不稀奇，但校长和高官一字排开拍标凖照让人刺眼，我宁愿见到报导说校长和政治局常委见面谈到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对北京的不满，而幻想要和官方拒绝来往。 　　消息传出第二天，外界赞成马教授任校长的理由包括：外国人没包袱、非华裔校长不会去讨好大陆；更有说 “洋人学者会放弃自己一生坚持的独立自主、学术自由的价值观去屈从权势的，总比华人少得多”云云。这反映了反共到了盲目崇洋的心态。洋人就天生比华人有骨头？要知道，去大陆淘金或讨好的“老外”和外国大学校长多于牛毛。 　　马教授在被问及港大学术自由的问题时，不意外地承诺将维护学术自由。然而维护学术自由有赖大学的机制，包括课程的设计、人事制度等。对于一个完全不懂中国以及香港社会运作、中港历史、不懂华人社会人与事之间微妙关系，简历上看来和人文和社会科学没有涉猎的校长而言，他要怎样维护一所大学的学术自由？我们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不无忧虑，港大师生每天都在努力透过学习、教学、科研开拓言论和学术的空间。要说从只有43 万人口的英国Bristol市空降一个要向港人问道的医学教授来维护我们的自由，那是天大的笑话。 　　对时代使命的退却 　　有消息说，马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没有选择”，因为香港的竞争力不够，没有人愿意来，也有人说香港极端政治化，使优秀人才却步，所以只能选马教授。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更要反思香港的位置，寻求对策。 　　中国崛起，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为五亿人脱贫。但是政治改革举步维艰，不平衡的发展造成诸多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官僚当道、人权受到打压。港大面对的挑战和机会，正是面对变局，为港大定位、对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提出新思维，进而为中国的发展有所贡献。选出一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校长，所谓洋人不会和“政治”打交道，也就不会“出事”，希图无知无为，等于在时代的责任前面退却（retreat），这将是港大的悲剧、香港的悲剧。 　　我听到的旧生和同事的反应，从震惊到失望到鄙视（disdain),同声的说，“港大值得一个更优秀的人，”（”HKU deserves better”)。遴选委员会主席兼港大校务委员主席梁智鸿周二说，校务委员会不是橡皮图章，我相信梁先生的诚意，期待周五开会的校务委员聆听校友和港大同仁的声音。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