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海光

　　作者: 楚寒 　　 　　——为台北殷海光故居落成而作，并以此文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殷海光故居正式开放啦！ 　　 　　　　两个多月前，也就是08年的11月14日，位于台北市大安区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的殷海光故居，经过产权人台湾大学整修后重新对公众开放。殷海光先生自1956年入住此处宿舍，在此居住一直到1969年去世，历时达十三年。这所外观素朴的故居里头将展出殷海光的生前用品、书房、史料、文件资料与档案资料供公众参观，同时开放给学校、社区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等利用，以期能传播殷海光的理念精神。 　　 　　　　媒体报道的这则新闻配上殷海光故居的多幅照片，那逝去的一个哲人和一个时代彷佛在华人读者眼前浮现，许多人的心均为之颤动。我因长期阅读殷海光，自是对这一新闻非常留意，无奈没办法躬临现场，只能在千里之外遥念殷海光的思想人格，触及之处，心潮澎湃，难以平静。 　　 　　　　殷海光故居院墙门口一块白底红字的金属牌让我注目良久，上面以中英两种文字介绍此房舍先前的居住者： 　　 　　　　“哲学界巨擘、自由主义导师殷海光先生在台故居。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 　　 　　　　看到这段话，我立时工工整整地用正楷体抄写在自己的书桌前。这寥寥数语对殷海光的“盖棺定论”，让人于平易中可听见惊雷，于不平中又可感到慰藉。 　　 　　　　正如现年已81岁高龄、前来参加故居启用仪式的殷海光夫人殷夏君璐女士所说，“对一个过去曾被打压的学者而言，是很大的安慰，希望殷海光的民主自由思想，能给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启发。”我不知道现今的华人年轻一代对这位已成历史人物的启蒙学者有多少的了解，尤其是他承受的苦难？ 　　 　　　　盛年而逝的殷海光其五十年的风雨人生，前三十年在大陆度过，后二十年生活于台湾，却于两边的当权集团均难以见容。殷海光因年轻时发表许多反共文章，并出任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曾被列为中共列出的“文化战犯”名单之中；后来在台湾又因不辞艰险反抗威权，呼唤自由民主而遭政治迫害，被剥夺在台湾大学的教职，长期处于监控之中。 　　 　　　　一株会思想的芦苇，在二十世纪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狂风暴雨的冲击下，一生不得安宁。 　　 　　　　秉持五四精神、重振五四魂魄的“五四之子” 　　 　　　　这就是思想者的命运。想到他曾那样艰难地活在世上，我就有一种难言的怜悯和悲痛。这位学者用生命诠释了一种从五四时代开启的中国知识分子新传统，为了坚持理想追寻真理而不惜与整个时代渐行渐远，进而对抗。这种在他那个年代几成绝响的品质，使这位纯粹学人的一生染上了一种悲剧的色彩。他的一生无论是广受瞩目还是遭到围截拦堵，都是值得我们审思的历史。他的故居就是史料，他的故居藏品就是一幅幅历史画面。募然回首，殷海光已经定格在过去那个历史的时空，幸好这个人已被他身后的时代尊崇，也被他身后的人们追慕。 　　 　　　　历史的航程已驶入二零零九年，距离殷海光离开人世已经整整40个年头过去了，转眼间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也已到了第90个周年。期间海峡两岸的社会走向已发生了巨变，但在华人世界正在朝向或进一步巩固自由民主的路途迈进的当下情境中，重提殷海光，重温殷海光，重新走近这位二十世纪的自由思想者，仍然具有反思过去、省察现状、展望未来的相当价值和意义。而在现代中国及中华文化的思想史上，殷海光的名字无疑与五四难以割断得开。 　　 　　　　诞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一生对五四心向往之、一生秉持五四精神的殷海光，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对自己一生的定位是“五四之子”、“五四后期人物”。这一定位，确实是殷海光五十年生命旅程最真切的写照。殷海光曾宣示自己是在“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在一方面，我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在另一方面，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而且我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段著名的一反一正的两句宣示，这两大方面的浩大工程，贯穿了殷海光一生的为文为言。 　　 　　　　作为“五四后期人物”，在五四之后的几十年里，殷海光继承了五四时代激烈、全面的反传统思想，他与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始终心中有一颗强烈的反传统的脉搏在胸腔跳动。无论是在报章杂志撰文、在大学讲台授课、在与友人学生聊天通信，还是在译介国外学说、在著书立说上，任何时候的殷海光都是倾其全副精力去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并致力于传播新思想，在时代舞台上显示出启蒙者的强大冲击力量。殷海光站在哲学学者的立场去指摘中国传统中的流弊，又以逻辑学者的身份去批评中国人思想的缺乏逻辑和不够严谨。在思想的战场上，殷海光就像手持两种武器的侠客，只手将两个强劲的对手撂倒在地，干脆而又利落。 　　 　　　　五四是殷海光一生的话题，也是他一生的精神家园。殷海光曾撰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节日”，对他个人而言，则是他自身人生定位和理想实践的一个“启蒙事件”。最打动殷海光的“五四精神”，用他经常讲的话来说，就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历史关头表现出来的“锐气、冲力、使命感、对新思潮的渴慕、进行思想启蒙的热忱，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些种种是“知识分子的闪光品质”，是“接纳新思想新观念的动力”。是啊，先秦诸子时代以降的三千年行思想钳制的大帝国，哪里有过一个时代如此的激荡人心，哪里有过一个时代的知识人群体如此的个性张扬、引领潮流？生逢斯世，让殷海光感到“此生有幸”，他遂用尽一生去承续五四学人群体投身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热切情怀，将自身的学术生命和政论生涯热烈地绽放。难怪当我们阅读殷海光的学术文化专着、学术随笔和政论文章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真是无一字一行非从激情所出。 　　 　　　　朱熹在《观书有感》一诗中吟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我们读殷海光的书，然后探究殷海光的思想及精神之成因来源，可得出结论：殷海光思想及精神的“源头活水”乃是他在年轻时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一所在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校史短暂、贡献卓越的大学。在殷海光处于精神成长时期的1930、1940年代，他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校址在昆明）求学七年，在抗战的硝烟中完成学业。当时的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英，因之研究学术与关注时局兼备，那里的校园氛围几乎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散发着激越的理想主义气氛，被誉为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有民主堡垒之称号”的学术殿堂。殷海光本人当时就受到这样一种知识的熏陶和心灵的激励。 　　 　　　　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的大后方，这个湖北籍年轻人开始思考个人、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命运，并产生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西南联大成了殷海光思想历程的重要驿站，将他铸造成一位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学人，并打下他一生学养深邃、慷慨激昂的五四式精神底色。几年前我曾在昆明就读，多次去西南联大的新校址云南师大的校园内漫步，寻觅和追忆一甲子之前中国这所名校的昔日足迹。殷海光无疑为他那英才辈出的的母校增添了光彩。所以虽说他本人未曾亲历五四，有种“予生也晚”的遗憾，但是仍然可以说——殷海光是在五四余辉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 　　 　　　　在1940年代，殷海光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反复强调“独立思想”，提倡输入西方实证论的哲学思想，以此来补救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的缺乏；与此同时，殷海光剖析极权主义的缘由，抨击苏俄及其附庸“戕害自由”的本性。1940年代末期，殷海光在中国大陆山河变色之际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以在台大讲授逻辑学与哲学、担任《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主笔为生。此时的殷海光发觉五四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在经历了暴风雨式的国家动荡之后，知识界所需要做的急切工作，就是要继续五四人物的未竟事业，重建新的思想文化。他看出了这一点，遂踏上了一条艰难的启蒙旅程。 　　 　　　　在这一念头主导下，殷海光执意重新高扬五四的旗帜，以对五四时代的深刻体认去自觉担负起五四未完成的使命，也开始了他一生最具锋芒和光芒的时期。殷海光利用写文章、出书、开座谈会等形式，积极引介西方实证哲学新思潮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竭力传播一些西方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和五四精神，并以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批评专权时政。 　　 　　　　殷海光之努力，意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一种合理、开放而属于现代的新精神，并引领青年和民众的思想超越前进。这期间殷海光的大量政论文章以其“辛辣动人的文笔加上长江大河般的辞锋，使他的声誉鹊起，成为一般青年学子的偶像”（史学家傅乐成语）。一时间殷海光政论在岛内民众和海外的华人社会传颂一时，影响巨大，成了那个年代里的时代最强音。 　　 　　　　在五四之后数十年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五四精神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残缺不全。在两岸进入对峙状态之后，当许多早期的五四人物或向左转或向右转而不再散放昔日光芒，留在大陆的被政治力量的旋风吹倒，去往台湾的因戡乱戒严的气氛萎缩。此时，惟有殷海光在寂寞与横逆之中，几乎以一人之力对五四精神做悲剧性的重建，以一人之力使五四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至于中断、而能够延续了几十年之久。这位冲向风车作战的华人思想界的堂吉诃德，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这种重振五四的单兵作战式的艰辛努力，最令我们后人钦敬，于民族思想文化史，也实在是功莫大焉。 　　 　　　　批判文化保守与政治专权，专注个人自由的“民主科学观”，对五四思想进行创新 　　 　　　　殷海光的热情，如大海的潮水般汹涌浩荡，沛然莫之能御；殷海光的学术，却如子夜的月色般静思慎独，在冷静清晰的状态中求真探索。五四之后的几十年，殷海光的名字既代表着“批判”，又代表着“启蒙”，那么在批判和启蒙的符号之下有些什么精彩的思想呢？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细细探看，殷海光对中国传统中许多缺陷的批判，进而对五四理念“科学与民主”的阐释，往往超过他思想上的老师们——早期五四人物的思想水准。与五四启蒙时期批判前现代文化的“孔家店”不同的是，殷海光的思想启蒙在继续反传统的思维下，从文化上的保守到政治上的专权，均在其抨击之列。五四高举的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殷海光高举的启蒙大旗上除了刻有“民主”和“科学”之外，还刻有“自由”和“理性”字样。殷海光将培植理性氛围和反传统分别作为建设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体系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核心诉求则是“自由”。从殷海光对五四精神的超越意义上来讲，殷海光虽自称为“五四后期人物”，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后五四人物”。 　　 　　　　时至1960年代当殷海光年届不惑之年，彼岸的大陆发动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直至最终爆发了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民族文化灭顶之灾，随之台湾开始了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那么，以中华文化为念以人类前途为怀的哲学学者殷海光，在叹息涕泣之余，思想上有无重大转型呢？ 　　 　　　　答案是肯定的。殷海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在1960年代有了重大变化，也就是意欲对传统开始进行创造的转化。他已着手去做并试图进一步去做的，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新以及创造性的转化，从而为自由、法治与民主在华人社会的落实提供文化养分与精神土壤。这无疑在中华学术史上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设想。这种努力也是激烈的五四反传统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光荣发展，同时也象征着五四时代趋近结束，一个超越五四反传统思潮的思想新时代的来临。 　　 　　　　遗憾的是天不假年！这项带有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刚开展后不久，殷海光便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的心愿，在半百之年因罹患胃癌离开了这个让他爱让他歌让他哭的人世。 　　 　　　　哲人逝去，其思永存。当后人研究殷氏理论体系，会发觉殷海光不但秉持而且传承批判五四精神，他非常赞赏五四的疑古精神并称之为五四运动的“主峰”。但殷海光同时对五四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和同样的质疑态度，他较为客观地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囿于时代造成的种种缺陷：比如说五四时译介的西方学说内容过于杂糅；五四的文化人物学术素养和思想根基并不牢固；五四人物对西洋学术思想的介绍未经自觉的选择，很少能够体察西洋文化的全貌与脉络；最要命的是，五四人物的思想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新思潮的高举“个人自由”，而是力求“民族解放”。这些缺陷造成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不够健全，并反映到现实政治上来，至今流弊难消。 　　 　　　　在对五四的两大旗帜“科学”与“民主”问题上，殷氏思想既一脉相承，同样也有所创新。五四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大致上可分为两大内容，一是作为一项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二是出于对科学方法的经验导出的归纳主义。总之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焦灼心态，导致了五四时期将科学视为一种实用技术的功利主义倾向和科学在一切领域皆万能的信仰。日后的殷海光提倡“科学”，是在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表现的激越色彩褪去的时代里，注重纯理知识，主要偏重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就是理性态度。 　　 　　　　殷海光抨击传统文化，乃因对中国传统中灼伤个人自由尊严的思想和制度大为愤怒，而他坚信科学方法乃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进而大力倡导科学方法。更进一步，殷海光认为此种意义上的科学，有着其强大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能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学理上的条件。 　　 　　　　殷海光论述“民主”，抛开了近代中国知识界最常挂在嘴边的宏大民族国家的表述，将民主建立在专注于个人的自由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之基础上，他提出把“人当人”作为论述的前提而不是结论，指出惟自由的“民主”制度才是最能维护个人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制度。殷海光也不否认民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自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一切制度中，“民主制度最尊重个人，从个人出发，又归结为个人”。他痛心于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一直都离科学与民主那么遥远，中国必须摆脱总是在幻想“仁慈的专制”，中国人必须摆脱千年来的“父母官情结”，这需要通过“民主”来实现民本，真正过上一点人的日子。 　　 　　　　生处于现代中国的动荡历史之中，殷海光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在寻找中不断碰壁的出路，并用五四式清晰的语言说出来：“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求解决百余年来的大问题以求生存并发展下去，平平坦坦实实在在的道路，有而且只有学习科学并且实现民主”。 　　 　　　　这不是一时的激愤之语，而是半生学术沉淀下的冷静疾呼。作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份“独立宣言”，在整个民族坠入疯狂的深渊的时候，殷海光呼吁落实的“科学与民主”无疑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是一位良知学者发自心底的痛切。这番大声呼吁，时至今日虽然华人社会时局已全然改变，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其现实意义。问题是，五四以降几代知识分子不停思索民族出路，从而发出真知灼见，中华民族到底能不能走出一百六十年来的困局呢？ 　　 　　　　殷海光在五四的余晖下度过一生并终生情系中华，民主与科学早已像胎记般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坚信“有而且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这些学术论述，是对五四“德赛”二位先生的设问的当代提升，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界碑。他留下了一种“殷海光的民主科学观”，并且打通了两者之间的走廊，在民族思想学术史缓慢的河流上，吸引了更多的人往五四的水源上去漂流，并去追问五四在当代的意义。 　　 　　　　一生成就在其道德人格与启蒙者角色，后人需要传承超越五四先贤及殷海光的历史使命 　　 　　　　要成为思想与学术的巨人，这不只是一个知识境界就能够支撑起来的。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句话对于身为人文社科学者的殷海光来说也分外适用。虽然殷海光以五十之年英年早逝，囿于年龄和时局的因素，致使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的志业均未能竟功，作为一位有着学术慧根的学者，他在自己的学术专业——逻辑学与分析哲学上并无更多的原创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华学术史的一大遗憾，也让后人为此感到可惜。 　　 　　　　但是历史已经做出结论，就像殷海光故居金属牌上铭刻的话语总结的，殷海光的最终成就是在道德人格上的，学术乃是其次。殷海光为文为人，在其德高，在其格高。殷海光之所以令当世及后世崇敬，在于他所扮演的启蒙者角色，在于他身处蒙蔽与压制环境下表现出来的道德热情与卓然人格。这种道德热情与卓然人格，是20世纪中叶华人世界思想文化漫漫长夜里开放的一朵奇葩。 　　 　　 　　　　这是一朵浑浊世间开不败的莲花。只要殷海光式的学人品格始终存在着，只要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接力棒能够薪火相传、不断有后人接过，就是任何可理喻或不可理喻的政治势力拂之不去的一丝阳光，就是自由主义最终在中华文化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一缕火种，就是苦难绵延的中华民族恢复精神元气的一线希望。 　　 　　　　殷海光在1969年逝世前夕为五四运动50周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五四的隐没和再现》，哀叹“五四的思想的进度在中国实在太慢”。40年过后，我们既看到五四思想在华人土地上开花结果的喜人景象，又看到五四思想被扼杀被扭曲的尴尬情势。作为20世纪中国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的那些对政治民主、科学理性、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阐释及呼吁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其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仍在哀叹五四进度何等之慢。 　　 　　　　然而我们还是心存希望，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全球华人世界正在面迎一个“平的世界”，一个民主自由已蔚然成风并成为时代潮流的全球化时代和公民社会日渐崛起的新兴时代。时代正逼迫着我们一边要在困厄中找寻出路，一边要赶上时代步伐快速前进。 　　 　　　　这个全新的时代既需要开放社会多元社会所必需的民主科学精神，又要面对族群阶层、政府政党、民族国家等集体价值观的眼力挑战，眼前与未来的重重问题，不容我们轻忽松懈。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重振五四人物以及殷海光一代人物的自由主义精神，以历史和文化反思的态度来纪念五四，在今日之华人世界里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精神是批判精神，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和后期的殷海光先生等启蒙者均无愧于他们身处的时代。他们不但回应了时代需要，也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真的做到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价值，在批判中开拓前进。他们完成了历史所加诸于身的使命，也留下了他们因时代局限所不能完成的使命。这些未完成的使命加上新兴时代造就的新使命，正等待着我们去伸手接过，去回应超越，去尽力完成。 　　 　　　　写于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至五日，台北殷海光故居落成后两个月零二十天。 　　 　　　　注：殷海光（1919年－1969年），湖北黄冈人，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9月30日 　　 　　http://21ccom.net/plus/view.php?aid=46285

张斌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政局，处在专制独裁统治的时代，当时的国民党专制干涉言论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基本方式有二种：一种是预防制，包含检查制、许可制、保证金制、报告制；另一种是追惩制。按照当局自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实行大大方方地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肉”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书的法律机会与活命机会；苦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 　　 　　但台湾当局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反倒要补偿读者预约来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造成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台湾”！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参见《李敖回忆录》（三十一到三十五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一版) 　　 　　…… 　　 　　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台湾，言论自由遭遇的便是上述处境。然而，如此处境下，竟然有一位青年学者——殷海光，却胆敢用本名，公开在《自由中国》发表一系列文章，强力批评专制者的政治独裁，极力倡导自由民主和法治。当时的《自由中国》是在当局利用其反共名义下才得以出版的半月刊，然而它确又是戒严令下、民间最主要的且站在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立场上，批评蒋氏威权体制的言论机关，它所发表的言论及其成员的—举一动，均在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殷海光作为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主义者，他在《自由中国》上写下了不少宣传和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文章，特别是他着力澄清自由主义与放任、放纵的本质性区别，论证了言论自由的概念、特征、价值、功能及其与社会秩序混乱无关的思想。而本文对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关注将更为具体，着力于考察其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并试图在当下情境下审视和诠释其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一、殷海光先生的言论自由观 　　 　　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一个真正康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社会，坚决反对以任何名义来剥夺他人的言论自由的行为，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在殷海先生所生活的时代，“今日的台湾，在表面上是一个‘国’，在实际上早已经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到不破面，官员大有贪污之自由。”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呢？殷海光接着说：“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之所以如此，说是为了‘反共’……今日统治台湾的人生恐外来观念入境，尤怕台岛人民看见阳光。所以，他们对外来的观念隔绝唯恐不力。”一个孤岛上，“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对一个尽生来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殷海光在他在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底蕴涵》一文中写道：“现在，一提起自由主义，许多人立即就联想起放任主义。这好像是，自由主义必然蕴涵放任主义。由此更进一步，自由主义与放任经济成为同义语。”殷海光说：“我们有言论、思想、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等权利就是有自由；没有这些权利就是没有自由。我们究竟有没有享受这些权利，大家可以亲知亲见亲闻。这还有何曲解之余地?”值得注意的是，殷海光没有满足纸上所写的基本人权，而是更进一步要求其实际效应。因为那些盗用自由之名的极权统治者，虽也规定了自由的基本权利，但实际上却干着反自由的行径。 　　 　　1951年他撰写的《言论自由的认识及其基本条件》一文说道：“言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亦若吃饭为之一种天赋的基本人权，没有人应该剥夺任何人吃饭的权利；同样没有任何人应该剥夺任何人说话的权利。人生而有口，就应可自由说话，以发挥其功能。”（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3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版。）显然，在他看来，言论自由是人之基本自由，是为人的基本权利。惟具有此种自由人，才能有人之尊严。言论自由与极权统治不相容，因为所有的极权统治，都是建立在神话与暴力之上。言论自由一实现，那些神话容易被拆穿，那种脚本的戏就唱不成了。极权统治永远要大多数人放弃自已的意见，惟少数人的意见是听。 　　 　　自由、民主社会设定最为底线的标准。民主政治之要件就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人民得以有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利。正基于此，在殷海光看来，凡诚于实现政治民主者，必须尊重并且培护言论自由，而这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使之没有受到威胁恐惧，讲事实摆道理，以言论对言论；第二，就事论事。只问是非不问是谁；以论题为范围，不节外生枝，不人参攻击。（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政治民主必须尊重并且培护言论自由的两个基本条件，他试图为自由、民主社会设定最为底线的标准。 　　 　　殷海光先生驳斥了为政者之牺牲言论自由的奇谈怪论：造乱集团会利用言论自由来灌输毒素，歪曲宣传、造谣群众、颠覆保卫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政府。对此，殷海光的反驳是：造乱集团利用言论自由，这个目的很不正当了，如果我们借言论自由来平乱，这个目的就很正当了；如果造乱集团尚且能够利用言论自由，以达到不正当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借着言论自由以达到正当的目的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借言论自由以达到正当目的，而还是害怕言论自由的话，那么症结在哪呢？那就在于把自由等同于放纵，放纵的原动力是激情、冲动和私欲；而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与责任（即科学的精神与道义的态度）。（参见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3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有言论自由才有健全的舆论，有健全的舆论才有健全的政治在；有健全的政治才能平息当前的大乱。所以我们在学习民主的起点上，对于言论自由必须具有上述的认识并且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参见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3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1955年的《自由的真义》一文认为，思想、言论、人身……一个一个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一个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这些基本人权，就是明明白白地载在文明的民主邦国的宪法上。在民主的文明社会的长期发展的里程中，最有价值的自由就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一类的自由，有了思想的自由才有创造；那为了一己统治的便利而窒息人心，终必使社会若兔子之死于毒蛇。 　　 　　关于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殷海光认为，思想自由是外在的东西，它是以实际行为来衡量的思想在外界环境中的自由。思想往往与表达有关，所以思想自由同时就意味着表达思想的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殷海光说：“大体说来，在民主自由运动中，一般人所要求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行为规范的标准来看思想在外界环境中所应得的自由。外在的思想自由，与表达不能分离。我们所思所想的东西，常常希望借着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希望不受他人底限制，不受政治环境底干涉，尤其不受阴谋暴力底摧残和威胁。一般所谓思想自由，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思想自由，既然与表达方式不能分离，所以，争取思想自由，也就积极地表现而为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研究自由。”有思想自由的外在环境并不等于就能实现思想自由，它还要有实现思想自由的能力，它是人的内在的东西，是人独立不倚的思想能力，它需要不断加以培养才能达到。 　　 　　殷先生认为，思想自由，如果只限于自己对自己无声说话的自由，则殊无社会意义，亦无政治意义。思想自由，要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必须转化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又与意见自由有密切关联。所以在没有“政治安全”的地方，意见便不能自由流通。意见不能自由流通之处，人众终年在哑塞状态下，昏然欲毙，哪会有旋乾转坤的力量？ 　　 　　言论自由之言论、言说需以（敢说）说真话亦即不说假话、不封锁消息、保障公众的信息权、知情权为前提。在1957年的《是什么，就说什么》一文中，他批评台湾当局之言论严格控制之令人窒息的状况：以官方为真理标准，官方以“国家利益”、“非常时期”等等“以政党为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一个国家以内只有一个政党是现代独裁极权政治的说法，以及对电讯、通讯和新闻建立起来的铁幕，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扭曲、过滤和改编，就是要让人看不见极权独裁的真正面目。于是我们立言如果不走下坡路的话，就必须以“是什么，就说什么”。 （参见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殷海光在1957年的另一篇名作——《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真话》一文言道：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鬃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该文指出：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该文还指出，在一切独裁极权暴政盛行的地区，都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所以，在最基本的地方，独裁极权者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消灭这一条基准。在实际的设施方面，他们必须藉交通、电讯、新闻的严格封锁来建筑铁幕，以及各形各色的幕。他们要藉此让幕中的人看不见铁幕以外的世界，看不清自己的环境，弄不清独裁极权者真正的面目。于是乎，极权就可以关起门来上演。 　　 　　发表在1960年代的《我们要有说真话的自由》（参见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第一卷，第182页——18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一文认为，台湾极权，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爱说假话，爱说假话——不外乎是为了换得一时的统治利益：爱说假话不外乎“空”、“泛”、“矫饰”、自吹自擂……总之，说假话的种类有三大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党腔党调，只许信奉；二类是人身假话——歌功颂德、英明伟大、民族救星，光荣伟大；三类是官腔等等。如此说假话的台湾官方乃至其核心人物就是一群心灵冻结的人？如何使大家的心灵解冻？一句话，就是大家要有说真话的自由。 　　 　　 　　 　　二、殷海光的言论自由观之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殷海光先生对于言论自由的论述与探索，是一个持续不断，勇往直前和义无返顾的过程，他接受有关论述言论自由的新观念，并把它们及时地介绍给缺乏自由的时代和社会。他“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峥嵘风骨，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与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得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参见：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载《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台北狮谷出版公司1981年版）可以说，殷海光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汉语言学术界之不可多得的——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殷海光对言论自由的求索与探索，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可谓之最经典、最直率、最一针见血，也最通俗易懂。因此，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这些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具体在于： 　　 　　第一，以自由民主的主张，完成自救也启悟人民。他将言论自由上升至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开启国人心智，为中国人争取本应享有的言论自由权而呐喊。在殷海光先生看来，没有人民心智、思想的充分张扬就没有国家的繁荣昌盛，就算不上高度政治文明；当有主见、有思想、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人；如果国家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政策应该不怕在真正自由讨论的场合亮相,来接受多方面的考验；权势只能建立权势,但权势永远不能树立真理，而真理只能在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显然，言论自由是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公民作为国家政治主体而享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自由，或者说是保障公民能够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如果公民不享有这些权利或自由，即便是有选举权也不能得到适当的行使，因为选举过程实则是一个表达的过程，无表达即无选举。所以这部分自由也被称为“表达自由”或“精神自由”。尽管公民表达的不一定都是政治性的意愿，但享有表达的权利却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表现。言论自由是公民表达意愿、交流思想、传播信息的必要手段和基本工具，是形成人民意愿的基础。所以，言论自由在各项政治自由中居于首要地位。可以说，言论自由程度反映一国民主化的程度。 　　 　　第二，反对专制独裁，推进自由民主。殷先生认为，自由、民主社会设定最为底线的标准。言论自由是人之基本自由，是为人的基本权利，为人的尊严，为反对极权统治的基本设准。思想、言论、人身……一个一个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一个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这些基本人权，就是明明白白地载在文明的民主邦国的宪法上。一切形态的极权统治和真知真识势不两立。现代极权统治刻意洗掉一切客观知识,而换上依其政治需要来编织成的一套知识。唯有讲真话的民族,才可能会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唯有思想言论的真正自由,才可能产生思想理论大师；唯有彻底解放思想,吾国方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殷海光之争言论自由的牺牲精神、践行精神，依然具有时代意义和启蒙精神:少谈主义,多做实事。而为国人争取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讲学、演讲和教育的真正自由权利,当然是刻不容缓的实事。正是我们目前当务之急，实乃冲破一切愚不可及的束缚、枷锁,彻底解放思想，让我们为生活在自由的天空下,做个思想言论自由的真正的主人,享受自由温暖的阳光,呼吸泌人心脾的自由空气,做个真正的自由人共同努力呵! 　　 　　第三，在言论自由知识论述上，殷先生的论述，奠定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述的知识谱系的基础。殷先生提供了中国言论自由的知识谱系和思想史的脉络。自由的基本内容与构成就在于，一个人拥有言论、思想、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等权利，有了这些权利就是有自由；没有这些权利就是没有自由。思想自由，要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必须转化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外在表现，是判定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设准。民主政治之要件就在于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人民得以有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利。思想、言论、人身……一个一个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一个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这些基本人权，就是明明白白地载在文明的民主邦国的宪法上。 　　 　　第四，激发和深化着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和实践。真正的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社会，是畅所欲言的社会，是公众能民主参与商谈的社会；不是大一统、僵死沉默、毫无活力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与理想社会——言论自由是理想社会的起码条件。在正义之治社会，没有任何一种言论和思想可以特别居于垄断地位，而受到特别保护。各种言论和思想自由竟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直接诉诸个人的观察、判断、分析等能力。人类的坦途是自由。在自由的制度中，各个人才能充分发挥创造力，人皆可充分发挥创造力，文化才可能有多彩多姿的发展。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会有讲话与书写方面的言论自由，同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民主社会里，才会有讲话与书写方面的言论自由。强力压制信息和新闻会带来多么大的恶劣影响，已经由过去我们对待非典型肺炎事件的做法示范性地充分显示：对问题的存在长时间内三缄其口。后果是严重的：防病抑病成为不可能的事。我们的为政者，已经放弃原则——“上压下”所有与此有关信息的做法，命令公开以前还不允许的有关信息。也许这会是我们走向全面新闻自由的第一个小步子。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就是人治与法治并存，人治优先于法治。在某些方面，人治是本质，法治是现象。人治社会之所以反对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危及人治社会的权力基础；但另一方面，改革与开放、官员的开明、公民（个体的）出场与挺立，推进着中国言论自由的进步；言论自由促进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着拨乱反正，改写着中国历史。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目前发展的一个目标、愿景，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而言论自由则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我国《宪法》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显然，我国公民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包括向政府提出建议、向国家机关提出有关批评意见，这受到宪法和法律充分的保障。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必要条件。目前我们力求在以人为本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不说话肯定不会和谐，人总是说违心的话肯定也不会和谐，只有让每个公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开明的潮流。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让每个人都说话，才能把每个人心中的问题解决在思想层面，才能更加有利于社会和谐。而一味地堵塞言论，不让人们说话，会得到暂时的稳定，但却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这种隐患的能量之大，谁不清楚的话可以问问周厉王。 　　 　　第五，推进在现代法治架构下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殷海光所处的台湾社会，还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威权统治，而在没有实现法治的社会，为言论自由而呐喊很可能因言而获“罪”。因此，若要在当代社会实现言论自由，就必须确立以法治为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广义的言论自由又称表达自由，它是指个人将其思想、主张、意见、感情等表达于外部的自由；狭义的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亦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法律未加禁止的范围内，通过口头语言、书面语言或象征性语言(symbolicspeech)等形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表意见、交流信息、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的权利（自由）。言论自由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表达自己意愿、想法、见解的权利，它是近现代民主国家宪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法治视野下的言论自由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外在性或公开性或公共面向。言论自由是指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言论自由是指所见所闻所思以某种方式或形式表现于外的自由,它是个人将其思想、主张、意见、感情等表达于外部的自由。它还包括搜集、获取、了解各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以及传播某种事实和意见的自由。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头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须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 　　 　　第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被称为宪法的“第一权利”，但又决不仅仅是一种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言论自由的内涵在不断的丰富和深化，其内在的价值也不断得以提升和彰显。关于言论自由作为基本宪法权利的重要人权意义，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早已超越了其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范畴，而与其他宪法权利具有了显著而深刻的区别言论自由是个人人格的完整的体现。每个人在其个性发展的过程中，有权利形成他自己的观点和信仰。言论自由的行使，使表意人享受到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自由人，自由表达的满足，不仅能使人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成就感，而且它赋予一个人以尊严，使之成为一个的自由人、一个被视之为具有正常理性的标志。 　　 　　第三，具有普遍有效性。《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九条：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收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在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实项上，任何主体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发表言论，不论是人民还是政府都有权就相关事项发表自己的言论，和其他主体进行对话协商。 　　 　　第四，人民主体性。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人民，是不同的团体也包括政府。对于当政者而言就应该倾听民言：即查民情、查民意，问情于民、问计于民，听忠言逆耳，且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第五，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在一个尚不能充分实现法治的国家，或在法律起不到保障言论自由权利的情况下，言论没有自由，新闻没有自由，就是常态，同时因言获罪也会成为常态。法治下的宪法规定每一位公民的个人权利都应该得到保障，其中包括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规定保护公民享有各项自由和权利，已成为实行法治的基石。公民享有宗教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与请愿的权利，拥有被公正审判的权利。但公民自由对政府的行动给于法定限制，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成为实行法治的关键因素。 　　 　　第六，言论自由之于法治的功能在于：它是实现宪政的前提。法治的关键在于实现宪政，即法律至上，在法律的位阶等级层次中，宪法具有根本的效力。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宪法诉讼制度的确立、法治政府的形成等等都是实现宪政的必要条件，但所有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实现都与言论自由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宪政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石的，而言论自由又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言论自由不仅是民主的重要基本特征，而且也是民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没有言论自由，就不能称之为民主政治；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产生民主政治；没有言论自由，就不能维持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法治政府的义务。法治政府必须尊重和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应自觉承认言论自由存在的意义，自觉克制敌视和恐惧心理，鼓励言论竞争取代压制言论自由，自觉地处理好政府与政府官员、官员私欲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自觉为言论自由提供保障。 　　 　　总之，法治视野下的言论自由是由法治为保障的，法治的社会一定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在法治背景下遵守权力分离和相互制约、尊重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于是言论自由才能成为社会纠错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能很大程度上监督权力，打击、遏制腐败，还能起到消除社会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http://binfengz.fyfz.cn/art/10428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