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舆论场上的知识分子 作者：蔡如鹏 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不断蔓延，不断升级。 　　近些年，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争吵不断，各方都不甘示弱，展开了一场接一场出言不逊的竞赛。但这些骂战的议题却极其严肃，从对毛泽东的评价到对中国当下社会的判断，从对“文革”的看法到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 　　严肃的议题，却被非理性的论战方式遮蔽。 　　君子何以动了手？ 　　在这些争论中，最激烈的声音出现在 2012 年 3 月前中共高官薄熙来被免职前后。 2007 年，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大张旗鼓地在这座山城发起“打黑唱红”运动。围绕着重庆的做法，知识分子迅速分裂成两派。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反对者则驳斥，这是在走“文革”的老路，是死路一条。 　　那段日子，双方在微博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论战。《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当时他几乎天天泡在微博上，每晚都要发几条“午夜政治评论”，“每条都会引来很多评论，攻击的多，赞成的更多。双方剑拔弩张的架势，此前从没有过１ 　　一个月后，随着薄熙来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社交网络上的争吵才开始有所平息。但双方的裂痕却并没因此而平复。 　　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由来已久。“中国的理论界和思想界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类学者从此渐渐拉开了距离，主流、支流、非主流等各派学者各奔东西。”思想评论界的活跃人物、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曾在文章中回忆说：“直到今天，中国的思想分歧已经达到顶点。” 　　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是 2010 年前后微博的兴起，知识界的战火也从网下烧到网上，并在这一虚拟空间迅速蔓延、升级。最令人担忧的是，过去一向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书生们也开始诉诸武力，把网上的争吵演绎成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去年 7 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网名“吴法天”）与四川籍女记者周燕（网名“此是燕云”）因四川什邡钼铜项目是否会污染环境在微博发生争吵。吵架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恶语相骂，最后双方约定在北京朝阳公园当面论战。 　　见面后，论战很快就变成了拳脚相加，吴丹红被打倒在地。最终，这场闹剧不得不在警方带走双方当事人后才得以草草收常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微博约架”。 　　辩论的“文革法则”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名亮，一直在研究微博上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相比较以往的各种社交媒体，如论坛、 SNS 、博客等，微博对公众表达自由的“技术赋权”能力有了大幅提升。自 2009 年起始，诸多影响重大的网络公共事件都发端于此。微博的影响力，激发了一批知识分子广泛介入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 　　但知识人也可能被微博非理性的交往场域所“绑架”。李名亮发现，为了获得庞大数量的粉丝“关注”和“跟随”，即“加 V ”确立身份和影响力，微博领袖可能会从言语技巧和思想观点两方面，迎合微博感性而欠缺深刻的文化语境，迎合粉丝群的“网络公意”。 　　大约三年前，媒体人周志兴创办了一个思想性的网站，取名共识网。他希望这个平台能为知识分子的交流提供一个空间。但很多“左派”人士不买他的账，认为这是一个“右派”网站。 　　周志兴的微博有 5 万多粉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时候他在网上就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前不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调去某个基金会工作，发私信托他在微博上转发下这个消息。但转完后，他的粉丝不干了，骂他“怎么跟左派眉来眼去”。 　　“我猜想，很多人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立场才关注我，成为我的粉丝的。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和一个左派互动了。”周志兴说，这让“你不得不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行”。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知识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分裂的最大问题就是站队。他说：“很多时候，他不是看你说的有没有道理，而是看你是哪个阵营的。只要发现你跟他不是一个阵营，根本就不会听你说什么。”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接近 5.5 亿人，已经形成网民集结参与公共事务的气氛，网络成为助推中国社会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网络的言论暴力也开始引起关注和思考。 　　胡泳对 2012 年初微博上爆发的“方（舟子）韩（寒）之争”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论战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文革”余孽。“包括卷入这场争论的知名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胡泳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甚至还创造了一个词叫做“转基因文革”。 　　胡泳将此称为中国式辩论的“文革法则”。他解释说，当一场中国的在线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把批判对象或其言行与“文革”类比的概率会趋于 100%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胡泳分析认为，因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这符合辩论的要求，当举例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是尽量挑极端的来说。如果你想让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能迅速明白你在讲什么，那么谈‘文革’当然是最容易的事情。” 　　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胡泳认为根本不可能在学理层面去交锋，只能使人失去独立和理性的判断，同时加剧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学者秦晖对这一现象也有描述。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什么？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不惜一切的代价消灭。 　　扭曲的争论 　　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弥漫的戾气和语言暴力，不少传播研究者认为，活跃在网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名亮研究发现，微博的出现看似给予每一个普通人发声的机会，但是，塑造与指导公共舆论的权力仍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也就是说，不少知识人已经或正在占据信息高位，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在微博中生存。 　　以公共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其微博关注度可能不及娱乐明星。李名亮分析称，但他们通过微博内外不同领域的跨界交流，共同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其实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引发话题、设置议程、引导与改变舆论走向，形象地说，他们是微博话语的“触发器”“过滤器”和“扩音器”。 　　不过，对于社交媒体上的乱象，胡泳也强调，虽然与知识分子有关，他们只能负“部分责任”，因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于社会层面”。 　　“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生活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的，他们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胡泳说，相对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但离真正自由表达的公共讨论空间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胡泳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太多的问题都需要讨论，而讨论空间却不足够”。 　　“这势必会使得原本正常的争论扭曲、变味。”他说。 　　互联网从业者、中国最早的互联网用户之一黄继新也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乱象暴露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素来缺乏公共言论空间和规则，犬儒和戾气获得了更壮观的呈现，破坏性的讨论方式对理性声音产生了驱逐效应。而知识分子被泛化，及至污名化后，公共空间不再存在得到广泛信任的意见领袖。最终网络舆论一盘散沙。”    

作者： 信力建   1.李佐军2011年时表示：四万亿的投资，天量的信贷投放，当时很潇洒，但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要还的，因为大规模的集中还款期到来与收入流不对称造成的巨大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13年前后，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可能要破产，当然，有军队，把枪杆子往这里一放，谁说政府破产?政府就不破产了。破谁的产?破银行的产，钱来自于银行，银行的钱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广大企业和老百姓，是破他们的产。 2.秦晖：我们现在的这种土地结构你能够说它是什么所有制呢？这样一种“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制度是国有制吗？至少公开的文件并没有说这是国有制。那它是集体所有制吗？如果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连集体也不能卖呢？如果是私有制大家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制度是一种什么所有制呢？ 3.宋代也有“廉租房”，如宋仁宗年间，蔡襄知泉州，想在万安渡修建一座大桥，方便民众往来，蔡襄先在“桥岸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其僦直入公帑”，这几百间房子就有“廉租房”性质，低价租给当地的民众居住，其租金收入则用来修桥。 4.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而就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就催旺了一个行业，就是整容业。每年4到6月为求职季，为了求职而整形的大学生数量激增5成，占美容大军两成以上。 5.斯诺登称，美国政府正侵入中国的手机电信公司，从成百上千万通手机简讯中收集数据。而清华大学也是美国高密度入侵的目标。这是因为清华大学是中国六大主干网络之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所在地，从中可收集大批中国民众的数据。他透露，最近一次对清华网络的攻击发生在今年1月。 6.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于23日上午离开香港，乘坐一架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客机前往莫斯科。但莫斯科并不是斯诺登的最终目的地，外界猜测，古巴、冰岛或厄瓜多尔等国都可能是斯诺登的目的地，此前维基解密表示，他们将协助斯诺登逃亡，称斯诺登将通过安全途径前往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寻求政治避难。 7.据统计，中国社保缴费率是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北欧五国的三倍。中国企业和民众背负的负担都很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大约为工资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8.16省市高考录取分数线新鲜出炉北京录取分数线大幅蹿升】目前，湖北、内蒙古、云南、北京、重庆、四川、浙江等16个省市的高考批次录取分数线已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北京高考文科本科三个批次分数线平均提高近50分，理科本科三个批次分数线平均提高超过70分。 9.中国两名最顶尖民间登山者被塔利班枪杀。23日，9名外国游客和1名巴基斯坦向导在北部吉尔吉特地区遭武装人员袭击身亡。两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获救。遇难的两名中国人为登山爱好者杨春风和饶剑锋，两人均是中国民间第一次成功登顶乔戈里峰的攀登者。 10.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政当局在21日因洪水泛滥实施疏散行动，但数十位华裔在因为不懂英语而当地华文媒体也欠缺即时发出新闻及消息的平台，在停电及疏散令发出24小时后仍然滞留在自己的房屋。 11.人民日报：PX是para-xylene的缩写，中文学名“对二甲苯”，是一种液态存在、无色透明、气味芬芳的芳烃类化合物，尝起来甚至有点甜。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认定，PX在五个梯度分类中的第三类——可能致癌，与咖啡同一级别，含义是对人类致癌性的证据有限，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并不充分；或者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 12.5年间，赴美生子人数的增速惊人。据《环球》杂志报道，2007年，中国大陆赴美生子人数在600人左右；2010年这个数字达到5000人；而到2012年，超过了1万。赴美生子一般由机构包办，采取套餐的形式收费，最低仅需 8.6 万元人民币，最高收费达到23万元。 13.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一类疫苗中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而国外十几年前就已经全面改成了灭活疫苗。我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疫苗不良反应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 14.据法新社报道，有“加拿大谷仓”之称的萨斯喀彻温省，拥有加拿大农地总量的45%，由于中国投资客的加入，去年农地价格上涨10%，近3年则上涨45%。称“中国政府正帮助其移民在加拿大大肆购买农地，并将在这些农地上所生产的农作物运回中国” 15.据《2012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白皮书》显示，城市居民快乐感不足三成，不快乐的近七成，忧郁、生活及工作态度消极、疲倦感、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创造力耗竭、突发恐惧等情绪频频发生。此外，有四成人对工作、家庭亲情或朋友存在过度给予或过度索取、情绪波动大、偏执和患得患失等情感亚健康问题。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人群所占比重较大。 16.审计署24日公布检查结果显示，审计署2012年度预算执行中不符合财经制度规定的问题金额446．87万元，其他财政收支方面问题金额1957．43万元。外交部2012年出国超支1396万元，违规采购3768万。而国资委机关日常公用经费则超预算430余万。 1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公报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在2012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的150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北京市的14元。此外，201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6769元，同比增长11.9%，增幅下降2.5个百分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52元，同比增长17.1%，增幅降低1.2个百分点。 18.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今年增加到699万人。未来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保持在年均700万左右，约占每年新进人力资源市场劳动力的一半，且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再加上中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城镇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士兵，总量近1600万人，就业压力巨大。 19.支付宝在金融业掀起热议的理财应用“余额宝”上线还不到10天即遭证监会点名称违规。证监会21日称，“余额宝”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部分规定，必须向监管部门说明情况。 20.英国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植物天生具备做数学的能力，这个本事能帮助它们在夜间有效地规划所需的食物储备。当植物在夜间无法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糖和淀粉时，它们必须自身规划好所需储备的淀粉的量，以帮助它们在黎明到来前，有足够的能量。研究员称植物进行的运算，达到初中的数学水平。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九 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 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的结局如何？过去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就革命的直接结局而言，一般人都认为这次革命取得了成功。所谓成功，就是指革命没有被镇压，相反，清廷镇压革命的努力失败了。于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说黄花岗起义失败了，而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所谓成功，就是一件事做成了，这是个事实。至于价值判断是另一回事。好事有成败，坏事也有成败，古人都知道“不以成败论英雄”，就是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 但是如果要讲革命者的理想是否也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当时的革命者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的理解，其实也各不相同。有人搞“革命”纯出于个人野心，通过革命他掌权了，就是成功了；他没能掌权，就是失败了。撇开这种个人利益的判断不谈，仅就“理想”而论，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当然也是成功的。但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当然不只是排满，他还要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直到他1925年去世，这些理想也远未实现，所以他的遗嘱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但“尚未成功”并非已经失败。我们没有看到孙中山宣布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的革命中，很多革命者志存高远，理想宏大，要实现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实现理想就是失败，那古今中外的革命大概就没有不失败的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吗？俄国1917年革命达到“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了吗？但与被镇压了的1871年巴黎公社相比，这两次革命都被公认是成功的。所以作为政治事件的革命成功与否，与“革命理想”是否得到实现，也应该是两回事。理想未能实现，革命者可以说他的事业“尚未成功，仍须努力”，但是不能说革命本身失败了。 当然，尽管理想没能实现，但一场搞成了的革命如果值得肯定，那还是要有点好（至少是肯定者认为的好）结果的。比如法国大革命虽然没有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但即便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承认它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比“封建”更进步。而托洛茨基后来虽然抨击苏联蜕变成了“官僚国家”，违背了列宁的理想，但他要肯定“十月革命”，还是要承认这“官僚国家”仍然取得了工业化等不少“进步”，否则如果他像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领，白军领袖之一——编者注）或索尔仁尼琴那样认为苏俄还不如沙俄，那他就没法肯定十月革命了。 的确，如果搞成了的革命一点好处都没带来，又该怎么说呢？革命明明搞成了你不能愣说是失败，那你就只能从价值判断来否定它，即搞成了的“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并不仅是它的“理想没有实现”的问题了。过去我们习惯于把“革命”作为褒义词，那么这样的坏事我们就不称为“革命”，而贬称为“反革命”或者“暴乱”。比方说当年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和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当时都自称为而且被称为“革命”（当然这未必是出于褒义），但这两件事后来都带来了公认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不说它“失败了”，而说它是一件（不幸）做成了的坏事，视革命为褒义的人就不称之为“革命”，而称为暴动等等。尽管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夺权后也对现实做了妥协，没有完全实行当初宣布的“国家社会主义”（所谓《二十五条纲领》）那一套，并且也因此引起了斯特拉塞兄弟和罗姆等“纳粹理想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派”的不满并导致他们被希特勒整肃，但是人们也没有因为这些“理想”没实现就说纳粹“革命失败了”，而是说纳粹本身就是罪恶。 因此，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带来任何好结果，逻辑上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好事根本没做成（不是做成了但效果不理想），另一种是做成了，但那是坏事。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按上述逻辑评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以辛亥为开端的民国时期。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没有造成历史空白，推翻清朝与建立民国是同一回事。 但如果说中国人无论两岸三地对辛亥革命基本都是肯定的（尽管肯定的理据不尽相同），对民国的评价可就天差地别了。过去国民党在大陆和今天在台湾对民国当然是基本肯定的，所以他们尽管认同孙中山“尚未成功”之说，但既不认为辛亥革命是坏事，也不认为它失败了，“国民革命”只是要继续推进而已。今天台湾的民进党是国民党的政敌，但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许多民进党人（作为整体，民进党官方似乎没有兴趣评价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而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民国可以说几乎是全盘否定的。那时我们这里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旧社会”（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有个时期大陆搞运动经常提到“伪保长”、“伪市长”、“伪官吏”、“伪警察”、“伪政权”等等，这里的“伪”并不仅指汪精卫、“满洲国”这类“日伪”，而是包括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中共根据地除外）地方政府。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那时都被称为“伪政府”，人们提到“清政府”很自然，提到“民国政府”就觉得怪怪的，只有讲“北洋政府”、“蒋政府”才顺耳。而后者连“旧政权”、“前政府”都不配，一定要说是“伪政权”，可见评价之坏。那时关于这段历史，只有“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论述，而根本没有“民国史”之说。就连改革前最权威的一套反映那个“时期”的“通史”著作，即四卷本的集体大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编者注：初稿出版于1960-1962年），也回避了“民国史”，暗示“民国”只不过是“革命”对象、反面教员而已。 政府是如此，社会也没什么进步，通常我们都说民国与晚清一样，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过去被称为“封建”的传统社会却给予了很多新评价：“封建”固然名不副实，词不达意，“传统”也辉煌灿烂，无人可比。而“帝制”据说也并非专制。曾有网友作长篇网文，对我批判“秦制”专制大为不满，抨击曰：秦晖只说秦皇汉武不受制约。“但当年董卓、曹操想做什么，也一样无人能制约，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得出‘谁都制约不了宰相’的结论呢？再说你光看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怎么不看看汉献帝和唐昭宗？”（玉出昆冈：《脑拖反儒辫，口诵媚洋经——评秦晖的〈从“周秦之变”到“新启蒙”〉》，见“天涯社区·关天茶舍”网站）这位网友真是太有才了，看这反例举的！董卓曹操“无人制约”的后果是什么？董卓横死而曹操怎么成了“魏武帝”的？汉献唐昭倒确实是“虚君”，但他们下场如何？权臣张则臣将不臣，君权虚则君将不君，君臣易位而但凭权柄，太阿倒持则“纲常”何用？有才网友所举之例，不恰能说明“秦制”的奥妙吗？而那些从“封建”到立宪的国家，“封建”时既无秦皇汉武，亦难寻汉献唐昭，立宪后则秦皇汉武等于汉献唐昭矣——我们前述的维多利亚女王，不就是名声之赫不下秦皇汉武，权柄之虚正如汉献唐昭吗？“秦制”下焉能有这样的事？ 而在帝制的历朝中，清朝又是今天得到评价最高的一朝。按我们现在许多著述的描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直到顺、康、雍、乾、嘉，甚至连同多尔衮与孝庄文皇后这对摄政夫妇，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明朝固然是瞠乎其后，其他各代也罕有其匹。清朝的毛病似乎只在道光以后，而且只是外国侵略所造成。推翻这样一个王朝，“半封建半殖民地”又毫无变化，只是“清政府”变成了“伪政权”，那么这样的举动究竟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于是过去与现在都流行“辛亥革命失败了”之说。过去主要是说“资产阶级软弱”，没有搞土地改革，因此“封建”依然。现在不少朋友强调宪政民主，又以宪政的失败等于辛亥革命失败。最近袁伟时先生就认为，毕竟有点宪政形式的段祺瑞政府，1926年被冯玉祥武力逼辞，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个说法与过去国共两党都把当时冯玉祥所属的阵营当作“革命”一方、而段祺瑞则是“反革命”的传统观点完全相反，是令人深思的新见解。可是这种说法正如我上面所说，还是把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混为一谈了，在这点上袁先生的逻辑与传统说法其实差不多。 至于没搞土改就不是“反封建”，事实上除了孙中山有平均地权一说（其含义与今天所说的土改也不是一回事），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武昌起义、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独立”各省及南方临时革命政府都根本就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孙中山自己，辛亥回国后好久一段时间也没提此事。亦即辛亥革命不是想搞土改但“失败”了，而是根本就没想搞（后来国共两党都想搞，那是另一回事）。照此种荒谬逻辑，辛亥革命就不是失败了，而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搞。 总之，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同样“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如果民国一无可取，甚至事事不如清朝，辛亥革命就不是“没做成的好事”，而应该是“做成了的坏事”，它也就根本不该肯定。当年满清遗老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今天如萧功秦等先生也有类似的评价。萧先生对革命党尤其是孙中山的评价与袁伟时先生类似，可以说是非常负面，但逻辑上比袁先生彻底，他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灾难时代的开端”。这就不是说革命“失败了”，而是说革命根本就是坏事。这种说法根本就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辛亥以后的整个民国时期，确实给人以兵荒马乱、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印象。事实上，从清帝逊位到“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爆发，辛亥革命“胜利”的喜悦几乎倏尔而逝，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战争、革命、抗战、内战。整个民国时期，严格地说没有真正的和平岁月，所谓的“黄金十年”，也不过是战乱相对较少而已。而这十年之后就出现了毁灭性的连续12年大规模战争。 乱世之国，对外竞争的实力也弱，于是这段时间外患也非常严重，其顶点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后面要提到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国人苦难的极点。但是，即便是确实有灭亡中国意图的日本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只是争取他们的“在华权益”（其中确实有欺负我们的不义之“权益”）、并不打算灭亡清朝、在版图上中国失去的也不过是若干藩属和边疆土地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如下所言，日本也并未得逞，这和历史上中国（中原汉族王朝）多次完全亡于“夷狄”是不一样的。而且抗日成功，正是民国历史中最大的正面成果。 当然有人说，日本之敢于侵华，还是证明了民国不可取。过去说是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不行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现在也有人说是由于革命不好，导致外敌乘乱入寇。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值一驳。因为日本侵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全球性原因。德、意、日的侵略对象，既有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大量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凭什么说中国只因“旧社会”制度落后才招致入侵？ 同样，当时被轴心国侵略的，既有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传统老大帝国阿比西尼亚，也有革命已经成功多时的苏联，反倒是恰在二战前夕发生革命而且并未成功、并发生了严重内部战乱的西班牙，在整个二战中反而置身事外，没有遭到外敌入侵。因此是否发生了革命乃至革命“成功”与否，也与日本侵华并无多少相关性。 内忧外患导致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下降，民国时期因而也是天灾频仍、因灾死亡惨重的时代。但是内忧外患既然并非革命后才有，这种抗灾能力下降的厄运，也不能说是革命所致，至于天灾本身的自然因素，当然就与革命更加无关了。 恰恰相反，我后面就要谈到民国时期的乱世固然严重影响抗灾，但是如果不是与“治世”、而是与历史上类似的乱世相比，民国时期在这方面却有明显进步，这却是今人没有注意的。 当然，无论是内忧导致外患，还是人祸加重天灾，“内忧”与“人祸”的确是民国时期的面相之一。于是有人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的确，如果说辛亥革命并没有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和共和制度成功的“开端”，应该是对的，但是说辛亥革命是“灾难时代的开端”则显然是过分了。就算时间限定在20世纪，这个世纪一开始的“庚子国难”与“辛丑国耻”难道还不算“灾难时代的开端”，难道这也要怪辛亥革命？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讲“20世纪”呢？距离20世纪不远的太平天国战争流血成河，与战争相关的间接死亡也是饿殍盈野，不下于20世纪的任何一次战争，何以那就不是“多灾多难时代的开端”？ 再往深里说，正如我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乱，没几次比清亡后的灾难小。辛亥革命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本来就是要终结这种“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灾变。但“革命尚未成功”，王朝周期律就仍然起作用。“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清失其鹿，同样群雄并起，最后是国共逐之，我国传统时代改朝换代都这样，未必是搞了共和之过才这样，更不是由辛亥革命“开端”的。用传统的说法：清祚已历270年，“气数已尽”，没有辛亥它就能传承永久吗？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意味着清朝已经进入末期。尽管这场战争并未直接终结清王朝。但我国历史上的王朝终结一向有两种模式：要么在大规模民变中直接崩溃，如秦、西汉和隋，要么民变被镇压后，镇压者成为军阀寡头，王朝演变成群雄逐鹿状态。黄巾之乱后的东汉、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是如此。晚清就属于这第二种模式，太平天国之乱后，满清王朝的中央集权机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离心化”进程。从1870年代的湘、淮成“系”，发展到庚子时的“东南互保”，再走一步不就是军阀割据、各省“独立”？ 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  　　(发表于2011-10-26 南方周末)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交流。文革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屏幕上的每一个题目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只会想到哪里讲哪里。之后的互动大家再提问。 　　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既被赞扬的人扭曲，也被否定的人扭曲。我们知道改革一开始是以否定文革开始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最近提出：改革共识基本破裂【《孙立平：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我认为，其实改革是关于“走出哪里”的共识，“走向哪里”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共识。至于走出文革，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东欧的改革很不一样。 　　改革初年，当局就否定文革讲了好多话。但是他们发现，按照他们的话语逻辑，很多东西很难讲下去。现在就当作历史上没有这事。民间对文革的印象，则是当年否定的镜像。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和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于是演变成以下四种观点、两个逻辑的描述。 　　 一、体制内肯定。 体制派不见得就在体制内。当然这一派也可以叫做左派。大陆的左派和世界的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在大陆的左派中，对文革肯定和否定又构成另一个维度。肯定的左派认为文革是个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文革的目的是铲除走资派，保证红色江山。这种人对邓小平的改革持最大否定。他们颂毛反邓，肯定文革而否定改革。 　　这种观点在改革初年是没有市场的。我说过，文革达到了负帕累托效应。这场运动几乎把全社会上上下下各个阶层所有人都得罪了。没有人认为文革是好的。而体制内肯定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在海外起源，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受到文革太大的冲击。海外毛派曾经对四人帮被捕表示过强烈抗议。江青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美国还上演过话剧《江青》。 　　现在这一派在大陆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邓江改革的弊病激起的广泛民怨。另一方面由于新一代国人对毛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验。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得好：“死人都是好的”。这是一种对过去的玫瑰色幻象。这种对文革的想象源于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尤其在青年大学生中尤其流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大陆交换生们怎么想，至少在北京的很多高校，这种观点是相当有市场的。很多人都希望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对当权派有相当的反感。 　　 二、体制内否定。 邓小平在文革问题上观点略微偏向于党内民主派，至少在他复出后的早期。他对文革的反省，还是比较早的。邓小平认为，文革是几乎断送我党江山的鲁莽之举。陈云也是持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另一面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充满了好感。基本他们上是肯定前十七年，而否定文革。但是后来邓退回去了。不过即使是邓，认识上的基本格局也没变。他认为文革最大的悲剧就是冲击了“走资派”。这种观点回避了前十七年的社会矛盾。把文革全部归结于毛的多疑和胡闹。归结起来，这一派对文革的主要认识就是：文革就是反当权派。 　　显然，他们对文革后期当权者迫害群众、造反派的行为闭口不谈，甚至持肯定态度。邓和陈云的最大区别是：邓认为整个文革期间活跃过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而陈对“八旗子弟”（既现在的太子党–陈注）非常有好感。这些贵族红卫兵，专整黑五类等社会的弱势群体。这种人的累累罪行，但社会对这些从来不清楚。他们现在正在中国活跃，我在此也就不点他们名字了。邓小平对这些人没好感，主要还是因为邓刘（少奇）两家的后代，大部分没有和他们一道取得政治优势，也就是没赶上趟。 　　在体制内否定者看来，文革的教训就是：决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当权派。于是文革的混乱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罪过，在现今中国被当做中国民主化就会混乱的主要证据。不可否认，文革时期的确有比较变态的言论自由。不过这种畸形的自由在民主墙之后就被明令取缔了。邓号称取缔这种自由是否定文革的起点。同时废除了一九五四年宪法以来的游行示威罢工的权利。其实本来这些权利也一直没有，不过在文革期间，毛需要实现混乱的局面（从而达到打击走资派的目的–陈注），于是只要在毛划的一些禁区之外，冲击地方当局的抗争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这种观点的延伸，就是对旧有意识形态民粹色彩和革命色彩的厌烦。大家可能不知道，九零年的时候有过一个所谓太子党纲领。他们宣称，我们国家是有执政者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当然和人民的利益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放纵人民。很吊诡的时，这种庸俗的，充满既得利益色彩的反文革主张，竟然从反面使群众对文革那种自由打击当权派的美好景象产生了想象。 　　当然，当局察觉了这一点。于是越来越趋向于回避文革这个话题。肯定文革也不合适，批判文革也带来困扰，不如不要提。 　　 三、反体制肯定。 从最近来看，煽动文革狂热可能成为未来党内的一张牌。持反体制肯定的主要是海外一些由当年造反派演变为现代民主派的人士。如杨小凯和刘国凯。杨曾经写过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杨由于这样的经历，对不妥协的造反派持有很高的敬意。他认为造反派从社会学上，从思想上，与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这种观点重要特点是反毛，但肯定群众。文革期间虽然有毛的煽动，但人民对体制的不满是更重要的因素。我们一般说文革是十年，但在其中允许老百姓造反的只有很短时间，刘国凯就有所谓的的三年文革论。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这段时间的情景，在我们的话语中是文革的典型代表。 　　这种观点与陈云最为对立。一，反体制，陈肯定体制。二，肯定文革，陈否定。造反派和保皇派，陈反感造反派，同情保皇派–红色红卫兵。而杨对老红卫兵恨之入骨。 　　他们对邓小平也有相当大的反感。但是与一般民主派不一样的是，他们对邓仇恨的因素夹杂着邓在改革初年对造反派的清算。他们对等的反感在两个层面中凸显。他们不完全否定改革开放。他们对邓的厌恶如果不是有甚于，至少不亚于对毛的反感。 　　 四、反体制否定。 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党内老干部，不仅否定文革，而且否定造成文革的体制，即前十七年。这点与刘国凯有类似。胡（耀邦）赵（紫阳）也有类似。他们把反思的界限推到了六六年之前。这点上造成了八十年代一系列事件中，邓与胡赵分手了。更恰当地说，是胡赵在中国大分裂中脱离体制。他们最严重的对立面是体制类肯定（毛派观点）。他们更强调文革的意识形态原因。保皇派比保守派更为腐朽。和陈云对立。他们和杨刘不同，哪怕造反派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肯定，但是是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的抗争，而非从民主进步的观点。他们认为：文革的造反派，哪怕不是奉旨造反，也不能说近代持不同政见运动。更像是农民造反。他们反对把造反派和新启蒙运动挂钩。 　　四种观点在近三十年是有所起伏的。最近二十年的趋势，总的是体制性的否定越来越向典型化发展，但越来越说不出口，越来越脱离现实要求。在文革中，邓失势比较早，把文革中此消彼长的一系列势力都看作是捣蛋分子。邓之后整了很多保守派。只有我的家乡广西是造反派从来没有掌权的地方。当权派在文革中后期对造反派的镇压也特别厉害。八四年前后，邓松了口，处理问题，否造反派否保皇派。现在在广西已经成为禁区。 　　全国而言，贵族红卫兵现在大量进入高层。他们很多人参与过文革初期的对群众的镇压。邓实际上反对启用这些人。而这些人本来在邓江时代也没什么活动空间。但是陈云是这些人的总后台，陈认为：“我们的子女靠得住”。 　　九二年之后，一方面在经济战略上，陈云主张彻底失势。陈主张计划经济，但也是反毛的，因为毛也不搞计划经济，毛就是胡闹经济。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人事组织，九二年之后随着邓老去，很多高干子弟，特别是出身于与造反派对峙的保皇派，大量从政。陈云留过苏，陈云反毛并不是因为毛搞斯大林式经济，而是毛胡来，搞乱了斯大林式的经济。赵的回忆录中，对陈在改革初年非毛化的贡献给予肯定。我们所知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总后台实际上是陈。而邓在文革后复出比陈慢。邓在改革开始并没有对文革放炮。赵提到，陈在骨子里非常亲苏，他认为苏的计划搞得非常好。他认为陈反毛包括对毛晚年的外交上的不满意：联美反苏。陈认为苏联怎么着也是社会主义国际。和苏再怎么闹也不应对立。陈站在苏的立场上，这正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改革的不同点。我们要看到，中国非毛化一开始就是两种势力的合力。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当权派立场越来越得势。今天的当权派不仅比过去更腐败，由于他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改革，更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年的走资派的确很冤枉，但今天名副其实。他们的事实坐实了毛当年的指责。于是，现在当权派就不提文革，希望人们忘掉文革。他们对文革采取总体失语的合乎逻辑的选择。这是现在的当权派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区别。邓小平当年可是高调否定文革。 　　但是他们不讲，老百姓不会不讲。他们自己失语，又不许自由民主派谈文革。于是，中国对文革的话语权，越来越落入毛派手中。尤其是在网上。 　　老百姓对官僚的怨恨远远超过当年，他们害怕再来一次文革，但又对毛派投鼠忌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把毛左的仇恨引向无权无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种手法和毛发动文革非常像。刘少奇当年就揣测了毛的心思，想依靠群众整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想依靠官僚整书生。 　　 毛泽东为什么搞文革？ 　　罗列极权国家的整人几种手段：如对自己人，用斯大林式整肃；对群众，用反右。从中我们看到，发动群众整当权派是非常罕见的手法。我反对纯粹用毛的理想主义解释文革。毛是个理想派确实有很多理由。但是，中共很多的大运动用意识形态不能解释的。比如，在经验统计上，暴力土改流血越多的地方就是越不需要平均地权的地方，比如老苏区。如果单纯因为左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无法解释。 　　关于七千人大会。毛曾经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鲁库说：七千人大会后，我意识到要把刘少奇干掉。最近的研究表明七千人大会原来想开成一个重新拧紧螺丝的大会。毛本来想要在会上克服所谓分散主义，重新开始粮食征购。并不是想让大家出气的大会。原来只打算开十天，结果开了二十八天。征粮指标不仅没提高，还减少了。 　　我认为七千人大会是毛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从来没遇到的被周围一致抵触的情况。用江青的话说，毛当时是憋着一口气的。毛感到从上到下一致的反对。 　　不过，上下的怨气是有区别的。老百姓角度来说，怨左不怨毛。他们对毛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反感。也即是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是刘等反毛不反左。他们拼命维护体制，并且不希望毛胡来。 　　毛害怕这两种力量结合。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两者干一仗。从而既保住左体制，又保住毛皇权。由于不怨毛与不怨左的情形的确存在，有空隙，所以毛的操作确实可行。 　　同时有这两种不满，就不能用反右或斯大林整肃式运动。如果仅想压制民众，毛本来的确可以用运动的手段达到。当年刘搞反右就是揣摩毛心意。 　　于是，毛先用群众搞刘派。再用靠这个手段实际拿回来的权力搞群众，上山下乡之类。但玩的太过火，文革末期，两股力量竟然结合了，就变成了走出文革的共识。 　　但是这两股势力最终还是要分家的。我们看到，八十年代，邓和胡赵本来企图调和这两股势力，但不幸的是，他们自己最终在八十年代也分道扬镳了。邓站陈云这边，赵站民主派这边。 　　我个人认为，文革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当权派整民众远远比民众整当权派来的残酷。主流说法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只强调当权派被整。这很不合事实。 　　更加荒诞的是，文革前期那些武斗学生领袖其实后来是被毛本身关起来的。但一直没判刑。邓上台后把他们正式判了。但他们反而怨邓不怨毛。的确很荒诞。 　　文革死人最多的，不是造反，也不是武斗，而是官方的大面积镇压。当时每天墙上都贴着很多死刑名单，每个名字上都打个醒目的红叉。我每天走街上看过去，看不见具体名字，但是看见一排墙上，很多叉。 　　毛的这些创造，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法家的法术势。毛自己就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当年毛还搞群众运动，评法批儒。包括我，都是在毛当年的号召下才读韩非子的。我的古文能力也是被那时毛培养的。你看了韩非子你就知道，韩非子确实是集整人的集大成者。我在西方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媲美韩非子的权术著作。我认为，只要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人性有高调的预期。但我认为毛对人性就完全没有信心。但你很难说毛是个彻底的政治流氓，他还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性格的。但是很难去定位，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和彻底的流氓之间，有很广阔的空间。 　　可以发现，毛宁可牺牲自己的道德魅力，也要选择智力高点。比如，当年反右时号称的阳谋论，他宣称这些都是他早就计划好的。这么一说，他不完全就是个政治流氓吗？但毛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认为毛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后来，他一开始的确是真心希望群众给党提意见的，也就是说，毛没有他自己讲的这么坏。但他不知道这样讲对他的道德形象的破坏吗？原因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智力上的怀疑。斯大林在《君王论》上有这么一条批示：“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我认为韩非子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这个概念，毛的政治逻辑也是这样。 　　我不否认毛的理想主义因素，但这对于历史来说，太不重要了。 　　这一点，就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国立清华大学人社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上的讲座文字记录。未经秦晖教授审阅，纯粹是私人记录。）文章来源于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120523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