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一、反传统与尊传统的共同点 　　 　　 上个月刚过了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什么传统问题，什么东方西方问题，又是一个讨论的热潮，但是那个讨论其实没有展开。实际上从现在看起来，五四已经过去九十年了，我觉得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五四也好，关于晚清这一段历史也好，我看现在基本上是两种声音占主流，一种声音还是像过去那样认为五四反传统是反得对的，当然比较激进的人认为反得还不够，我们现在还要继续面临传统的罪孽，我们要把五四的反传统继续下去。这里头讲的传统，一般都是讲的儒家，反传统对不对，就看你讲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就像所谓现代化对不对，就看你对现代化的定义是怎样的？另外一种声音反过来认为五四是很糟糕的，因为它把我们的传统颠覆了，我们的传统是很不错的。而且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说西方不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轮到我们牛了。这些人当然对五四这种“反儒”的倾向，或者是“西化”的倾向很不感冒。 　　 这两类人的观点好像是针尖对麦芒，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两者共同的，就是他们认为西儒不两立，有些人说学习西方，就应该肃清儒家的流毒；但是有一些人就相反，认为现在应该弘扬儒学，抵制西化。 　　 我们今天要反思这个事。我们恰恰就是要讨论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论的共同的基础，就是“西儒对立”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到底成立不成立？当初西学引进中国的时候，谁最欢迎它，谁最反对它？西学在近代引进中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的。 　　 这里我首先要讲什么是儒家。就像什么是西学一样，或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一样，这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西方号称基督教文明，但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要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都大。其实儒学也一样，在中国自董仲舒以来，就没有人说自己是反儒的。但是，在都号称是儒学的人那里，好多差异，恐怕要比儒与非儒都要厉害。 　　 　　 二、索绪尔的“差异原则”下的古儒 　　 　　 我相信当代语言哲学大师索绪尔讲的一个话。他说语言，当然也包括文字，只是一种象征符号，就是所谓的能指，他是用来表达一种意含的，被他表达的意含，也就是所指。这个能指是一种符号，它要表达一种什么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就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服从所谓的“任意原则”。所谓任意原则就是从理论上讲，一套符号你可以任意解释，你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民主，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专制；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革命，也可以用儒家的语言去宣传反革命，这两者的空间非常之大，它几乎是任意的。 　　 可是如果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讲话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讲的话完全没有确定的意思，这个背后的意思可以随便颠来倒去。那么我们讲那个话到底能表达什么？索绪尔讲到，讲话其实还是有意思的，他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原则，但是不同的象征符号之间存在着互相抵触。互相排斥的这种关系，是使我们的语言具有确定含义的条件，也就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服从所谓的“差异原则”，或者说又叫做排斥原则。讲得简单点，就是无论我们宣传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这些理论用索绪尔的话来讲，往往都是用一些Good 　　 words，就是好话来构成的，不管是仁义道德也好，自由平等也好，公平正义也好，共同富裕也好，什么三个代表，什么和谐等等，都是好话。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主张就是要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杀人放火，没有人这样讲的。但是，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取决于他要用这些他所主张的Good 　　 words来排斥一些什么。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每个人宣传一种东西，其实都有一种针对性，就是它到底要用这个东西来打谁，用我的话来讲，他的假想敌是谁，他要用这个东西来排斥什么。他主张什么，是通过他排斥什么来体现的。 　　 讲得简单一点，比如说一个儒者，在那里大讲仁义道德，他讲的仁义道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取决于他想针对的那种他认为是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有人说，西方社会是一个万恶之源，那里的人都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等，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排斥的对象，有了一个差异的指标。同时他的仁义道德就有了一种确定的含义，也就是跟西方的那一套不同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要拒绝那一套东西。 　　 同样地，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儒家的这套话语也有它的针对性。针对什么呢？大家知道，儒家的基本概念就是王道，他的对立面就是所谓的霸道。我们知道儒家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春秋战国以前是周，以后就是秦；春秋战国之际，是所谓的周秦之变，就是周制在衰落，秦制在兴起。秦以后，大家知道那就是法家的那一套，就是毛泽东讲的“百代皆行秦政制”。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出现，本身就是代表了在周秦之变这个历史背景下，主张周制、反对秦制那些人的价值观。大家知道孔孟都是张口闭口要恢复周公的那一套：三代盛世，周公圣人。以后就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坏乐崩，越来越糟糕，一直糟糕到秦，那已经糟糕到无以复加了，然后就发生焚书坑儒。儒和法的斗争，当然最后是法家胜利了，建立了秦制。儒家对此是痛心疾首。后来虽然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在对儒家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所谓的“独尊儒术”。秦汉以后，统治者就不怎么讲法家了，开始讲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做的还是法家，历史上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儒表法里”，或者叫做“阳儒阴法”。讲的简单点，就是儒家的那一套能说不能做，法家的那一套能做不能说，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只做不说的，有很多东西是只说不做的。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好象成了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儒表法里”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儒家只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往往是很难落实的。 　　 那么，不较真也罢了，如果你要较真，那肯定就不会满意。因此，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当然我这里讲的传统的儒家，是真正有点追求的；那些想通过读几本儒家的书，通过科举考试弄一个官来做做，这种人就不算——真正有追求的儒家，往往是牢骚很多的，往往是对现实极度不满的，不管是批评儒家的人，还是弘扬儒家的人，恐怕对这一点都不能否认。比如说我们以前五四的时候，很多人骂儒家，就说儒家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复辟，是历史倒退论者，他们老是说“今不如昔”。大家知道当时的鲁迅先生是很反儒的，他就创作了一个文学典型，叫做九斤老太，来形容儒家的那种观念。儒家老认为什么东西都是三代是盛世，夏商周最好，秦以后就堕落了，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据说九斤老太就是这样，甚至连刚出生的孩子都一代比一代轻了，九斤老太经常讲，我们那个时候孩子生下来有九斤重，现在只有六、七斤重了，反正是现在什么都不如以前了。 　　 那么，批评儒家的人说，这是主张复古倒退，主张开历史倒车，儒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可是肯定儒家的人，比如说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也觉得儒家经常是不满现实的。但是他们说，这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良知，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应当承担一种社会批判功能，儒家的这种言论恰恰就是最可贵的，要的就是对现实不满。 　　 但是那个时候的儒家对现实不满，是对什么不满呢？难道是对西学不满吗？明清以前有什么西学呢？当然不是的，那么明清以前的儒家，他们对什么不满呢？当然就是对霸道不满，对秦制不满，在他们看来，三代是盛世，以后就礼坏乐崩，越来越不像话，儒家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回到三代去，重建三代的盛世，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法家搞的那一套。 　　 　　 三、“反法之儒”学西方并不是因为战败 　　 　　 在我看来，根据索绪尔的这种分析，儒与非儒并不重要，在今天的中国，是赞成还是反对儒家，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重要的问题，真正大的区别，在于那是“反西之儒”，还是“反法之儒”。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法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儒家，而另外一个人把儒定义为“反西之儒”，在这个意义上去弘扬儒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就今天而言，“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要远远大于儒与非儒的区别。 　　 尽管中国的古儒历来有反对法家的传统，然而在晚清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西学大举进入？人们对中国本土那一套产生严重的怀疑，对西方来的那一套都表现了非常高的热情，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导致这种现象的中国的思想流派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我要讲的“反法之儒”。关于这里，我要提到我以前也谈到的一个问题，晚清中国人对我们自己那一套的反感，和对西方那一套的热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现在有些人说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了。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于是我们就发现人家船坚炮利，于是我们就对西方的“器物”产生了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发展军火工业。但是，后来我们有了洋枪洋炮，有了军舰，甲午战争又被打败了，于是我们就理解到，好像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仍然被西方欺负，于是我们又感到我们的文化不行，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不行，于是有了五四，就开始从文化上，或者从国民性上去学习西方。 　　 这样解释，其实都是建立在西方把我们打败了的基础上，我们感到西方是强者，所以我们要学强者。可是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就是在我国秦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难道以前我们没有被别人打败过吗？这里我讲的“我们”是特指中原的农耕文化政治实体，当然这现在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那个女真人算不算“我们”？如果女真人也算我们，那岳飞是不是算分裂分子，反对统一？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历史上我们讲的华夏，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主要指的是中原的农耕文化，周边的那些少数民族，当时都是属于外敌。满清在入关以前，当然也算外敌。他们是什么少数民族，那是今天的说法。那个时候人们从来不会这么想的，否则岳飞怎么还会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吃人家的肉，喝人家的血，你说这是同胞？说那个女真同胞也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观念？ 农耕文明的中国汉族，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打胜仗的；历史上被打败，应该说是常有的事。而且，如果真要讲被打败，晚清的中国算什么被打败，就算鸦片战争我们败了，甲午战争我们也败了，那“我大清”不还是照样在吗？那些“夷狄”不也就拿掉了我们的一些边疆吗？虽然“夷狄”也曾经在这一段时间两度闯入北京，在我们党校附近点了一把火，烧了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很快他们就走了。不管他们是畏惧于“汉官威仪”，还是害怕所谓的“人民反抗”，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把“我大清”给灭掉。可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汉族王朝被灭掉的难道少吗？不往前说，就看清以前的明，不就是被满清灭掉的吗？清朝人说，你们明不是我们灭的，你们明是自己族灭的，是李自成灭的；明不亡于清，而是亡于流寇。这是清朝为了标榜自己不是欺负人制造的一种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我觉得没有多大意义，其实就算是李自成灭了明，那么清把李自成打败了，不也是把汉人打败了吗？李自成建立的顺朝不也是个汉族王朝吗？更何况大家都知道，其实李自成在打下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那个时候南明，也就是崇祯所属的那个集团，还控制着绝大部分的中国，那么南明总不是被李自成灭掉的吧。大家知道李自成死了以后，余部都投向南明了，(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12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一　西方的“社会主义”要颠覆中国的“资本主义”？ 　　 记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引起一些国人的强烈反弹。官方的《环球时报》招集了“七位中国知名学者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七位大腕当然不可能是“右派”；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被视为“左派”。但有趣的是，这七个“左派”以诺奖话题开场，讲着讲着有人就跑了题，骂起“福利国家”来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如是说[1]： 　　 前段时间去欧洲考察，到了英国、希腊、匈牙利。这才意识到，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背后是西方的政治体制。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此前政治合法性本质是压制与管束，“新政”把“压制合法性”变成“福利合法性”，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惰风四起。政党政治、议会民主更使社会失去了纠偏能力，以至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这不是小问题，它也许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衰落。现在西方对待新兴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弄个什么“和平奖”恶心人，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著名的民族主义倡导者王小东附和说[2]： 　　 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人变懒了。美国议员纷纷做广告骂中国，但说来说去无非也就是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有点知识水平的美国老百姓也觉得理亏：你实在不好意思说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就是不对的。 　　 这些话真叫人拍案惊奇！在《环球时报》上，这些议论出现在“和平奖折射了西方危机”的小标题之下，仿佛要告诉读者，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是促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贡献因子。 　　 福利国家养了懒汉；福利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西方今天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危机，而是福利国家危机。这类看法本不是什么新观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只是，这种话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常都出自“右派”之口，在学界则属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说。然而在中国，咱们都听到了：这些话不是什么“右派”说的，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中国“官方左派”学者说的！ 　　 当然，说了这些话，并不表明他们因此成了“右派”。因为在西方，乃至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右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反对高福利通常是要追求高自由，倾向于用“自由放任”取代“福利国家”。可是我们的“左派”对老百姓的自由和福利同样排斥，他们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宏文一方面挖苦西方的“福利主义”，另一方面也怒斥西方国家重视中国百姓的自由和人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忧心忡忡地说：“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刘晓波只是这种人权政策的符号而已，这种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影响不大。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3]房宁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怒：“我们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为西方人打工，靠挣一点辛苦钱来实现民族的复兴！但这样他们还是不接受！”[4] 　　 福利国家是西方的万恶之源，血汗工厂是中国的制胜之宝，但西方人却不让我们“为西方人打工”！他们“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这不是存心想搞垮咱们的血汗工厂吗！资本主义那“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对我们“影响不大”（咱们早就比他们更资本主义了），不过他们要是把那些民主思想“与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搅合在一起，那就非常可怕了”。整个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处心积虑要颠覆咱们中国的“资本主义”！ 　　 过去中国的“左派”在某些时候还是称赞福利国家的，说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学的。现在他们却大骂人家要向我们输入福利国家！当然，过去我们的“左派”也骂过福利国家，理由是福利国家只均富不共产，太保守，不过瘾。但现在我们的“左派”不搞共产了，却咒骂西方“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过去我们的“左派”对自由、民主、人权这类说法最拿手的挡箭牌就是“阶级论”，动辄就反问“谁的自由？”“谁的民主？”“谁的人权？”，说西方的人权是只给富人、资本家的，而穷人没份。可是现在我们的“左派”明确说了：富人、权贵玩玩人权没关系，对咱们“影响不大”，但如果“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那就非常可怕了”！听见了吗？怕的就是工人、农民有人权！过去中国的“左派”也搞“专政”，说这专政是对付资本家的，是保证百姓福利的。但现在这专政恰恰是要防御“福利主义”的影响，它要对付的是一心想对付资本家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特约撰稿人吴迪去黑龙江亚布力滑雪，“车子一进入尚志县地界，路边就不断出现一个个醒目的标语牌──“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谁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老板不分大小，能来投资就好”……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些惊悚的语句。”[5]这样的标语笔者也见过一两次，例如，吉林蛟河市有标语：“谁与招商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与蛟河人民过不去”！河北宣化县有标语：“谁刁难投资者，谁就是宣化的罪人”！当然，公开张扬这种“惊悚”标语的地方不会多，但这样的想法可谓普遍流行。就这样“西方”还是不满，甚至把“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你说我们的“左派”怎能不气大？ 　　 二　什么是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概念的发生学考察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西方左派喜欢、而他们的右派和我们的“左派”都讨厌的“福利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今天西方人通常把“福利国家”看成与“自由放任”相对的一种“大政府”主张，即以高税收、高福利的二次分配手段增加“平等”。从计量的角度看，如今西方学界一般认为福利国家有四个指标：一、福利支出占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重：如果政府开支大量用于军队、警察，用于政府的自我服务（行政经费、官办文宣与公关经费等），或者用于建设投资，那就不是福利国家；二、反过来看，公共支出也占福利支出总额中的绝大部分：如果福利主要是靠民间慈善而非公共财政，那就不是福利国家；三、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一定的水平；四、福利制度中存在着力度较大的再分配。我们可以福利支出多少和再分配力度高低两个维度来对国家进行分类：美国福利支出与再分配力度都“双低”，而瑞典则“双高”，德国福利支出高而再分配力度低，英国福利支出低而再分配力度高。根据这种标准，可以说最严格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就是福利开支比重与再分配力度“双高”的瑞典式国家；而两者有一高的英国式与德国式也可以算是较为广义的福利国家；两者“双低”的美国则可视为“自由放任”的代表，不算福利国家（或者说是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了。 　　 但是这种比较只能在宪政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如果历史尺度扩展到宪政以前、空间尺度扩展到民主国家以外，“福利国家”又该如何定义呢？值得指出的是：这正是历史上“福利国家”这一概念出现时人们主要考虑的问题。通常完整的定义必须有排除性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往往是有针对性的。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福利国家”，当你提到它时总有个相反的参照物浮现在脑海中：对于喜欢福利国家的人来说，他们讨厌的“非福利国家”是什么？而讨厌福利国家的人，他们所喜欢的“非福利国家”又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我们说不清楚什么是福利国家，也应该容易说清楚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那么，什么不是“福利国家”呢？有人说，福利国家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只搞分配的，那么，如果搞生产性的公有经济，就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了。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因为尽管今天人们主要从分配方面讨论福利国家，但像法国、奥地利、以色列、印度这类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或曾经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当然，国有企业有没有效率、要不要改制，那是另外的问题。然而，是不是福利国家，是不能以有无国企或国企占多大比例来判断的。 　　 通常人们更强调的是“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别。但如前所述，这是在今天宪政社会上下文中的区别。而历史的事实是：最早提倡“福利国家”和指责“福利国家”的人，主要都是强调它与另一些“大政府”的区别，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的区别。 　　 先说讨厌福利国家的人。有人考证说历史上“福利国家”一词最早见于德语，即”Wohlfahrstaat”。在19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这个词是右派用以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据说它“过度关注对人民的给予，而不是要求人民为德国的荣誉与强权而奉献”）的贬义词[6]。然而，这些反对魏玛民主的极右翼人士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鄙视“福利国家”的“小恩小惠”而向往穷兵黩武的大帝国。显然，他们绝不主张所谓的“自由放任”。 　　 再说一下喜欢福利国家的人。英语“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据说是牛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齐默恩（Alfred Zimmern）在1930年代第一次使用，他把英美等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以区别于“强权国家”（power state），后者指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等，其特点是“把国家或政府当成目标，而人民大众成了从属的工具”。稍后不久，英国经济学家舒斯特（George Schuster）也在1937年提到：“削弱独裁者在强权国家中影响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的福利国家表明它更能为人民提供幸福。”[7] 　　 但是，“福利国家”这个词组之广为人知，则始于坎特伯雷大主教坦普尔（William Temple）的宣示。坦普尔年轻时是英国工党成员、民主社会主义者，1908年他成为教会神职人员后着文主张“进化式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教会主张的选择是“介于社会主义与异教徒〔指再浸礼派等主张平等主义社会改革的激进教派〕之间”。1927年他在神学著作中主张“渐进的保守主义改革”，英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这一主张的实质是“有人道面貌的资本主义”。1942年，他当选英国基督教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直至1944年在任上逝世。当时正值二战艰苦岁月，英国不分朝野左右，团结一致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而超越世俗左右之上的基督教信仰和世俗政治中左右共同遵守的宪政民主规则成为团结全国、振奋民族精神的两大基础，代表前者的教会与体现后者的政府也精诚合作。坦普尔就任最高教职前夕于1941年发表的《公民与教徒》（Citizen and Churchman）一书也因此名重一时，传播极广。坦普尔在书中除了与齐默恩一样用“福利国家”概念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和纳粹式的“强权国家”以外，还借助“福利”（welfare）和“战争”（warfare）两词的音近大做文章，把英美这类由公民授权为公众提供福利保障的民主国家称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而把德意等极权国家称为“战争国家”（warfare state，也可译为“军国主义”）[8]。 　　 总之，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一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里，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从反对福利国家的极右翼到倡导福利国家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与神学家，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这种对立，那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 　　 三　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 然而在坦普尔的时代，民主的“福利国家”也在全力打仗，而与之对立的“强权国家”或“战争国家”也可能拥有国家福利安排。(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作者： 信力建   日前，著名时评家、作家、博主卫金桂女士受邀加入信孚研究院。 卫金桂，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后。现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最热门文科选修课教师、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编委。曾任北京市丰台区第七、八届常委；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或参与各类研究项目十多项。2011年出版小说《中国女博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小说《伊甸园之殇》、《承担——60后大学生》已与名牌出版社签约，将于本年内出版。 迄今为止，卫金桂发表的文章已近千篇，杂文、随笔、书评、学术、生活，包罗万象，博古通今。某媒体曾如此评价她：作为历史研究者，她喜欢写评论，却不拘泥于媒体报道。她写生活琐事，却能引发网民地震，独成一家新闻。卫金桂自称“自由主义信徒，甘地主义态度”，事实上这也是信孚研究院的基本核心：自由主义，包容理性，主张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达成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不管是什么派系、什么主义。 信孚研究院是神马？更形象地说，它是信孚的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大客厅”、“休养园”，更是国内著名学者们的“精神家园”。 简单地说，信孚研究院秉承和推行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理念和“学术自主”的模式，提倡求真、分享、自由、有趣、共进的合作方式，努力整合全球华人的知识学术资源，为每一位有共同价值理念和追求的学者专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学者最便利最宽松的研究环境，着力于共同研究国内和国际发展问题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网络，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未来，研究院将逐步走向国际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运营模式，启动基金化运作，力求公开透明，但这只是初步设想。目前，研究院是独立支撑，适度资助举办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率先实现信孚提倡的“时时、人人、处处”学习的大教育梦想！ 目前，信孚研究院里的“牛人们”包括：袁伟时、曹思源、杨恒均、陈有西、吴祚来、秋风、颜昌海、童大焕、熊培云、李悔之、周虎城、杨佩昌、野夫、李剑芒、袁征、罗天昊、袁天鹏、李小鸣、李公明、鄢烈山、笑蜀、令狐补充、郎遥远、王晓阳、章文、熊丙奇、曹保印、荣剑、范泓、刘柠、叶匡政、刘洪波、郝建、薛忆沩、易富贤、余以为等知名学者。 研究院的“主业”很丰富，包括吃饭、喝酒、旅游、度假、做善事等等。只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广州，都会受邀参与信孚饭局，几样小菜、一壶好茶，思想碰撞，天马行空，各自惬意。比如，今年以来，与袁伟时、杨恒均、程刚等谈“中国话为何让世界焦虑”，与王则楚、李公明、唐明灯等谈“国家主义者”，与陈思、鄢烈山、蔡慎坤等谈“穆兄会的兴衰”，与冉云飞、赵牧等谈“外交价值”，与山田正行、余以为等谈“日本的政治与教育”，与邓良平、韩世同等谈“民企的春天在哪里”，几乎每个饭局都有个主题，而每一次的讨论都有所收获。 旅游度假，也是信孚研究院的特色之一，通过文章交流的“读文”，到互动交流的“读人”，再到行走天下的“游学”。比如，与杨东平、陈有西、杨恒均等游走以色列，与秦晖、金雁、秋风、张鸣等游走东欧诸国，与徐列、邓良平等游走日本，与袁伟时、鄢烈山、向熹等游走希腊古国，与吴祚来、曹保印、周虎城等游走印度等等，每一次游学之旅都充满新奇，沿途知识互补，观点辩论，趣味之至。 做文化善事，更是信孚研究院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联合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媒体等做文化论坛、捐资助学，举办“儒教研讨会”、“武夷论道”、“信孚公益论坛”、“印度文化论坛”等，向农民工家庭赠送教育图书，为在校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调查基金等等，去年开始推出“好书送好友”活动，为学者、媒体、网友等赠送几千本好书，获得了诸多好评。 简单，慈善，乐学，有趣——这就是信孚研究院。如你想加入我们，欢迎给我们来信：xf_institut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