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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中国最帅的将军:张灵甫

中国最帅的将军:张灵甫  ——纪念张灵甫将军壮烈牺牲66周年             自信?悲凉?高傲?英雄!!!       要说中国最帅的将军,非张灵甫莫属。     张灵甫之帅,不仅帅在外表,更帅在其人格魅力。     张灵甫的一生(1903.08.20~1947.05.16),是众多中国抗日英雄的缩影——投笔从戎、黄埔起步、悲壮抗日,最后,却在兄弟相残中壮烈牺牲——中华民族众多英魂的共同归宿,令人叹息。   1,书法奇佳,喜好历史,考入北大,转考黄埔     1903年,张灵甫(1937年前叫张钟麟)出生于陕西长安。幼时即以书法出名。据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当面称赞张灵甫“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1923年中学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资料说他上了北大然后为了抗日而辍学,有资料说他是因为学费不够而辍学,有资料说他根本没去北大报道就参军抗日。总之,他放弃了北大。当年的北大流失了一位好学生,今天的北大不配拥有这位好学生。     1925年,张灵甫到河南开封加入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张灵甫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 他当时的同学有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后来的风云人物。   2,北伐,剿共,冲冠一怒杀红颜     张灵甫一出场就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王牌军中。他的第一仗是哪个?历史记录并不清晰。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26年北伐,作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21师的一员,与孙传芳部队的作战。张灵甫任排长,作战英勇,首次负伤。此后他不断胜利,不断负伤。     后来,张灵甫以第1师军官的身份,参与了对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参与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围剿。     1932 年,已是团长的张灵甫率部至鄂豫皖区进剿红军,在六安、苏家埠将红军击溃,获蒋介石和胡宗南赞赏。在随后的麻城、黄陂战斗中,充当先锋的张团进攻红7师和红20师阵地,一天完成突破,张团一路追击,红军大败,一名师政委阵亡,一名军长重伤,团、营、连干部被俘若干,胡宗南连夸张灵甫是“黄埔英才,革命猛将”。不久,张灵甫又以一团之众,突破红军主力对卫立煌军部的包围,救出卫立煌。同年冬,在漫川关之战中,为关闭红军突围之路,率部与红34 团、219团血战,获相当战果。     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表现出了优秀军人的素质,但是并未名声大振。他的第一次出名,是因为杀妻。张灵甫杀妻的原因,有说是因为情,有说是因为共产党间谍。比较可信的是:张灵甫屡挫红军,后者为策反张灵甫,派吴海兰主动接触张灵甫并结婚。1935年的春节,吴海兰偷了张灵甫几份重要军事文件,张灵甫怒上心头,掏出手枪打死吴海兰。 舆论哗然。张灵甫的老上司、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偏袒爱将张灵甫,试图以吴海兰是间谍为其辩解,但当时社会舆论比较开放,胡宗南无力挽救。张灵甫主动去南京投案自首,被关于南京老虎桥模范军人监狱。据说在监狱中,书法极佳的张灵甫还为南京的许多店铺题写招牌。但作为军人,他前途暗淡。     3,抗日英雄张灵甫     中日战争的爆发,让张灵甫冲出牢笼。        1937年,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全面抗战不可避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凡服刑国军官兵,一律释放,回原部队戴罪立功。当时,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第74军,军长为俞济时,下辖王耀武的第51师和俞济时自兼师长的第58师。师长王耀武知张灵甫是一员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不可多得的悍将,遂要求在张灵甫被释放后出任自己属下的第305团团长。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钟麟”为“张灵甫”。     从此, 74军与张灵甫,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书写荣耀 。     1937年,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战后,第74军因战功显赫,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军队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      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1938年5月28日张灵甫率305团参加兰封会战之三义寨攻坚战,伤亡百余人。    1938年万家岭大战,张灵甫将军赢得全国人民爱戴。当时,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军进行反击。张灵甫亲率突击队飞夺张古山,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俘虏后来交代,当时只要国军再推进100米,106师团的师团长就只得剖腹了。这差点成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     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并在话剧《德安大捷》中以真名真姓出现,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坚决不同意,有人说他在枕头下放了一把手枪,威胁军医;也有人说他命令副官:“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由于腿伤迟迟不愈,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术后,张灵甫说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从此留下残疾,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此后,张灵甫先后参加上高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     大陆人直到2010年前后的时候,才广泛知道1943年常德保卫战之惨烈、壮烈。守城的74军余成万之57师被人们颂扬,实际上,此役中,负责外围的74军张灵甫之58师同样勇猛。并且,在常德失守后,张灵甫率58师突击队救援,迫使日军占领常德城当日即退出。      1945年4月国军抗战中最漂亮的一仗,是湖南芷江的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大获全胜。张灵甫被称为“常胜将军”,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及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并升任74军中将军长。       抗战期间,张灵甫这个“常胜将军”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    74军是一支英雄之师,是抗战时期中国部队中唯一支能以一已之力打垮日军一个师团的军。74军曾两次荣获军委会最高荣誉——飞虎旗,一次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国军中无人出其右者。    74军的军歌是:“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74军在抗战中打出了“抗日铁军”和“头号王牌”的威名。张灵甫一直跟随74军,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几乎无役不从,写下了自己军旅生涯中为国家、为民族而战的最辉煌、最光辉的一页。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纂的正式官版战史《中国事变陆军作战》频频提及日军与74军的作战情况,并称之为“ 支那第一恐怖军 ”。    抗战胜利后,74军奉命卫戍南京,张灵甫时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因此74军号称御林军,张灵甫也被称为御林军统领。       官职在升,但 张灵甫依然保持本色。他每次回家,必在距离家乡30里处下马下车,以表示对家乡的敬重。   4,英雄命丧内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因国家财政困难,大力消减军队及地方部队。第74军接受整编,复员了一万多人,缩编为“整编第74师”,仅剩兵力三万两千人。然后内战开始了。     1946年7月,整编第74师在南京誓师,之后被调至苏北前线。张灵甫率74师先后攻占淮安、淮阴、宝应等重镇和十几座县城。10月强攻军事要地涟水,两日即穿越1百多米的淤黄河攻入城内与共军激战,遭遇顽强抵抗后74师撤退。同年12月, 74师再攻涟水,仅14天就击破华野6师(纵)、10纵6旅、7师19旅13个团的防御,占领涟水城,此役共军伤亡惨重。      战后,共军从苏北撤走,进入山东。74师乘胜追击,又攻克沛 阳、新安、郊城各要点,直取临沂与蒙阴。     张灵甫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孟良崮。    张灵甫为什么要率孤军登上孟良崮,接受共产党20万军队的包围?有三种说法。    一是“英雄孤傲”说。张灵甫孤傲,他要以一己之力,吸引共军,然后让政府军从外面实行更大的包围,全歼共军。据说,他的老上司,抗日英雄王耀武,还亲自追赶74师,哭泣着阻拦74师冒险,但未能阻拦成功。       二是“被奸人所害”说。另一种说法是,共产党隐藏在国防部的检点,作战次长、掌握国军调动大权的刘斐中将故意命令张灵甫第74师进军孟良崮。      三是“不忍杀害同胞”说。据说共军当时在敢死队的督战下,前边的人只好拼命冲锋。74师的人杀了无数进攻的共军士兵,看到后面还在往上冲,这帮抗日英雄把枪一扔:杀中国人算什么好汉,老子不打了,投降。         中国的近代历史早被篡改、掩饰得无法寻找出真相,所以,每个阶级、每个个体都可以采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     不管怎么说,张灵甫是位有勇有谋的儒将,他知道74师进入孟良崮凶多吉少,但 张灵甫与汪精卫一样,有烈士情结 。此前,1943年,对于余程万最后没能在常德城内坚持到底,张灵甫曾经有过一句评论:“这是死而重于泰山的好机会,失去了,太可惜!”     孟良崮战役中,共产党军队用人海战术进攻74师,组织了一次次冲锋,伤亡近十万人,其惨烈程度让陈毅感叹道“今后永远不让儿子当兵”。 最后,74师配备的大量水冷式重机枪因长时间发射导致枪管烧红,水用光后,以人尿代之。最后,不管是不忍杀害同胞,还是机枪红到无法使用,74师主力第三天开始退守主峰附近,由于人员密集,被共军迫击炮炸碎的岩石击成重大伤亡。4昼夜之后,第74师子弹火药、粮食和水全部都打光用光了。此时,通往74师指挥部的山谷中,已是尸山血海,共军因伤亡太大,最后连做警卫的何风山的特务团都用上了。最后时刻,张灵甫向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同时手书给在南京的妻子王玉玲:      “十余万之匪,向我围攻数日,今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决定与仁杰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上报国家领袖,下对部属袍泽。老父来京,未克亲侍,希善待之,幼子希善抚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随后,张灵甫与副师长蔡仁杰、旅长卢醒等集体自杀,时为1947年5月16日。      几小时后,国军后续部队赶到。孟良崮漫山遍野都是血水,据说如今山上的土石仍然都是血红的颜色。    对此情形,有诗赞曰《英雄赞歌》:     烽烟滚滚唱英雄,孟良崮山侧耳听,侧耳听     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     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多少年后,参加过孟良崮会战的共军军官回忆说:“74师太能打了,就算是败局已定,他们也会拼命打下去,那时进攻部队的伤亡已经非常惨重,如果国民党的其它部队早来几个小时,可能结局就完全不同!”      据说张灵甫临死前还与他的老上级王耀武将军通了电话。 两位抗日英雄在电话中都哭了 。     74师的成败,张灵甫的成败,或许决定了国共战争的成败。      一代抗日名将终于在内战中结束了壮烈的人生。中国有无数抗日英雄都是这样的下场。上天就是这样捉弄了中国人民 。       5,告慰英魂      张灵甫去世后,蒋介石痛心不已。民国政府将一艘购自英国的军舰命名为“灵甫号”。张灵甫被尊称为 民国第一烈士 ,至今供奉于台湾忠烈祠。     此外,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张灵甫有一位忠贞的妻子。这一点,又与汪精卫类似。     1947年3月,张灵甫将军19岁的妻子王玉玲在南京生下儿子张道宇,几十天后就接到张灵甫阵亡的消息。     1948年,王玉玲告别南京,挚母将雏,坐海轮去了台湾。     1952年,在时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帮助下,王玉玲只身赴美,就读于纽约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直到退休。       王玉玲一直想念张灵甫将军, 没有再嫁,50多年后碾转托人寻回了将军的遗骨,安葬于上海浦东玫瑰墓园。      玫瑰墓园由黄埔将领后代兴建,座落在上海浦东最东端的一个荒凉小镇上,许多当年叱吒风云的黄埔将领安葬其中。     玫瑰墓园建成后,第一个迎来的就是张灵甫将军的灵葬。2003年12月底,王玉玲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举行了灵葬安放仪式。摆放在玫瑰墓园二楼的“室内葬纪念区”的纯白玉晶石上刻写着将军夫人王玉玲的哀思:“ 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            永远怀念 外战内行、内战外行 的张灵甫将军。     当今那些墓碑上雕刻着“永垂不朽”的,大都是鸡鸣狗盗之徒,而张灵甫将军,他是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配得上“永垂不朽”这4个字的中国人。          (说明:一直想为张灵甫将军写点什么。在某年5月16日,张将军忌日那天,写出上述文字后,我感觉心情舒畅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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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上来继续奴役别人

5月13日,陈丹青走进设在乌镇昭明书院的凤凰网演播室,接受凤凰网文化频道《年代访》节目独家对话。在谈到著名的“方韩大战”时,陈丹青评论道,一个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的社会,需要用八卦来填满,这背后的信息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而关于韩寒究竟是否存在“代笔”,陈丹青直言,他并不关心韩寒是否抄袭,“我非常喜欢韩寒,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文章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   以下为对话实录节选: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您说“革命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都过去了,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有文化就好”。这算是一种智慧的妥协吗?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   陈丹青:不,这个是说反话了,第一我真的不希望革命,因为我见到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是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去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都了解,就是方舟子跟韩寒的论战。您当年很认可韩寒,认为中国出这么一个年轻人确实是很好的现象,到现在大家有这样的质疑,您怎么看?   陈丹青:跟你说,我真的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对变成公共事件的事件,我都不太关心,而且也没有想到有什么要说的。我去年在一个大学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说你对方舟子和韩寒,包括前一阵什么汪晖抄袭怎么看,其实我都不太关心。我看到的一个信号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一个是没有真的新闻,另外一个我们真正希望议论他们,质疑他们的人,我们不可以质疑,即便质疑了,立刻被屏蔽。那么可以晾在一个被大家指手划脚的这么一个广场上的人,就剩下类似像韩寒、方舟子或者像学者这样。伤他们没关系的,他们互相伤害更有戏看,所以我在后面的是我们没有真的新闻。可是一个社会永远是饥饿的,就是要八卦,无论是高级八卦还是低级八卦,你得填满它,你得共赢,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我非常喜欢韩寒,我一点不关心他抄袭不抄袭,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抄袭。如果有一天说这个文章是他爸爸写的,我连他爸爸一起喜欢。很好,那么好的文章,你写写看,然后你想有这么多粉丝吗?你就试试看。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很多知情权,所以可能会愿意相信有一些人,他去认为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   陈丹青:对,他也得知道剥夺知情权的后果,不是你不知情,不是你对知情这件事情,哪天你知道了一点情,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反应或者你过度反应,在一个知情权被保障的一个文明里头,人对知情不会过度反应,就是这样。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所以你说我们现在这些,比如说有一些考据派,他们这些行动的话,会不会造成新的误导,就是说我为了求真或者求一个真相,然后会传达一些其它的信息,这不是另外一种文化形式?   陈丹青:我们所有媒体都在误导,你不想误导你也在误导,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不是一个诚实的空间,不是公正的空间,所以你随便说什么话,哪怕说很公正的话,你仍然在误导,更不要你在说一些伪新闻或者伪道德,一定在被误导。所以我比较沮丧的是在这么一个言论空间,一个讯息网络当中,我们不是完全无知,我们甚至知道很多情况,但是我们失去一个良性的态度。就是一个情况发生,你很自然地会调整你跟这个情况的关系,你在面对情况说话的时候,其实也在调整你自己,我对这件事情应该怎么看,误导就发生在这里。所以重要的不是这件事情是什么,谁是这个丑闻的主角,而是你跟这个事情的关系一直在被误导,所以很多人会幸灾乐祸或者甚至是乱骂,会很激愤或者是很冷漠种种,这些都不太对,太介入、太冷漠,我都不喜欢,我觉得应该……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超然一点?   陈丹青:倒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可能也慢慢变成一个,不是慢慢变成,我就是一个在被误导的链条上面的一环。我可能现在就是已经被误导的情况,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任何公共事件,我连陪审团都没有去参加过,我也没有参加过选举,我其实是一个不够格的公民在那儿,公众义务我都没有尽到,但是我一直挺坦言的,就是知道,但是看一下,然后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这儿,你觉得你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发生了,你该干嘛,或者你用不着干嘛,这样的,这就是网络为什么这么多流言,我们很少看到,你欣赏的不是他说出来的话,而是他说这个话的那个position,他的位置,他的态度很好,有的很少很少,大部分人我觉得反应都是看热闹或者太激愤、幸灾乐祸这些,我关心的不是八卦主角,我关心的是围观的人。   本文来源《凤凰网文化》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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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贺卫方:司法改革的再启动

贺卫方:司法改革的再启动 ——共识在线第26期文字实录 进入专题 : 司法改革    ● 贺卫方 ( 进入专栏 )        [主持人刘一非]:今天共识在线非常有幸请到了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老师。贺老师您曾经在微博上把司法改革的前景比喻为北京的天气,一片雾霾。那么在这片迷茫之中,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前行呢?您提到前进方向的问题,其实现阶段我们司法改革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阻碍,甚至有倒退的情况发生,这跟人们对于方向定位没有共识是有关系的。从您个人来看,您认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应该以什么样的目标为准星去改革?   [贺卫方]:我觉得,首先,对于司法制度的理解方面可能需要重新去反思一下。我们过去对司法的定义、它的社会作用以及司法独立的价值,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多混乱的认识,需要重新进行一些反思,才能够在广泛的基础之上达成共识,找清楚我们前进的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要紧的事情。   具体说来,一个是它的专业化,要提升司法官员的素质,让他们真正有一种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以及从事纠纷解决、案件处理的能力,也要有良好的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第二个目标是司法独立,通过财政人事体制方面的改革,让法院、检察院不再受控于同级的党政,法官只是依照法律来判决案件,让案件能够被平衡严格地依照法律公正地判决,就像习近平讲的,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感受不是说想让他感受就能感受,如果说法官也想叫他感受,但是党委书记也想叫他感受,党委书记要通过干预,让他认为是他理解的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做出一种决定,那最后的结果就会非常混乱。司法独立也不仅仅是说法院独立于外部权力的控制,也要努力去推动每一个法官都要独立的去行使司法的权力,同时承担司法决策的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案件,像聂树斌案,还有昨天我在讲座的时候,承德的那四个已经被羁押了20年,到现在还没有判刑的涉嫌杀人的四个人,其实真凶早已经落网了,早已经被判刑了,已经证明不是凶手的,现在还被羁押着,还没有获得释放。像这些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会发现当发生了这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权力介入到法律的过程之中,我们最后看到做出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真正的决策者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人,这些就使司法判决的过程就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人为这样的错误负责任。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推动法院的内部独立和法院的外部独立,让案件的判决能够逐渐趋向于公正。   [主持人]:您一直提到司法独立的问题,有很多读者都很关注这个问题,一提到司法改革,大家就说没有司法独立何谈改革。现阶段我们都知道受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您也曾经提出过这类问题。在现实情况下,您觉得我们能把司法独立推进到什么程度呢?   [贺卫方]:所谓意识形态约束,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指过去的那套流行的观点、主流的观点,总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是由党来控制,就是强化所有的领域里的党权至上。观察整个政府系统,你会发现是行政强势,而行政的首长也同时是党的领导,整个司法过程中间都是要靠这样的一种控制的方式。最后你会发现一个无所不能的党最后变得一无所能,它没有办法真正管理好这个社会。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的把社会的不同权力进行一种更加严格的划分,政府不能够再变成一种完全是糊涂帐的状态,所有权力都混在一块,必须进行一种切割,让权力、让责任都能够清楚,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   司法独立不是说司法的失控、司法的恣意妄为,愿意做什么做什么。这不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恰恰是说,你在赋予他权力的同时,也要他承担完整的责任。而且法官判决案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使权力的方式,他必须要面对面,是法庭的法官对案件进行判决,对案情进行判断,听取双方的辩论,听取律师相关的意见,在努力让这个案件的争议事实情况能够被复原,能够澄清案件的事实争议,同时联系到法律的规定,从而对这样的案件能够做出一种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同时也是最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所以这样的一种独立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你设置法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我们确立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没有必要担心司法独立会如何如何,会变成一种很随意或者很腐败的权力。正是因为不独立才更随意,不独立才更腐败,这是应该在观念方面更明确的一点。   [主持人]:如果责任不能明确到个人,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   [贺卫方]:对,案件究竟是谁作出的判决你都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呢。   [主持人]:或者像您说的,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官,其实并不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人,你在这种情况下去追究责任,就并不是很合理。   [贺卫方]:是,是把责任弥散化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承担责任。   [主持人]:刚刚您说到政法委在司法体制当中,它的作用并不是特别良好的作用,您觉得怎么去打开这个突破口,改变政法委和司法体制整个之间的关系呢?   [贺卫方]:其实十三大的时候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逐渐撤销各级政法委,因为中共中央第六十四号文件,是在1979年颁布的文件,明确规定党委不得对具体案件进行干预。这个已经是中共中央非常明确决策的事情。1988年,已经有明确的举措,撤销政法委。但是在过去24年时间里边,政法委不仅没有被撤掉,而且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形成了一种非常庞大的班底,与此同时,广泛的对案件进行以协调为名义的干预。现在看起来有许多冤假错案都是因为政法委协调的结果,比如很明显的河南的赵作海案,后来记者追访,找到了当时整个决策过程。   当时检察院顶着不办,说尸体是谁都不知道,这怎么能够提起公诉。检察院不提起公诉,就返回让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补充侦查来补充侦查去,也找不到一个结果。最后没办法公安局说我找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书记说该起诉起诉。然后法院那边说,起诉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判吗?最后说不能判死刑,就判个死缓吧。就是这么协调的。结果十年以后,当时指出被杀的人又活着回来了,这才知道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如果没有政法委协调,让每一个法官真的是说我们三个合议庭成员判这个案子,杀不杀这个人,或者判不判这个人刑,就是我们三个人决定,我想这三个人一定会非常审慎,将来出问题责任很明确,就是要由这三个人来承担。但是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现在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趋势,就是新一届政法委孟建柱书记比较强调说,政法委不再对具体案件进行协调,进行干预。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好的趋势。我希望在下一步能够彻底的把政法委这样的机构给撤销,法院、检察院本身已经有党组织,再叠床架屋地设置一个法外机构没有必要。它的存在随时都可能对案件进行协调,我们没有办法去对每一个协调的过程进行监控。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最新政法委的领导孟建柱放出了这个消息,是比较让人高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您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司法改革再启动呢?因为有些人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贺卫方]:我认为现在时机并不错,因为除了新的领导层上台,他们也需要去努力争取确立一种新领导层本身的合法性,他们的一种在国民心目中更好的想象,这个其实对他们是很迫切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观望,不仅是国内,我到国外去,比如德国人、英国人,他们都在注意习近平、李克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观念,他们会不会真正实质性地去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法制进程、公民的自由等等。这方面现在一点都看不清楚,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不知道他们的观念到底是怎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式的东方神秘主义政治的一种特色。   但是社会上很多问题变得非常迫切,比如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许多群体性事件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为所欲为,拆迁、征地等等,反正所有决策都是地方政府在搞的。但是我们在地方层面上发现,老百姓当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诉诸于司法途径去解决,因为谁都知道,法院跟政府是一家的,是穿一条腿的裤子的,基本上没有可能性说到法院去能够让法院来判决政府败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局面就加剧了人们对于整个体制的一种绝望感,他除了上街、除了上访、除了自焚,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是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有一些事件,比如清华大学的朱令案件,如果这样的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根本没有办法去得出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并不是人们在恨他们想象中的某一个嫌疑人,其实他们在恨这个国家,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就涉及到政府的问题。还有,当社会普遍的信用沦丧,我们没有一种好的信用机制,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一种东西让大家觉得是可以信赖的,无论是建设一个化工厂,这个化工厂到底有没有害,有许多化学专业的知识我们也不懂,专家当然是懂,但是专家也经常骗我们,现在可能社会中间有许多有毒的食品都是专家搞出来的,像三聚氰胺加到奶粉,再加水,中国化学家的职业伦理真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大家都在相互放毒,相互毒杀别人,其实自己也没有办法避免,短时间内你获利,但终究也身受其害。   当发生了一些大的事件的时候,或者小的事件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社会中间已经没有一种信任了,谁是我们信赖的?领导人,我们不相信,领导人说的话我们不大相信。行业协会,我们不相信。报纸,我们也不相信。网络,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也不知道信谁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任丧失的状态,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在许多问题上,至少法院可以作为一个机构,能够对一些广受争议的,并且构成案件的事情做出一个终极性的判决,这个判决最大限度的能够使得证据呈现在法庭上,能够让我们最后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相信这个。   当然,除了法院外,还需要有某种权威机构,比如议会里的那些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某些关乎全局的事件进行调查。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说慢慢的去推动一种具有公信力的司法制度的形成呢?我觉得这可能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背景。   第三个背景是,一个国家的腐败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反腐败靠什么?仅仅靠洗澡、照镜子、正衣冠、学习、整风,我觉得多少年来就这么整过来的,越整越严重,这条早就已经不灵了。其实我们发现腐败问题的解决,说复杂复杂,说简单也特别简单,那就是你就让新闻能够自由,你能够让议会切实有效的监督,财产能够公开公布,并且同时有中立的机构进行严格的核查,很重要的就是司法要独立。检察官要调查一个腐败的官员,无需相关的党委来批准,就可以对嫌疑人进行调查。我相信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进行调查,媒体也进行报道,那可能我们的官员基本上都不由自主的成为孔繁森,不可能成为王宝森。我们一直在说,这套制度其实貌似在保护我们的官员,其实对我们的官员特别有害。这是第三个呼唤司法改革的迫切因素。   第四个背景,现在的经济发展看起来已经遇到了一个极大的瓶颈,或者很大的危机,那就是如何去让这个国家的公民财产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们鼓励大家都富起来,富起来的公民发现自己的财产不安全,然后就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去,甚至把自己的人也转移到国外去,随时准备撤离。这是现在的一个麻烦的事情。   另外,交易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交易安全其实是非常具体的,一个合同发生了争议,怎么去解释这个合同,有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东西,让大家觉得我只要守法,我就一定不会败诉,就是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判决案件,经济方面的纠纷,各种纠纷也好,其实有一种所谓的主客场意识。法院的设置因为是地方控制的,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于是法院就变得完全是只能够偏向于本地企业的利益,最后大家没有办法说我们有一种严格的司法保护,保证我们的安全。当企业遇到纠纷的时候,没办法得到公正的解决。   当司法不严格依照法律判决,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去,内心动力可能就不太大了,除非是法院院长是他的哥们儿,会保证胜诉。但是太多情况下,打官司变成了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风险的事情,于是经济领域中间的交易出现了问题他们就可能会用某种法外手段,如黑社会的方式解决纠纷,有时候会比通过法院打官司来得更有效率,甚至个别时候还来得更公正,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重庆在打黑过程中间,把许多企业家都给打掉,不少企业家被打成黑社会是完全冤屈的。不过,就今天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看,企业家能够做到至始至终都冰清玉洁也很难。当时我在浙江,听浙江的企业家说,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的话,(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贺卫方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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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共“九号文件”秘密下达 意识形态斗争烽烟味浓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全面收紧言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加强,相继发生了高校“七不讲” 、“围攻茅于轼”、“大V封号”等事件,涉及到大学教育、中共历史评价、新闻自由等一系列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源被认为是中共日前秘密下发的“九号文件”。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已被删除殆尽。 中国最近出现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异动,涉及到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毛泽东历史地位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其根源被指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即《中办发【2013】9号》)有密切关系。 这份文件高度保密,据称仅传达到县团级以上,而大陆新浪等网络媒体提及这份文件的报道也被迅速删除。 近日来,中共官方与民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断,对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学者等民间的自由派力量的打压比过去更加严厉。表现在过去以删帖为主的言论收紧演变成了近日有一大批拥有大量粉丝的公知类“大V”陆续被封号、封博;上周网上疯传中共勒令高校“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產阶级、司法独立),目前已有多位高校教师出面证实;大陆经济学家茅于轼上月底及本月初在瀋阳、长沙的演讲活动遭遇“毛左”纠集多人围攻,警方没有出面阻止。 有海外观察家分析认为,“七不讲”太离谱,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竭力打造的开放和改革的形象明显不符。 有分析甚至认为,这是左派所造谣言,给习李政权抹黑。 但针对“九号文件”及高校“七不讲”的传言官方至今尚未澄清,但目前“七不讲”和《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均遭屏蔽,而曾刊登过相关消息的重庆某报、河南《安阳日报》、吉林《辽源日报》的新闻链接均已失效。有学者及媒体呼吁中共尽快说明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相。 香港《阳光时务周刊》创办人陈平周三对记者表示,民间开始动摇官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权,引起当局的高度警惕。 “这种‘左转’不会时间长的,他们自己都没有勇气承认这个事情,这个时代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是长不了的。结果就是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就是自绝于社会自绝于人民。” 据香港《苹果日报》周三以《地下党的九号文件》为题的评论文章称,九号文件的重点是要各级党政军机关重视意识形态的七个问题,与“七不讲”内容相呼应。而早在去年7月,官方《党建》杂志就明确提出中共意识形态面临六大挑战,包括西方文化渗透、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意识形态对立、资讯网络化影响意识形态控制力等。九号文件所提的七个突出问题,显然是习近平主政后的强化版。 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周三告诉本台,九号文件秘密传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这些,温家宝都在讲,但现在就完全不能讲了,我估计这是根据中共九号文件的精神。他们很心虚的,他们不是公开的文件在传达,甚至包括他们的报道,七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到底七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什么?没有。这是个偷偷摸摸的行为,觉得现在这个政权有点风雨飘摇的味道。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有人说他更是毛泽东的孙子。”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忻霖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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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海南性侵小学生案两嫌疑人被批捕

中国海南省万宁警方就引起媒体舆论关注的“万宁某小学校长带六名女生开房”案件对外通报说,涉嫌性侵女童的两名嫌疑人被提请逮捕。 万宁市警方星期二(5月14日)晚表示,根据目前侦查掌握证据,两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和冯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已提请万宁检察院审查逮捕。 万宁市某小学校长陈某某与该市某房管局工作人员冯某某5月8日晚间涉嫌“带六名小学女生开房”。 医院检查后对家长称,女生下体遭到不同程度伤害,疑似遭遇性侵。 “鉴定结果迥异” 万宁警方星期一(13日)下午发表声明称,经警方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法医鉴定,六名女童中有四人处女膜完整,显示她们未与陈某某以及冯某某发生性行为。 但家长们指出,这一鉴定结果与5月11日同一家医院出具的医疗鉴定报告迥异,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一名学生家长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之前医生明明给我说孩子被强奸了,时隔两天再次鉴定,结果却相反了”。 万宁警方目前已请求海南省公安厅法医对受害女生再次进行鉴定,以便向社会“澄清事件真相”。 开房事件回顾 万宁警方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还说,校长与小学女生开房,“系开房女生主动联系校长”。 警方称,六名女生一开始在一起,8日中午一名女生打电话给一所小学校长陈某某,该校长给女生1000元后离开。 晚上9点,女生叫来校长陈某某一起唱歌喝酒,两名女生自己联系当地一家政府单位冯姓员工,随后一起开房。 当地警方在13日深夜再次发表声明,称鉴于陈某某和冯某某带未成年人开房留宿,社会影响极坏,警方已以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罪对二人进行刑事拘留,检察院也同时介入调查。 社会强烈关注 “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引起媒体舆论的强烈关注,不少网民对当地警方的调查结果感到不满。 微博网民wendy说,“真不要脸!干脆说在酒店给她们上课不是更好?”也有网民附上打油诗一首:琼花知否故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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