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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王小东:从揭穿甘地非暴力神话谈起——论中国奴化影射史学的背景及危害 进入专题 :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 王小东 ( 进入专栏 )         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 好得多。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 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     为什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 可怜吧?     ——王小东            人类自有语言以来,就有谎言。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断言:人类今天的如此之大的脑量和如此之强的智力,多半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劳动的结果,而是自有语言以来,一场从未间断过的撒谎和反 撒谎的人“脑军备竞赛的”结果。     谎言的存在是一点不奇怪的,自有语言以来就存在,甚至在有语言之前就已有了欺骗行为,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令人齿冷的是,到了20世纪,撒谎的水平似乎是被降低了而不是升高了 ,反撒谎的水平却被降低得更多,出现了许许多多原本非常明显、极易揭穿的谎言,却有着无数智力正常、原本不应会被愚弄的信奉者。其结果,就是很多智力水平非常低的谎言横行于市,有些还带 着极其辉煌的光环。所以我的一位朋友相当正确地说过:20世纪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知识。     即使到了21世纪,有些谎言被揭穿了,但还有更多的谎言至今也没有出来一个揭穿它们的赤子。这种情况是对于人类智力的一个嘲弄。在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正在揭开生命到奥秘的今天,主要是在人 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智力低下被反衬得十分怪异。     今天,我想从揭穿具有世界影响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神话入手,进而论述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及其危害,作为我今后想做的在21世纪给人类的智力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恢复名誉的努力的一部分。            一、引子——揭穿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使印度走向独立的神话            平心而论,甘地的神话绝非是邪恶的谎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名气大、影响广,有着极其辉煌的光环,却是一个单纯从智力上来说、从史料上来说极 其容易揭穿的神话。以此为例,可以看到我们人类的智力被意识形态优先降低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但仅此而已,从道义上和美感上,我还是很尊重这个神话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印度独立运动就不是真正非暴力的,更何况甘地在1930年代即已脱离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实际领导层,真正的领导是尼赫鲁,从他当时和后来的思想和行为,都很难说他是一个非 暴力主义者。鉴于甘地的神话只是本文的一个引子,我想尽快地切入二战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之前的史料是很容易查得到的,我就只下上述断言,不在这里赘述史料了。     二战一开始,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就开出了只有让印度独立才参加英国的战争的条件,而甘地在这时表现出了更多的合作精神,并表达了对于纳粹德国的反感。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在德、日法西斯 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根本不是因为别的,英国人才感到了甘地的宝贵。1942年对于大英帝国是非常惨淡的日子,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英国本土才从德国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下来;而在远东,香港已 于1941年丢给日本了,紧接着马来亚、新加坡、缅甸都丢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的防空力量微不足道,而印度恰恰是德、日法西斯钳形攻势的会合中心,可印度国内却不乏箪食壶浆以迎日师的情绪。     美国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同样,中国也感到了印度局势的严重危机。1942年新年伊始蒋介石就给罗斯福总统拍发了紧急电报,说:“我本人为印度的军事及政治状况所震惊,一句话,局势极 其危险。如果英国政府不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印度的政策,那就是把印度交给敌人,邀请他们马上来占领。”这封电报坚定了罗斯福总统认为英国错误的殖民地政策对于盟军作战构成了巨大危险的信念 ,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了极为强大的压力。在德、日两大敌人的巨大军事压力和美、中两大盟国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固执反对给予印度独立的丘吉尔不得不屈服,派出了克里普斯(Cripps)去印度商 谈战后予以印度独立的方案。     “克里普斯方案”答应在战后给予印度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这在实际上就是独立,因为印度可以随时退出英联邦。然而在一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未能达成与印度独立运动的协议,那就是穆斯林居住 地区的问题。“克里普斯方案”规定任何一个省也有权退出印度自治领,甘地和国大党的其他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条款,认为这是“肢解印度”。如果不考虑到英国人欺负了印度人这么多年,我个人觉 得甘地他们是有点乘人之危,得理不让人。特别是此后的历史事实是,印度最终没能拿住巴基斯坦:从开始的一系列混乱和仇杀,直到今天印、巴两国的世仇,都说明英国人的方案还是实事求是的。 而这就开始了所谓“退出印度”运动。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入狱,甘地的妻子死在狱中。     那么,这个“退出印度”运动是非暴力的吗?用中国学者尚劝余的概括,那就是“运动初期基本上遵循甘地的非暴力路线,但是很快便过渡到非武装的暴力阶段,最后演化成武装的暴力。”我们可以 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演化成武装的暴力”的运动,虽然就本身来说可能其行使暴力的能力微不足道,但在对德、日的战事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它对于英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威胁,对于整个中美英盟军 就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到了1944年,英国不得不释放甘地和其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并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     我的上述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务院,应该是没有袁伟时教授所说的“狼奶”之嫌的。我认为,从这些史料,任何一个具有健全智力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促成印度独立方面所 起的作用不是很大;中国学者们在评论甘地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的原因”时所津津乐道的“英国的民主宪政”及“英国人的文明”,也没起什么重要作用;起了最大作用的恰恰是德、日法西斯的极 为强大的武力,其次是美国的压力,而印度人自己的独立运动也远不是“非暴力”的。其实印度人是很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一直同情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行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印度法官帕尔 写了长篇著作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成了今天的日本人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最好借口,日本人为帕尔在靖国神社立了纪念碑。     这里还要再提一下美国的作用,美国在印度的独立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肯定会说这是因为美国如何如何“高尚”,等等。然而,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史料倒没有老是唱如此的高 调,一篇文章是这样措词的:“英国政府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不会容忍英帝国在战后仍旧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措词讲的还是实力政治、地缘政治,而不是高调。如果英国政府在 战后不肯就范会怎么样?在印度,英国人是就范了的,那我们就看看其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吧。以英、法、以三个国家的武力对付一个小小的埃及当然不成问题,可是这个世界早已变了,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已经兴起了,苏联的态度是不用说的,美国在这个时候也从背后捅了英、法一刀,于是危机的结果也就定了:您怎么来的,还给我怎么回去。所以说,英国在战后不就范是不行的。不是因为非 暴力主义对它的感化,也不是它的制度或它的天性就热爱和平,而是因为它的武力及综合国力与两个超级大国比,差得实在太远了。如果说英国人有些什么其他的优秀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确实比较 理智,至少在印度的问题上,没有像法国人在印度支那那样,非要被人揍个鼻青脸肿之后才承认现实。     有些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然为欧洲白种人在二战后丧失了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统治表示哀叹,认为这是巨大的“遗憾”、“错误”。如一位叫王从圣的先生就声称:“殖民统治促使非洲 社会实现跨越性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不尽的政变、独裁和贫穷”。是这样吗?就算是,这位王从圣先生也应该明白,这些“遗憾”、“错误”是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甘地的神话首先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但这个神话近二十几年尤其在中国知识界得到了最为夸张的宣扬。除了宣扬甘地的神话本身之外,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作了大量的“反事实想象”,就是:在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以暴力反抗,而是采用非暴力手段,结果将会如何如何好得多。——我认为这些想象亦可归于非暴力神话。     非暴力神话是有魅力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毕竟,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然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事实却是:暴力在左右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甚至整个生物史,从地球上只有细菌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战争史,一部军备竞赛史。即使到了今天:     ——世界各国的边界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人口的分布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的财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战争决定的;     ——世界上不少至今仍然握有垄断地位的“老字号”商业品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乘暴力征服和掠夺而起;     ——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些国际组织,要么至今仍是十分明确的军事同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要么其前身是军事同盟,如联合国,欧盟是个重要的例外,但其发起国在建立欧盟的前身“欧洲煤钢联 合体”时,除德国外都已经加入了北约,都是军事上的同盟国,德国则在几年后也加入了;     ——世界上无数重要的科技发明都是为战争而开发,首先用于战争,大至互联网,小至我们装修房屋时使用的特种胶水;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分布地图多半是由战争决定的;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最后十年的历史大变革是通过“和平演变”完成的,而其重要前提却仍然是两方基本对等的毁灭地球的能力。     用上海师范大学倪乐雄教授的话说:“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而畅销书作家吴思先生则将此称作“血酬定律”,只是他似乎误以为只有中国才是这样的。     否定人类历史这样一个如此明显的大轮廓,固然有其期盼人类和平的美好愿望,其中却也不乏已经通过暴力取得优势地位的西方人的私心:希望其他人不要效仿自己,以暴力来抗争,而是相信西方人 终究会仁慈地回应他们非暴力的吁求——当然,要想取得宣传效果,一点实事不做也是不行的,所以西方人确实也做了些许回应,我们可以承认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点进步。     我们应该崇敬人类和平的善良愿望,我们甚至也可以相信今天的人类进步了,以和平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益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我们仍然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知道真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子孙今后的 生活仍然至关重要。     引子到此为止,下面我要进入正题了。在进入正题之后我将主要拿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的文章《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及袁伟时教授等说事。我感觉在这里有必要作几句声明:     第一,杨鹏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迄今为止私交融洽,但某不敢以私废公,将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杨鹏先生在反驳我时亦不必客气,尽量将我往死里批判就是。     第二,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袁伟时教授和其他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如此假设不符合事实,则我敬请袁伟时教授和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指 教,说明他们在那些地方不同意杨文的观点。     第三,不必说什么“对手不能回应”之类的话,对手的话语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比我这类人大得多。          二、拿历史来陪绑现实政治考虑的影射史学的非正义性          影射史学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现象,就像有了语言就有了谎言,我猜想,自人们做历史纪录始,也就有了影射史学。在整个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双方各种手段无所 不用其极,影射史学自然也就大行其道。     在中国,影射史学在“文革”时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人人见其荒谬。“文革”后,知识界一致声讨“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影射史学,大刮“翻案风”成了一种时髦。这些“翻案 风”都是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指责中国这些年来的历史学著作、历史学教科书歪曲了真相。然而,等这些人出了手,我们却发现,他们搞的也是影射史学,而且比对方有过之而无不及。暴力与 非暴力的问题便是他们的着力点之一:他们打出了“反对暴力”的旗号。然而,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弱势集团不应用暴力反抗强势集团的暴力; 在中国与外国的矛盾冲突中,他们强调的是中国不应使用暴力反抗外国对于中国的暴力侵略——以这样两个主题先行,然后任意裁剪历史,以符合这两个主题的需要,在很多时候甚至连逻辑都完全不 顾了。     比如,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闭口不谈西方人自己的笔记中都有记载的远在八国联军进城之前,西方人包括西方平民在北京街头任意“猎杀”明明不是义和团的中国人,却破 口大骂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袁伟时教授也睁眼不见西方历史学家都有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友善地款待西方人的印第安人,英国人、法国人在北美,其他西方人在南美,却利用美洲 大陆原本很少传染病因而印第安人抗病能力差的弱点,故意送给他们染有病菌的衣服,以细菌战的方式灭绝他们的种族——却大谈中国人当时只要不反抗,圆明园就不会被烧掉,遭兵祸和被屠杀就都 可以免去。     有人说,历史学家有权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谈论历史。是的,任何人都有权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谈论历史,然而,当你的历史观完全歪曲了历史的大轮廓,却还在那里斥骂别人的历史观是“狼奶” 什么的时候,你就跌落到了一个历史学家或者说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专业乃至智力的最低标准线以下。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这股影射史学、“翻案风”中,至少有一部分,就是跌落到了这些最 低标准线之下。     然而,为什么中国知识界能够刮起这股“翻案风”呢?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公众长期以来已经厌倦了过于一言堂的、简陋枯燥的官方史学,再加上主流媒体的大肆炒作,学术刊物、报纸、杂志、影视一齐追捧,所以一时间“翻案史学”大行其道,不少公众真的相信“翻案史学”说的才是“历史真实”。     原本这股“翻案风”是可以风行更长的时间,误导更多的人的。可是,像袁伟时教授这样的“翻案史学”完全罔顾历史事实,甚至罔顾最起码的逻辑,这就不仅仅是谎言了,而且是堕落为智力低 下的谎言了。对于这样智力低下的谎言,当然仍有一群“自由派知识分子”明明知道自己就是意识形态划线,主题先行,却坚持声称那才是“历史真实”。然而,有一部分至少还想爱惜一点自己在智 力方面的名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承认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学术上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仍旧挺身卫袁,斥责指出袁伟时教授在历史事实面前、在逻辑面前站不住脚的人“基本立场 有问题”。这理由是什么呢?杨鹏先生发表在《亚洲周刊》2006年2月19日 二十卷第七期《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以下简称“杨文”)把这个理由说明白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袁先生回顾历史,目的是为了推出他针对现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我们与其将其看成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不如看成是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我认为,杨鹏先生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袁伟时教授的“历史”是不是真相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袁伟时教授以及他的许多支持者一开始时的气是很壮的:“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 ,让他们永志不忘”。然而,他的那些“历史真实”没有禁得起批评者兢兢业业的考证,甚至他的历史学的逻辑都被批评者揭出了“低级错误”。杨文“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对不对的角度进行辩护,确实是比袁伟时教授的那些还要跟人家死缠“历史真实”的拥趸们高明得多,也坦诚得多了。     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争论。在这里,我们先不妨假设袁伟时教授得出的“现实的结论”以及他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 是对的。即使这样,袁伟时教授就有理由把历史拉来为现实陪绑了吗?只要“现实的结论”正确了,我们就可以随意歪曲历史,随心所欲地大搞影射史学了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第一,追求历史的真相,其本身就具有终极的价值。不 管袁伟时教授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学并非“历史真实”——不仅不是“历史真实”,而且比他所批判乃至破口大骂的中国的历史教科 书距离历史真相更远——他打的旗号仍旧是“历史真实”,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明白大多数人是看重“真实”这一点的。像这种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肯定是有它的深刻道理 的——即使有些道理我们今天还不能解释。     第二,公众有权知道历史的真相,有权自己从历史的真相得出“现实的结论”,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历史真相上欺骗公众,这是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认为少数“精英”有权代替公众得 出正确的“现实的结论”,所以可以任意裁剪历史的真相去引导公众的想法,恰恰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想法。这就和杨文一直高举的“民主”、“自由”大旗不符,因此,杨文从“现实的结论” 以及“对今天执政者的告诫”是否正确的角度为袁伟时教授所作的辩护,是和自己高举的大旗自相矛盾的。     第三,我们谁也不是上帝,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定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必须从历史真相中获得教益,而不能为了有时而尽的现实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像袁伟时教授以及前面所说的“翻案风”给 我们灌输的历史观,就算在应对当下的国际国内情况时确实正确,它也阉割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就会无法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教益。     所以,以“现实的结论”正确来为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辩护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在网上和私下进行的这场辩论中,当“挺袁派”不得不承认袁伟时教授的观点在“历史真实”及逻辑上都站 不住脚时,其后的辩护实际上就都是杨文的角度了。在这场辩论中,笔者痛感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所作的和所想的,与他们平时高举的大旗很不一样。本来笔者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别人会 立即给你扣上“诛心之论”的帽子。而杨鹏先生十分坦诚,把很多东西都端了出来,并发表在杂志上,使得笔者的叙述容易了许多,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          三、“一仆三主”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抛除袁伟时教授的学术不谈,以影射现实而论,他的历史观的问题或者说好处在哪里呢?     一些反对他的“红色贵族”说得很直截了当:这种历史观的要害在于否定暴力革命,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一些拥护他的人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否 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到没有?反对者和拥护者对于事实的认定是相同的,只不过价值判断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事实认定是有问题的。杨文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革命,是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暴力行动,今天的压迫者是谁?谁有权谁就是压迫者,这不是明摆的事吗?今天的共产党已是统治中国 的执政党,革命前的盟友已变成了今天的敌人,革命前的敌人已变成了今天的盟友。赞美暴力革命,就是想把毛泽东的暴力魂塞进民众心里,就是鼓励底层起兵造反,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再说吗?” 笔者认为杨文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实话:至少从动机上,袁伟时教授以及其他很多的“翻案史学”,其目的并非是要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很可能恰恰相反,他们是想投执政者集团所好。所以,那些“ 红色贵族”们不必动肝火,袁伟时教授他们未必真有这个胆子跟你们过不去;那些希望否定暴力革命可以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人也不必高兴,说不定袁伟时教授他们就是像杨文说的那 样,是在力图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呢。     杨文又说:“《冰点》被停刊,网上左翼愤青们一遍欢腾,你以为他们姓‘左’,他们就一定爱你这个政权!你就不明白,否定暴力革命,是为了今后不发生暴力革命。这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在排除 精神地雷呀!”其他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有点羞羞答答:“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等等,其实也是一个意思。从这些事情看,他们确实不仅仅是没有胆子跟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他们 甚至是在向执政者集团披肝沥胆地泣血剖白自荐:千万不要用“左翼愤青”们,他们并不真爱你们,用我们吧,我们才是真爱你们。笔者在这里确实要感 谢杨鹏 先生辩诬:有许多“自由派”坚持 说“民族主义”或“左翼愤青”是为政府服务的“无耻小人”、“朝廷的鹰犬”,这次杨鹏先生说清楚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袁伟时教授他们这些人才是政府的“忠实仆人”。不过,杨文把 袁伟时教授们说成是《红楼梦》贾府被塞了一嘴马粪的焦大,则是过谦了,如果非要拿《红楼梦》的人物比附,则怎么也得是贾雨村吧。     其实,袁伟时教授他们真正有胆子与之过不去的,也就是“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在这个地方笔者认为杨文有点不坦诚了:以杨鹏先生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圈子里 的圈内人的身份,应该很清楚:党内并没有什么“僧格林沁”(如果杨鹏先生知道哪位是,请告诉大家一声,俾使“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没了饭辙、走投无路之际好去投奔一二),所谓“僧 格林沁战胜李鸿章”,“政权内部充满着僧格林沁、载勋、刚毅、朱成虎(里面就 朱成虎 先生是个实名,笔者倒想打听一下,朱先生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收留几个没了饭辙、走投无路的‘民 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和有关部门决策者这类过度恐外仇外的人”之谈就属欺人了。袁伟时教授他们估计对于这一点也是门清,所以才真正有胆子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 。当然,一部分“自由派”和外国人并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况,真的以为与“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过不去就是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使得那些门清的“自由派”既可以捞到貌似与执政者集团过 不去的好处,又不冒真正与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     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 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 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 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 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有些曲折复杂 的关系。     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 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     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     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 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 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 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 实还是有惊无险的—— 黄纪苏 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 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个十年的迷误》 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 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 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 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 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 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 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 ”,就好理解了。     概括起来说,中国知识界近一个时期刮起的影射史学风是奴化影射史学,而他们的“一仆三主”运作则是奴化影射史学的形成背景。          四、结语:以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奴青将危及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          笔者在前面说了,除了极少数狂人,所有的人都是珍爱和平生活的。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虽然各种各样的不满很多,甚至表现夸张的气话很多,绝大多数人是理解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 的重要性的。杨文说:“对内赞美暴力革命,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其实是在给中国和共产党的未来埋下意识形态地雷。改革以来,执政者集团对外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性的风格,在网上已常常被骂为软 弱卖国。有关部门站在极端民族主义一边,这是在玩火。当年义和团没有成事,如果真成了事掌控了大局,还有你大清王朝?”     这实在是很有点危言耸听了,坦率地说,甚至有想借刀杀人之嫌,这就是杨鹏先生不厚道的地方了,更是与杨先生高擎的“民主”、“自由”大旗相悖——几个小青年口头上批评一下内政外交,就算 言语有失当、过头的地方,怎么就如此的不能容忍,如此的上纲上线呢?然而,就算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大局确实需要一种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笔者在前面已经论述了,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现 实理由、善良动机,搞影射史学都是非正义的,你完全可以把非暴力的意识形态说法建立在当下的情况之上,而不应把历史拉来陪绑。而奴化影射史学,则连现实的理由、善良的动机都谈不上。     未来的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照着奴化影射史学教 育出来的人能够实行什么“民主”与“自由”。奴化影射史学是在阉割这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灵魂,力图把青年一代培养成对一切强权都顺从屈服的“奴青”(笔者以为,与其要“奴青”,还不如 要“愤青”),这些奴青在网上大肆宣扬“不讲理就要挨打”,把近代史上外国历次的侵华战争,包括1930年代日本的侵华战争,都说成是因为中国“不讲理”才挨的打。这就是袁伟时教授们的 奴化影射史学培养出来的不吃“狼奶”的青年。培养出这样奴青,其于当下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未必有什么助益,而于中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千秋万代之大业则贻害无穷。杨文充满了“对今天执政 者的告诫”,笔者则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颁发给共和国元帅们的第二枚勋章叫做“独立与自由勋章”。     杨文名为《中国政治进入了十字路口》,文中告诫:“《冰点》停刊事件提醒我们,党内保守势力正在上升,今后中国有可能走上一条政治强权与垄断经济结合、对内镇压对外强硬的新法西斯政治道 路。”笔者则认为,如果中国不幸,选择了奴化影射史学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想的路子走下去,则会是一条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海地杜瓦利埃家族式的政治道路。     笔者同时也坚持认为,虽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以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走那样一条不幸道路的可能性并不大。天佑我中华!      进入 王小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甘地 非暴力 奴化影射史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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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降低风险 中外公司联手投资

 2012年 2月 26日 降低风险 中外公司联手投资 记者: 杨明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FP 南苏丹油井旁堆放的钻井管(2010年资料照) 中马合资石油公司的高管被南苏丹驱逐,由此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在非洲开发及合作政策的讨论。 *南苏丹指责中国公司与苏丹为伍* 南苏丹石油部长2月20日命令中国和马来西亚合资公司“佩特拉达”集团总裁刘英才在72小时内离境,说该公司在南苏丹和苏丹的纠纷中同苏丹站在一起。 这份来自南苏丹首都朱巴的书面驱逐令还指责“佩特拉达”集团同苏丹政府合作,在苏丹港出口码头将260万桶南苏丹石油非法装载在四条油轮上,并从石油管道上截流了12万桶原油。 “佩特拉达”集团表示,该公司员工没有参与非法装载石油。 苏丹政府表示,他们没收南苏丹的原油,是要补偿朱巴石油出口经过喀土穆境内管道的费用。 *南北苏丹矛盾升级 中国公司受夹板气* 中国籍的公司高管被南苏丹驱逐,这种情况在商界圈里非常罕见。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南苏丹在去年7月分离苏丹独立后,两个国家围绕着石油资源上的矛盾日趋严重,也凸显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开发策略需要进行调整。 *政治商业风险迫使中国改变策略* 路透社说,在中国公司员工被绑架,货物被扣押,高管被驱逐等事件发生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发展可能会更加谨慎。不过,任何重大的变化,可能会在“基调”(in tone)上,而不是在“意图”(in intent)上。中国的投资者预计会采取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方式,在危险和无法预测的市场日益增加同其他外国公司的伙伴合作。 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开始在苏丹投资时,过于匆忙和激进,苏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向中国表明了在非洲作为一个大的,政治化的投资者的风险。 *中国工人在非洲被绑架时有发生* 上个月,苏丹的反政府武装在南苏丹边界附近绑架了29名中国工人,其动机显然是把他们作为政治棋子。这些工人10天后获释。这是中国工人第四次在苏丹被绑架。 在中国公司到海外追逐利润和资源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去年有20多名水泥厂工人在埃及贝都因人部落被绑架,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中国公司提高报酬,改善工作条件。 *驾驭商业风险 安全谨慎为上* 路透社说,鉴于从非洲撤出不是可选之路,中国必须学会如何更好地驾驭风险。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至少中国应改善其在非洲投资的安全。北京众达律师事务所能源问题交易专家阿鲁达说,在非洲问题上,中国不会改变其战略。哪里有石油,他们就去哪,不过会对在非洲项目的安全会更加谨慎。 专门研究中国能源交易的北京大学教授查道炯对路透社说,中国处在一个易受伤害的地位。这与美国或英国等国家不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海外使用的是本国公民。 报道认为,“佩特拉达”集团面临的许多麻烦,都来自于北京在以穆斯林为主的苏丹北部,同以基督徒为主的南部苏丹内战期间对喀土穆的支持。分析建议中国公司加入外国公司主导的财团,降低他们在非洲的关注度。 *加入国际财团 既分散风险又学习专业知识* 上星期二,中海油和法国道达尔(Total)石油公司一道同英国石油企业图洛(Tullow)签署了一笔29亿美元的协议,共同开发乌干达的一块油田。 中铝公司同英澳矿业公司“力拓”联手,共同开发几内亚西芒杜(Simandou)的铁矿。 能源交易专家阿鲁达说,中国公司不再寻求获得100%海外资产的股权,而是在财团中占取一定的份额。他说,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更有信心拥有小份额的投资股份,他们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资源,而且是要得到知识和专业技术。 查道炯教授说,在关于这些问题的政治风险方面,这样将有助于中国公司经营的国际化,并增加中资股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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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oices | 也门抗议群众在纽约丢鞋子欢迎也门总统沙雷

住在纽约的也门民众们朝着来美国访问的也门总统阿利.阿杜拉.沙雷丢鞋子。根据也门民众表示,沙雷应该进到 国际犯罪法庭 受审,而非住进曼哈顿豪华的利兹卡尔登饭店。这只鞋子并未打中沙雷,但是却传达出也门人民的不满,因为沙雷选择逃避自己欺压也门百姓的罪刑。 在2012年2月2号当天,在利兹卡尔登饭店前面沙雷召开了一场记者会。许多也门以及叶裔美籍的民众站在饭店对面的人行道抗议示威。这些民众手上拿着写有“民主不应该以独裁为尊”的抗议牌子以及死在也门革命事件中罹难者的照片。 Amel Ahmed @iiamelii ,一位纽约市的自由作家,法律系的学生,以及“也门改革在美联盟”的成员在 Democracy Now (本节目会在10:45播出)上面发表意见: 因为现在独裁者阿利.阿杜拉.沙雷住在这家饭店里,所以我们站出来抗议我们的政府居然允许他进入我们国家。我们认为他不该待在美 利坚合众国,因为这会给中东国家错误的讯息。当你说对着中东说你支持民主,而且是表态说是一个反激进份子,那你就不该支持独裁者。你应该支持那些要求民主 的人,我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穆斯林世界转趋激进而且没有民主概念。终于现在我们整个世代站了起来要求民主化,但同时间你却又招待一个独裁者住 进五星级饭店,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白宫应该给我们言行一致的观感才对。 在2月5日沙雷离开利兹卡尔登饭店时,抗议者再度集结抗议沙雷这次颇具争议的来访。抗议者们像他咆哮道:“阿肥虚(也门民众给沙雷取得谑称),你将会因误杀无辜民众被判死刑。”当沙雷以令人生气的动作向他们挥手致意,甚至还给了他们一个飞吻时(如 影片 中所示),一个抗议者终于忍不住向他丢掷鞋子。另一位抗议者则试图穿过警方的戒护但是遭到逮捕。   @SummerNasser ,一位抗议者在推特中写道: @SummerNasser :沙雷居然走出利兹饭店!!!而且他还向我们飞吻。有个抗议者穿过街道想追赶他,结果被捕了!!! @SummerNasser : 我们喊得口号是:“国监会(国际监察委员会)而非纽约见”、“利兹饭店不要脸得让一个罪犯居住”、“欧巴马选边站,人权还是屠族怎么办” @SummerNasser 我不敢相信一个我看到一个屠杀了千万个我们国家人民的人回来了,对此我实在无言。无言… 除此之外,她也在推特发表了一张由阿朗.沙德拿在手上的标语: @SummerNasser :@AhlamS今天在集会过程中举的标语pic.twitter.com/elI9JIU7   图片说明:今天阿朗.莎德在纽约利兹卡尔登饭店前抗议时所举的标语 @AhlamS , an nline organizer and daughter of Yemeni immigrants, tweeted: While Yemenis at Guantanamo bay r being tortured w/out a trial, Saleh is livin it up at the ritz carlton. THE RITZ! #yemen @AhlamS added: video of #Saleh n NY waving & throwing kisses at the #Yemeni protestors. Medical treatment my @$$. He looks fine 2 me ht.ly/8Tb7e She finally added : @monaeltahawy picture of us with the shoe that was few feet frm hitting #Yemen's brutal dictator #Saleh ow.ly/i/rHHG @SamWaddah 表达了多数也门民众的感想: @SummerNasser @AhlamS真为你们这群家伙感到骄傲!沙雷今天终于首度尝到羞辱的滋味。 @wsaqaf 在推特中揶揄的说道: 民众向(标记)#沙雷丢鞋子被警察逮捕,可是当沙雷向人民丢炸弹时却获得了奖赏! 这次发动抗议事件的“也门改革在美联盟”发表声明: 我们对于我们政府提供这位独裁者住所以及外交豁免权感到愤怒以及不齿。我们要求大家团结起来,谴责这些饭店连锁店提供这位被国际社会定位为战争罪犯的始作俑者住宿。 也门民众,尤其是住在美国的叶裔美籍社区的民众,已经针对沙雷以访美治疗作为藉口的行为表示抗议了。大家都相信沙雷到美国并不是求医而是寻求慰藉。当欧巴马政府在十二月决定让沙雷访美时,一位官员说道纽约一家长老教派的医院将会提供治疗,但是那间医院并没有证实这个说法。 更新:如果访美的目的真的是治疗的话, @GregoryDJohnsen 建议: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http://nyti.ms/zjvMjA 我们也可以带着美国的医生到沙乌地让沙雷接受治疗。 校对: Portnoy 作者 Noon Arabia · 译者 GV 中文化小组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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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印度宗教骚乱十周年 – 难以愈合的创伤

今年2月27日是印度古吉拉特邦宗教骚乱10周年纪念。当年骚乱造成了上千人丧生。而此后十年间,调查工作始终不给力,而社会的伤疤也远未愈合。 [德国之声中文网]2002年2月27日,印度的戈特拉市(Godhra)附近,一节火车车厢失火,造成59人丧生,其中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这59名遇难者大多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事发时,他们正从阿约提亚(Ayodya)返回戈特拉。事后,印度教指责穆斯林蓄意纵火,整个古吉拉特邦陷入骚乱,共导致1000多人身亡。 而在更早前的1992年,正是在阿约提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捣毁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骚乱,2000多人遇害,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而今,2月27日再次临近,但骚乱依旧余波未平。多个由政府成立的调查委员会都无法彻底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新德里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塔(Aruna Bruta)认为,宗教骚乱不仅仅对幸存者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对当今的整个社会同样也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她说: “一个社会受到了这般冲击后,首先会陷入瘫痪。当人们开始努力恢复常态时,就会发现低落的情绪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像一种蔓延的瘟疫,愤怒的情绪又会再次出现,像瘟疫一样不断扩散。于是有人又会说,穆斯林都是混蛋,还有人会说,锡克教徒真讨厌,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对社会的共同归属感又怎么能重建呢?” 布鲁塔认为,骚乱十年后,主要责任人依旧没能绳之以法,这也是造成心理创伤的一大原因。与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不同,幸存者不会将人为的骚乱解释为天意。他们将一直受到忧郁、恐惧、失眠等困扰。古吉拉特邦当年骚乱后数月内,自杀案例急剧上升便是一桩明例。 日内瓦大学的人类学家埃克特(Julia Eckert)十年来一直在关注古吉拉特的局势。她很震惊地发现,古吉拉特邦的大多数民众竟然丝毫没有悔罪思想,甚至不少印度教徒还觉得当年骚乱死了不少穆斯林是他们的一大胜利。而这,也与印度多年来所努力展现的文化宗教多元的国家形象严重不相称。埃克特说: “有些严重的矛盾与冲突,政界没有去着手解决,敌对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也无意去解决。那些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冲突通常都比较小,而大规模的骚乱背后通常都有政治推手。” 在当年古吉拉特邦的骚乱中,获取渔利的主要是偏向印度教的印度人民党(BJP)。该政党一直在努力抹黑穆斯林,从而赢得印度教选民的民心。 时任古吉拉特邦主席的莫迪(Narendra Modi)正是印度人民党籍。莫迪究竟在当年骚乱中起了什么作用,迄今无法查明。十年间,不断有人指责莫迪,称正是他下令警方不介入骚乱。而时任印度总理的国大党政治家辛格(Manmohan Singh)则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包装成一个穆斯林保护者。而由官方任命的多个调查委员会,其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中一个委员会甚至认为,列车失火纯粹是因为电气设备发生短路引起的。 印度心理学家布鲁塔担心,这种情势下,尤其是幸存者的后代会无法正确地了解骚乱,这甚至会引发当地社会长期的极端化趋向。布鲁塔说: “孩童的心智还未成熟,因此在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有什么背景、是否有政治推手等问题时,会产生认知偏差。他们只能体会到痛楚,知道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被杀害了,姐姐被强奸了。他们只会认为,是异教徒犯下了这些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愤怒情绪,是一般的教育与启蒙所无法消除的。” 布鲁塔等专家呼吁,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增加对学校中的宗教启蒙教育投入,聘请更多的心理创伤专家,政治界也应为建设一个多元化的印度而付出更多努力。唯有这样,才能避免10亿人口的印度将来再次发生流血骚乱。 作者:Priya Esselborn 编译:文山 责编:严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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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古兰经与纽约警察

译者 fanyidi   古兰经与纽约警察 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当一群阿富汗工人看到美国士兵把各种版本的古兰经和其它一些伊斯兰教书籍扔进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大型垃圾桶中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冲过来。这些工人大声叫喊让美国兵住手。据《时代周刊》报道,他们跑来“冲进火里”把烧着的经书抢了出来。 北约驻阿富汗指挥官约翰艾伦听说这件事后,他立刻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卡尔扎伊总统及其政府,和“尤其重要的可敬的阿富汗人民”道歉。他说这是个误会。(“我向你们保证 …. 我敢说 …. 这决不是有意的。”)他说将对此事进行调查,此类事情绝不会再次发生。他接着说“我要感谢当地的民众,他们帮我们及时地发现了错误,并和我们一道纠正了它。”这里指的就是把自己双手伸进火堆里抢救经书的那些人们。 艾伦将军着重指出“在夜里”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恰如其分地暗示这起事件就是一场噩梦。在巴格拉姆,人们向联军投掷石块,并且几乎暴动起来。如果当时有支巡逻队走在村子里会发生什么啊?已经发生好几起与古兰经有关的事件并且都导致了暴力冲突。我们清楚与这些事件有关的因素:不恰当的方式或缺少交流;卡尔扎伊政府的怨气;以及对我们到底在阿富汗干什么这个问题回应的方式更是火上浇油。或许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十字军到这里对伊斯兰发动战争。可是只要我们在这儿,误把一包经书扔到垃圾桶里很可能导致一场“大火”。(一些真正的不可挽救的灾难性事件(如在无人机袭击中孩子被炸死)更能激化矛盾。)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来阿富汗是提供帮助的,而焚烧古兰经却不是。 对美国兵在阿富汗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利的因素还有美国国内围绕伊斯兰教的声音。其中就有来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中一些轻率的言论,他们都大声宣称维护基督教信仰,而贬低总统的宗教理念。在星期二,“早上乔”的威利盖斯特问牧师富兰克林格雷汉姆,他是否能够肯定地说奥巴马不是一个穆斯林。格雷汉姆说:“不能肯定,因为伊斯兰世界从奥巴马那里得到了一张通行证。”(格雷汉姆还指出米特罗姆尼是一个摩门教徒而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是个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罗姆尼在宗教问题上不会再走中间路线。) 这周纽约警察就开始对三州地区附近的穆斯林学生社团实施监视。据美联社报道,在警察的报告中出现了一些学生的名字,他们参加聚会,互发邮件,与一个执行秘密任务的神秘人一起漂流。一项对耶鲁大学学生的调查成了热门话题,因为耶鲁大学根本不在纽约,而且是耶鲁大学。但是美联社发现纽约警察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宾夕法尼亚大学,雪城大学,纽约大学,克拉逊大学,纽瓦克和新不伦瑞克大学,纽约州大学,水牛城和奥尔巴尼的校园,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波茨坦大学,皇后学院,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大学,以及拉瓜迪亚社区大学。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调查。美联社因大量报道了纽约警察对穆斯林社区大范围的监控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了伯克奖。大概有七十五万多穆斯林居住在纽约,可雷蒙德凯利局长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纽约警察看的一部教学影片中把伊斯兰世界描绘成一支蛊惑人心危险的力量。 最终,关于教学电影有了一个不冷不热的道歉。相关方面对最近的报道的几乎没有回应甚至不闻不问。纽约警察局的一位发言人说:“进行正常交流活动或发送普通电子邮件的学生们不必担忧被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警察只调查有充分证据进行非法活动的嫌疑人。”这算是对纽约警察局不把他们列入“恐怖分子”的名单而列入何种名单的疑问,以及“有充分证据的嫌疑人”的定义是什么的一种回应吧。 911 以来纽约警察局恪尽职守维护城市的安全,在某些方面比联邦机构的做法更有见地。(见威廉姆菲尼根的《 2006 年纽约故事》其中对此有更多的阐述)。这并不意味纽约警察局可以轻率地处理对其指责中提出的严肃的问题,或能正确处理因其好意没有被理解而产生的情绪。首先就纽约警察局自身来说,侦查线索与对待伊斯兰教是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纽约警察并没有焚烧古兰经,但这对缓和穆斯林的情绪不起什么作用。如果纽约,新泽西以及康涅狄格州的穆斯林意识到他们被监视,隔离,甚至歧视,这对城市的安全以以及我们的民主绝没有好处。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在其电子邮件中抗议对学生的监控,而纽约市长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维护国家安全与耶鲁的理念相违背。”然后他又对那起漂流事件开了个玩笑。 布隆伯格继续说:“我们必须维护国家安全,这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如果排斥任何带有情报收集意味的活动并谴责别人,这未必有点儿装腔作势。每个人在晚上关灯就寝后都应该清楚,你有工作可做,那是因为二百多年来一直有无数美国的男男女女在海外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因此你才能拥有言论自由,我们才能打击恐怖主义。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下去。这也包括那些在城市大街上巡逻的警察。” 在纽约社区巡逻的警察意味着什么与在海外作战的年轻的男男女女为了什么之间有的确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像布隆伯格想的那样使我们都忘记美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国内我们互相尊重并不是为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道德力量和例外论,我们必须相互尊重,尤其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那是自己和大家的社区,必要时大家可伸出援助之手。假装错误不是错误在美国和在阿富汗一样不起任何作用。艾伦将军意识到这一点,可奇怪的是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话,耶鲁大学的理念比纽约警察局的所作所为更能维护美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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