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杂谈

今天这次比对新闻谈两个案子，一个是发生在美国康乃迪克州，另外一个发生在北京。两位当事人都是女士，北京的这位叫倪玉兰，美国这位叫凯露(Susette Kelo)。她们的住宅都被政府拆迁，但两人的经历和结局却截然不同。 *美国拆迁可上诉，中国拆迁打残人* 凯露家住康州纽伦敦(New London)，倪玉兰住北京新街口。她两家的房子都被政府拆迁征用。凯露把美国政府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倪玉兰也想打官司，但没等她把强拆方告到法院，已被警方打成重伤—她到北京市政府前静坐抗议，被前来“执法”的警察四肢抬起，“颠”断了尾骨。这位政法大学毕业的律师，成了频繁被请进“局子”遭粗暴对待、无家可归残疾人，更被法院两次判处徒刑，目前检察院正在做补充侦察，打算第三次把她送进监狱。 *凯露维护自己家园，拒绝政府拆迁* 凯露抗争强拆起源于1997年。当时，这位护士刚购买不久的住宅，被当局征地拆迁，希望给进驻当地的大制药公司辉瑞(Pfizer，因其产品伟哥如今已“誉”满全球)腾地。辉瑞拿出3亿美元，在当地建一个研发中心。凯露5万元买的房子，政府承诺赔偿12万，但凯露拒绝了。 在中国，郭台铭的富士康到任何地方建公司厂房，各地政府一定伸开双臂热烈欢迎积极配合，搬迁拆迁事宜，按计划如期搞定。但到了美国，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凯露不搬，拆迁方就不能把人家东西扔到外面用推土机把房子推倒。 *倪玉兰拒绝拆迁被政府打残判刑* 与凯露相比，倪玉兰没有那么幸运。她和丈夫董继勤和女儿贝贝一起，对当局强拆新街口的民宅，奋起抗争，拍照留取证据。当局动用警力，为拆迁方强行拆迁保驾护航，并将倪玉兰打成残疾。倪玉兰用上了双拐，后来被判刑，出狱后必须坐轮椅。 *政府向凯露发出最后通牒* 2000年末，凯露的抗争，进入紧急关头—市政府向凯露和另外五家“钉子户”发出最后通牒强制拆迁令，限期90天内搬走，否则“勿谓言之不预也”。 *美国的拆迁法律依据* 市政府的“尚方宝剑”是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the Fifth Amendment)。美国第五修正案，是美国宪法基石“人权法案”(The Bill of the Rights)，主要目的是遏制政府滥权侵犯公民利益。但其最后有条款(the Takings Clause)规定了“征用”(Eminent domain)的范畴和内容。该条款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为了公众利益有权征用私人房地产。但该条款同时规定，被征用者应得到“合适”的赔偿；征地用于公用事业；经过适当程序。 *中国拆迁无法可依* 在中国，在北京，到处可见拆迁。倪玉兰们遇到的强拆，其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国并无一个“拆迁法”。倒是有一个相关国土拆迁和补偿的条例，讨论多年，仍在酝酿之中。倪玉兰和中国千家万户拆迁户所面对的，只是当地政府一纸(甚至口头)命令。剩下的扫地出门、夷为平地、摆平钉子户，只需要公检法帮助拆迁方强制执行而已。 纽伦敦市搬出宪法修正案，凯露依然不服。诉讼案打到市里、州里，最后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美最高法院判凯露败诉* 2005年，对凯露和倪玉兰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辩论和审理后，6月作出决定，支持纽伦敦政府的做法，凯露败诉。 与此同时在北京，倪玉兰后来说，当时她正在坐牢：“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常被西城公安警察殴打、谩骂、监视、跟踪、软禁，到医院看病的权利已被警察剥夺，他们不准医生给我看病。从2004年7月27日至2006年3月16日，我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97天。” 在美国，即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且不论是不是该诉讼案盖棺论定的最后终结，也并不标志着输者必须偃旗息鼓。2005年9月，美国参议院专门为该案举办听证会。凯露在会上说：“与政府滥用权力的对抗，已经从我个人为保住自己小房子的努力，发展成了美国人民捍卫自己神圣不可侵犯家园的斗争。” *倪玉兰厄运连连* 而在北京，倪玉兰的厄运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消失，她和家人并没有苦尽甘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倪玉兰4月15日“被塞进汽车后备箱中，拉到新街口派出所，关押在小黑屋内”，并遭到“多次刑讯、毒打”。12月18日，西城法院以莫须有的“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 曾给倪玉兰当过辩护律师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说，该法院“突然宣布开审，在没有辩护律师，只有一名家人获准旁听的情况下进行。”因给倪玉兰辩护而被剥夺律师资格的律师刘巍后来说，公诉方指控倪玉兰打警察的重要证据，现场的录像竟未有当庭播出，所有证人亦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开庭两日后就迅速作出一审判决。李方平也说，律师多次到法院查阅档案遭拒。法院拒绝二审开庭，2009年3月，律师收到维持原判的书面通知。 *凯露经典大案，影响深远*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是最终裁决，诉讼各方必须执行，但是，凯露还在不屈不挠地发出声音，该裁决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成为影响深远和意义深刻的经典大案。 美国民权、劳工组织一般都支持凯露，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支持最高法院的决定。 最高法院裁决一年后，总统小布什发出一个总统令(Executive Order)，下令联邦政府不得随便动用这个民权法中的“征用条款”。 虽然有地方政府并不受这个命令影响，照样我行我素。但是，有更多的州颁布地方法令法规，限制使用这个征地条款。 *各州立法，更好保护居民权益* 在凯露同市政府打官司之前，美国只有八个州(阿肯色、佛罗里达、伊利诺斯、肯塔基、缅因、蒙大拿、南卡罗来纳、华盛顿)出台法规限制使用这个征用条款。在最高法院对此案裁决之后，到2007年七月，已经有42个州为此颁布了相应法律法规。有21个州严格限制运用该征用法。剩下的州或多或少也推出法律条款，限制该征地条款之运用。 凯露最后拿到了四十万美元的补偿，她的房子，也没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而是被整体挪到了另外一个街区。 *倪玉兰继续遭迫害，恐第三次坐牢* 在北京，倪玉兰的厄运还没有划上句号。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后，倪玉兰在前章胡同的住宅被强拆，倪玉兰被捕判刑。当年12月18日，西城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残疾人倪玉兰有期徒刑二年。2002年，倪玉兰曾以同样罪名坐牢一年。 *上书陈冤，石沉大海* 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对美国之音说，倪玉兰被关押后，九个月内一直不获准与家人见面。董继勤将拆迁相关案件通过网上举报中心举报至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董继勤还通过各种渠道将此案报告给了最高人民法院，倪玉兰自己也“多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反映真实情况”，但都石沉大海。 *第三次开庭，法院通知撤卷补充侦察* 2011年11月24日，北京西城法院原定开庭审理倪玉兰案，按照检方起诉，倪玉兰可能被第三次判刑。但是，开庭前一日，也就是23日，法庭突然口头通知倪玉兰的律师程海，此次庭审取消，检察院要求撤回卷宗补充侦察。程海办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法大？还是政法委大？* 在中国，案子的审理，通常不是法庭而是其上级党的政法委领导来决定输赢或是刑期长短。不知是政法委、还是法庭、还是检察院哪位领导突然良心发现，导致这次案子退回补充侦察。程海估计，检察院会继续搜集证据然后法庭重新开庭，但如果证据仍然不足，也不排除检方会撤销起诉。 *美驻华大使看望倪玉兰*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在他离任前(2011年2月11日)，曾到了倪玉兰和董继勤临时栖身之地，看望了这对夫妇。洪博培，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在美国拆迁户凯露和中国强拆户倪玉兰之间，划上了代表某种关联的符号。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和网络热炒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新闻，称不仅是中国的富人和官员眷属正成群结队的向海外移民，就连许多打工一族也将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钱送给移民机构，或者直接把子女送往国外留学并寻求海外居留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末世心态？并不是这些人不爱国不爱党，爱党爱国教育一直是宣传舆论机器的主旋律，而且这些能够挥洒金钱移民海外的庞大群体，更应该感谢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这个党培养了他们，是这个国家提供了暴富的机会。纵观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容易赚钱，比中国更容易做官。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疯狂移民？其背后隐含着哪些真实的原因？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政府为此是否有过反思？ 　　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遭到破坏，教育水平低下，道德全面沦丧，信仰严重缺失，仇富仇官的现实吗？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向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吗？（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党一手薰陶和培养的对象）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赚够了钱当厌了官而选择归隐吗？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也绝非如此轻松！ 　　刚刚出版的《南方周末》用几个版面发表了一篇看似枯燥无味的文章“调查组要来了”，可悲的是在网上连发表该文的《南方周末》也被屏蔽了。该文所揭露的是当今中国一个很典型很普遍的问题，地方政府支持纵容一些黑恶势力对无辜的弱势群体进行非人的折磨和虐待，最终让这些因拆迁、失地、失业、不公而上访的人，咽下血与泪，来谱写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美好篇章。 　　数以千计的人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上访告状或批评，被江苏泗洪这个貌似繁荣的地方政府关进所谓的学习班。按照泗洪县学习班的办学口号：“学习班年年办，月月学，天天站”、“同不同意，进了学习班都会同意”。学习班里的待遇是白天写检查，晚上罚站、面壁、蹲马步、端水、端凳子，这些几乎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例行处罚。许多象江献兰一样无辜的访民，只是去北京走了一趟，在国家信访局连号都没登记上，却被抓回到泗洪，最终享受的是比劳改犯更恐怖的待遇。 　　当地一位信访官员透露，泗洪县的学习班，早在2000年前后就开办了。随着拆迁失地失业问题越来越多，泗洪人频频进京上访。在省际信访工作交流中，泗洪县从福建省信访官员处发现，截访后给访民办信访学习班，让访民学习国家信访条例，效果不错。 　　这位官员解释，当时福建办信访学习班，是把“无理上访的、无理取闹的、经过确认的，抓回来集中起来进行学习教育”。2005年前后，泗洪县决定效仿福建开办信访学习班。“但是学着学着就走样了……不论有理没理，只要上访，不分青红皂白逮回来就打。”于是，“黑监狱”般的学习班让当地访民闻之色变。 　　类似的新闻，经常出现在北京，许多驻京办雇请恶黑势力威胁恫吓进京的访民，并不分青红皂白把访民投入类似的“黑监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截访拦访阻访，不惜投入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警力，来维持暂时的表面的稳定，来维持官员的政绩乃至升迁之路。 　　刚刚发生在湖南省新化县上访村长的死亡惨剧，不过是去年浙江温州钱云会村长惨死事件的延续抑或是重演。所不同的是，钱云会在村子里被车碾死，湖南新化这位姓游的村长是在县委大楼里被打死。8月9日，死者游济安之子游飞在家人陪同下查看了县公安局所调取的6月8日当晚县委大楼的监控录像。 　　据游飞在其所发贴文中描述，监控显示在6月8日深夜12点46分时候，县委大楼后面的电梯门打开，画面中出现6名保安，游父躺在电梯“一动不动”，然后4名保安拖着手脚把游父拖出，随后向左黑角落转弯脱离监控画面。10多分钟后，2名保安打开后备厢，4名保安将游父“扔”入牌照“湘KF9253”汽车的尾箱。 　　游飞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表示，他清楚记得录像中父亲从电梯中间拖出的这个过程“没有动一下”。查看录像当日，县公安局也拒绝了家属复制录像并查看当日县委大楼其他楼层视频监控录像的要求。 　　负责此案的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队长黄勇解释：“监控录像中6名保安抬出游济安的时候，他并没有死亡，之所以画面中显示他一动也不动，是因为他在装死。” 　　这位位村干部本是到县委去上访，没想到，5天后，在百里之外的资江江面上，发现了他的尸体。11月2日，中共新化县委办公室出具的报告称，这位村干部从县政府被送到镇政府，后自行走出，溺水身亡。…… 　　这也许才是中国人疯狂移民的真实原因。这样的惨剧，接连发生在共产党执政掌权的时期，真是令人伤心又令人愤怒！这样的惨剧，即使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乃至黑暗的中世纪，也是不可饶恕不可思议的。然而当地政府，除了掩盖真相欺骗舆论，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当一个人的生命都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和保护的时候，我们花再多的钱去纽约时代广场宣传国家形象又有什么意义呢？当一个社会纵容支持黑恶势力横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和施暴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最清楚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对于有些移民而言，移民仅仅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 　　当我们有感于以色列政府用上千人换回一名国民时，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上至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下至默默无闻的盲人维权者，因为说真话而成为囚徒。我们还看到许许多多因宗教信仰因拆迁维权因司法不公因失业失地而遭遇患难逼迫的同胞，在绝望中哭泣呐喊！我们更看到发生在山东临沂壮观的一幕，数以千计的黑恶势力在围困一个无辜又无助的生死不明的盲人。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绝妙讽刺！难道执政者不清楚临沂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中国乃至世界对当代乃至历史的深远影响？ 　　当一个个渺小的卑微的个体面对强权面对黑恶势力不能自保时，人们除了抗争就是逃亡。谁甘心乐意留在这块被黑恶势力挟持的土地上？谁还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满怀热情和希望呢？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只要把横征暴敛的钱还给我们，我们会做的更好。 　　请相信，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写时评非我所长，然而，因为18条幼小的生命加上两个成年人的生命，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你必须得做点什么，好过什么都不做。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支持我的两位同仁及朋友邓飞和陈朝华发起的捐赠安全校车活动，我敬重他们的良好愿望以及高贵的品格，但是却遗憾，他们可能正在离美好的愿望越来越远。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初中，是20多人挤在一辆拖拉机（后来是三轮车）上，去上学，那时候我没有抱怨，因为并不知道，原来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很多是做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儿童，午餐可能是政府免费供给的。这些我要很多年后才知道。 　　当我知道这些时，那些拖拉机，三轮车已经几近消失，中国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年增幅在GDP增长的三倍以上，今年更是超过了10万亿，它已经是全世界最有钱、最财大气粗的政府了。 　　但是，仍然有64个孩子，挤在一辆核定承载9人的面包车里，最后撞上了货车，20条生命溘然而逝。 　　从汶川到玉树、从免费午餐到免费校车。我突然开始厌倦了这一切，因为我知道，所谓的慈善不会让我们的世界有任何变化，所以，我很心痛地批评我曾经的战友们，你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他们脸上的脂粉。你们每多捐赠一辆校车，都可能是给公仆们的屁股底下添了一辆奥迪。 　　我知道这样说不公平，但是请听我说完。 　　要知道，你向政府要求的越多，它越有足够的理由，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掏走你仅剩的养家糊口的口粮。1949年时，他们就是这样许诺的，把你们的财产都交给我吧，我保证你们世世代代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结果，不到二十年，就死了几千万了。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 　　现在两三代人的努力，去购买一套商品房，不就是为了赎回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吗？土地从私有变成了公有，然后公有的土地拍卖了，让私人再去赎回来，我们正在用两三代人的牺牲，去纠正六十二年前集体犯下的那个错误（或者说，去还当时被忽悠而欠下的债）。 　　可现在又走回头路了。政府都有钱成这样了，公款消费一年随便几千亿了，政府官员的标准座驾都是奥迪A6了，县政府的办公楼豪华程度都赛过白宫了，却还是让孩子64个挤在一辆车里上学，你还能指望什么？ 　　你还指望政府做这个做那个？你以为160亿免费午餐是他们出的钱？你以为他们是从自己大吃大喝中省下这160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会想尽办法，向你我、向所有人征收1600亿，包括向湖里抗税的那些人多加一份“机头税”，然后把其中一个零头扔给那些挨饿的孩子。这个结局不会有任何意外，在一个没有公共财政的国度里，国家施舍给百姓的一点点福利，都是以百姓十倍百倍的付出为代价的，必然是这样的结果，免费午餐如是、保障房如是、公费医疗如是…… 　　因为你们要求：政府要办这事办那事，显得它对我们是多么重要，一刻也离不开它，所以，它就自动代表了我们。 　　那个前驻法国大使赵进军说，作为大使，代表国家，我要坐头等舱。按照这样的操蛋逻辑，他们应该代表国家、嫖价格最高的娼妓、喝价格最高的茅台、包价格最高的二奶……要不多丢国家的脸面啊。 　　为何这些人会说出这种反常识的话？主要的责任在于民众，因为你们太纵容他们了，因为你们太依赖他们了，你们认为，政府如此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政府，比如免费午餐，比如免费校车。你越是要求多，他越有理由让你为了他的面子牺牲、所以，他们宁愿花上万亿来搞四大会（奥运、世博、亚运、大运），因为他对你如此重要，离开他你寸步难行，所以他的胡作非为你都得忍受。 　　这不是自找的吗？ 　　你一边骂着它无耻浪费，一边却紧紧抱着他的大腿，让他从指缝间漏点面包渣给你，然后山呼万岁？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当你想要获得免费的午餐时，你必然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请记住，所有通往天国的梦想，最后都会把我们领向奴役之路。免费的午餐，是以放弃应有的权利换来的，那不值得。 　　你所该做的，是告诉政府，我们不需要你，不需要你的免费午餐，不需要你的免费校车、不需要你的所谓免费医疗、没有你，我们自己会做的更好，会活得更好，前提是，请你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横征暴敛的钱还回来，哪怕是一部分。 　　没有他们，我们会过的更好。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前言：前段时间参加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录制，讨论富人们移民潮的话题，昨晚凤凰卫视已播出（今天中午13：：00还会重播），但我提出的大部分观点并没有播出来（比较河蟹？），现将我关于此问题的基本观点整理一下，以飨网友。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投资移民意愿强烈。近60%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富人们的移民潮，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专家甚至提出限制富人移民。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向欧洲移民。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这些人大多朝东南亚地区发展，后来都淘到金，成为华侨。而在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还爆发十万人逃港潮，相对于今天所谓的“移民潮”，当年的逃港潮是非常艰苦和辛酸的，几乎是九死一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首先是凸显国民对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矛盾的产物。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但相对的，台商通过各种形式游走他乡谋生创业，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外经商的台胞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台商的经商信用、品质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截止目前，台湾已经有约124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免签或落地免签，台湾人行走世界是畅通无阻的。 　　并且，当“移民潮”兴起的时候，海外地区入境就业或经商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人保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8.6万人。据调查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 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移民潮兴起不需要过于小题大做，更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 　　有专家甚至声称，富人们的钱是国家的，人可以走钱要留下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从来只有勤劳致富，何来靠执政方赏赐或者政策致富？与其说政策使人致富，不如说开放的市场使人致富。因为对市场越少干预的政策，才会使财富自由流转，不断涌现。第二，中国人什么时候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中国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钱财吗？法律有起到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作用吗？再说，两万亿不是都在美国吗？中国的财富早就放到国外了！ 　　而更应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富人们为什么纷纷出走的背后因素。如叶檀所分析的，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占比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为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这说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三大制度性折价。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已达危险阶段。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若移民海外，不带动后富，贫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公平遭遇挑战，社会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境地，社会风险也随之进一步加大。不断发生的矿难，恶性拆迁事件，校园血案，毒奶粉，毒疫苗，泡沫化的楼市，难以根治的腐败……都在吞噬着社会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各阶层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已经出现分裂态势。 　　而中国社会流行的“公考热”与“投机热”，流露出的是中国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当局一再宣传的主流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且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价值真空状态，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同时，传统的优秀价值正被遗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始终以GDP为主轴，以至于当前众多地方政府仍然将其奉为圭臬，科学发展遭遇掣肘，面临考验。 　　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导致了许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精英对国内的动荡状态充满担忧。不断高企的房价、不减反增的税收加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官商勾结敛财的现实，也让精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让自身的财产、家人的生活更为安稳和富足。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移民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担心信息不够开放和真实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富人们和老百姓一样总是“不明真相群体”，中国仅仅是在国土面积上大，但是实际上比清朝的闭关锁国开放不了多少。法律不是富人们的挡箭牌，律师又不能够为自己争取权益，资本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权力干预太甚的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拥有了资本没有了安全感，富人们都成了弱势群体，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样焦虑不安。21世纪是拼信息的时代，我们却还在“拼爹”，这是相当滑稽的。 　　针对这四大制度性折价，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比如健全法律，确保司法公正，不仅是经济还要在制度上、观念上与国际接轨，建立法治国家。政府不能长官意志，不能太强势，要遵循商业规律，不要介入太多，要让财富资本自由地充分地流动。要让国民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像中国现在拆迁不讲法，楼龄还只能是70年，国外早就土地私有化了。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尽早实现双重国籍、尽量简化签证手续，不要逼迫自己的国民在祖国和外国之间艰难选择而给自己留下尴尬，给国民自由是国家自信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应总把眼光停留在本国的“人才”上，还应该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的真正人才，特别是资本家、教育家、传媒大头和专业管理人才，只有让世界各国的资本、教育和信息的人才为我所用，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如果中国仍旧不做任何改变的话，这种趋势还会愈演愈烈。但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悲观，反而政府应该鼓励所有国民有条件的、没条件要创造条件出国，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本身的资源已远远无法满足，让国民走出去，腾出空间给无法出国的国民，双管齐下，占领全世界。比如菲佣，菲律宾政府是鼓励他们学有所成，再输出到其他国家打工，带回资本回国发展，推动本国经济，这有什么不好呢？那些仇富的人更应该支持富人出国，因为富人走了，就没有人跟穷人争资源、争北大清华、争就业机会，那么富人移民潮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1980年8月18日，74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陈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 　　邓直言： “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当年，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坦承：“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 　　但作为有历史责任感的一代政治家，他坚信：“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无可置疑，邓小平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起，主动承担起了那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邓 小平的改革如果后继无人，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很难持续，社会和谐稳定也是一种奢望。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 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邓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多次强调：“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然 而，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改革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 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作为的改革人物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因为自清末光绪以来，中 国力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人物都只是昙花一现，二十多年前的改革者由于得罪了利益集团，特别是侵害了官僚利益集团的特权，他们所遭遇的命运，让今天沉浮在权力 中心的人仍然如履薄冰，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权力失去财富的危险，再去发动甚至完成一场影响全民涉及全民惠及全民的政治体制改革！ 　　因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其实己经紧紧关闭，十七届六中全会抛出的文化改革是对邓小平改革初衷的扭曲和颠覆，是为了拖延社会上强烈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呼求的一种诡辩。 　　邓 小平倡导的改革曾经唤醒过一代昏睡愚昧的人，三十多年来，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三十多年 来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程度来看，恐怕只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这场经济改革远没有当年 的文化革命那么狂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对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对于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来说，简直 就是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 生。人们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 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性质，八十年代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 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八十年代末期之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嗄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利益集团迅速掌控了中国的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 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各种手 段来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 　　中国的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 烟，如果仅仅是“利益博弈”还要讲规则讲程序，还要讲社公平讲公开。然而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 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越来越脆弱。于是，一 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 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 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 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 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使 人民艰于呼吸！ 　　对于现在的执政者来说，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会容许中国出现新的改革力量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正如强大的利益集团认为只要建立同样强大的维稳力量，执政者就足以应对因腐败滥权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冤假错案而带来的种种危机和挑战！ 　　早 在2003年春天，当“胡温新政”面世之初，中国人曾对两位草根出身的政治人物抱有幻想寄予希望。然而这些年过去，中国只是加速崛起了新的官僚利益集团和 垄断利益集团，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社会制度的畸形不公平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 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社会精英，看不到正义得以伸张、腐败得以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加重了人们对政权 的失望情绪和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 诈……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  为乐，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因而离中国渐行渐远…… 　　一 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和社会的公平。经济越是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1980年邓小平开启了 中国改革的大门，30年之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政治家的历史重任。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 益和意志”的，就是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的未竟事业。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