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有人将我国当前政权对公民各种合法诉求的镇压称为公权力的暴力化，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确，因为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根基，当前当局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但其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暴力和恐怖作后盾。这种暴力不仅表现在以军队、警察等表现出来的硬暴力，还表现在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的结构性暴力，包括一套覆盖各个领域的自下而上环环相扣的行政效忠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思想文化审查和宣传机构。民众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所依凭，既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民主渠道输入到政治系统中，也不能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救济，因为司法也是政治化了的，充当着公权力的打手；同时，民众也不能通过一定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对抗公权力侵害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以原子式的个人暴露在公权力的随时凌辱和暴虐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他们求告无门，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手段来挽回他们心中被侵蚀殆尽的一点尊严和正义感或许是他们能选择的唯一方式。         社会性暴力事件的频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不公。 （2）公权力的蛮横。 （3）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4）利益表达、社会怨恨被压制，没有通畅的纾解渠道。 二 基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权益发生现实侵害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对民众以暴力相向的政权是否也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体制内的权利救济方式的时候。 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官民暴力冲突，唤起的不是我理智上对暴力的反对，反而是情感上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内心的窃喜。我想抱我这种心态的人应该不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鼓励暴力对抗的言论。 首先我要表态，这个政府在我心里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用暴力对抗该政权具有正当性： （1）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表态或者说理论证能推翻的。 （2）现政府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3）公权力的行使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披着合法性的外衣。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更是补强了公权力的合法性。 当然，用暴力对抗现政权尽管在我这里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些在网络上鼓励暴力对抗的人完全可以自己背着炸药去炸政府。但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对于暴力的旁观性乐趣，而不愿自己去付诸实践，因为付诸实践的风险太大。 三 我很能理解他们为建成一个现代中国的拳拳之意和急切心情。我也很急，怕有生之年看不到。而且也很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暴力应该成为我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手段，“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暴力，是因为我虽然悲观，但我还没有绝望。 不管怎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以宪政、民主、法治为特征的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我想这是我们沟通的起点。 但我有以下几条意见： （1）专制机器过于强大、残暴，鼓励暴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如此，反而会遗专制者以口实，借机消灭艰难成长起来的些许进步力量。杀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2）即使暴力推翻了政权，如何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恐惧那个历史的咒语又开始应验，又进入到那个治乱循环的怪圈。 （3）暴力革命不是选择和鼓吹的结果，暴力革命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鼓吹而到来。他要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四 原生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正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如英国17世纪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其中最为暴烈的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由列宁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忍和暴烈，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革命，市民革命仅仅以暴力为革命手段，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通过暴力建立专制政权，这种专制政权必须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支撑性力量。这也符合对我国当前政权性质的解读。     但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的革命，特别是苏东国家发生的革命来看，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哈维尔领导下捷克的丝绒革命。 革命不一定与暴力相关联，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革命，而且这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天看到徐超写的《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我也想说，只要他们还在，只要南方报业还在，我们就不应该选择暴力，而是： （1）继续挖掘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2）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继续坚持抗争。 （3）通过当权者提供的法治空间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4）积极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参与和表达。 五 我其实并没有担忧网上的这些言论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持这种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影响范围也就是一个极小的圈子，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 我想当局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言论而感到惶恐不安。 但对于官民对抗的暴力化，我在这里则要善意地奉劝当局一句，如果想要以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再按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维进行统治了。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可尝试先把司法还给人民，即法治先行。让司法独立出来，让民众的权力遭到侵害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2）逐渐放开舆论管制。 （3）对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政治参与形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六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 （1）你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可以极端，可以说谎、可以谩骂，可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2）如果你想就公共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你想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请你珍视你在观点市场里的声誉。 （3）诸如人人网这样的论坛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但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你想从这里的网络言论里寻找真知灼见，那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4）我们应该通过更可靠、更权威的媒介去获取我们的观点。信息快餐化了，但真理没有快餐化，他还是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里。要想让自己活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采编：王倩茹 责编：黄理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