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作者： 信力建   当今中国最大的矛盾，是新闻联播里的中国与微博里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新闻联播与微博的差异的背后，是有些人为了吃饭而开会，有些人则是为了开会而吃饭，都是开会与吃饭，出发点不一样，效果往往大不同。前者只能带来物质消费，后者还能带来精神生产。即使吃得再简单，有些会值得去，有些会必须开，比如说天则二十周年庆典活动在行家们看来就是聚会的契机，又比如说周志兴的共识堂早就是人声鼎沸有所耳闻，再者会议上一些发人深省的言论，同样值得边咀嚼边玩味。 7月27日，北京的夏天居然有点像烟雨蒙蒙的江南，不知道是何故，虽然临时从东三环挪到西三环，但是天则的二十周年庆典活动还是如期召开，包括茅于轼、吴敬琏、秦晖、周其仁、盛洪、张曙光等重量级的人物基本悉数到场，在有关部门的重点“关照”下会议最终得以顺利进行。受天则研究所邀请，本人也莅临会议，并做了简单发言，回顾自己与茅老、天则所认识相交的过往经历，“武夷论道”的合作点滴如画面历久弥新。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就可以了解以茅老为首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其英文名“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二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崎岖坎坷，在这二十年中，天则所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不断发展壮大，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最前沿，发出声音，提出建议，以自己的智力资本给政府做政策咨询，影响决策。到今天，天则所成为全国生存时间最长、运作最为健全，以市场化、宪政化、普世化的话语为宗旨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天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这个国家的转型做出巨大贡献。在寄予天则厚望的同时，也希望信孚与天则的友谊能地久天长。 开会期间正值薄熙来在山东济南被提起公诉，到会的李庄呼吁薄熙来即使罪大恶极，也应该受到法律公平公开的审理。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宪法的公平保护，无论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还是权倾一时的官员，没有人会有起码的安全感。公民安全感的建立必须依靠宪政。 从目前的政治局势来看，除了新威权主义之外，知识分子普遍不乐观，认为席梦思时代宪政无望，甚至有人持极度悲观的态度，冬眠熊李伟东在26日晚上的聚会上一口咬定，太子党红二代跟薄熙来是一个模子下的产品：又愣又傻，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由于先天性的缺钙，所以他们中间不存在隐形蒋经国的可能性，有的只是深度毛粉，而且至今未形成什么xl体制。倒是有倒退到新威权主义的可能性，未来的结果就是无政改，只想用传统手段度过各种政治危机。自40年代以来，中共整风无数次，运动无数次。延安的“自我教育”也罢，文革的“火烧油炸”也罢，现在进行的“洗澡”也罢，貌似群众运动，实质都是运动群众。历史证明，希望通过整风使得利益集团“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只能是缘木求鱼。然而这一套玩法，对于欺骗底层民众还是很好使的，通过拍苍蝇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抢劫民营企业家的钱来安慰底层民众，难怪在重庆的老百姓眼里，薄熙来的形象伪装得很高大。 如果政改没希望，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即使是长期关注中国的外国友人也看不清中国迷雾般的未来。靠近小汤山附近，隐藏着一座静谧如画的杉园，别致精舍——共识堂坐落其间，因其包容广纳而热闹非凡。美国外交事务专家李品如先生就在这古香古色的院落里，向中国政商学界的朋友发问：1、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怎么进行？2、经济改革中金融、财经改革可能近在眼前，国企改革什么时候开始？3、中央政府想要大规模城镇化，这个城镇化是市场机制主导，而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主导？如果是后者，城镇化可能又是一次灾难新一轮大举借债，通货膨胀，国进民退；4、要想改变，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原有的政绩考评机制，政绩冲动、利益至上，是不可能把钱投入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 外国友人的疑惑正对应了好友童大焕的观察：今天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超前，城镇化落后”、“工业化过剩，服务业短缺”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好像很和谐。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如果考虑中国实际城市化率，即真正的城市户籍人口，除掉农民工，只有35%，所以当下中国的工业化是大大超前了，结果也就是也工业化产能会大大过剩。以前这种过剩的产能是通过廉价出口来消化，现在出口市场一萎缩，国内经济马上陷入停顿，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地位的重要性立即当仁不让。 我们不妨想想，如果楼市崩盘，土地卖不出去，地方债还不了，银行资金吃紧呆账坏账一大堆，那么国家该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多收税替银行消灾；第二个办法是多印钞票，那就是新的通货膨胀，从房价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在涨价，而且是经济没有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情境下的通货膨胀。 在政府信用降至低点的时候，地方债务的证券化已经很难解决债务危机，只有一个软着陆的办法，就是土地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既能吸收过度的流动性，为化解债务的适度通胀承接资金；又能以此切断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融资贷款的供血脐带；还能有效提高社会中低层民众尤其是整个农民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水平，提高全社会的抗通胀能力。 如果不能进行政治改革，大焕的意思是希望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符合经济的规律，而不是背道而驰。如果再发生像08年4万亿的情况，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小编注：本文为秦晖老师2013网易经济学家夏季论坛讲话整理稿） 　　主持人： 　　户籍制度。对，我们一直反复在说核心是人，是权利的平等，现在很重要的是这两亿多人，未来三亿多人，再未来四亿多人，这些人如何能够在城市中安身，能够让他们获得跟这儿一样的人的生存尊严，或者是能够有安全感。 　　我要问秦晖教授，这事儿容易吗？大家都知道不容易，但是偏偏不容易的事情要去做，偏偏你要做容易事情的时候又绕不过城镇化跟项目和房地产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路径图，怎么去做？ 　　秦晖：                                                     　　我觉得所谓的户籍问题实际就是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里我还要讲，现在我们整天讲城镇化要实现所谓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公共服务应该是老百姓有权要求的，不是皇恩浩荡，我已经讲过多次了，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而是个人权利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人说是需要钱的，比如如果政府财力不够就不能给农民提供这样那样的保障，但现在我们老是说，所谓的外地人，当然我不一定是说农民，没有所谓户籍的人，其实最头疼的还不是所谓服务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的问题。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刚才李主任已经讲了，他说城镇化在世界各国其实都是解决穷人的问题，不是要搞一个豪华城市，我非常同意的，前几年曾经有过一个关于贫民窟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其实老实说这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不仅从来就有贫民窟，我们以前叫“棚户区”，大家都知道，而且这里我要讲一个大家以前都没有提到但却确凿无疑的事，在中国不仅有贫民窟，而且贫民窟居住权是一种市民的特权，我这么讲大家可能会说这是什么意思？只是市民才住在贫民窟，农民就住在豪宅里吗？当然不是，我这里指的是，如果市民住在棚户区，你是不可能把他赶走的，他有住在那里的权利，如果你要改造棚户区你就要解决安置和补偿的问题，可是农民是没有的，或者说外来人口是没有的，他们随时可以被赶走，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住在棚户里头，但他们是没有居住权的，我们只能由于上面的恩赐让他们居住着，假如我们不想让他们居住了，那就把他们赶走了。 　　前几年很多城市都出台过把这些人赶走（的政策），然后公然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居住权，这里我要讲，这还不是产权，所以我最近讲了，我说，其实我们现在城市化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城镇新移民”，我不说他们是外来工或农民工，就是新移民，具体地讲就是城市贫民，因为全世界的城市贫民都是由……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贫民基本都是新进城的，这点中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从当年工业化国家在这个阶段，包括现在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说他可以盖个棚子，我们是不给他们这个权利的，我也充分理解我们现在这个体制对城市漂亮程度、宏伟程度的特殊偏好，我们在经济还不很发达的时候就要求建立全世界最漂亮的城市，那么这个我也理解，但是由于这一点造成的成本要由谁来承担呢？你不能让那些最可怜的人来承担，所以这些人应该有所谓的……用我的话讲叫做“租户权”，什么意思呢？我现在不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可以有在棚户区当房主的权利，那肯定是没有的，中国从来就有棚户区，而且以前一直都不少，在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中国的棚户面积是非常大的，我看过陈映芳教授的研究，他说上海在五十年代，棚户区居住的人口大概占到20%，而且后来这30年，一直到改革之前，从相对量讲有所下降，因为当时中国不让他们继续进来了，但是原来棚户区居民的状况实际上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的，虽然我们经常讲什么龙须沟、赵家浜等离子，但那都是橱窗，我们国家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把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先治坡后治窝”，还有一个口号“小车不倒只管推”，根本不讲工厂盖得多盖得少，因此一直到1978年，上海这个地方的人均居住面积相比1949年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有很多人住在棚户里，唯一的区别是这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棚户里，没有被城管指责他们是住违章建筑，把他们臭打一顿撵跑的问题，但现在我们的外来人口普遍都有这个问题，或者说城市贫民普遍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说，最起码的你不说给他们多少福利，最起码的应该解决他们的不受驱逐权。 　　比如我们现在搞“城中村”改造，我觉得有个提法比过去进步了，叫做“城中村改造不仅要让市民满意，而且还要让村民满意”，所谓村民是指城中村的户主，我们现在在城中村改造中给这些户主的补偿已经是相当高了，尽管这也不是市场交易，还是强制性的，但同样是强制性补偿，力度还是比原来高了很多，以至于城中村改造的时候很多当地户主发了财也是有的，甚至在深圳据说还有人因为城中村改造当了千万元户，但有一点我觉得没有变，这种补偿不管高还是低，都是针对房主的，而我们知道，不管是城中村也好、城乡结合部也好，还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棚户区也好，其实很多都不是所谓房主自己住的，而是把它们都租出去了，实际上住在这里面的基本都是没有居住权的外来居民，没有居住权不光是没有产权，甚至他的租户权也是得不到保障的，现在不管所谓的城中村改造号称是要让村民满意，所谓的村民其实是指那个房主，而且很多人根本就不住在当地的，但是我们但我们有没有提到要让住户满意呢？实际上城乡结合部改造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还不是这些房主，因为我们现在的城中村也好，城市周边地区住户集中的地方也好，它那个户籍人口通常只是外来住户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十几分之一，因此我们所谓的城市化主要是指比户籍农民多出十几倍的人，按照所谓的“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的原则把他们无条件驱逐，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这样残忍的做法，我觉得这个做法不是什么公共服务的问题，实际就是不受驱逐权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我们所谓的以人为中心，什么等等的，就都没有了。 　　在不受驱逐权，具体来讲就是租住权，我们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城镇化是不能回避的，但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回避了，不光政府回避了，包括学者基本上也很少人谈这个问题，真正谈到要给补偿，比如城中村改造要让谁满意，还是基本上谈的都是房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绝不是什么农转非那么简单，刚才李铁已经讲了，其实对于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来讲，保留农民户籍是他们的要求，而政府要强制取消他们的农村户籍，因此如果说只是我们这个体制，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拆迁，可以把住户平白无故无条件赶走的做法，如果不改变的话，仅仅把所谓的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而且是强制的变成城镇户口，这到底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所谓的户籍问题说穿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人权问题，这不受驱逐权就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觉得户籍问题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尴尬的“公知” 萧瀚 看到刘瑜和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对谈“公知”污名化问题，不免手痒，于是我就奉“公知”之名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讨论。 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及他们以前不敢自认“公知”，担心自己学问不够格，现在这个词既然被这么污名化了反倒无所谓，贴就贴吧，标签。 这种心理我也有。 把“公知”当标签用，贴谁谁尴尬：人家夸你是“公知”，你得表达一种谦逊，说“where，where”；人家骂你“公知”，你……你得说我就是公知，怎样？！侧脸的面庞还得有点江姐慷慨赴死的仰角。至少你不能回敬说你才是公知，你们全家都是公知，因为这样一来，这词的污名化就算成功了。 要我说，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 这国向来有个据说是优良的传统，就是尊重读书人。在前现代，读书人被尊重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能当官，即使当不了官，也能跟当官的扯上点关系。科举制废除后，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一直降到了臭老九——最初将读书人的地位排在“老九”的恰是拒绝科举制的元朝，被我朝继承后发扬光大、杠头开花。经过千百年的制度积淀，你没法不承认，这国雅俗文化里对知识完全实用理性的态度可谓昭然，张衡倘若没当过官，有谁会记得他的科学成就？达芬奇若在中国，至少也得当个县令什么的，他的那些科学成就才有可能被记住，至于伽利略，谁是伽利略，哪朝哪科的进士啊？ 知识人如果不当官、没发财——在这国当官等于发财，至于王亚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员贪污史那是无所谓的——便是没出息，会被人嘲笑。至于你的知识专业，除了你公正的同行或者真的需要你知识的人，其他没什么人会瞧得起你，除非你是袁隆平，能让亩产量空前提高，或者你是神经一号或神粥六号，能让飞船升天扬某国威。总之一句话，不能现世报点石成金的知识得不到多少尊重，即使你能点石成金，人家稀罕的也未必是你这点石成金的方法，而是你这根指头。 很多年前，贺卫方教授在《南方周末》发文质疑说为什么人们不会允许医盲从医，却会允许缺乏法律知识的复转军人进法院当法官。这一问，虽然得到法学界的基本赞同，但也仿佛在公厕里扔炸弹激起一定公愤，不但军人们不干了，连他的朋友兼同行、我的老师兼论敌朱苏力教授，都来为复转军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及其据说因此够格当法官辩护。就像“五四”以来表面迷信科学实则践踏科学一样，这国一直不把社科人文类的知识放在眼里——这些领域于是成为重灾区，比如50年代以来中共建立的这套“拍脑门”经济（秦晖先生称之为命令经济，我以前也这么称呼，以区别于苏联那种真正的计划经济，后者是另一种胡搞），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抽筋”经济，饿死人数千万，直至经济崩溃（周有光先生驳斥过所谓“经济崩溃边缘”的说法），不就是因为不懂经济学瞎胡搞吗？ 一个人应当拥有自由，这是常识，但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就是一种知识；一个人应该拥有某些权利，这也是常识，但同时相应地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这也是一种知识。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混杂着诸多常识与比常识稍稍深一点或者深很多的专业知识，没有人是全能，每个人都有知识盲区，但是在刻意愚民的汪洋里，每个人本应自知的知识盲区成为了最大的知识盲区——太多人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什么，误以为自己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有能力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有言论自由和有能力实践言论自由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没有特定的对象，公知群落里也会出现，他们的名声放大了他们的愚蠢。一方面有些公共议论稍微需要一点深入些的知识，当那些视专业和知识为草芥的人们，一旦发现专家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这种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知识良知与知识事实，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弃，并且随之奉送“叫兽”之类的帽子，当然也可以顺便贴一张“公知”的标签，以讽刺你无良——至于你是不是真的无良不重要，因为那由他们说了算；另一方面，公知们的跨界胡说也常常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有时候很难讲是不是胡说，比如有些读者喜欢——说好听了是事事严肃认真对待，说难听了是吹毛求疵，你写个130字随口感慨下世相，人可以写130万字长篇专著从苏格拉底开始谈，将你驳倒在地中海岸的沙滩上起不来，这也是刘瑜所谓比例问题。微博之类半公共半私人空间里的话语有时很难那么精确地区分公域还是私域，但不成比例的苛责或者跨界随口说的现象发生多了，就会使得大众舆论中出现公知胡说的不良印象。 价值观、知识等的极度混乱，没有基本共识——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这些共识，官府正是这一愚昧和乱局的制造者，让整个社会的观念因为缺乏共识而无法团结，单子化的社会状态就是威权政府所最需要的东西。哪怕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据基本的政治学原理，五毛党也可以被推定为存在（一则政府没有人格权，故可被恶意推定，二则关于五毛党有各种证据并非没有证据）。这种极度混乱的形成，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当绝大多数人被剥夺正常的思维能力而换之以一种病态思维之后，形成了奴性兼被奴役性的独断论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剧毒之间交锋的结果，必然是一片混战；再者，官府几十年处心积虑的仇恨教育，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斗吧，你们斗吧！这就是愚昧的召唤，不学无术的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并不急着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急着消灭异己的声音。 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治者讨厌不为他们说话的知识人，不少被统治者也讨厌不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说话的知识人，双方都对道理本身没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或误当作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知识本身在这国不是没有地位，而是完全没有地位。 由于操掌生杀予夺之权，统治者往往是不讲理并且作恶的一方，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区分正邪是非善恶，但若是普通平民们之间的纠纷呢？再者，即使是被侮辱被损害者，他们值得同情与帮助不是因为受难就有天然的道德优势，而是因为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了损害，如果他们也损害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当然也应该遭到反对——这是基于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被尊重，而不是基于“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神经病呓语虽然已经不用，但这种思维方式还根深蒂固）。 比如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构陷任志强、潘石屹，要他们自证巨额财富的清白。撇除可能的五毛党水军，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呢？假定这些人都是有正义感的人，他们不能忍受官商勾结作恶发财，他们认为任志强、潘石屹是这样的奸商，于是他们认为如果任、潘不能自证，便是奸商，便应该如何如何，也许还得踩一万只脚上去。这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让我想起马内阿《流氓的归来》里讲的那个故事： “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尤太人被另一个尤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尤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 无罪推定是个关于如何给人定罪的知识，但许多人不懂——在没有公民常识课的地方人怎么懂呢？原本可能不错的正义感在变得一文不值之后，进而变成了希特勒的亲戚。而在这些以正义感自负的道德标兵们眼里，讲究程序正义的人都是在为坏蛋开脱，都是权贵的帮凶。因为知识不对等而引发误会，终而至于势不两立，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就像卡西莫多攻击营救愛斯梅拉达的人群。 再比如死刑问题。那些反对废除死刑的人里有个奇怪的观点，说废除死刑是为了贪官们能免死，这种说法的可笑，在于他们在承认这国制度腐败的同时，居然假定死刑制度部分却是公正而廉明的，其实他们随便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这国的死刑从来都是下层人的专利，权贵们有几个判死刑的？不谈其他，光是这种反对废死的论证方式，就知道这些人既没有关于死刑的社会知识，也没有关于死刑的逻辑知识，他们甚至在展开贪官大屠杀的意淫时，这盆兜头浇下的知识冷水也不能让他们苏醒，因为他们不但缺乏关于死刑的知识，也缺乏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知识。 无论在哪里，最基本的常识就足够洞穿灵魂的无良公知固然会被迅速地挑到“公知”污名化的滑车上挂着，然而，在这么逼窄的知识空间里，那些远离大众的知识，当它被专业的知识人运送到社会中时，在其最初阶段起到了王小波所谓“炸群”的效果——你没有都顺着大众的意思，把你这个公知污名化了也就很正常。比如，程序正义、私权这些观念与“打土豪分田地”、“打到县城，一人一个女学生”之类的无产阶级豪情多么格格不入啊。1949年之后，裹挟着暴政血污的种种观念剧毒，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许多人即使在理性上逐渐驱除，遇到具体事情时就又忘了，故态重萌，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黄鼠狼精，变成温婉雅致的美女是暂时和外在的，纵身扑向老鼠才是永恒和内在的。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比如，冉云飞、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而这样的人，只要你放眼过去，可以说车载斗量，多如海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如叔本华说的，像豪猪，离得太近了扎，离得太远了冷。这扎常常是嫉妒或者是对异己者的不接受——熟人甚至所谓朋友们的莫名恶意常常都是这么来的；这冷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恶毒，这国几十年来制造的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早已在这国遍地开花，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的十几年里，累积了多少亿吨的网络恶意？而这不正是公知被污名化的“群众基础”吗？ 人都是有偏见的，有时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恶意，心里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分的自觉意识，可能会私下交流这种偏见而不至于公开示恶，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就会肆无忌惮地到公共领域去倾泻恶意。一定范围内的知名也是容易引起他人偏见甚至反感的——除非这种知名的原因正好是他人所喜欢的，公知被嫉恨毫不奇怪，尼采早已点出现代社会的这个顽疾：小市民的怨恨。再者，跟官府尤其是哪个具体的官府、官员相比，欺负公知也是最安全的——尤其是主要批评政府的公知本来就在官府的割舌机器下左支右绌，欺负起来更是方便安全。 公知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有光鲜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有高尚的时候，也有卑琐的时光——这当然也可能表现在公共言论中。鉴定公知的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严格来讲，并不是伊以前说过什么，也不是伊是不是道德完人——没有道德完人，而是这一次伊说了什么，是不是有道理。然而，能够这么理性对待公共议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里很难兑现，公知们的长期公共言论必然累积出一种不仅是言辞更是人格化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公共形象存在着一个被重新塑造的潜在需求，但并不是谁都愿意按照公众的意愿去塑造自己的，或者没有能力做到，或者做不到，或者两者都是——那么，公知还有什么理由不被污名化呢？比如，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公共事务批评者，在我们数十年的呕吐狼奶过程中，也只是一点点外呕，一定程度上说，不可能吐干净。在理性上自学所得并且认同接受的公民常识，未必都能落实到我的公共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也许认为公共议论中应该平和理性，但我并没有全都做到，有时甚至还做得很差。如果别的公知也有类似现象，也会成为公知被污名的原因。例如，按理我应该反对没有合法征税权的官府征我的税，但我并没有像梭罗一样抗税而承受入狱的后果。人认识到的道理，虽然可能无法都做到，至少无法一下子全都做到，即便如此，向往美好本身也是美好的。但人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公知们比其他人言行更一致些，比如要求法学出身的公知更尊重人权，建议支持北韩政权的公知们自觉多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体验他们向往的生活，这都合情合理。 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尤其在崇高被中共成功地解构之后，全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观念：只有堕落才是符合“人性”的，一切向上的高贵追求都是虚伪的、做作的、令人厌恶的，做一个为真理、为知识、为正义的求知者是让人怀疑的；人们，尤其陌生人之间，满怀恶意才符合交往法则，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想象都是幼稚的。 于是，权贵敲骨吸髓，完全不担当社会责任，且消灭包括公知在内的有责任感群体，高层视下层如草芥，下层目上层为寇仇，高层认为屁民皆我家奴，生杀予夺随我兴致，底层以为私财公财皆可抢劫，待到风云际会便是我的节日；除非嫉妒没有一种职业受人尊敬，除非觊觎没有一种地位让人钦佩，除非庆幸没有一种处境让人怜悯——这就是这个社会给人的所有回答。 也许在每个人的脚底，都流淌着一条通往底线伦理共识的道路，这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由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担当起公知的角色——未必是公知的标签，这是流动的角色——来完成，得由包括公知在内一波又一波的人接过所有的接力棒，完成这个重叠共识达成的过程。 至于公知被污名化，只是这过程的插曲之一，那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路上的些许碎渣。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公知污名化就没什么，因为巨石依然在滚动。                                              2013年2月21日於纽约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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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60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旧南非，笔者过去写过一系列文章，今天对于新南非的19年，我们又该怎样看呢？ 　　华人眼中的南非 　　1990年代前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与大陆几无交往。那时台湾人就开始有规模地移民或旅居南非。他们经历了种族隔离时期“低人权下的经济奇迹”，既感受到白人统治者对非白人的歧视，又因种族隔离制度下亚裔和印度人、“有色人”类似，虽居白人之下，对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而言仍然是高一等的，因而很难体会这一制度下黑人的处境，而当时的经济繁荣和商业机会却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时 中国 大陆除了少量白人压迫、黑人反抗的政治新闻外，对南非几乎没有什么报道，而台湾关于南非的大量报道则主要是“上帝的后花园”的优美环境和旖旎的自然风光、繁荣的工商业、漂亮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白人社会的）良好秩序。 　　1990年代后，尤其是1998年中国与南非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国人居留南非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大陆华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华人已经没有受到白人欺负的问题，却对新南非的转型期危机、经济困难和“黑人掌权”后犯罪率上升及城市治理问题印象深刻。加上老华人回忆“当年繁荣”的影响，我国来自民间的南非报道就有了很多负面的成分。这与1990年代我国对转型期东欧的报道有点类似。不同的是，当时对东欧的负面报道主要来自我国官方的“主旋律”，对南非的负面报道则主要来自民间–我国官方对南非的报道应当说还是很正面的。 　　但是南非与东欧的转型都是当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产物，转型的成就与危机也有很多可比性。当然，南非走出种族隔离与东欧走出斯大林体制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对这些负面消息怎么看，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 　　2008年5月中下旬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等地发生了本国籍贫民以暴力手段驱逐外籍劳工的大规模排外骚乱。从5月12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镇贫民区开始，然后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西开普省南部和姆普马兰加省、西北省和自由邦省的部分地区也受波及。事后统计，这次事件共造成62人死亡，几乎等于新世纪以来此前8年多（2000年至2008年3月）“排外暴力”案件遇难者（67人）的总和。死者中虽有21人是南非公民，但据认为他们是混乱中被“误伤”的，攻击显然还是针对外籍劳工，主要是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贫困黑人，而且相当部分还是在南非境内有同胞的祖鲁、坎瓜尼、茨瓦纳等跨境部族的外劳。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于5月21日下令出动军队平息暴力，这是1994年南非民主化、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第一次为国内治安事件动用军队。当时拘捕了1400多人，绝大部分事态平息后获释，有137人被定罪。 　　南非治安问题虽然一向很严重，但是种族隔离废除后十多年还发生如此规模的暴力冲突仍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南非国内主流舆论在谴责排外暴行的同时，主要是批评非国大政府处置不当，没有及时制止暴力，没有尽到保障外籍劳工人权的责任。同时，这次事件也被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治形势相联系。姆贝基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议员都提到，很多排外暴徒声称是非国大青年联盟（祖马曾长期领导该联盟，并以此为其在非国大内的权力基础）的人，有人在施暴时高唱时任非国大主席雅各布·祖马（当时已与姆贝基总统闹翻，后来取而代之成为南非总统，并迫使姆贝基一派离开非国大另组反对党）的竞选歌曲《温希尼·瓦米》，有人还提到暴徒唱的祖马另一首更激烈的竞选歌《把我的机枪给我》。这些报道意指祖马的“黑人南非民粹主义”倾向要为排外情绪的蔓延和排外暴力的发生负责。而祖马则强烈反驳，并反指政府处置危机不力。不过祖马也承认他的竞选歌曲被暴徒使用，并表示遗憾。 　　尽管互相指责，但是南非各政治力量对排外暴力本身还是与国外舆论一样一致谴责的。事态中与事态平息后南非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制止暴力，惩治凶徒，救济和安置受害者，处理善后事宜。此后几年南非未再发生如此规模的排外事件。即便此后不久南非就发生政府更替，被认为是更加“民粹主义”的祖马通过竞选把据说更倾向“自由主义”的姆贝基赶下了台，使人们担心南非的排外倾向会更加抬头，但是祖马执政这几年确实没有再出现“5·12式”的暴力事件。由于下文述及的种种原因，外籍劳工在南非的存在空间日益狭小，人们对南非人的“排外心理”之担忧也始终挥之不去。 　　恰恰在不久前，因笔者的一次报告引起的关于“贫民区”问题的讨论中，南非案例也被提到。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15年、南非本国黑人取得了迁徙自由与大城市居住权后的今天，对这次由民间（请注意不是政府）爆发的驱逐外国（请注意不是本国黑人或农民）打工者的事件，我国传媒也像世界传媒一样再次注目于南非，诸如“排外骚乱埋没’彩虹之光’”的惊呼不绝于耳。 　　2008年那次骚乱中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南非对外籍劳工施暴的那些暴徒基本都是本国黑人贫民，种族隔离时代他们只能待在城外的索韦托，“白人的约翰内斯堡”是不许他们安家的。15年前由于民主化的胜利他们刚刚取得了不被驱逐的权利，如今他们却要驱逐比自己更弱势的外籍黑人劳工。这次成为骚乱中心的约翰内斯堡市亚历山大地区，几十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南非本国黑人贫民的“违章建筑”被白人当局捣毁导致举世震惊的大事件。换言之，那些如今野蛮地驱逐别人的人，当年自己也正是被白人驱逐的对象。这说明了“完全平等”说来容易做来难。许多人抱怨强者对自己的不平等，却往往把不平等施加于更弱者。 　　其实南非当年的“穷白人”不也是这样吗？当年的“穷白人”向白人资本家要平等，但是他们恼怒“进城黑人”抢了自己的饭碗，对黑人的排斥却比中产白人更厉害。正是他们构成极端种族隔离势力的社会基础–这很容易理解：乐于雇佣廉价劳动力的白人资本家对黑人劳工的歧视倒不像面临黑人劳工竞争的白人劳工那么强烈。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两大族群–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即布尔人或阿非利堪人）中，在种族问题上前者较开明而后者更顽固，其原因也正在于当时英裔白人中多为中产阶层与企业家，而传统上从事农牧业的布尔人进城后多从事蓝领工作，直接面临与黑人劳工的竞争。由此不难理解：甚至连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旗号的南非共产党，成立之初也因其社会基础为白人劳工而一度陷于“白人沙文主义”不能自拔。只是在当时共产国际基于“世界革命”需要而严加训斥后，该党才转向了依托黑人解放运动求发展的正确道路。 不是阶级冲突，不是种族/部落冲突，而是…… 　　如今历史似乎又在重演。这次暴力驱赶外来打工者的事件名为“排外”，实际上外国白人乃至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籍人士几乎没有受到波及，骚乱所伤害的主要就是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非的黑人外籍劳工。而施暴的一方既不是南非白人，也不是中上阶层的南非黑人，他们同样是以打工为生的黑人贫民，不同的只是他们拥有南非“户口”。而这对于外籍劳工来说就是难以逾越的身份壁垒。尽管这些外籍劳工同样是几乎清一色的黑人。 　　同样是穷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阶级矛盾”。同样是黑人（甚至往往是同一族群，南部非洲黑人跨境族群很多，南非黑人中的茨瓦纳人、索托人、坎瓜尼人和祖鲁人等都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也不是“种族冲突”，甚至与1990-1994年新旧南非过渡期一度非常激烈的黑人内部党派（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部落（主要是科萨族与祖鲁族）间冲突也不同，这次的“排外”并没有部落背景，而并非南非公民的外籍劳工当然更谈不上党派。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冲突呢？ 　　其实就是“基本公民权利不平等的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这些黑人外籍劳工之所以遭到“排外”驱赶，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南非公民权，因而也就没有受保护的，即不可剥夺的合法居留权。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可能在南非居留，只是可能与否不取决于他们。南非如果需要他们来打工，他们就可以来，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经济萧条了，或者本国公民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了)不需要他们了，他们就没法待下去，甚至在政府还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某些南非公民就可以以他们威胁自己的饭碗为理由，对他们采取排斥行动。而实际上，即便在南非需要他们来打工之时，他们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也是低于南非本国籍黑人劳工的，因为南非只需要这些“外劳”，不需要这些外国移民，只需要他们个人来打工，并不需要他们全家来定居，来南非安家。所以南非并不会，也没有承诺给予他们移民、安家所需要的一系列权利。 　　我在以前的著述中曾提到，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当局曾经就是这样对待本国黑人的。那时黑人进城打工需要申请“暂住证”，无证进城就要被“强制收容”。白人当局希望黑人保持“流动劳工”身份，年轻力壮时纯粹作为劳动力在城里住集体宿舍，而把家庭留在农村地区的“黑人家园”，青春耗尽后就回去自生自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为了白人当局圈地方便，种族主义政府强制规定“黑人家园”的土地实行部落集体所有制，黑人家庭没有土地所有权，不得处置自己的“份地”。这样当局就可以假定黑人劳工保留了所谓的“退路”，不必考虑他们在城里的安家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由此造成大量的家庭离散现象。当时每逢圣诞节前后，索维托等黑人劳工集散地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返乡-回城“民工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有外籍劳工才保留这种“候鸟”传统。 　　南非本国黑人为改变这种制度性排斥，在曼德拉等杰出领袖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90年代前期结束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南非黑人已经可以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地自由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南非黑人仍然有贫困问题，甚至由于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种族隔离废除后黑人企业家和黑人中产白领的崛起，相对于黑人普遍贫困的旧南非而言，今天南非黑人中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异都大多了。但是，不仅南非的“富黑人”认为现在比过去好，就是“穷黑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至少已经没有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问题。在居住权问题上，他们首先争得了“消极自由”，即根据自己的意志在城里（哪怕最初是在棚户区）家庭团聚的权利，没有谁能够不经商量而驱逐他们，接着他们就在“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争取“积极自由”，要求国家提供更好的福利保障，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以便自由地摆脱“贫民窟”–而不是像在白人政权时期那样被犁庭扫穴，从“违章建筑”里赶走。 　　但是，外籍劳工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尽管这次暴力色彩的“排外骚乱”受到包括民主南非政府和南非黑人主流社会在内的各方舆论一致谴责，但是在民主化后南非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南非本国黑人就业压力增加，对外籍劳工的需求减少，他们并非情愿地离开南非的可能性在明显增加，这恐怕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 　　而说到底，基本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在“国籍”问题上很难解决，这是当代世界仍然无法克服的缺陷。今天的世界仍然由主权国家所构成，“英特纳雄耐尔”并没有实现。所谓公民权仍然与你属于某个国家的公民相联系。在一个国家内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完全享有同样权利，无论在哪里也没能做到–如果真做到了，所谓国籍就失去意义，国家也就消亡了。欧洲的申根诸国之间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最接近于做到，但那通常就被认为是国家淡化和走向跨国家“欧洲联邦”的开始了。至于其他国家都还远谈不上这些。在某些本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统治者往往让“外宾”享有本国百姓难以企及的特权（所谓“超国民待遇”）。而在民主国家，本国公民的权利通常都比外籍人士更充分。尽管今天的国际法和通行规则也要求保护非本国籍人士的基本人权，但那通常是指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司法平等之类，其他诸如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等权利，更不用说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政权等政治权利，都是不能与本国公民相比的。应该说国际社会也理解这种情况。今天在西方各国移民维权是个潮流，那也主要是获得了移入国国籍者的维权。像南非这种“排外”如果不涉及暴力因素，例如，如果只是因为经济原因减少“外劳”输入，国际社会其实没法说什么。 　　正因为如此，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面对本国黑人维权运动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鼓动和策划南非境内的各个“黑人家园”“独立建国”。如果这种阴谋得逞，在城里打工而“户口”留在“家园”的广大南非黑人就会成为“外籍劳工”，他们的“入境”、居留、就业、福利等权利将取决于白人南非“国家”的意愿，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种族隔离制度将披上“本国公民与外籍人士区别对待”的合法外衣。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黑人解放运动的强烈反抗和国际社会的抵制。如果没有这种反抗和抵制，或者这种反抗和抵制如果失败，今天南非的黑人解放将成为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