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 | 梁文道：举报人
微信举报提示截屏（图片来自网络） 之前在谈禁书的时候，我不断提到“举报”这种现象，似乎它有强大魔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何一本出版物，任何一出影视作品，任何一个创作人乃至于负责审查的官僚，都会遭到“举报”的毒手。但到底是谁在举报？哪些人会那么无聊，有事没事找些东西来举报？是因为举报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吗？抑或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正义，认为举报是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善举，丝毫不存任何谋私利己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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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大陆再有敏感书作者被捕
湖南民主人士黎建军（右一） 与长沙网友昔日合影。（民生观察图片）继香港铜锣湾书店5人疑被内地公安跨境执法带回大陆调查后，大陆亦发生类似事件。湖南省怀化市民主人士黎建军，上周二(8日)遭地方国保跨市带走。外界指事件涉及他的一本有关宪政思想的著作，成为政府调查对象。黎建军的好友相信，政府只是透过该书追究黎建军过去的维权行动。而法律界人士罗茜分析，当局难以藉书本将黎建军入罪。湖南怀化市民主人士黎建军被国保带走的消息，近日在网上传开。本台致电他的好友、同属怀化市的民主人士张善光，他证实黎建军失联，指对方的手机仍然无人接听。据张善光了解，黎建军日前到长沙市旅游。3月8日，与朋友聚会时，遭怀化市国保跨市抓走。而有消息指，黎建军被带走调查，是涉及其一本最近著作—《宪政的危机》。张善光说：我们一直打他手机，但响铃，却无人接听。记者说：这本书出版了多久?他说：这本书是出了约两个半月，不售卖的，是送朋友。今次事件很突然，之前未有听黎建军说有国保找他的麻烦，而黎建军之前在境外网站，有发表过书籍内的文章，都没有事。对于该本书是否存在敏感内容，而触动当局的神经?张善光相信，书本的内容实属次要，估计当局的真正用意，是以《宪政的危机》作愰子，追究黎建军过去一直从事维权活动。张善光说：他(黎建军)一直比较关注怀化水库移民的维权事件，黎建军接触这方面比较多。我估计当局在相关事件上，难以找到他的把抦，于是透过这本书来找他的麻烦。据悉，《宪政的危机》一书，是关于清末民初宪政运动发展。湖南法律界人士罗茜向本台指，他曾阅览相关书籍，认为是一本纯历史研究书。他指书中并无谈及当前中国政治局势，若湖南文宣部门和国保，欲按正常法律追究当事人的话，恐怕非常困难。但若当局坚决要“以言入罪”，亦自然有官方一套方法。罗茜说：根本与现今政府是毫无关系的，那本书纯粹是历史研究。我估计是恐吓成分居多，从法律角度，是没有侵犯法律。但你知道，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不按法律办事，若政府要找原因，指书本“借古讽今”也可有办法的。境外网站“维权网”报道，指湖南省委宣传部认为，黎建军的著作《宪政的危机》有宣扬宪政思想的问题，从而把该书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而湖南国保重点调查该书的出版商是什么人以及该书目前流向那里，有多少流入市场或免费赠与社会人士。而本台多次致电黎建军的手机，但一直无人接听。
阅读更多纽约时报｜杨继绳的原定赴美演讲：记者是真相的保卫者
和其他威权主义国家一样，在中国，记者和作家想要揭露恶行，讲出真相，就难免会与政府产生矛盾。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就处于这样的状况。他退休后出版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墓碑》，记录了1958到1962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那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害之一，造成了3600万人死亡。
这样的努力给他招来了敌意，共产党越来越不能容忍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来损害它对这个国家的领导。75岁的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本来安排在周四晚间亲自领奖。但是上个月，他的前工作单位告知，他被禁止前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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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 | 让维权律师措手不及的“非法书籍”查扣行动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多年来专注于行政诉讼业务，被誉为“中国行政诉讼第一人”的袁裕来律师，3月4日上午在微信朋友圈发讯称自己合法网购的书，被突然冲进办公室的公安局及文化局执法人员，说是非法出...
阅读更多蘋果日報｜梁文道：什麼書叫做禁書？
在種種關於「銅鑼灣書店」的推理小說式的，奇幻超常的言論當中，只有一種稍為顯得正大坦白，那就是乾脆承認問題的癥結在於禁書。例如「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律師，根據《中國刑法》，他首先說明：「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領域內的，就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然後他又推論，現時人在內地的李波只要是在大陸籌劃出版禁書，就算那些書是在香港印刷售賣，他也還是觸犯了中國法律。所以，只要他一踏足內地，當局就有拘捕他的權利云云。發表過類似看法的，還不只錢先生一人，他們都不願意糾纏李波先生究竟是用什麼辦法「踏足」內地這一點，反而強調出版禁書便是違反中國法律。有意思的是，即便反對這類言論的論者，再三聲明李先生在港消失的方式才是要害，又或者乾脆用盡粗言穢語去羞辱錢先生等人，好像也都默認「禁書犯法」的論點，覺得大陸當有一套規管禁書的法條。然而，出版和販賣禁書就真的觸犯了中國法律嗎？如果真的要用法律手段去對付所謂專出禁書的出版商，那麼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到底什麼樣的書才算是禁書，而且還要在法條上為禁書劃出一個明晰的範圍。問題是中國有這樣的法律嗎？當局備有專門打擊禁書的法律？設定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禁書定義嗎？答案是沒有。我們都曉得，攜帶禁書過境，若是被邊檢人員查到的話，可是要沒收的。但他們真有這麼做的合法權力嗎？過去十年以來，挑戰這種做法的人在所多有，有的是學者，有的是媒體人，他們試過把邊檢人員告上內地法庭，控訴他們侵吞私人財物，又或者逼迫他們交出禁書名單，甚至還有過勝訴的罕例。最近的案件發生在去年四月，這一回，狀告海關的起訴人是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的女兒李南央，她兩年前從香港飛到北京的時候帶了幾十本她父親撰著的《李銳口述往事》，結果被海關查出沒收。她的提訴，法院受理了，只是一拖再拖，至今沒有下文，就和大部份同類案件一樣，石沉大海。為什麼？為什麼每回海關查到禁書都只是沒收，頂多禁告兩句，從不罰款，更不用說拘押帶書的旅客？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幹的法律依據，可能也沒有一張完備的禁書名錄。他們查什麼收什麼，有時候靠的是上頭特別提點，說最近某本書很有問題又很受歡迎（例如從前的《吳法憲回憶錄》），必須「嚴防死守」；更多時候卻是靠他們個人的敏感程度。誇張起來，一本書的名字上頭只要是出現了「民主」二字都可能會變成需要截下的禁書，哪怕那是本非常專業的學術書籍。為什麼以出版物管制嚴格著稱的中國，會這麼掉以輕心，不為「禁書」立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它的管制體系太過完善，所有書籍刊物必須領號才能出版，而在出版之前又有一套審查流程，於是一切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出版品都能保證不出問題，而在這套體系之外的自然就是非法出版了。至於那些不在大陸出版的書刊，若要進口，也得通過相關部門審批。故此未經進口審批，私下流進內地市場的書刊，也都不算合法出版品。換句話說，當局根本用不着為禁書專門立法，因為它已經界定了合法出版品的範疇。除此之外，不為禁書立下清晰定義和清單的更重要原因，是禁書根本無法圈定。同樣的一本書，可能幾年前不算禁書，幾年之後又會忽然出了問題；同樣的一個題材或者一種主張，這陣子沒有問題，隔一陣子又不知怎的變成了頭號敏感課題。所謂「問題」，所謂「敏感」，全憑時勢而定。這「時勢」，可以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比如說一些涉及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信仰的書籍，在宗教與少數民族議題不緊張的時候還可以寬鬆處理，但是在矛盾比較尖銳的今天，就要一本一本地嚴格管控了。「時勢」還是一個人的運勢問題，比方余杰，十年前他在大陸有數本暢銷書，在校園間大行其道；可今天的他是個著名海外流亡異見份子，於是他當年的合法出版物便自動成了禁書，不得再版再印。又比方薄熙來的夫人谷開來，她的《勝訴在美國》，名動一時，現在自也不逃禁印命運。時勢變幻莫測，禁書的定義和範圍也就不可能不跟着演變。為它專門立法，遂有永遠跟不上時勢之弊。你今天要是立了法，頒佈了一份禁書名錄和敏感課題範圍，萬一明天領導發現又有嶄新的敏感源，而它偏偏還不在原有定義範圍之內，那該怎麼辦呢？所以不為禁書特地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立了法之後，無異於自縛手腳，施展不開權力，於當局有害無利。還不如針對「國家安全」訂立一套最寬泛最能自由解釋的法規，在有需要的時候把《中南海台前幕後》和《後宮佳麗薄情人》之類的書納進國安範圍打擊。權力的運作隨意，所以禁書是個很含混的概念，它絕不只是一般港人心目當中那些在「銅鑼灣書店」發售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那麼簡單。有些書就像前面所說的，明明經過內地部門審批，明明領到了書號，甚至明明進了官方發行體系，可以在大陸各大小書店買到，但一轉眼卻被要求下架，自此消失。這些「被下架」的書籍又算不算是禁書呢？就算缺乏明晰定義，我們一般人也還是會用「被禁」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此類書籍。於是這些幾天之前還堂而皇之地擺在新華書店架上的「合法出版物」，也就自動被歸進禁書的世界了。它們為什麼被禁？通常沒人解釋；有關部門又依據什麼法規去要求它們下架？通常也沒人深究，反正「禁了」就是禁了。中國沒有「禁書」，所以什麼書都有可能是禁書。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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