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内容摘要】作者从“棚户区”“违章建筑”“城中村”“廉租房”诸名词的不同含义入手，深入分析了我国的一个重大社会现实：一方面是房地产大开发，城市高楼林立，一方面是约两亿进了城的农民工一房难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策的思路是，允许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但不考虑他们如何安家，而是设想他们打工期间住单身工棚（集体宿舍），把家庭留在农村，不打工或打不动工就让他们回农村去。政策上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又买不起，城镇也不允许他们自发搭建棚户。他们将何去何从？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关 键 词】农民工；棚户区；违章建筑；城中村；廉租房。 　　 对贫民强拆何时休 　　不久前刚刚读到海南三亚市“强拆贫民窟”不补偿不安置的报道，今天又看到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强拆大勘丰寸“农场”“200多农民未获补偿”的新闻，不由得感慨莫名：今天我国大讲“民生”，刘一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本福利已成热门话题；但是我国仍然有些最弱的群体，在其他国家属于社会保障第一号对象，却在我们这里不仅“保障”无门，他们自力谋生盖起来的简陋家园还要被某些强大势力犁庭扫穴、扫地出门。 　　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我们周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对待类似群体也没有这样的人们的常识是：如果国家还保障不了他们，至少不要丙剥夺他们在印度，进城谋生的新移民(他们没有户口管制和“农民工”之说)盖起棚户，只要能出不住了一段时间(四五年)的证据，通常也就是收据发票什么的，你就有了不受驱逐的居住权如果因为公益或商业开发要你搬走，那就要与你商童赔偿与安置条件 　　在柬埔寨，前不久发生金边“万谷湖”拆迁事件，万谷湖周围很多贫困新移民的“违章建筑”，如今柬方招人中资公司搞商品房开发，需要迁走他们柬政府给的条件是凡能出具收据发票等居住一段时间的证据者，每间棚户(常常简陋之极，甚至就是废纸箱等搭成的小棚)赔偿8500美元(当时合5.7万元人民币)，或者分给一处郊区安置房—当然条件不怎么样由于赔偿标准不高，迁移到郊区后原有谋生方式难以继续，贫民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虐待，群起抗争，要求提高赔偿、安置标准一些同情他们的媒体还把矛头指向中资公司，认为中资公司欺负他们，是搞“殖民主义”中资公司当然有理由觉得冤枉：我们只管盖房，政府负责拆迁，在我们中国国内从来如此，这怎么是欺负了你们？而柬政府要是看到我们深圳、三亚的做法就更会牛气了：我们柬埔寨那么穷，政府不是还给了赔偿、安置吗？要是在深圳、三亚，“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你还讨价还价？ 　　再看看同属中国一部分的台湾，他们的“都更”(都市更新，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同样有刘一待贫民进城自建棚户(他们也叫“违章建筑”)的问题他们的做法是：除了强势者仗势欺人的“违章豪宅”拆了就拆了以外，刘一于弱势贫民存在一定时期的“违章建筑”，拆除时都要子以赔偿与安置台湾安置“违章”棚户居民的公屋有个专称叫“整建住宅”，笔者曾去看过几处，其标准低于政府为不“违章”的都市贫民老住户兴建的保障性廉租房即“国民住宅”，但也并不差多少早期的“整建住宅”后来很多还进行了二次改造台北当年的“康乐里”拆迁和最近的溪州、三莺拆迁都是这样在笔者看来，刘一“违章”的贫民给子如此程度的赔偿与安置简自_不可想象，但那里的人们仍然认为不够，他们的维权运动(号一称“刘一抗政府推土机”)仍然继续推进，要争取进一步的改善，而且社会舆论总的来说都是同情他们的。 　　的确，城市要有规划，随意“私搭乱建”那个国家都不允许“违章建筑”的概念也不是不能使用像南非那样把所有的黑人贫民棚户都限制在郊区的索韦托那样唯一的地方当然是很坏的“章”法(连那样的地方都要驱逐就是更坏的“章”法)，但民主国家自然也不是对贫民建房完全没有限制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这样的地方总不可能让贫民棚户存在吧？所以为了都市的规划、秩序和其他公共利益，禁止“违章建筑”的规定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章”必须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笔者曾指出如下三点： 　　首先，这“章”不能只是利益有关一方(例如想搞“土地财政”的官员和想赚钱的开发商)下个“红头文件”就算，像扒房赶人这样事关基本人权，怎么能不立法、不依法？而且涉及这种事的立法过程也应该有利益相关各方参与，无论代议制还是听证制，都应该有被强拆的一方如所谓“流动人口”的声音只考虑“老市民”就是不够的，更不用说只考虑强势者了 　　其次，这“章”也应该合乎常人情理，至少你要同答：如果不违这个“章”，那些弱势者能在哪里安身？过去管理当局实际上是想让那些年轻人单身进来打工，自己住工棚，家庭留在乡下，青春卖完了就打发人家同去，就像当年自人南非刘一黑人“流动劳工”的设想一样南非当年的理论家说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贫民窟，我们的官员讲的也是同样的理由，区别只在于南非以美国(因为那里的贫民窟多黑人)为“教训”，而我们的官员喜欢以印度等国为“教训”但是“流动动劳工”制肯定无法永久，进城安家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你不给提供廉租房，高价商品房他买不起，简陋的棚户又“违章”，你到底要他怎么办？ 　　最后，这“章”还应该有点严肃性，不能胡令夕改，而且改了还追溯既往不能我想用“苦力”了就让你盖棚子算是“安置”，用完了你这棚子就算“违章”了；或者我没打这块地的主意时不管你，我想用这地赚钱了就说你“违章”了前些年深圳大“梳理”时就有论者指出：这些棚户“违法”存在有的已达二l .年，过去不拆(那时想要用这些“苦力”)就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造成的后果只让这些贫民承受合理吗？ 　　实际上，我们不少大城市不仅户籍门槛很高，连办“暂住证”也有相当高的门槛，“有固定、合法的住处”就是其一工厂提供的工棚或集体宿舍是“合法”的但如果你要安家，不仅自建棚户不“合法”，租房也有面积(人均不得低于多少平米)与形式(不得合租等等)上规定，不达标也“违章”“违章”就办不了暂住证——现在很多地方进步了，为减少歧视性，暂住证改叫“居住证”什么的，而且办证交钱少了或免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这门槛并没有降低而“门槛”正是历来歧视政策的关键例如上海，据调查，在2004年该市的打工者有53.5%住集体宿舍和工棚，能够租房安家的不到一半，而就是这些租户中，因租房不达标故而也办不了暂住证的又占了一半。 　　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违章”居住者群体我曾经说过：理论上他们都可能因为住得差而被驱逐—不是因为住得差而获得帮助！但人们也发现，其实一般情况下他们也并未被驱逐管理当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心照不宣的：只要这些住所分散、偏僻，不影响“形象”，平时可以给当地带来点收人(由于我卜！完全不允许他们成为“棚户主”，他们即便是自建棚户，也是租用当地农民的地皮，仍然属于“租户”，要交纳租金的)，可以十户籍居民不愿意十的“贱活”，如收垃圾、废旧等；到了想开发这块地皮赚钱的时候，又随时可以把这些连“暂住权”都没有的“违章”居住者赶走，既无需赔偿，也不用安置，何乐不为？ 　　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弱势棚户存在一定时间就形成事实权利的通例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真是在城里无法谋生或者生存状况还不如故乡的话，经过一个“试错”期他们大多会自行离开继续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出自其理性选择，只要不是违法犯罪，人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当地容他们留下这么长时间也是有理由的有人说贫民占据“空地”居住就是在侵犯“产权”，仿佛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如我们注重保护“产权”，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听任穷人“侵犯产权”，那“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又所为何来？事实上他们与我国一样，一般城市及其周边的土地并非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它们不是公有就是私有，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无主的“空地”，贫民能够“擅自”占据相当一段时间而不被赶走，往往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占据者支付了某种代价，或者他们的存在适应了当地的某种需要，或者（尤其在公地上）这种状况体现了政府的某种社会政策，或者就是基于一种人类社会的同情心。 　　外国是如此，我国也不例外。据报道，在三亚的那些棚户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深圳这次强拆的“紫金农场”贫民区更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至今已近三十年了。深圳虽然仍然把他们视为“外地（紫金县）人”，但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回乡”务农吗？今天对他们如此犁庭扫穴，到底要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 　　实际上，这些贫民的成因与性质与前述柬埔寨、台湾都市贫民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都市化、工业化时代由乡入城的人口迁徙大潮的体现。只不过别国没有我们这里那种户籍管制，所以没有“农民工”之称，而曾经建议改称他们为“流动工人”的姚洋先生如果知道当年南非“流动工人”制度在世界上的名声，大概也不会坚持这个称呼了吧？ 　　其实按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通例，他们就是城市贫民。一般地讲，都市化、工业化时代城市新移民中富有的“投资移民”总是极少数，而穷人是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占有先机的老市民在这一进步潮流中“沦落到贫民窟”的机率也不高。这个时期的城市底层贫民，包括“贫民窟”的住户主要都是由这些贫困的新移民构成。从发达国家当年，新兴工业化地区曾经，到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如此。在进城潮持续一代人之后，今天中国这一亿多、有人说是二亿人就其主体而言已经很难逆转“回乡”，称他们为“农民工”“外来打工者”或“流动工人”都会越来越不合时宜。笔者认为，应该就称他们为城市贫民，由于我们过去习惯称的“城市贫民”比方说“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廉租房的申请者和其他“困难户”都不包括他们，姑且称他们为城市新贫民吧。 　　有人说称贫民就会导致歧视，或者会导致他们的地位“固定化”。这真不知如何说起！我们“扶贫”“脱贫”讲了多少年，没有“贫”，焉用“扶”？过去我们是不这样称呼，可他们受的歧视还少吗？而今天我们的城市廉租房等扶贫民生政策一直不考虑他们，承认他们是城市新贫民，不就是对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一种动力或压力么？几年前我关于宽容贫民窟的主张引来激烈争论，一些伪善者对此大为光火。其实过去我们一向对事实上存在的贫民窟使用几种区分“身份”的称呼：老市民的“棚户区”、户籍“农民”的“城中村”和“流动人口”的“违章建筑”。正是这后一个称呼使得对这些城市新贫民可以肆无忌惮地施暴而“不能轻易放过”，可以“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还有什么样的歧视能甚于此？说“贫民窟”是歧视的那些衮衮诸公对此说过一个字吗？“棚户区”是政府有责任给其居民改善的，“城中村”则会被强制拆除但通常补偿还不少，“违章建筑”则犁庭扫穴不容分说不给分文。这样不同身份、不同称呼对应于悬殊的不同待遇的状况难道不应该改变（哪怕是逐步的）吗？ 　　 恩格斯论贫民住宅问题 　　其实如果跟上述的柬埔寨万谷湖、台北康乐里相比，深圳与三亚的这些被驱逐者倒是有一个区别：境外的那些贫民区都位于主城区，而在我国，主城区是绝不会容忍贫民的“违章建筑”有存在空间的。所以三亚“贫民窟”所在的凤凰镇、深圳这次驱逐的“紫金农场”所在的西丽街道，都在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几年前为媒体报道的深圳“大梳理”，甚至发生在所谓的“关外”即远郊区的原宝安县境内。 　　这使我们的主城区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除巴黎等少数例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都有更为华丽的外观——华丽得使许多来自富裕国家的游客都瞠目结舌。这也使得我们可以自傲于那些主城区仍有贫民区的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而且宣称出现“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但今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个说法在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即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中曾引起一场论战。恩格斯对宣传这个说法的蒲鲁东专门写了一本批判的书，即《论住宅问题》（《论住宅问题》1872年德文初版）。据笔者所知，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谈论住房与贫民窟问题的最详尽、最富理论性的专著，奇怪的是它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却鲜为人知。不过，过去读这本书或许读不出多少名堂，今天就不同了，读起来尤其耐人寻味。 　　恩格斯对蒲鲁东在住房问题上进行了怎样的批判？ 　　首先，蒲鲁东正是当时抨击资本主义（那时一般称为“现代”社会）的罪恶就在于造成城市出现贫民窟的典型人物。而恩格斯在书中第一页就明确反驳说：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秦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甚至——如果我们相信恩格斯的看法——也不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得最严重[1]。 　　第二，蒲鲁东主义者认为穷人租户处境的糟糕原因在于房主的苛刻，因此极力强调租户对房主的斗争，他们说“租户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而恩格斯则反驳说：“这完全不对。”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劳动力，这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资本家就是掠夺了这个剩余价值；而租户向房主支付的只是货币，属于“单纯的商品买卖”，与通常的“等价交换”并无两样。“因此，企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这种关系。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两个公民之间完全平常的商品交易”。在恩格斯看来，穷人租户或富人租户，对于房主来说并无区别，租户即便是无产者，在租房时也“总是作为一个有钱人来活动的”。对于蒲鲁东们指责的房租暴涨，恩格斯也认为这是由于市场规律，有其不得不然之故。恩格斯认为穷人租户的苦难是作为当时城市化基础的整个体制背景造成的。蒲鲁东大谈租户与房主的矛盾则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2]。   第三，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大城市中的这种罪恶，使得新移民的处境不如农民，甚至不如“野蛮人”：“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自己的住处，现代无产阶级实际上却悬在空中。”因此，穷人进城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国家应当设法把他们固定在农村，以阻止他们大量进入城市。恩格斯对蒲鲁东的这种说法尤为反感，他认为现代化“绝对必须割断把先前的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蒲鲁东歌颂那种“有自己的小屋子、小菜园和小块土地的手工织工”，但恩格斯认为那不过是专制时代“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的奴隶而已。恩格斯回顾自己二十七年前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对当时英国工人（就是进城不久的新移民、我们今天所谓的“农民工”）悲惨状况，包括恶劣的居住状况的揭露后说：对这一切当然应该抨击，尤其在他们不是因自由交易，而是在“圈地运动”中被强制“驱逐”出来时，更是应当斥责驱逐者干出的“无耻勾当”。但是恩格斯强调：“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3] 　　城市化是历史的进步。而穷人进不进城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不想进，你不能强圈他们的地逼他们进；他们进了城，你不能以奥斯曼式的手段把他们赶走。揭露贫民窟的不幸是要问责于当道，要求改善贫民的状况，而不是把贫民窟宣布为“违章建筑”并摧毁之，更不是把为城市耗尽青春的贫民逼回到“田园诗般的”乡村去终老！ 　　恩格斯所抨击的这几种观点，尤其是第一、三两种观点，我们是否“似曾相识”？既然贫民窟并非“现代”所特有，那么在穷人居住问题上，资本主义时代真正特有的弊病何在？恩格斯说得很明确：那就是国家与开发商的合谋使得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现代大城市的发展，使某些街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提高起来，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合于改变了的条件；于是它们就被拆毁而改建别的房屋。首先遭到这种厄运的就是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因为这些住宅的租价，甚至在住宅中挤得极满的时候，也永远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些住宅就被拆毁，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主义曾以自己的欧斯曼为代表在巴黎大规模地利用这种趋势来欺诈勒索，中饱私囊。但是欧斯曼精神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也很通行，并且不论在柏林或维也纳也都很逍遥自在。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宅以及一般小住宅都变得稀少和昂贵，而且往往是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宅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宅只是一种例外。”[4] 　　欧斯曼，现在一般通译奥斯曼。他是拿破仑三世时代的法国伯爵、巴黎市长。正是他以铁腕手段在巴黎进行了连续十七年的“大拆迁”，拆掉了旧巴黎45% 的房子，相当彻底地“清理”掉了巴黎市区的所有“贫民窟”，把大批穷人赶到远郊，使巴黎成为一个“世界最伟大的美丽都市”，其豪华奢丽的程度令世人惊为“奇迹”。笔者以后还要提到这位“铁腕伯爵”的故事。但这里我们还是讲恩格斯。他似乎认为奥斯曼的做法当时是普遍性的：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在柏林或维也纳，到处都有奥斯曼。 　　恩格斯说：“实际上资产阶级只有一个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这就叫做‘欧斯曼’的办法。”即清除穷人街区，以“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依靠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并把巴黎变为一个多半是奢华的都市……不论这起因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个：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有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5] 　　总之，恩格斯的观点很鲜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独有特征并不是造成了贫民窟，而是出现富人驱逐穷人的现象，国家强拆贫民窟，为权贵与资本的利益摧毁穷人的家园，建设豪华城市，把穷人赶到郊外，乃至赶回（在蒲鲁东看来充满诗意的）乡间。而由这种“豪华城市”驱逐穷人造成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却比“贫民窟”更为严重。 　　但是这里我要说：恩格斯错了。事实上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的西方式“资本主义”社会，“铁腕伯爵”的故事是很难复制的。19世纪乃至以后的西方城市尽管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成就也斐然可观，但是像“奥斯曼的巴黎”那样在市区基本上消除了穷人栖身之地的，确实还是罕有其例。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左派朋友就可以举诸如伦敦的哈克尼、曼彻斯特的小爱尔兰、柏林的纽克伦等例子谴责贫民窟的黑暗。而没有经历过专制时代甚至连欧洲式贵族传统也阙如的美国，那就更与恩格斯说的恰恰相反：那里不但没有出现富人驱赶穷人的潮流，反倒是随着进城的穷人越来越多，全国最穷的群体不但都进了城，而且往往进踞市中心。尤其南北战争前几乎全是乡间苦力的贫穷黑人，获得自由后在一个世纪间几乎全部进了城，使黑人成为今天美国的一个近于“纯城居”的族群，而穷人也成为市区居民的主体，以至于反倒逐渐把富人挤了出去。当代的芝加哥、费城乃至首都华盛顿，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黑人城市。而美国的富裕中产社区和富人豪宅则迁往远郊、乡间。美国城市这种贫民居内、富人居外的特征，与巴黎自“奥斯曼改造”后遗传至今的奢华城市围绕贫民郊区的状况大异其趣。而今天初到美国大城市的我国同胞往往会感到这里的“落后”并为我们城市的“超现代化”而自得，这时久居美国者则会告之以“中国之富在城、在首都；美国之富在郊、在乡下”…… 　　于是，像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那样的国家就会以美国作为“无序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为其驱赶黑人的“白人城市化”政策辩护（确实，南非民主化以后他们的城市出现了“从北京变成底特律”的问题）。而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今天来写一本《再论住宅问题》，他想必不会再提什么奥斯曼：这小子与那些张口“不能轻易放过”、闭口“不补偿不安置”、把穷人从市区赶到郊区、近郊赶到远郊乃至赶出辖县的主儿相比，真是太小儿科了。 　　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铁腕伯爵”难得一见，20世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地区，除了前述的当年南非外多半也如此。康乐里与万谷湖的故事就不奇怪了。而我们中国则与众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主城区就没有贫民－新移民在栖身。但他们一般都在“城中村”、一些高楼的地下室和破旧的老胡同中，作为租户而存在。尤其是所谓的“城中村”通常“外来”租户集中，人数常十倍乃至更多倍于户籍房主，而且户籍房主往往另有居所，并不住在此地。因此在“城中村”改造或拆迁时，这些贫困租户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利益相关群体。 　　但是，在有关的利益博弈中我们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影。政府和开发商从来只是和户籍“村民”打交道。应该说这些年来这种交道的进步是很大的。与过去的一味强拆相比，如今的城中村拆迁虽然仍有强拆问题，但总的来说强制性确实在下降，补偿（或安置）标准虽然还不是自愿交易下的“市场价”，但补偿数额比过去确实大为提高，以至于“城中村改造要让村民满意”在一些案例中已经不是空话，而且“盼望拆迁”的情形也出现了。这都是可喜的、值得肯定的变化——但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不能惠及于那个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无当地户籍的贫困租户。 　　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先行对他们实行“不补偿不安置”的强制驱逐甚至成为新形势下拆迁当局与户籍房主进行博弈的第一道程序。因为这些房子对房主的价值就是出租收益，先赶走了租户，房子租不成了，房主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降低了。正好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些租户真要按“门槛”一量大都是不达标的“违章”租户，驱逐他们于是就更加“理直气壮”。一些地方在户籍村民接受拆迁协议前就以“查三证”“查违章”名义大举“清理”租户，把他们“清理”了，户籍村民也就好对付了。 　　因此，最近三亚等地郊区“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贫民，强拆“贫民窟”，说是新闻，其实也算不上是新闻。因为市区里“改造城中村”一向就是这么干的。深圳也是如此，世纪之交改造了主城区的城中村，世纪初又拆光了原来近郊的“安置区”，到2004年前后开始驱赶“关外”原宝安县境内的贫民租户，一向都是实行“不补偿不安置”。只不过在市区“改造城中村”时对户籍村民补偿、安置政策的改善受到肯定，掩盖了无条件驱逐贫民租户造成的问题。 　　只是如今驱逐的范围越来越大，连过去的远郊，贫民租户也没法待了。而且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僻，过去地价也低，当地人没怎么投资盖“亲嘴楼”，贫民租户常常是租地皮自建棚户，如今拆迁时户籍居民补偿、安置待遇的改善就不如城中村那样明显，而“不补偿不安置”对贫民租户犁庭扫穴就变得十分抢眼了。所以当地官员“称政府无此义务，若安置、赔偿，势必后患无穷”，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一向确实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遇到过“前患”。 　　然而这里用得上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个质问：“一向如此，便对么？” 　　 从嘉陵江到富士康：中国城市贫民排斥问题的变迁 　　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的悲剧曾经震动了社会。当时富士康这个事发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人们纷纷谴责它是万恶的血汗工厂，其不人道的管理和待遇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富士康贡献很大，甚至“没有富士康就没有新中国”，它的员工待遇也不错，想进还进不去呢，连续自杀事件主要怪员工心理素质有问题，云云。 　　一年多过去了，事件的冲击已渐平息。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等等。而时间的沉淀也使人得以超越新闻事件的冲击，去考察事件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笔者曾指出[6]，按国际劳工界的标准和“血汗工厂”这一名词19世纪在美国出现时的所指，我国的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富士康当然也是，劳工权益的维护与改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这逻辑也太简单了点。如果按我国的一般现实状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内地曾经臭名昭著的“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的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山西的“夺命矿井”由于矿难频发曾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但这样的关注也没有发现密集自杀现象。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延伸视线，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其实二十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有的触目惊心的程度绝不亚于富士康。例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这具……’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7] 　　二十多年后发生在富士康的密集自杀是否与嘉陵江上的这些惨剧属同类现象？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还是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而轻生的。这样说也许是意在摆脱富士康的责任。但是正如二十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在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个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在那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其中“新生代”较少，他们本来就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期望，只是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但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和二十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经历的。所以富士康虽然是血汗工厂，但“富士康事件”却并非单纯的劳工权利问题，正如南非的“流动劳工”问题也并非西方式的血汗工厂劳工问题一样。 　　富士康的员工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务农经历，乡村认同感也在迅速消失，而他们身处的深圳又是中国最富裕、最新潮的大都市，作为中国城市中的新星还号称是移民的机会之乡。但是他们似乎走不出封闭厂区中的“集体宿舍”，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成为厂区墙外那个城市社会的一员。墙内的灰暗生活与墙外的繁华市容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可能在中国房价最贵的深圳买商品房，深圳也不会给他们福利房，他们更不能搭建棚户、低门槛地融入城市，租住城中村的廉租私屋也时时面临被“清理”、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命运。他们如何安家？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前途何在？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富士康提高一点工资可以解决的吗？长此以往能不滋生绝望？严重“个人感情问题”的发生概率能不蹿升？ 　　显然，富士康事件表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由”的“流动劳工”制度也不能再持续下去。“流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这就要求“或者给自由，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宿舍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一些前往调查采访的港台学生都提到：他们所见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富士康管理层，都认为富士康给工人盖的集体宿舍建筑质量与生活条件都不错，那被认为是富士康工人“福利高”的表现。然而，这“高福利”的宿舍区这次却因成为密集自杀的渊薮而受到舆论的指责，那些官员与管理层觉得很委屈。他们提到将来的一个设想，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 　　另一方面，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城中村”所包围，这些城中村都以富士康员工为主要招租对象，而当时富士康的员工中据说已有近四成“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城中村中做租户。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这些城中村条件都很差，远远赶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体宿舍。而且这些因地处深圳“关外”才保留至今的城中村也陆续面临“改造”，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又会被“不补偿不安置”地赶走。那么他们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体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成家。笔者曾经提到南非当年过渡期黑人劳工中的一种现象：贫民区里的安家劳工看不起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别的且不说，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是在贫民区里，比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当年的南非是如此，中国会有所不同吗？ 　　但是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高福利”宿舍区还自杀频发的原因是“管理”还不够严，看来台湾来的郭台铭毕竟还是不够铁腕，他们的建议是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来解决员工自杀问题。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有出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二十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至少二十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国特色”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 　　 从歧视“农民”“外地人”到歧视贫民 　　然而二十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尽管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至于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这次事件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 　　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暴力的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因为在中国当下的八亿“农民”中，身处大都市附近、能分享级差地利的人毕竟份额很小，而中国如今的一亿多（有人说超过两亿）“流动劳工”中，原籍外地城市的与原籍农村的相比也是极少数。同时这些人中富有的“投资移民”少，绝大多数还是穷人。而本地户籍的穷人不但少，而且与这些外来穷人相比仍然有某些特权（如以后提到的“棚户居住权），不会成为暴力的对象。所以上述改变对这大多数人而言意义不大。这些人作为一个贫苦的外地农民“流入”（我们反正不承认他是移民）城市，最初他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口”）被歧视，后来他以外地人（“暂住”者）身份被歧视，而现在他以穷人的身份（没有高尚职业的“无证摊贩”或没有高尚住宅的窝棚客）被歧视。 　　不能说这三者的演进没有体现这些年来的某种进步：这个人在改革前几乎是根本不能进城的。后来可以来“暂住”打工，但你要随身“持证”，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持证了也未必就不会遇到麻烦）。现在假如你混得好，有高尚职业与住宅，被“查证”遇暴力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假如你仍然穷愁潦倒，那你就有损于“市容”而为“市”所不容。问题在于：穷愁潦倒就是罪过吗？没有人愿意穷愁潦倒，如果在家乡能够富裕，他们不会“赖”在城里；但如果不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就容不下穷人呢？ 　　穷人居于弱势，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如此，从经济状况差到观念上被看不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穷人实行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居住权问题上，这种特色更加突出。 　　 棚户区、城中村、“违章建筑”：哪一个等于“贫民窟”？ 　　不久前我在台湾做客座教授期间，台大城乡所的两位学者找到我说：中国城市贫民居住地似乎有各种称呼，与国外口径很难归类。他们说，比如“棚户区”与“城中村”，听起来都是很差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说的“贫民窟”吗？ 　　我说，好像很难讲。“棚户区”在中国城市中其实是有身份含义的。它的居民通常是有本市市民身份的人，虽然棚户区的条件很差劲，但他们有居住权。除非是给他们相当的补偿，或者进行了标准更高的安置，通常是不能赶走他们的。相比“进城农民”即我所讲的城市新贫民而言，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特权”了。其实我国大城市的棚户区早期就是1949年以前，乃至1958年户口壁垒强化以前的“进城农民”即新移民的聚居区，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国外所说的贫民窟。这些新移民也有与国外贫民类似的居住权。这种居住权后来继续被承认。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1950年棚户区人口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强。按郑也夫先生的说法：“以后，棚户区不再增加了。为什么不再增加了？因为不准移民了，农民吃不上饭就地消化，挨饿就挨饿，绝对不能进城，所以棚户区不再增长了。”[8]的确如此。我们知道三年大饥荒时期上海附近的鱼米之乡江浙农村也饿死了人，由于严格管制下的饥民没法进入上海，旧中国苏北灾民进入上海谋生形成棚户区的状况并未重演。三年大饥荒期间上海棚户区也没有明显扩大。当然另一方面，棚户区也没有缩小。 　　有趣的是，由于我国不承认有“贫民窟”，slum（英语贫民窟）一词也成为禁忌。我国这一时期对“棚户区”的官方英译是squats 或 squatter settlement。然而实际上，在英语中 slum 一词虽然是指贫民窟，但通常指的是合法存在的贫民窟。而 squats 或squatter settlement 则通常是指“非法占地私搭乱建的棚户”[11]，其实就相当于今天所谓的“违章建筑”，其贬义比 slum 更甚。换言之，改革前我国的这些棚户区明明是合法存在的贫民窟，却为了回避贫民窟之名被说成是 Squatter 即非法棚户，这真不知是美化了现实呢，还是丑化了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居住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居住权”也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在市民中由于“棚户区改造”加速，许多过去的棚户居民走出了贫民窟——当然，不是通过被驱逐，而是通过在拥有城市居住权的前提下要求改善。而在农村中，由于户口管制放松和人口迁徙潮的兴起，过去那种“挨饿就挨饿，绝对不能进城”的状况也被打破。从允许“离土不离乡”到允许发展“小城镇”再到认可“民工潮”，两亿农民因此进了城。应该说，这是改革三十年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革和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形成大规模棚户区，原因是他们没有获得“棚户居住权”。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住棚户的，而是说他们没有“不被驱逐权”。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政策的思路是把他们视为“农民工”，城市允许他们作为劳动力进来打工，但不考虑他们如何安家，而是设想他们打工期间住单身工棚（集体宿舍），把家庭留在农村。不打工、打不动工或找不到工打了就赶他们回农村去。于是在国家不给他们提供保障性住房、昂贵的商品房他们又买不起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穷人通行的选择也与他们无缘：“我国城镇根本不允许流动人口聚集或自发搭建棚户”[12]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户）对中国流动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这一情形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13]。 　　于是一些调查者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与其他国家城市新贫民成为贫民窟的居民主体不同，我国这些城市新贫民的主体是“工棚客”，他们居住于“贫民窟”的比例常常反不如老市民的高，尤其是按国际标准定义“贫民窟”的情况下。有人统计出，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把那些建筑密度高、没有入户自来水或自用卫生间的家庭户都算作“贫民窟”，如果按这个标准，2000年中国城镇户籍人口有多达39% 属于“贫民窟住户”。而“外来人口”则由于“家庭户”本身比例就小（集体宿舍即dormitory在国际上历来不算是贫民窟的），自建棚户不可能，租房又往往因为“不达标”而回避登记，于是他们住在“贫民窟”的比例反而更低！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的处境令人羡慕。无怪乎这些调查者疾呼：“对贫民窟的控制不应该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14] 　　由于拥有自己的棚户完全不可能，农民工如果想要走出集体宿舍建立家庭生活，通常只能靠廉租私屋，包括出租棚户。而在严格的“城管”措施下，这些居处只能不稳定地存在于两类地区：一是被都市化了的前农村（所谓“城中村”），二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这两类居处在外观上有着若干不同。“城中村”由于已经处于都市化地区，实际地价已很高昂，为了尽可能提高房地收入，当地户籍居民建造的出租屋往往是高度密集的简易楼，楼高可达十多层，而其密集程度则被人称为“亲嘴楼”。这样楼房林立的聚落类型看上去远比通常所说的棚户区“现代化”。而这些楼房的主人虽然户籍上是“农民”，在面临强制拆迁时也可能是弱者，但他们与数量多得多的贫困租户相比不是一个档次，甚至与“市民”相比，他们的房租收入也令人羡慕，以至于改变他们的“农民”户口反而常常要实行强制。 　　因此，当前述那位台湾学者问我“城中村”是不是贫民窟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倒不仅仅因为城中村的建筑一般并非棚户——国际上常被称为贫民窟的社区也不一定就是棚户区，如美国纽约的哈勒姆等实际上都是廉租公寓楼群，但人们都认为那里是贫民窟——而主要是因为：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 　　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那么他们不仅实际居住条件并不比棚户区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棚户居住权”，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既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也低于合法棚户区中拥有居住权的市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市民居住的合法棚户区按通常的标准就是典型的贫民窟，那么这些地位低于他们的贫民构成的街区又该叫什么呢？叫“超贫民窟”吗？ 　　而城乡结合部，尤其是远郊区，由于实际地价低，当地户籍居民投资少，出租屋更为简陋，楼房很少，常常就是棚户，由此在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往往形成一条“棚户地带”。同为租户，与“城中村”的租户相比，这里的“外地”租户居住条件更差。与往往同为“农民户口”的城中村房主相比，则这些租户不仅住得差，而且身份也更为卑下。而与“合法棚户区”的市民相比，他们由于没有“棚户居住权”，更是明显地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换言之，在“租户”“农民户口”和“棚户居民”这三重身份中，他们的地位都是最低的。   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棚户一般也是户籍居民盖的，这些“棚户主”的租金收入远不及“城中村”房主，近年来拆迁政策的改善对他们的意义也不如后者。因此与城中村户籍房主和贫困租户间的巨大差异相比，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的均质性就更高。即便如此，作为租户的外来打工者也比“棚户主”更为弱势。有时户籍居民干脆只是出租地面，坐地收钱，让打工者自建棚户，那也是租用，而非“棚户主”。 　　显然，如果说市民的合法棚户区是中国典型的贫民窟，那么城中村的贫困租户尽管所租的并非棚户而是楼房，其地位却比棚户区市民更低。而城乡结合部与城郊的棚户租户就更是低而又低了。“典型贫民窟”的待遇对于他们俨然是梦想！ 　　但是，如果说市民的合法棚户区在我国的官方英译中都不是“贫民窟”（Slum），而是英文的“违章建筑”（Squatter）的话，城乡结合部与城郊的棚户租户就常常被直接以中文称为违章建筑——当然主要是在政府打这块土地的主意时。在政府没打这种主意时这种“聚落”仿佛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文字会提到它们。 　　于是在官方的称呼中，中国是没有“贫民窟”的，有的只是“棚户区”“城中村”和“违章建筑”。在一般国家，贫民窟这个称呼只能使人同情于贫民，并问责于政府促其施以援手。说是有损于“国家（应该说是官家）形象”或有之，说是有损于贫民则纯属无稽——难道对他们犁庭扫穴、毁“窟”逐人反倒有利于他们？而“违章建筑”的说法就更妙了：他们不是需要救济的穷人，而是应受惩罚的“违章者”！政府可以对他们任意行使权力，但无需对他们承担什么义务。当然，在中国特色下这样做也许是有理由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护弱惜贫”的道德情绪。不过在继续讨论这些理由之前应该明确：不承认“贫民窟”并不是为了“贫民”，否则就真是太虚伪了。 　　 “福利房”的正名与廉租房制度的由来 　　从理论上讲，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新移民的居住和安家问题无非是下面这几种可能： 　　第一，如果这些移民足够富裕，他们自然可以与一般市民那样购买或租用普通商品房。但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房地产价格低廉的城市通常都是不能吸引移民的萧条都市、夕阳都市，而能够吸引移民的繁荣都市、成长期都市通常是房地产价格高昂，因此在几乎一切国家，中国自然也不例外，能在这样的城市买商品房安家的人，在新移民中只能是极少数富有的“投资移民”，作为城市新贫民的打工者，至少在进城初期是绝少有这种可能的。 　　第二，如果是“福利国家”，则政府要以保障性住房（廉租公屋或福利价格产权房）来解决穷人的居住问题。其中又有集中兴建这类住房与分散安插这类住房两种选择。两者各有优劣。但无论哪一种，都有个申请资格问题，即必须是穷人，现在住得比廉租房差，而且又不可以被驱逐，这样才会形成申请者群体，然后以排队或抽签等方式给他们提供保障房。 　　第三，如果实行偏向于“自由放任”的政策，那就会对穷人自己解决低成本居住问题的安排持宽容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穷人“私搭乱建”，或允许廉租私屋存在。两者都可以归结为承认“贫民窟”的存在。事实上，前述第二条的“福利国家”政策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只是由于福利国家重视保障房的建设，可以使贫民窟住户较快申请到公屋，不至于久困贫民窟并使这种简陋社区不断蔓延扩大而已。而“自由放任”国家由于公共资助少，新移民只能靠自己奋斗、谋求积累来摆脱贫民窟。在经济高速增长、穷人就业率高、收入增长快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容易走出贫民窟。但如果国家“自由放任”而经济增长又因某种原因相对停滞，贫民窟就可能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甚至不断扩大的“城市病”了。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对城市新贫民的居住实行所谓“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政策，其中又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流动劳工”制度，或曰“两栖人”制度。即以集体工棚形式，只让新贫民作为“劳动力”单身进城出卖青春，形成“35岁现象”、家庭分离与“回乡养老”体制，以图既规避城市福利责任，又避免市区出现大量穷人家庭居所即贫民窟。但这种体制第一依赖于严厉的“城管”政策，第二依赖于在乡村对农民土地的管制（土地归“公家”——部落或村所有，农民不能自由处置，于是统治者就假定他们是“有退路”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搞不来，能体现这种做法之“优越性”的，在当代大概只有我国和1990年代以前的南非。 　　第五，上述“两栖人”制度如果维持一代人左右大都会发生严重问题，因为那时无论怎么管制乡村土地，已经长期进城的新贫民都几乎不可能再退回乡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制度性歧视又仍然存在，可能的另一种安排就是像南非的索韦托，即实行隔离制度，在城区之外划一块地区形成封闭式贫民区，其他地方都不许穷人进来安家，否则就成为“违章建筑”，要予以犁庭扫穴式的驱逐。这样都市主城区仍然会是豪华壮观的“美丽城市”，但同时会有一个贫民窟的“城外城”出现。 　　第六，当然，如果不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完全禁绝自由迁徙，把城市划为特殊身份者居住区，把非特许的全部穷人都赶走，或者不许其进入。这样即便国家发生饿殍盈野的大饥荒，城里也不会出现棚户区，而仍能维持煌煌帝都的雄伟景观。我们过去就曾经是这样，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种状态。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想，要么没有城市化，要么大量移民海外，否则除了上述六种，我还真想不出什么别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我们实际上是从上述第六种状态逐渐转向了第四种状态。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而第二、三、五种状态的势头都已在我国出现。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第五种，也特别回避第三种，于是，如今的主流宣传似乎都指向了第二种——也就是以廉租房来解决穷人安家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强调民生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更是不断升温。 　　这种想法固然值得赞许。但是，廉租房制度其实是我们向西方学来的一种福利制度，有人说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安排，其实，它固然与“拿钱买房”的“资本主义”交易原则不同，却也很难说是“社会主义”。毋宁说依我们过去的某些界定它更像是“共产主义”的安排，因为它的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并不是“按劳分配”。廉租房是专门照顾穷人的居住需要，而不是用来激励工作成就的；是优先照顾无劳动能力或失业的弱势群体，而不是用来奖励“劳动模范”的。不过，这种“共产主义”完全是一种西方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土地上没有先例，而且是与我国过去的许多做法（不仅是“商品房改革”中的做法，更包括改革前的“住房待遇”制做法）完全相反的。不改变这些做法，廉租房制度就很可能被扭曲。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那种“住房待遇”制虽然也被称为“福利房”，其实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是相反的。他们的福利房有两个特征，第一是由政府的房政部门面向社会盖的，不是各单位给自己内部人盖的。我们政府的房政部门也直接管一些不属于单位的房，有的地方叫直管公房，有的叫经租房，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房？都是城市里的危房、破房、旧房。那么我们改革前的住房投资哪里去了？都给了各“单位”。这是与他们迥然不同的。二是他们福利房的分配标准，唯一的条件就是贫穷，也就是说它是给穷人盖的。西方国家形形色色，有的是左派掌权的高福利国家，有的是右派掌权的、比较自由放任或者说是低福利的国家。但是民主国家的福利就是照顾穷人，无论高福利、低福利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所谓高福利就是穷人受照顾的程度更高，或者是福利的覆盖率更大（不太穷的也能受照顾），而低福利无非是照顾少一些，或者覆盖率低一些（只覆盖最穷的人）。但是像我们改革前那种只覆盖有特权者的“负福利”制度，他们无论高福利低福利都是不会这么办的。 　　以住房福利而言，美国可以说是低福利的典型了。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经过几十年发展，包括廉租公屋、租房券、住房补贴在内的各种福利安排只覆盖了约占全美家庭总数10% 的最底层人口，其余绝大多数人都买或租商品房。美国很多州只有失业者可以申请廉租公屋，在业但低收入者能否申请，一直是争议的公共话题。而另一方面，在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中低收入者都可以申请。所以瑞典那么富的国家，住房自有率却相对较低，很多人都住着国家提供的房子。最有趣的是丹麦，那里的廉租房与医疗一样实行普惠制，理论上即便百万富翁也可以同穷人一样排队申请廉租公屋，前提有两个：第一你必须自己住，不能拿去出租。第二你不能有第二套住房。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百万富翁国家也可以给你提供房子。为什么这样规定？因为如下所述，集中连片兴建公屋如果都是穷人住，人文环境尤其是治安往往很成问题。因此他们提倡贫富混合社区，如果富人想和穷人一起住公屋，国家愿意提供这个方便。当然事实上有多少富人愿意这么住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无论丹麦还是美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福利都是从最穷最弱势的人开始覆盖的，从来不是从最有权有势的人开始覆盖的，更不可能强势者有福利而弱势者没有。在丹麦虽然人人可以申请公屋，包括高官，但穷人、单亲家庭和有孕妇的家庭可以优先，高官（如果申请）也只能靠后。美国给贫穷的黑人分配公房，但从未听说有给总统分房的。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住白宫，白宫只是总统官邸，四年任期结束就搬走。有的总统出身富豪，卸任就回到自己的私家豪宅（如华盛顿的维农山庄，老布什的德克萨斯州庄园），有的总统出身贫寒，卸任就要操心住所。如克林顿原来在阿肯色州家乡有住房（按美国标准算陋居了），卸任后因希拉里当选纽约州参议员，随妻定居纽约，就卖掉家乡陋居加上预支回忆录稿酬，在纽约州维彻斯特县买了商品房。就这样他卸任时还爆出“丑闻”：有媒体说他离开白宫时带走了几件家具，克林顿称是自己买的，媒体却说他是顺手牵羊。 　　像这样的制度，我们国家以前从来就没有过。我国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国家把钱交给各“单位”，各单位自己给“内部人”建房。单位之间通行“负福利”原则：一般有权有势的单位，工资高，福利也好，住房自然也大。无权无势的单位工资低，住房也差。单位内部的住房分配也按“负福利”原则，官大工资高，住大房；官小工资低，住小房；没官的你就等着吧，小房还只是画饼，不定猴年马月才轮到你。至于“没有单位的人”理论上没有收入，也完全没有福利，谁还会管你住房啊？美国只有失业者（“没有单位”者）可以申请公屋。我国改革前恰恰相反，“没有单位”的那时叫“盲流”，别说分房了，自己盖个窝棚还是“违章建筑”，被犁庭扫穴算是轻的。 　　那时大官小官之间、官民之间工资有差异，但比起各种“待遇”（就是那时的“福利”，包括住房）的天地悬隔真是不算什么了。所以我称之为“负福利”，这种福利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是缩小两极差异的，而是相反，它是扩大两极差异的。就像三百五十多年前大儒黄宗羲揭示的所谓“福利”“：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 　　这种“负福利”住房的覆盖率有多大？改革前党政军机关一般能分房，那时干部的工资水平总的来说也比工人高，但高的不太多。机关的魅力主要在“待遇”，尤其是能分配住房。而企业里住房就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样，大中型国企至少在原则上还是承诺提供职工住房的（不仅仅是集体宿舍—工棚，在国际上这种仅仅是“劳动力”的栖身处是不能叫“住房”的），尽管常常要苦等画饼烤成。当时很多工人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很多大龄青年因为没房结不了婚，但国家理论上还是许诺要给他们盖的。 　　然而当时中国城市里还有一种经济，就是过去所谓“二轻局”管的街道工厂，又叫“大集体”。这个“二轻局”管辖的“第二轻工业”其实不是个产业概念，而是个身份、待遇概念。“二轻企业”尽管也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但不能享受正规国企待遇，其工人一般来讲收入都比当时的大中国企要低，而且最大的特点是，二轻企业当时大都明确不承诺解决住房，工人得自己解决住处。当时上海的棚户区里就有很多人在这种“街道工厂”谋生。我们这代知青“大返城”后很多人也只能进这种企业，他们中的不少人到老都寄住父母家，至今仍是“住房困难户”。 　　至于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就更典型了。当年集体化时把农民的耕地充了公，但是高级社时就明确了：集体化只是生产的集体化，公家只负责组织集体生产，不负责解决农民住房。农民还是住各自的房子。尽管“刮五风”时各地一度出现乱拆农民私房的狂潮，说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农民就可以住上“天堂”般的房子，但那时拆房主要是为大炼钢铁，只拆不建造成极大灾难，而且“五风”几乎立即就导致了 　　大饥荒，饥荒过后“天堂”也不再被提起。农民还是得自己解决住房问题。从此直到人民公社结束，尽管一些“先进”单位，比如说大寨或者华西村，给社员提供了新房，但整个公社制度并没有这种规定。因此一直到改革时代人民公社解体，我国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住自己的房子，无论国家还是“集体”都没有给他们提供住房福利。 　　既然住房是自己解决，当时认为它是生活资料，不是生产资料，就像家具等等一样并不纳入公有化，因此1956年的高级社章程明确规定农民的耕地要入社，但宅基地是不入社的。宅基地和坟地仍然归农户所有。公家不负责给你住房，也就不没收你的宅基地。可是奇怪的是，到了1962年没有做任何解释，在《人民公社60条》修正案中，却忽然改为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属于集体。”农户被剥夺了宅基地产权。由此形成了我国当前土地问题中最为抢眼的“子问题”之一：农民宅基地问题。 　　按过去所谓农民“没有社会福利，但享有作为替代品的土地福利”的流行说法，农民使用宅基地似乎也成了“土地

【编者按】 21 年前，苏联 爆 发了“八·一九事件”，这次政变虽然仅 3 天便以失败告终，却成为 4 个月后苏联解体的导火线。时至今日，仍有当许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也将步苏联后尘“这样的话题。适逢著名学者秦晖、金雁夫妇的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 出版，在本书中，秦晖认为：虽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中国与东欧的问题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以下是书中节选：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千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 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 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绝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 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 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以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1966 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 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它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的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 1972 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 1978 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以及度假制度等。因此它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绝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 8 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本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 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 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 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 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根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道”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秦晖金雁文集”——《耕耘者言》《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传统十论》《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等书近期陆续上市，敬请期待。    

     本文摘自《十年沧桑》（ 修订版）（ 金雁、秦晖 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作总结就有个价值基点的问题。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毕竟现在连俄共也指出：叶利钦不仅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生活，也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式的规范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换言之，在叶的政敌看来，叶利钦最糟糕的一点是能破旧而不能立新，而叶利钦的拥护者则认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见叶利钦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评价他的关键。至于这“新”姓社姓资，至少在大部分俄国人看来并不重要。另外，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制度的解体，也是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大家庭”）的解体，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在这方面叶利钦的成就又如何？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8年，俄国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至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就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的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本文节选自 《十年沧桑》 一书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消：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 1/5 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本书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 1994 年俄罗斯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本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本书澄清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了权贵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罗斯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她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她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得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不仅是经过了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仅仅是基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 73% 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 39% 的被访者支持。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 54% 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 4% 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 42% 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   而今天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它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 90% 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 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本文摘自《十年沧桑》一书 无论程度如何，俄罗斯转型期危机比人们预料的更严重，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的衰退与中国的增长更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不仅中俄两国思想界讨论热烈，国际经济学界也视之为前沿问题，斯蒂格利茨 1999 年 4 月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发表的主题报告《改革向何处去？转轨的十年》 就是以中俄改革比较为主题的。这个报告对中俄两国与国际经济学 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前所说，叶利钦“病夫治国”的许多失误对形成俄罗斯今日的困境是有责任的，但大多数论者（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不会把个人失误当做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主因何在呢？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归因于东欧的社会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这种解释是与新保守主义反对福利国家、反对强大工会的立场相符的。如萨克斯便认为东欧应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虎”学习，摆脱福利国家这种“欧洲病”，奈斯比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它以家庭责任排斥了欧洲传统的国家责任，因而创造了奇迹。波兰学者科沃德科也认为东欧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吸引外资，因为东欧（例如波兰）工会太强大，吓跑了投资者。应当承认，这些人的确看到了欧洲式的民主资本主义与亚洲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国家责任与劳动者权利方面的重大区别，然而至少在东欧内部，这些说法不能解释何以例如波兰的工会比俄罗斯的更强大，但波兰的经济包括对外资的吸引力都比俄罗斯强得多。 更多的论者把中俄分别看成渐进与激进两种改革的标本，并从两国实践的对比中得出激进不如渐进的结论。前述斯蒂格利茨报告便是这种说法最近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为改革模式的两个极端，而中东欧诸国位于两者之间。他认为俄罗斯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进自由主义乌托邦计划，而中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众选择。前者忽视了国家的作用，而后者发挥了国家的协调功能。这样一种解释逻辑上似乎很合理，可惜与事实难以契合。首先那种以中俄为两极东欧居中间的排列就与人们通常的观察不符。斯蒂格利茨这样排列是基于转轨效果中国最好俄罗斯最差而东欧居中，然而转轨方式绝不是这样的顺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论，东欧的激进怎能说次于俄罗斯？其实前面的叙述已表明俄罗斯的 10 年改革同样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尤其在 1994 年前后经历了明显的调整，此前在两宫拉锯战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叶利钦与议会各摸各的石头各过各的河，哪有什么自上而下的计划可言。就 1994 年后的情况而言，俄罗斯的改革方式实居东欧与中国之间，无论是从民主到新权威，从大众私有化到寡头化，还是从西化到民族主义。然而中俄经济增长的差异不仅没缩小，俄罗斯与东欧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可见斯蒂格利茨的解释也不能服人。 其实与俄的比较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俄与中东欧（尤其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相比，如前所说，这一比较绝不足以证明“渐进”优于“激进”；二是整个苏联东欧与中国相比，众所周知，苏东各国无论渐进还是激进，其共同点是转轨初期都出现了经济滑坡，而中国似无这种现象，那么苏东各国有什么共同点而为中国所无？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民主化，由此而有民主妨碍经济发展之说。但我认为更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是另一点，即改革前经济体制的不同对改革“代价”的影响。 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经济学家常把中国与苏东改革前经济体制都称为计划经济，但这两者其实是差异巨大的。简而言之，改革前中国的农村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特征的、有束缚而无保护的共同体，它比东欧那种束缚功能与保护功能相协调的，甚至有保护而无束缚的农业体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体制是一种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或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它比东欧式的科学主义计划经济更无效率。因此，中国改革在公平改进与效率改进方面都具有特定的潜势。当然，导致中俄进程差异的还有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这需要另行讨论，但改革起点不同的影响无疑是更直接的。 我国废除公社制度的改革通过公共选择、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认可的方式实现了农民走向市场时大致的起点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平分土地”与每人一份的“证券私有化”性质相似，都是以民主方式摆脱共同体的束缚。但东欧人摆脱束缚，便要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而中国农民之所以主动发动改革，正是由于旧农业体制即使在计划经济范围内也显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种“由国家控制而由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既不同于真正的集体经济，也不同于国家控制、国家承担责任的城市国营经济，共同体的束缚功能极强而保护功能缺失，只有“父权”而无“父责”，这即使在共同体本位的价值观下也是极不公正的。这种只是为了取得原始积累而管制农民的体制在苏联虽也存在过，但他们在原始积累过程完成后，工业已停止了对农民的“抽取”，从 1966 年苏联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起，其体制已变为如城市国企一样的“国家承担控制后果”之经济，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就意味着失去共同体的保护。就这个意义而言，苏联的农业与我国的国企都比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要公平些。多数东欧国家农业体制与 1966 年后苏联类似，而且原始积累时期更短（捷克、民主德国等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没有此时期）。少数东欧国家剧变前就没有搞过农业集体化，如南斯拉夫与波兰，那里的农业剧变前就是个体农场农业，但国家从 60 年代后为了增加“社会主义吸引力”仍出资为农民建立了退休、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南、波的旧体制对农民有保护而很少束缚，那里的农民就更谈不上主动改革了。 总之，中国改革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农村改革（不仅是农业改革，号称“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乡镇工业是我国改革时期工业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从大包干产生的后续变革），而农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渐进”，二不是靠“不动存量”，而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前农村体制特别不公正（既相对城市体制，也相对苏联东欧农业体制而言），二是改革过程较好地体现了公共选择、起点平等。如果中国农民像国企或苏联农民那样被国家管起来但也包下来了，或者像波兰农民那样国家不管却也包下来，中国农民就不会有那种由“管而不包”逼出来的改革冲动。而如果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长的私人庄园并把农民一脚踢出去，或变为庄园里的长工，那农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从广义契约——广义公正的角度讲，人们放弃自由是为了获取保护。而共同体在实行束缚的同时也就承担了保护义务。摆脱这样的束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我国的公社只有束缚却无保护，摆脱它的过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却是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而且这一机会（以土地为载体）在他们中的初始分配又较均等，他们何乐不为？显然，这样一场类似“帕累托改进”的变革得以实现，既不是由于什么特殊“文化”的影响（城市里接受“市场文化”的影响不比闭塞的乡村更多吗），更不是由于改革前的公社有什么“经济民主”，而就是由于摆脱不公正的冲动与公平的要求。 农村改革使中国 80% 以上人口主动掀起了求变的大潮，而俄罗斯农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资制”下他们成为比城里人更被动的改革滞后者。俄罗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额债务为诱饵奖励愿意改革的集体农庄，然而应者寥寥，拖延两年之后俄罗斯政府终于不得不无条件取消了这些债务。至今俄国的农业仍是俄经济中最不景气也最难改革的部门。 但国企改革在我国就没有这么顺当了……而农村改革的经验、日本战后解散财阀时的“证券民主化”经验与当代波兰、捷克等国的转轨经验都表明，“以起点平等原则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规则公平原则找到最终所有者”是解决进入市场时产权初始配置问题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讲起点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选择。存量资产既然是公共的积累，那么无论是“分”、是“卖”还是“送”，都不能不考虑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个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权益。东欧尤其是民主德国不少“烂摊子”企业是采用象征性价格“送”掉的。但这种方案都经过工会同意并以强大的工会力量保证“送”的条件（职工就业等）得以落实。如果不是这样，“送”就行不通。 目前我国以国企为代表的存量经济问题成堆，但从一些指标看尚未出现东欧国家改革初期那种大滑坡的局面。这成为一些人全盘否定“激进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实，这里除了一些深层问题尚被掩盖乃至尚在积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与苏联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的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经济学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饭，中国的“小而全”、“山散洞”与苏联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因此，中国一方面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中国改革前期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这从邓小平关于“改革实际上在七五年就开始了，只是当时叫做‘整顿’”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像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这一切使中国的改革具有某种“落后的优势”，但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如今的成就与他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表明我们如今干得比他们好，毋宁说是表明我们过去干得比他们差——我们的公社不如他们的农庄公平，而我们的命令经济不如他们的计划经济有效率。但他们当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尽头，我们也不能只吃“落后优势”的老本。我们如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这无可非议，“专家的计划”毕竟比“诸侯们”的攀比竞赛更讲配置效率。但人家沿这条路走到底也不过如此，我们又能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应当看到，以公社制度的极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和以“运动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都有时效限制。如今国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说远高于“文革”时期，但国企的困境却远甚于那时，同时权钱结合的原始积累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一切都表明改革进程已进入了又一个临界点，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陷入“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此时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绝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