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艺评|三和大神,被甩下的那些人为何丧失了改变的动机?
每天凌晨5点,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门口,便会聚集起一群特殊的打工者——他们只做日结工资的活,只有三种:快递、工地和保安。
2020年9 月23日
每天凌晨5点,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门口,便会聚集起一群特殊的打工者——他们只做日结工资的活,只有三种:快递、工地和保安。
2020年9 月10日
特稿写作的主要堡垒《人物》新近放出一篇长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连续引发两波反响。第一波以读后感触发同情心居多,共情于外卖骑手的工作处境,感叹他们受制于平台的命运悲歌。本以为会有更深层的反思,为抗争理出一点线索来,终究是没有。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悲惨仅仅是悲惨本身,不能预示太多。...
2020年9 月9日
外卖行业的一大发明,是在追求效益和高利润的同时,取消了责任和制约。人们使用“平台”这个词,而不是“公司”来称呼那些外卖巨头。他们的“骑手”,并不是完全法律意义上的员工。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带薪休假、法定休息,这些现代社会人们通过艰辛努力获得的“进步”,在“平台”和“骑手”的新型关系中,荡然无存。
那些“骑手”——天哪,这个词里包含着速度、自由和尊严——就此成为某种“赤裸的生命”,他们无比彻底地把自己献给了这个“数字时代”,自己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人”。他们要为自己的一切负责,不能有任何怨言。他们真的是自由的,沉浸于对自己生命的销售中,自负盈亏。
饿了么的推文说的“5分钟”,确实是关键所在,但是谁能真正给骑手们5分钟呢?
2020年9 月8日
一系列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背后,是「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讨论。
一个在某个领域制造了巨大价值的行业,为什么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的制造者?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物》团队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的参与者、社会学学者的交流,答案渐渐浮现。
文章很长,我们试图通过对一个系统的详细解读,让更多人一起思考一个问题:数字经济的时代,算法究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2017年7 月24日
你别看现在社交媒体上,“公知”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但曾经中国的民间舆论场上,公知,或者说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是占绝对优势的。
2004年的时候,纸媒还不像现在这样衰落。
那时如日中天的南方人物周刊出过一期特别策划,第一次正式提到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不在象牙塔里待着,反而敢于进言社会,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一些人。
曾经中国的公知,是非常厉害的。
2014年12 月20日
性学大师的私生活何以成为公共话题?说到底,李银河的异性恋概念,冲击了普罗大众对于异性恋概念的刻板印象,更是挑战了传统异性恋关系中男性的权威地位。说白了,在这些质疑者的逻辑里,只有带把的男人才有权成为异性恋女性爱慕和欲望的对象,而住在女性躯壳中的男性,哪怕这个男性已经努力的把女性的躯壳改造成男性的身躯,他们依然不能安静的接纳这样一个跨性别者(transexual),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
2014年9 月27日
冉按:这两天写一篇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一书的读后感《社会学家如何看透社会本质》(过一阵会刊于腾讯大家,敬请垂注),重翻旧文及资料,发现这篇七年前的文章。于是启而覆之,拿出来作为朋友们研读上个世纪五十年社会问题的一个资料。不少有名的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般精深,这是令人深致遗憾的。2014年9月27日于成都...
2010年10 月4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们燕山大讲堂第16期,我们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周孝正老师,参加讲座的朋友都是在我这里报名的,这次我发现一个现象,大家在报名时,还喜欢特别阐明,周老师人特别好,自己是周老师的粉丝。关于周老师,他的身份很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负责人,介绍不多说了。我们用掌声欢迎周老师开始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