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波兰圆桌会议协议工会限权问责不当政 　　1988年，梅斯内尔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又提出“国有企业商业”，其实就是经理私有化和扩大私营经济的方案，并要关闭亏损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格 但斯克造船厂是当时整个东欧最大的造船厂，在当时也是最大的之一，这个造船厂当然是国营的，这个国营的造船厂恰恰是团结工会的摇篮。这样的做法更是激怒了 工人，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当局没有办法，到了1989年初，就只好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召开圆桌会议。其实这种谈判就是在政府不能任意使用权力，但是又推 不到掉责任的情况下不得不跟老百姓就他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进行协商。在圆桌会议召开的时候，当时团结工会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执政，他们只想通过圆桌会议成为一 个合法的压力集团，更有效地对政府进行限权问责。于是，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是以确保团结工会合法在野，执政党继续执政为原则的。当时他们搞了很有趣的方案 设计，他们说现在要搞一些民主，竞选是不能搞的。怎么搞？现在把国会拿出35%的议席用来竞选，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有候选人，65%的议席是保留给执政党 的，这一部分议席是不竞选的，这样的话，执政党是完全可以控制执政的。即使这35%的议席他一票不得，他还是有65%，如果他的竞选表现得不是太差，竞选 又得了一部分，那当然就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是笃定能够实现它的继续执政的。 　　东欧巨变提前发生因统治者放弃执政 　　团结工会当时也说，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则实现政治上的巨变。我们当然有这个诉求，这个诉求只能在第二次、第三次上，现在只能是 刚刚开始。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很戏剧性，首先35%的自由竞选议席执政党一票都没有得，全都给反对派囊括而去。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出现执政党席位零的纪 录在世界的选举中是很少见的。65%的议席是指定分配给他们的，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虽然这些议席不竞选，但是还要老百姓得投一次票。你是候选人，还是要 经过老百姓认可的。结果一投票，这65%的执政党候选人大概有4/5都没有过关。没有过关怎么办？团结工会站出来说，大家还是投他们的票吧，如果不投他们 的票，这个圆桌会议协议就没有办法落实，我们还是要落实这个协议的。于是大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投了共产党的票。但是这种投票方式使得很多当选的议员感 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是他们当选以后，在短短几个月中，大概有一半的议员宣布退党，离开了执政党。一离开执政党就导致65%有点儿悬空，如果有一半 走了，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几。 　　在这个时候，波兰最后的一任执政党总理基什查克说，我干脆放弃组阁，你去组阁吧，并不是圆桌会议决定的，圆桌会议并没有要求团结工会组阁。这些 人退出执政党，并没有加入团结工会，团结工会也不是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僵局。圆桌会议是没有考虑这种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局面就会造成 政治僵局，可是波兰的执政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大度，他说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你来吧。如果仅仅说他们开明，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他 们就不想执政，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在基什查克前已经有7位总理辞职，他再辞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巨变就提前发生了，这是谁都 没有想到的情况。 　　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来得更踏实 　　我再讲一个波兰戏剧性的情况，在这样并不是自由竞选的选举中，团结工会谁也没有想到上台，按照圆桌会议的决定是完全西方式的自由竞选，也就是 100%的议席都是自由选举的。当时的团结工会认为，在这一种选举中我们可能会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团结工会执政四年后，又发生第二次选举，是完 全自由西方式的选举，这次选举大败溃输，前共产党人卷土重来，使波兰成了巨变以后整个东欧第一个左派政府。就是原来的执政党在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情况下居 然败选了，但是在纯粹的自由竞选条件下，它反而赢了。为什么？这就是老百姓的选择。 　　1993年的选举，左派能够成功地胜选，就是原来的共产党改组成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重新取得政权，这对于左派的思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一次选举使得波兰的左派知道，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更来得踏实。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票箱来掌权的，只要他做得好，只要他努力。当然这个事情是后 来的事了。 　　东欧的经济转型并不是西方设计的 　　我只是说，由于我刚才讲的机制，统治者早就已经不想干了，它和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全社会都想当官，公务员考试之火 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一个公务员岗位有1000个人去竞争。这种现象在波兰当时是肯定没有的，当时的这些人连总理都不想当。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种流行说 法是完全不对的。这些说法说，后来波兰出现经济转型、出现私有化、出现市场经济化，这些都是西方人给他们设计的。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共产党 卷土重来，据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基础。如果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共产党就不可能回来。很多宣传都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这种宣传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世界上 哪个共产党掌权是他掌权以前有很多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吗？苏联共产党是这样的吗？共产党掌权以后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这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共产党 没有掌权的时候，它就在国有企业中崛起，我在全世界是闻所未闻的。俄国共产党有工人党员，这个工人党员都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 党员，我这里指的是掌权以前。有哪个共产党是在国有企业中崛起的？ 　　1988年波兰政府企图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 　　恰恰相反，像波兰这样的反对派运动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崛起，为什么？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应该有工会，国有企业的工会按照当时的体制是官办工会，官办 工会一般是不会唱反调的。但是随着老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在适当的气候下，这些工会也会提出他的诉求。而一旦提出这种诉求，这种诉求马上就会政治化。大家 知道，工会本来并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团体。如果是私营经济的工会，他反对的对象只是企业本身，只是老板。可是国有企业的工会，老板是谁？老板就是政府。 工会跟企业对着干，在国有企业中就是跟政府对着干。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工会一旦有自主权，就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私营企业倒不见得。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 巨变前的几年波兰的统治者那么热衷于、那么急切地希望波兰经济应该私有化，最好是把波兰的国有企业都变成资本家的，而且资本家又是他们的人，就是所谓的权 贵资本主义，都是由各级原来的厂长和经理变成的。他们和工人的对立就会变成民间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对立，而政府就可以超然于劳资双方之上，成为双方的仲裁 者，他们是很希望这样干的。但是谁不让他们这么做呢？就是波兰的工人。波兰的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做法。1988年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这个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在非政治化 　　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进行的非常之快，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权的危机。其实他们也是想走我们的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走得通，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私 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但是巨变以后，波兰的确在民主条件下搞了私有化。果然不出所料，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最终在政治舞台上边缘化。因为我刚才 讲到，一旦经济变成私营经济，这个工会就非政治化。因为工会谈判的对手理论上讲应该是企业，而私营经济中企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工会跟企业发生博 弈，不会跟政府发生博弈的。因此到了巨变以后的民主私有化以后，团结工会的影响每况愈下，到了1998年，它基本上就被边缘化。当时团结工会解散团结工会 选举运动，团结工会说现在就回到企业做工会应该做的事。 　　我们以前说东欧是休克疗法，他们是一步到位地搞，我们是比较渐进的。其实，这个一步到位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游戏，也就是说在巨变以后 那种气氛下，通过私有化是很容易的，在议会中很快可以取得多数的决定。但是，这个私有化究竟怎么化法？在民主条件下是非常难的，因为要使各方充分博弈，要 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波兰的很多大中型国企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国营的，有一些国企像格但斯克造船厂先后5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掉了。波兰的科拉克夫钢铁 联合企业（原来叫列宁联合企业）从1990年开始提出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最终方案得到落实已经到了2007年，也就是说经过了17年的谈判。这里头就提到 我讲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的民主或者说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和责任怎么由契约变成不是契约的？其实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一方面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另一 方面对他们的责任进行问责。

抹去历史或者篡改历史的事情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在过去，可能是真的试图塑造人们的记忆，但现在已经不太有这个可能。其实它也不想塑造什么记忆，就是想让大家把这些都忘记。他们其实也并不真正的指望大家能够记住某些谎言，但是的确希望大家都能忘掉一些事实。 在中国，可能也不是现在才如此。中国史学历来扮演着宗教的作用，但是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从司马迁以后的传统，就是当代人修的史学都是扯淡的。中国历来的史学能够留下来的都是后一代写前一代的历史，那才叫做史学。这并不是说当代人就没有，但是当代人写的那些历史都是留不下来的。我相信今天更是这个样子，但是也不光是我们大陆是这样，我记得80年代大陆开始提出找民国史，那个时候在台湾就引起了一场讨论，说大陆在修民国史呢，怎么办呢？他们有两种意见，一说他们也修，另一边说不行，如果你要修民国史，证明民国已经亡了，按照我们国家以前的惯例都是后代人修前代史，没有当代人修当代史。对于绿营来说当然没有这个问题，它巴不得民国死了呢，但是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它就觉得不能修民国史，因为一修民国史就证明现在已经不是民国了。但是如果你不修，就只有大陆关于民国史的一套说法，他们又觉得不能容忍，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自从司马迁以来的两千多年，当代人修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一个记忆。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宣传的这套东西会有多大的长远影响，到了某一个时期肯定这些东西都被人忘得精光。但是问题是它给后来的人造成了很多麻烦。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这种遗忘本身也有两面性，刚才已经有人提到文革。文革这个事我们原来在80年代是讲过很多的，而且那个时候主要是彻底否定文革。也的确是彻底否定，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人民在否定文革这一点上有高度的共识，这和现在不太一样的。当时在中国到底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改革未见得有共识，但是中国绝不能如何如何那是有共识的，从当权派到造反派都认为一定要从文革走出去的。 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么描写其实也是否定，只不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否定，但是你越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去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文革越可爱了。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 所以到了现在，它自己想让大家忘记这个事，但是讲真话它又不愿意，又严禁。因此关于文革的记忆大量存在的都是毛左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文革就是造反派整当权派，这一点和80年代否定文革的描述上是差不多的，只是在价值评判上完全颠倒了，邓小平认为造反派整当权派是不对的，现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有的人就认为那就是对的。现在他们就发现，你怎么说都好像会引起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后面这种说法的副作用就更大。 对东欧的历史表述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一位东欧搞了民主化以后，很多原来得势的人就失势了，我们90年代讲居安思危的时候，经常有人说你看他们的干部去看大门去了。说实话，其实东欧剧变以后，很多前共产党人通过民主选举又重新掌权了。当然这个体制并没有重新回来，但是那个体制中的很多人是可以在民主条件下通过选举仍然继续搞政治。而且现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大概都经历过前共产党的后继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事。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人他的政治生涯终结了，但也仅仅是政治生涯终结了，但照样活得并不差，再怎么终结也没有”终结”到文革时候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状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未见得是造反派干的，绝大多数都是用斯大林式的那种党内斗争的模式他们自己人折腾自己人折腾死的。我们现在讲的文革话语老是说老百姓怎么斗他们，其实大家知道根本就没有造反派这个名词的时候，这种内斗就已经很厉害了。 “造反派”、”保皇派”这两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66年8月31日纪登奎接见开封寺院造反派的时候讲的，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被整的干部自杀的已经很多了，比如吴晗等等那个时候都已经死了。那时哪有什么造反派。当时官员的确是大量死亡，并不是死在造反派手里，都是死在斯大林式的党内斗争中。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命运最悲惨的还不是所谓被整的”当权派”，而是老百姓，尤其是当权派对造他们反的人的镇压。我现在不是为造反派说话，造反派肯定是被毛泽东利用了，肯定也做了很多无法无天的事。但是造反派做的无法无天的事比当权派镇压老百姓包括镇压造反派的时候做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这一点我觉得不管是80年代的站在当权派立场上的否定文革的人还是现在的毛左，都是非常回避这一点的。 美国有一位学者编过一本书叫做《文革大屠杀》，里面讲了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八起屠杀事件，其中除了内蒙的内人党，其实内人党也有整造反派的东西，但是不太明显，除了内蒙的内人党和云南的沙甸事件基本是民族矛盾以外，其他的六起都是在屠杀造反派，包括广西当然是最明显的，全国各地的当权派都曾经一度失势，但是只有广西是当权派没有失势过的，广西的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就没法说了，大家可能都听说广西文革期间有十多个县发生吃人的事，是吃谁？不是吃当权派，也不是吃保皇派，就是吃造反派，而且广西镇压造反派是出动了正规军和官方民兵的。8月一个礼拜杀了3000多人，打死的只有1000多人，另外2000多人是屠杀俘虏的结果，就是攻下来以后再杀的。包括我们知道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公布的原因是”杀四类分子”而且是满门抄斩，但是杀四类分子是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当时是说湘江风雷要跑到道县去活动，道县的县武装部和民兵，把他们认为对他们可能不满的人全部杀绝。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你能够把这个黑锅背到造反派的头上去吗？ 其实中国有很多很荒诞的事，比如说小平同志一直说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但是一扩大化就扩大了99.99%。大家知道右派，好像全国只有几个以外都说是错了，但只有几个是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在毛时代，中国的造反派大概90%都被整了、中国的造反派一直得势到毛死了以后还在台上的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大概只占造反派总数的极少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造反派都是在毛时代被镇压、和屠杀的。 后来邓对造反派的处理程度，要和毛时代相比的话，那是要不知道低几个数量级了。毛说造反是对的，但实际上90%的造反派在毛时代都已经被整死了。而邓说造反派是错的，但是说实话，倒是有很多造反派是在邓时期被平反，包括那几个最著名的邓时代被平反的，有的还被追认为烈士。当然那几个人背景不一样，比如说张志新，那就不能说是造反派，因为她是反对造反的，她是保护刘少奇的。但是其他的几个人，像遇罗克、李九莲、钟海源这些人都是当年的造反派，包括广西市被杀的十多万人，后来都是在文革处理遗留问题的时候给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当年被杀的时候，红色政权的理由是”缴匪”，说他们都是匪，都是反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把这些人都平反了，后来的处理其实也是比较轻的。 但是那个时候杀人最多，包括吃人的那些人，后来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同样都做了一些处理。但是说起来非常有意思，为了符合当时对文革的说法，把镇压造反派甚至吃了造反派的人给他们扣了一顶帽子，说他们是造反派。说实在的，这些人的确是十恶不赦，但是给他们扣这顶帽子是完全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这些人支持的那个人文革前就是广西的第一把手，成立革委会以后还是第一把手。支持这个人，而且是这个人为后台搞起的一场运动怎么能叫”造反”呢，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叫造反派的。 我现在经常在课堂上跟一些同学说，我是接触过对文革有很多浪漫想法的同学，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假如你们真是要造反，在毛时代是怎么对待你们的？甚至包括邓时代被判了刑的几个造反派，比如说北京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坐牢了。但实际并不是在邓时代才坐的牢，而是在毛时代就已经坐了牢。后来邓时代给他们判了刑，我认为这个判刑今天的角度讲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受毛利用的，但是你再怎么说，邓时代规定的是从他失去自由的那一天就折抵刑期，所以给他们判的十几年，在毛时代就占了七八年，实际上他们在邓小平时代坐牢时间还没有在毛时代坐牢时间多。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的造反派对毛还有很大的崇拜，这个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如果在今天，我们如果还不用宪政民主制度来制衡当权派，而试图用所谓的文革时期的毛左的那样一种方式，来整当权者，而且是按照他们想象的那种东西来整当权者，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难道当权者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他们对文革这段历史的忽视实际上造成了这种可能现在越来越大。 这种事情其实对他们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中国出现那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要比他们渲染得很厉害的所谓东欧剧变以后，原来当权者的失势受到的冲击不知道严重几个数量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文革，如果从1966年算起，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毫无疑问它是应该进入历史的。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事情基本是只字不提。原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有所谓的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这一类的说法，香港最近反国民教育的思潮中最不满的就是香港的国民教育教科书连这一条都没有，就是毛所有做的都是对的，什么错的都没有，包括我们讲的毛在文革期间犯了错误这一条都给删掉了。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原来说他犯了错误的话语，本来就讲得和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你不讲透这个事实，如果只是讲毛支持造反派反当权派是错的，但是毛镇压造反派没有说，毛镇压老百姓没有说，你这样的说法如果保留在历史中，它起到的作用也是完全相反的，跟他们想达到的那个目的也是相反的，最终无非就是增加以后老百姓起来造反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说历史教科书要保留一种正确的记忆，有多少正面的道德价值，这个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也用不着我讲。我现在不想讲那么高调的道德语言，我只想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我觉得这样歪曲历史记忆最后的结果就像文革一样，会使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绝不仅仅是老百姓。 相关文章 关于文革的若干问题 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信力建：中国现在才是正常国家 【CNN】中国“迷惘的一代”与文化大革命 丁学良：麦克法考尔的文革世界 建国后郭沫渃奴颜媚骨？写溜须文章自己不记得 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秦晖：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文革对薄熙来那代人的影响 秦晖：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数月前报载：当中美贸易谈判之际，我留美经济学会的徐滇庆先生“爱国”心切，向国家领导人上一奏折，主张中国应与美国对着干，哪怕引起双方互相制裁。徐先生慷慨宣称：虽然相互制裁会使中国受到比美国更大的损失，但咱不怕！ 因为美国人若因相互制裁导致20万人失业，克林顿就得下台，而我们虽然会有1000万人因此失业，但政府照样稳如泰山，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承诺”对他们的饭碗负责！好一位爱国志士，好一番豪言壮语！美国人对我们不平等，我们当然要反击。但怎样反击？徐先生的办法是宣布：中国老百姓比你们贱得多！你克林顿怕美国老百姓，而中国老百姓在我眼里算什么，区区1000万人不过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家奴，谁个“可以说不”？我“从来没有承诺”尊重这些人的意志，你克林顿其奈我何？ 真是咄咄怪事：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是低人一等的。为了维护自己与亿万同胞的人格尊严与公民权益，一雪中国人低人一等的国耻民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真正的爱国者们前赴后继，为国人的平等地位艰苦奋斗，虽九死而无悔。然而另有一等“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方式却是：什么？你洋人视中国人低人一等吗？你居心叵测！中国人明明低人三等，你怎么竟敢说只低一等？   当然，很少有人明白说出这种话（不过象上述的徐先生也把这意思表述得够明白的了），但这样的逻辑却贯穿于他们的许多言行中。就拿香港的民主化来说吧，彭定康搞政治改革肯定是有英方的利益考虑的，不然他为什么只允许立法局“部份”直选而不是全部直选？一是为了保住亲英的官方议员的位子，二是怕更开罪于北京当局，影响英国人在华商业利益。但这本不足奇，能指望洋人“大公无私”地替我们着想吗？关键在于这件事本身究竟是进了一步呢还是退了一步。当年英美二战时与我们联手打日本又何尝是为我们着想，而没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对此并未“说不”，因为这总比勾结日本打我们合乎公理。   而这一政改惹恼了某些“爱国”者，这也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肥彭的政改并不是不可非议的。但有趣的是这些“爱国”者一不指责这次选举只是部份而非全部直选，二没揭露选举有何舞弊、施压或贿选之丑，三也没有表示怀疑它的普遍、平等、自由、无记名性质。我们的“爱国”者怒火万丈的原因只在于：“英国人统治香港百年没有给港人以民主，为什么现在要给港人民主？”原来英国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把600万中国人的民主权利剥夺到最后一秒钟，为什么不让港人做奴隶做到1997年，而只让他们做到1995年？为什么英国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不仅如此，当英国人在诸如新机场工程和西北铁路这类明显是为英国商人争经济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价时，某些“爱国者”最终总是更愿意让经济之利而换取不搞“政改”：我让你狠敲香港一笔竹杠，你给我做主子做到底罢！别的都好商量，千万不能让那600万贱人鼓捣什么“权利”呀！…… 香港是如此，大陆就更其然了。有这样一些“爱国”者，日本军舰控制了我们的钓鱼岛（以及以该岛为基点的半个东海大陆架），他们不在乎（当然，他们高兴地说，日本“让步”了，没有承认日本“民间团体”在岛上的作为，但岛子仍是在日舰的“保护”下）；香港两大派为“保钓”结成了1989年以来首次爱国联合行动，他们不高兴，却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表现了最大的“义愤”。老实说，中国公民的民主、人权，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主要应靠自己来争取，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利益外交”相比，历来只居次要位置，尤其是西方的资本家决不会把中国人的人权看得比赚中国人的钱更重要。当年索尔仁尼琴到美国，大骂美国资本家向苏联克格勃供应尖端警察技术：“今天在苏联用来追捕异见分子的技术手段可算最先进了，为此今天我要‘感谢’你们西方资本家！……为了赚钱它可以完全丧失良心。”（见其1975年6月30日《华盛顿演讲》）中国人对此决不会没有同感。 但即使如此，我们那些“爱国者”们仍然对“西方来的”民主、人权表示了最大的恐惧。他们集中火力抨击别人要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什么叫“西方的人权标准”呢？据说就是中国公民（不是西方人！）应当享有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等等自由，就是不能随便镇压持“异端”思想的中国人（不是西方人！），一句话，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说“不”了！而我们那些“爱国者”认为：高贵的西方人可以享用这些“标准”，下贱的中国人怎么配？美国公民可以说不，而中国公民（“公民”一词本来就有“西方人权标准”之嫌，奈何人心不古，我们的“爱国者”也就将就着用了）也敢说？还有没有王法了！ 还有些“爱国者”这样论证说：人权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象中国人这样的穷光蛋只应当保住“生存权”（仿佛当年那因领袖的一时狂热而饿死沟壑的几千万农民和上至刘少奇、彭德怀，下至张志新遇罗克的许多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都保住了“生存权”似的），而政治自由这类权利那是太奢侈了，还是让西方人专享吧！ 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为国粹主义者，那太不公平了！他们其实还是很开放的，比如西方中世纪的“标准”，象异端审判等等，他们并不认为不适用于中国，还有霍梅尼、萨达姆以及日里诺夫斯基等等，其“标准”也是很不错的。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不许本国公民有“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标准”当然是触犯不得的。 还有人批评这些“爱国者”过份拘泥于意识形态信条，这也是冤哉枉也。且不说*经典中不乏拥护“西方人权标准”的内容（其实正宗*本身就是“西方人权”的产物），就说眼前吧，严辞拒斥“西方人权标准”而把50万印尼共产党人几乎斩尽杀绝的苏哈托总统，不许本国人民“说不”而使德钦丹东、德钦辛等几代缅共领袖血染其刃的缅甸军政权，如今都被我们的“爱国者”引为同志，余复何言！ 既不是出于对“国粹”的钟爱，也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执着，更不是出于对12亿中国公民权益的关心，那么我们的那些“爱国者”何为乎哉？ 其实，虽然“民族主义”这一话题被海内外（尤其是海外）一些传媒炒得火热，褒贬纷纷，而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实在不能算高。虽然大骂好莱坞的“文化侵略”之声不绝于耳，美国的音像与信息业者纷纷对国人的“盗版侵权”兴师问罪（毕竟商人不同于传教士，他们对“保护”他们的版权看得比向我们传播“文化”重要得多，若不是他们树起这“版权壁垒”，国人对这“文化侵略”的接受程度不知会大上几倍），但我们的国民对盗版光盘依然趋之若骛；美国人在版权问题上“苛求”我们的确是很“霸道”，但如果他们听任潮水般的盗版光盘及其他信息产品充斥我国，这“文化侵略”不就更厉害了吗？实际上，尽管我们的那些“爱国者”视民主、人权如洪水猛兽，许多国人（包括那些“爱国者”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兴趣实在比对民主、人权的热情要大得太多，而民族自尊心则比“爱国包装热”小得太多，这倒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民族自尊心不存，谈何“民族主义”？因此尽管本人不赞成狭隘民族主义，但值得担忧的倒是：如果外界误以“包装”为世情，以为真的面对一个“义和团中国”，那倒会助长国际社会对国人的偏见。另一方面，国内当权者也可能利用这种误认而以“包装”者为奇货吓唬外界：你若再谈人权，我便放出“义和团”！两者综合的结果，会导致国际上在人权呼声降低的同时对我国国家利益的排斥反而加剧，果真如此，对中国与世界都不是好事。   其实，民族自尊心的下降与“中国公民不能说不”直接相关。而一个其公民被剥夺了“说不”权利的国家就真能对外“说不”吗？也许是能够的。本世纪伊始，紫禁城里的老佛爷就因为列强同情“康梁逆党”并反对废黜光绪帝而佛心大怒。这个曾动用海军军费修建自家园林的慈禧太后创下了空前绝后的“说不”壮举，同时向世界列强“宣战”。几十万拳民被她召来攻打各国驻华大使馆，在她半真半假的“说不”游戏中尸横遍地。而当八国联军蹂躏神州大地时，老佛爷为了保住她的权势又连声说“是”了。这同样得以大批屠戮拳民来表达。“说不”也罢，“说是”也好，亿兆国人在她都不过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驱使“家奴”去当炮灰，也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甚至拿成千上万的“家奴”人头作礼物献给“友邦”！   因此，“中国可以说不”要真有意义，中国公民就首先要有“说不”的权利。没有公民的尊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印度民族的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华民族之魂鲁迅说得更好：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对于那种“不爱国人却‘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的伪民族主义，这两句话应是最好的回答。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12011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