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一   7 名中学生在南京公交车上集体不让座，漠视一个给孕妇让座的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身边。网络上也有为他们辩护的理由：书包很重。我们比他们这些老人累多了…… 我把事件交给正上初三的儿子来评判，他每天在公交车上都要来回耗去一个多小时。他说，学生确实累，但累也不是不让座的理由。我再问他为什么，他说，学生再累，多站一会儿没事，老人站久了会出事的。 给老弱病残孕让座，真的需要理由吗？是的，需要理由，但它的理由就一个：他们是弱者，所以更需要帮助。他们的行动更迟缓，反应更迟钝，完全没办法和青壮年“争先恐后”，在颠跛和随时面临刹车的公交车上，也缺乏青壮年一样敏捷的身手和反应能力。让座没有别的附加条件，什么累不累等等。如果加上这个累不累、行李重不重之类的附加条件，所有的让座都可以取消，每个人各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就行了。 耐人寻味的是，一种不健康的“种群文化”或者“圈子文化”正在破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文明。比如报道中提到的上高一的一位女生李媛惠遭遇的尴尬：“我犹豫过也想让座的，但是有点不好意思，我旁边的同学都没让座，其实让座也需要脸皮厚、胆子大。” 由是观之，并不是 7 名中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累得没有了让座的力气，更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群文化心理”在影响着尊老爱幼的美德传播。 有一种可能，是学校教育一门心思只顾着孩子的功课学习，一门心思应对高考、应对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基本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培养，种了应试的草、荒了品德的田。 另一种可能，是学校虽然也在搞思想品德教育，但正如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一样，陷入大而空洞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一些大而不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思想品德教育，往往让学生摸不着够不到，无法体现到细微的点滴行动中来。 杨恒均先生最近谈到中国人关心美国的“中期选举”，打开每一个网都是头条，让他困惑不已：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县委书记是从哪里来的，邻居被拆迁是否合法，所交的税收是否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却个个都弄成了外交家与两岸问题专家，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空洞爱国主义的现实折射呢？ 其实对于中小学生乃至于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爱国教育都不能太高蹈，关键让每个人做好基本的事情，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关心身边人身边事，逐渐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有自信的公民。就如古人说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莫非强拆真是天下无敌？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前天，一篇名为“城管围攻警察大院”的帖子，遭遇各大论坛网友的热议和疯狂转发。帖子图文并茂披露了“（ 10 月） 29 日下午，约 400 余名城管、公安和武警官兵突然闯进（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 18 号）刑侦大院，实施了一系列强劲的强制拆迁行为”。有人感叹：天哪 !!! 刑警都搞不过城管，看来城管真的是天下无敌了！ 一直以为手握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公安机关是强势群体，各个地方强制拆迁征地，往往都让本不该是其本职任务的警察们打头阵。然而，在“发展就是征地拆迁”的指挥棒下，公安、刑警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暴力之下，人人都是弱者，谁能幸免乎？有一个问题不妨一问：在当今中国，谁才不会被强拆？ 另一个帖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我们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这段博文，再度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 普罗泰戈拉在《论真理》中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如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然而在我们这里，说这些有时是在对牛弹琴。在“发展经济”的遮羞布下，我们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已经赤裸裸地蜕变成了光天化日的行凶作恶、明目张胆的打家劫舍。主政者、实施者们没有任何的畏惧与同情。潘石屹在微博上说：“把穷人在午夜的叹息告诉富人。”我想，今天，我们还要把穷人（不一定是穷人）光天化日下抗争强拆的信息告诉所有人。 前不久，有官员站出来公开为强制拆迁辩护，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是。财富没有的可以创造、失去的可以再来，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或损伤，就永远地失去或损伤。因此，务必要让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活得自由、尊严、安全，而不是相反。你作一次恶，就是一生的恶；你对一个人作恶，便是对所有人作恶。当强制拆迁强制征地的假发展真作恶天下无敌的时候，便是所有人尊严丧失荣誉扫地安全灰飞烟灭的时候！

    中国人不是小白鼠   “肖氏反射弧”的覆灭纯属偶然？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 11 月 9 日 下午 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肖传国创立的“肖氏反射弧”手术尚未取得循证医学证据，对这个技术是否适用于临床应用，还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对于上述手术产生的医疗纠纷，应该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这是“肖传国事件”后卫生部首次回应“肖氏手术”问题。虽然这是权威部门迟来的表态，但亦可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肖传国事件”后，一些患者和专家对肖氏反射弧手术进行质疑，但是一直停留在“学术争论”层面，消费者的维权并不容易。卫生部的此次调查结论将对患者维权有利，目前已有 3 名肖氏手术的患者向法院起诉了实施手术的医院，其他患者都处于观望状态。 但“肖氏反射弧”事件中犹有让人“意犹未尽”之处：既然对于这个技术能否适用于临床应用还要进行充分论证，为什么卫生部不先直接叫停这项手术，而后再继续启动调查研究呢？既然说“卫生部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该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加强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管理，提高临床质量，保证医疗”，那就说明有关部门是有这个法定权限的，应该及时启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和职责，及时中止利用患者进行医学“实验”的危险行为，而不是用“应该”之类的“将来时”敷衍了事。新手术跟新药物一样，进行临床应用前都应进行严格的试验。中国人不是小白鼠，既然“国内权威的专家们认为脊髓神经损害患者的排尿问题是一个有临床需求，技术难度很高，国际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的医学难题”，那就不要让中国人当成全世界人民的小白鼠，该严格按医学规程办的还是按医学规程办。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肖传国采用黑道手段雇凶袭击方舟子，“肖氏反射弧”会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卫生部门会及时启动对该手术的调查程序吗？显然，“肖氏反射弧”可谓是“自作孽，不可活”，它的覆灭（其实还没有被叫停），似乎是一个“纯属偶然”的“自杀”事件，从中是否折射出我们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松驰甚至不排除失职渎职的可能呢？如果是，那么我们在下一次卫生部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是否应该看到对“肖氏反射弧”采取的更雷厉风行、更严格的手段？是否应该看到有关部门及时启动了对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的问责调查？       

   公务员工资改革应解决两大尖锋难题   童大焕— 2010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三       日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做客人民网谈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他透露，我国要改变当前公务员工资制度不完善的怪现象，就应摒弃以官定薪。包括要调整工资结构，解决基本工资比重太小、补贴太多的问题；加快健全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解决公务员如果不当官，工资就很低的问题，避免机关变成“五官科”——六个编制、五个长，只剩下一个兵的状况。 苏海南先生说得风趣，但要解决的现实却极苦涩。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务员体系都把政务官和事务官混为一谈，搞得政务不像政务官，事务不像事务官；而工资体系则几乎完全走政务官一途，以官定薪。它原有的轨道应该是：政务官靠选举产生，英雄不问出处，只要百姓喜欢；按职定薪，正常期满给期满约金。事务官靠考试进入公务员体系，靠工作资历晋升职级和薪酬。 公务员工资改革应该着力于解决两个尖锋性的难题：一是事务官员的正常职级（与政务员的职位区别开来）不清，晋升不力，而且职级工资差距很小。相反是公务员的职位工资和权力差距很大。官大一级压死人，导致公务员体系很多人不能一门心思做事，而是一门心思谋官。 另外一个大难题，是要彻底解决公务员工资占行政支出比重过小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行政管理成本过高甚至几乎失控的问题。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日前在接受财经杂志访谈时提到，多年前他在央行工作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我们的工资性支出占行政经费的 10 ％左右，另外 90 ％用于会议、交通、差旅、通信等等方面，而外国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正好相反。 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行政机构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人员工资占行政支出比重偏小，而其他各种支出过大，导致有一定职位的官员特别是各单位一把手权力过大，“一支笔”可以决定大笔的开支。这一点，可以说是腐败寻租难以控制、行政成本难以控制、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三江源头”！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对增加工资津贴或个人货币收入非常敏感甚至反感，尤其是对增加公务员工资性收入极其反感，但是对往项目上花钱、采购物资花钱这些难以控制的开支却似乎能够容忍。当然也可能是普通老百姓无可奈何，尽管“三公（公款吃喝、公车、公款读文凭和旅游等）”消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也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要求大幅度提高普通公务员工资，同时大幅度压缩交通、通信、会议、差旅、办公等方面的行政开支，也许会得到更多公务员的支持，改革也许也能够得到更为顺利的推行。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乃至在我们国家，一些企业主体董秘工资超过董事长总经理，稀松平常。如果做一比喻，董秘就相当于公务员体系中没有职位但有职级的事务官，董事长和总经理则相当于政务官。如果有一天，公务员体系中的事务官工资超过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变得普遍，同时公务员工资占到行政支出的绝大部分，各地方和单位一把手“一支笔”中的油水变得非常少的时候，可以说公务员工资改革已经基本到位。届时，“要想富，动干部”的买官卖官及官场中普遍的人身依附现象将得到最大限度的遏止，公务员将整体上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升官发财服务上。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政府管房价是个大笑话   童大焕—2010年11月12日星期五         日前，一则关于政府直接限定商品房价格的传闻甚嚣尘上，人们议论纷纷。该消息说：有关部委正着手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根据办法，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省级物价部门有权直接出手限制商品房销售价格，如直接限制利润水平、直接限定销售价格等。对此，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有一个直接回应：省级政府有稳定当地楼市价格的职责，但针对房地产价格出台专门的法律则没那么容易，相关部门未必会出台类似法律和法规。       住建部官员的回应否定了制定新办法的可能，但没有否定行政直接干预房价的权力。这不，话音刚落，新浪网11月12日消息就说：南京多家楼盘报高售价被物价部门驳回。呵呵，市场化改革这么多年，一夜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再次以捍卫民众利益的名义，扩大自己的管制和寻租地盘！       支持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意见认为，按照现行 《价格法》，价格干预有法可依。“在5种情况下，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按照上述第一种情况，商品房价格或许勉强可能被纳入价格干预范畴。但且不论国外尚无此先例，就是要符合第一种情况，前提也是该商品房必须界定为“生活必需品”！但如果“有房住”可以列为生活之必需，“有住房”就不一定是人人之必需；况且即使将“有住房”列为人人之必需，那也不是按照所有人的意愿必须在一二线城市都有住房！如果要让国民都在一二线城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我想全世界的国家和政府都做不到。而如果算上农村住房，恐怕全中国90%以上的居民都有了住房。       再说，衣食住行的价格都跟人民生活关系重大，如果要干预，其范围几乎可能无限广，那就干脆全部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计划供应好了，大米一毛三分八一斤，而且是陈化粮。“豆你玩”、“蒜你狠”、“苹什么”、“姜你军”这些更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政府都管不过来，还能管得了商品房价？你以为政府是千手观音啊？       除了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完全把价格管死（代价是人们的物质极度匮乏，而且分配极不公正），你看见过什么时候政府真正管好了价格问题吗？各地高速公路的收费价格、收费年限；垄断公共事业如水、电、煤气、电信、石油、银行收费等等的价格，它们管好了没有？       今天，全国的房地产公司数万家，项目也许更多，每个项目的资本结构、融资成本、开发进度、腐败成本等等都不一样，而县一级行政机构不到三千个，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去核算成本、限制利润水平和销售价格？最终结果只能是两种：一种是加大权力的寻租机会，开发商给了好处，就一路绿灯放行（寻租成本最终必被打入房价从而抬升房价）；另外一种就是政府官员拍脑袋决策，把开发商逼进死胡同，要么倒闭破产，要么被迫交租求生（两种情形都会间接减少供应进而抬升房价）！       还有一个巨大的悖论：开发商拿地，是按市场原则竞价得来，为什么做成商品房后，却不能按市场竞价原则自由出售，反而要政府定价？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放到哪里都是一个大笑话。       综上所述，政府直接管制商品房价格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不依法办事，无法无天，是笑话一；不自量力，是笑话二；支持管制的学者和民众太弱智，增加权力寻租抬高房价，替掌权者数钱还以为替自己数钱，是笑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