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黑监狱事件再揭上访软肋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26 日 星期日   在媒体和舆论的强烈而广泛关注下，有报道称，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和非法拘禁”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的北京安元鼎公司立案侦查，刑拘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2010 年 9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 数年内，这家名为“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保安公司在皇城根下的北京悄然做大，拿到了诸多荣耀，这是中国保安行业所能达到的巅峰。 2008 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2,100 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甚至扩及上海、成都等地。但多家媒体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政府是雇主，访民是财神”。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据信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迫使上访者就范。 新华社《了望》新闻周刊曾发文狠批 “黑监狱”，引述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 73 处，其中地 ( 市 ) 级设立的分流场所 57 处，占 78% 。 46 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 27 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人们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黑社会，但没有见过这种专门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为主业的涉黑经济组织。说明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发展，在某些地方和领域的确到了令人吃惊甚至令整个社会和国家蒙羞的程度。而地方政府不惜经济成本、法治成本、道德成本和国际国内形象与公信力成本雇佣、利用黑社会组织进行的所谓“维稳”，正在助长“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人权的倒退和文明的退步。曾经有消息说，中国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前不久刚发生的江西自焚者家属被县委书记亲自率领的 40 人截访团堵在南昌机场女厕所的现实演出，则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见识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保自己乌纱帽和经济利益，对“维稳”是如何的“刚性”、“不容分说”，又是如何的“不惜工本和代价”。但如果“维稳”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刚性稳定”基础上，不仅开支无度、不受任何节制的经费问题随时有可能成为压垮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种肆意践踏公民人身自由与权利本身的“维稳”方式，自身也会成为引爆社会矛盾与对抗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导火索。 我们不仅仅应该欢呼安元鼎的倒掉（它还没有真正倒掉，现在欢呼也许还为时过早），更应该明确一个最简单的权利和自由：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只要上访期间没有违法乱纪等行为，别说是安元鼎这样的经济公司，任何机构、哪怕是公安机关都无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而地方政府雇用安元鼎、利用黑监狱这样的事件，也再一次暴露了现行维稳和上访制度的软肋：现行的接访机构，充其量是一个问题传达机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的问题解决机构。所有的上访事件和上访人终点又回到起点的信访解决方式，使上访者怎么也逃不出地方政府“如来佛的掌心”。它无疑在使当事人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越积越大、越积越深。这是地方政府和当事人都不堪承受之重！ 因此，把信访机构变身为独立调查和解决问题的仲裁机构，迫在眉睫。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的最佳思路是：设立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专门解决长期久拖不决的信访难问题。鉴于长期以来积案太多，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可以通过指定法院管辖等方式提高效率。但有一个前提必须贯彻：就是地方政府回避原则。由于当前各地方法院并没有走出受制于地方的“地方的法院”阴影，因此对于信访案件和民告官案件，传统民事案件的“原告就被告”原则不应该适用，而应当适用“被告就原告”原则，国家巡回法院或信访法院在指定管辖时，应当避开当事政府所在地法院，选择作为自然人或法人的原告信任的法院。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单纯发展经济是舍本逐末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15 日 星期三   在郎咸平新书《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中，郎咸平称，老百姓日子难过的原因是收入太低，收入的增长跑不过 CPI （物价上涨），也跑不过 GDP （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当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中国的物价，比美国还要高。（ 2010 年 9 月 15 日 《新京报》） 为什么会发生“越发展越贫困”现象？我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相当多政府机构和官员，堕入了惟经济发展马首是瞻的“经济发展主义”误区而不能自拔。比如厦门规划局赵燕菁局长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土地财政上升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高度，以此表达对土地财政的支持。而在 9 月 14 日 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刚刚从国资委主任位置上卸任的李荣融表示，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公开为央企的行政垄断辩护。 而就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溢油量超万吨、已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的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事故，至今事发已近两个月，中石油和当地政府均未对造成重大损失的上万养殖户做出任何污染损害赔偿表态，反倒是采取了积极措施阻止遭受损失的水产企业和养殖户到法院起诉以及到北京上访 ( 《新世纪》周刊 2010 年9 月13 日 ) 。 难道说全国人民长期忍受高额垄断价格、以身伺虎（稍早前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 124 倍），目的就是为了养肥一个个如此不负责任的巨无霸企业吗？民企 500 强的全部利润抵不过中石油和中移动的利润总和，这是事实。但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 WIND 发布的报告， 2009 年 A 股上市国企的薪资是民营上市公司 ( 包括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 的近两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上市国企经营效率却不如上市民企，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后者的 37.3% ，约占 1/3 强。 如果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让一些超大型企业乃至一些地方政府越来不遵守法纪，越来越没有“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越来越“挟财富以令天下法律”，越来越破坏环境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样的“发展经济”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我不认为猴子有了财富就能自动进化成文明人，有时候野蛮的东西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支配权力以后，反而会变得更加野蛮。侏儒有再多的财富也还是侏儒。我们需要伟大的公司，还是需要巨大的公司？我们需要伟大的国度，还是只需要富裕的甚至是贫富差距巨大、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矛盾巨多的国度？ 我也不认为经济发展至上的观点一定是为某个利益阶层说话，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思想观念缺乏自由平等竞争下一种习非成是的懒惰的习惯性思维养成。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因此我同样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发展观念运动。发展经济是末，更要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环境、发展人的自由和权利、发展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的自由与权利、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是发展之本。 人与环境才是国之根本，单纯的发展经济是舍本逐末。 一些国家和地区把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和人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社会反而发展得更好、更进步、更和谐、更富裕。如果说当年从政治斗争为纲到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是一次伟大的政府职能改变；那么今后，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权利与自由为核心，是政府职能建设的另一个伟大变革。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与和解   童大焕—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一开始引起人神共怒、世人皆曰可杀的江苏省新沂市“9.7宝马四次碾压致死三岁半男童”案，日前有了一个大转弯。随着原始监控录像的视频公布，很多出于义愤的网友们纷纷纠正了自己的判断。     视频显示：车子启动后倒车，撞倒孩子压在轮下；车稍作停止后，又向前开，造成第二次碾压。之后，司机从车上下来观察情况，努力用手推停车、并企图拉下刹车，但车子前后轮还是无情地再次碾压了地上的孩子。 这与网友们最初依据媒体的照片和文字报道做出的司机涉嫌故意杀人的判断形成很大反差。而且，警方的调查表明，犯罪嫌疑人伍某系湖南常德人，是宝马车主雇佣的专职司机。它同样在挑战“有钱人仗势欺人，不把人命当回事”的社会上的刻板成见。现在，警方和公众都比较倾向于这既非故意杀人，也非交通肇事，而是一个纯属意外的过失致人死亡。     一场原本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的悲剧，最终没有以新的闹剧和悲剧收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幸运，是建立在监控录像全程公开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监控录像，或者录像出现了故障、或者录像没有公开，，那么，我们是否还会有真相？还会有公正？     我们必须承认，真相往往是一个逐渐逼近的过程，而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个事实上的话语权之争。媒体要最大可能地追寻真相，同时要与有关机构争夺话语权，所以有时也不免通过有意无意突出和暗示贫富差距、司法不公来引起公众注意。最初报道里提到“录像显示，司机在确认孩子死亡后离开，未报警及抢救”，这给人司机逃逸的印象；但报道又提到在警察出现前，司机一直就在小区，没有离开。那么最初报道的媒体和记者，为什么不多传递一些肇事方的信息和想法？先入为主的“偏见式”报道固然能够吸引眼球，但除了挑动情绪、刺激神经之外，并不能真正抵达真相与公正。     公众也要从时间上抢占话语权，所以往往对报道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进行有意无意的曲解。比如，不去多想事情发生后司机为什么没有离开，而更多想的是他的“见死不救”，他的视人命如草芥是不是习以为常？ 警方事实上也在争夺话语权。他们往往想在第一时间里平息舆论。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没有在充分掌握真相或者虽然已经充分掌握证据，但还没有认真分析证据的情况下就匆忙做结论，结果反而导致社会不信任的加剧。比如此次案件中，警方一开始仅仅根据两家没有过节，就否认司机有“故意杀人”的可能。     事实证明，信息公开，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不管有没有录像，事件发生后，开放的报道让信息及时、彻底的公开，才是媒体和官方真正赢得话语权、赢得公众信任，同时也是社会抵达真相、公正与的解的惟一途径。    

  中国不能成为物质的巨人精神的侏儒 （中国迫切需要一场道德和文化重建）   童大焕—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报告，“当今中国的众多社会矛盾——贫富差距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归根到底，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有失衡之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未得到有效制约。”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2010年09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报告指出，在我国经济领域中，资源正在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在竞争性领域中，而在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原有的垄断性行业，这一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在社会生活领域，以权代法、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     课题组提出，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抉择是：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重建包办一切的“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它反而可能成为社会失序的根源。真正的出路在重建社会，而重建社会的基本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     笔者非常赞同《走向社会重建之路》课题组对当前中国主要矛盾及其原因的深刻揭示，但认为其提出的社会重建之路只能是一记响亮的空炮。笔者甚至认为，温家宝总理最近公开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点暮色苍茫的味道，如安邦分析师贺军所论，这是总理从历史角度对改革重要性的回顾，也是他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带有个人情感的呼吁。     多年前读到我的前同事李方的一篇文章《警惕把改革意识形态化》，其中谈到他读过的一本西方著作，作者认为，如果既得利益群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超过某个临界点，则一切改革皆无可能。窃以为眼下的中国现状，正在验证这个先知般的结论。最新的、顺手拈来的例子是中石油在泄油事件中的表现。     溢油量超万吨、已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的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事故，至今事发已近两个月，中石油和当地政府均未对造成重大损失的上万养殖户做出任何污染损害赔偿表态，反倒是采取了积极措施阻止遭受损失的水产企业和养殖户到法院起诉以及到北京上访(《新世纪》周刊 2010年9月13日)。     7月16日18时20分发生事件，8月2日，中石油大连分公司召开了表彰大会，几十个单位，上百位个人获得嘉奖，成为又一例丧事当喜事办的典型案例。中石油急不可耐的表彰大会，与对受损渔民的一毛不拔，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中石油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赚钱公司，内地民企500强的全部利润抵不过中石油和中移动的利润总和。但这又如何？它至今仍然不过是物质上的巨人精神、文化、道德上的侏儒，离“伟大的公司”十万八千里远。     这家企业的危机公关，是既不愿意直面媒体，也不愿意遵守法律，而愿意在官场内上下通关。“7.16”大连中石油管道爆炸事故发生半个月后，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拜会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市长李万才，详细汇报了“7·16”事故发生后中国石油采取的一系列工作措施，对大连市委市政府在抢险救援中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感谢，并商讨了善后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事故发生后，曾有说法称，中石油内部的思路是，公司拿一定数额资金“表示一下”，让大连市政府出面赔偿渔民损失，然后公司以扩大投资、增加项目等途径来“补偿”大连。     连现有的基本的法律和规则都要公然践踏，更别指望通过更大限度的改革来限制资本和权力。因此，当下中国迫切的出路不在社会重建，而在文化和道德重建。通过文化和道德重建，先把猴子变成人，才有可能谈进一步的改革与进步。全社会应该形成新的强大的道德和文化理念及氛围，对于一切不遵守法纪、一切没有“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一切“挟权力和财富以令天下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人、企业和事，不管他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全社会都应该极端地鄙视他——他只不过是个穿着美衣华服的猴子而已！     我们必须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星空和道德律。没有对道德、善与大爱的信仰，没有对人与自然的敬畏，没有对罪恶的忏悔，没有文化的觉醒和道德的力量，社会上的每个人、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眼里只剩下权力和金钱，这样的世界就一定会成为没有规则、没有正义和公平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我不认为猴子有了财富就能自动进化成文明人，有时候野蛮的东西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支配权力以后，反而会变得更加野蛮。我也不认为改革自此就陷入绝望，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力量、人心的力量。想想西方文艺复兴中人的觉醒带来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吧。我相信凯恩斯的观点：“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在凯恩斯看来，既得利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如思想观念摧折贤良或春风化雨的力量大。观念推动世界，影响未来。为什么一些富人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另一些富人则把全部身家贡献出来？都是思想和观念所决定。它比利益本身更影响人的行为。     当下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场文化和道德重建，是人的复兴和心灵的复活！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