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殷海光

　　王学秀 　　 　　　　我一致认为，我们的道德问题不是现在的事情，而且一直也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说，不是原来我们的道德一直很好，而现在却随着市场经济和物质的丰足而变得败坏了。专制和极权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是无法从根本上趋向正面能量的。在这样的统治模式中，道德问题，也随同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一样，呈现“一乱一治、一治一乱”的兴替过程。当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高尚的和坚守道德的人。从个体层面，我们从来不缺乏道德高尚之士；但是，从社会总体层面，我们却常常陷入全民缺德的困境中。 　　 　　　　读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殷先生的这部巨著作于1960年代的台湾，且看看他如何描述当时的道德问题：“今日中国社会文化里道德问题的紧急，丝毫不下于空气。今日中国社会文化之急需道德，正像缺乏空气的人之急需吸收空气一样。社会生活中失去道德规范，于是共同的价值亡失。这么一来，人际的互信与互赖的基础濒于倾覆。如果人际的互信与互赖倾覆，则不仅合作极其困难，而且内心陷入孤立状态。个人成为寂寞群众中的寂寞人。个人成为套上纱罩在街上的独行人。个人成为戴上假面具在公共场合跳鬼舞的人。这样的个人，其内心绝对缺乏真实感及安全感。缺乏真实感及安全感的人，绝对的萎弱、畏缩、朝秦暮楚，并茫无所归。这样的人为了满足真实感及祛除不安全感，往往多面认同。所谓多面认同，就是把自己投身于传统的或非传统的权威之中，俯伏于直接的或间接的权力之前，以求得护庇和麻醉性的安宁。” 　　 　　　　在这样的情境下，殷先生认为，“任何实际反道德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篡夺道德的尊严；任何恶行者，可以化装成普度众生的活佛。人间竟是这么戏剧化。戏剧是给人观赏的，不值得认真。于是，谁还愿为道德价值而牺牲呢？谁还顾到伦理准则呢？”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面临一个“两难论式”：“如果他坚守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那么他就难以活下去。如果他要活下去，那么他就不能不放弃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结果，他不是难以活下去，就是必须放弃道德原则和崇高理想。可是，放弃了这些所换得的生活，与猪的生活在基本上又相差无几。”殷先生的这样观点，实际上源于他一直倡导的维持道德原则和满足生物逻辑之间不能两全的困境理论。 　　 　　　　那么，怎样摆脱这样的道德困境？殷先生没有像前时代、同时代和当下的我们一样，或提倡复古，或提倡西化。他认为，道德重建的必由之路，是“东西道德的整合”，而道德整合的指导思想，是基于罗素的名言：“良好的生活是为了爱所激发并为知识所指导的生活”。由此，他认为在调整道德时应关注：（1）既有的社会文化场合；（2）既有的社会文化里所含有的道德；（3）民主与科学。因此，“我们调整的顺序和取向是：从自己的文化和道德出发，向世界普遍的文化和道德整合”。 　　 　　　　为了实现这样的“整合”，殷先生提出了“新人本主义”的理念。他说：“我在前面所说的伟大的宗教和道德的共同之处，以及世界文化发展的整合趋向。现在，我们必须明了，这些动因正在汇集而为自由、平等、幸福、友善、正义、合作，增进人群利乐，以及尊重个人的生命与尊严等德目的实现努力。这一努力也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这一追求，正合科学的人本主义的主旨”。 　　 　　　　什么是新人本主义？殷先生说：“人本主义者不做观念之茧以自缚。人本主义注意到个人的差异，而不注重到量和整齐的划一。人本主义和绝对主义无缘。这也就是说，人本主义和所谓的‘绝对的安全’无缘，与‘绝对的权威’更无缘······人本主义疏远权力，它反对为增加效率而牺牲个人，也反对经济的剥削，它要把人的较大成就作为真正努力的目标。” 　　 　　http://www.chinavalue.net/Management/Blog/2012-8-7/922176.aspx 　　

　　——关于“党化教育”和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 　　 　　近八九年来，台湾在某些方面有若干进步。邮政是显著的实例。可是，在另外某些方面则有实质的退步，教育则是显著的实例。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 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的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 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掉了。照目前的情形看来，这一浪费，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们真为下一代人担 忧。 　　 　　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的原则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 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 　　 　　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非出于家长及受教育者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署。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 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藉党化教育，把一 代人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 　　 　　提倡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之类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积极者有日本和德国这类军国主义的国家。这类国家提倡此类教育的目标，系藉夸张自己民族的优 点并抹煞其他民族的优点，来养成国民“老子天下第一”的自矜心理，与仇视邻国的态度及不能自持的狂热之情。最后的目标，则为驱策狂热的火牛，奔赴战场，对 外侵略。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越民主路线的国家强调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的。 　　 　　目前台湾之强调的民族精神教育，是想替党化教育找传统上的依据，进而使党化教育与传统化合，最后等到而为一。揆诸“党即国”的主张，此种作用甚明。当一社 群的危亡感从潜意识里涌出时，这类教育所标橥的口号确乎多少可以使人得到象征性的安慰。例如，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使若干人直觉地认为国性未失，国种犹 存。然而，这种教育，行之过当，结果是造成偏狭心理，并收迷恋过去和自我陶醉之效，何补时艰？更何补于发奋图强？ 　　 　　近来办教育的人震于科学成就之伟大，也知道非急起直追究习科学不足以图存。但是，他们徒炫于科学的结果而不明科学的根本。科学的根本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 态度、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思想模式。今日科学的成就，是从科学的根本产出出来的。没有这一科学的根本，便不会有科学的成就。但对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 度、科学的方法及科学的思想模式，与党化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心理状态是绝不相容的。前者是重解析的、重实证的、富于怀疑的，而后者则是笼统的、空幻的和独断 的。一个人头脑中怎能同时装进这样冰炭不相投的两种东西？一个人一只脚向前，一只脚向后，怎样能够走路？ 　　 　　当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形体上对比起来较小，在直观中的强弱相形见绌时，心理方面难免产生自卑感。有了自卑感，就要想方法弥补。弥补自卑感的方式之一， 就是想处处表现其优越。个子不高的人喜穿高跟鞋，瘦人听到别人说他胖而欣然色喜。台湾这几年施政之最原本的推动力，就是深沉的自卑感。有自卑感者，唯恐别 人瞧不起，所以处处要表现得堂皇壮大。而传统的面子心理，再加上现代的广告技术，益使这一点心理作用发挥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这几年来，凡属于长面子的事， 虽耗资巨万，亦毫无吝色。至于表现壮盛军容，制造新闻镜头之事，则日日相继，不厌重复。若干人在一方面高调民族自尊，可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过往客人由于 礼貌所发口头赞扬之词，则不厌其详，认真刊载。官方派驻海外通讯社对于新闻报道也以此为最基本的选择原则，而并不是“是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海外一有 恭维台湾的言论，虽一鳞半爪，也夸大报道。对于海外批评台湾的言论，则不是一字不提，便是断章取义，或歪曲窜改。久而久之，把台湾在纸上构成世界上至美至 善的乐园。至于过年过节和寿庆时的铺张，则把“节约”的美德置诸脑后。。。。。。总而言之，这几年的政治是竞相大作其表面文章，以图博取耳目声色之娱。于 是这几年的政治成了“广告政治”。所以，为政越来越趋于表面化，内容则日益空虚。关系乎百年树人大计的教育也不能例外。不仅不能例外，由于办理教育者之好 大喜空，反而更变本加厉。台湾这几年的教育，似乎很发达，其实是在制造统计数字，重量不重质，素质日趋低落。各种学术机构、文教馆所，看起来有如雨后春 笋，大有“中兴气象”，其实，稍一究诘，内容则空空如也。有的馆所有开办费而无维持费，有的馆所有薪水而无事业费，有的馆所几乎只有一块招牌而已，馆所 “通货膨胀”的现象，是官僚政法广告的产物，是急求见功和表面热闹的结晶。我们知道真正沉得住气为远大的目标而苦干者，哪会有这种浇薄的作风？哪会以为找 豆可以成兵？ 　　 　　世界的局势演变到了今天，我们这一群人想要生存下去，只有在政治采取让大多数人得以自由发展其才智的民主制度，并且在学术上亟力从事科学研究。其余的说 法，不是空话，就是不切要之谈。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自由世界阵营里，如果还有人想藉一个党派霸占一块土地，高调一个主义，垄断财政、经济、教育，一 切的一切由一个集团一把抓，这显得多么尴尬，多么不合时代需要，又多么令人憎厌！ 　　 　　今日要实现民主并提倡科学，我们的教育必须从党化思想里根拨出来，而与民主及科学密切配合。我们这样的教育主张，一点也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而是欧美民主 国家行之有年的原理原则。依照这样的原理原则来办教育，才能使青年的心智和身体得到正常而健全的发展。欧美青年的心智和身体得到健全的发发展，才会有今日 辉煌的科学成就，才有今日的富强康乐。我们为什么只羡慕人家科学成就和富强康乐之结果，而却否定获致此诸结果的教育制度？在党化教育和狭隘的“民族精神教 育”园地里，是开不出科学之花的。杨李是在美国培育出来的，苦于配合民主与科学的要求，并为了挽救下一代，我们对于教育作下列的建议： 　　 　　第一、停止党化教育。。。。。。党化教育在压榨人心、制造偏见，除对一党以外，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老实说，在世界的现状之下，党化教育是不会成功 的。退一步说，党化教育即令可以成功，充其量也不过是造出一批只听一个党的话的盲从之众而已。这样的人，离开了党的窝子，根本不能适应外界的新环境，只有 成为废料。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而办教育的人，怎会做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现在办教育的人，如果稍有良心常识，应该建议有权力者赶快停止党化教 育。停止党化教育，即停止对大家毫无益处的党化课程，以及围绕党化目标的一切设施。让青少年们的身心从党化的迷阵中解放出来，多用时间精力于吸收科学知 识，学习科学技能。 　　 　　第二，学术自由。自古至今，钳制学术自由的势力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泛宗教主义、泛道德主义和泛政治主义。泛宗教主义者把学术当做宗教的侍女。在泛宗教笼 罩之下，凡抵触宗教教条及神话的学说或理论，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都拿不出来，或压得不敢抬头。泛道德主义者认为一切思想学说必须从属于道德伦范。凡不从 属于道德伦范的思想学说，都被认为是败坏人心的淫词邪说，都在当被禁阻之列。在东方世界，泛道德主义者常在被御用的条件之下与现实政治结合而借现实势力以 行其道。现代的泛政治主义者从泛宗教主义者和泛道德主义者接收其管制学术的传统，而在技术上则更加精练。苏俄统制，可说是把泛政治主义发挥到了极致的统 制。在泛政治主义之下，一切学术思想都变成政治工具。政治教条成为学术思想之“先天的前题”，政治纲领成为学术思想之不可逾越的纲领。因而政治领袖也就成 为学术领袖。于是，一切学术思想的发展，必须受政治路线之规定。然而，可惜得很，经验世界对于人间形形色色的政治一概是中立的．．．．．．．苏俄要能造原 子武器．．．．．．只有请教被俘的德国科学家，或派间谍到西方世界去盗窃，要不然便向本国科学家让步_____不硬性规定他们从XX主义研究科学。泛政治 主义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之境了，奈何台湾当局有一部分人士还迷恋这将死的骸尸？我们总不能不承认，这派那派的政治是少数人一时闹的事，而学术则是社会百年千 年的事。今日之闹政治者，何必连这冷僻的学术角落也不放过？为了社会的长久生命着想，我们应该让学术从政治权力之下解放出来，让它自由发展。不然，这个社 会的智慧会由萎缩以至于死亡，常理里会有前途可言？ 　　 　　第三、简化课程。现在，台湾从大学到幼稚园的课程之繁重，无疑居世界首位。课程名目之多，也是世无其匹的。小学学生竟有忙到夜晚十一点才能上床休息的。世 界各国，哪有这样办教育的？这样办教育，台湾的学术贡献应该居世界之首位了。但是，在事实上呢？是一部分学生被压得喘不过气，心身受到戕害；另一部分学生 则采取敷衍手段，浪费时光和金钱。教师亦然。这样制造出来的学生，品质那会特别精良？ 　　 　　第四、提高品质。老实说，处于台湾目前的地位，我们要在量上与别人争多争少，那是没有希望的。制造统计数字，是幼稚的宣传手法，何况区区的统计数字并不足 以惊世骇俗？我们要谋出路，必须从提高品质着手。要提高品质，必须首先停止教育方面的通货膨胀政策。这一政策停止了，再剔除那些为政治目标而设立的课程， 剔除那些为弥补自卑感而添设的课程以及活动，让教师和学生们多些时间来究习有益心身的课目。这样行之十年，教育成果之品质自然就可提高了。 　　 　　当然，要性善台湾的教育，方案不止上述四条，不过上述四条方案是最基本的。如果能把上述四条方案行通了，那么其他方案就易逐步实行。 　　 　　我们对台湾的教育工作上列的论评和建议，并没有一点意思说台湾现在办教育的人不够努力。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台湾目前病在办教育的人太努力了。可是，办教育 的基本方针错误，愈是努力结果愈糟。所以，我们认为要抢救台湾当前的教育，须请办教育的人“高抬贵手”。只有首先终止把这部车子向深渊里开，然后才谈得到 熟筹健全教育的细节。 　　 　　（原载于1958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十八卷二期。转载于《殷海光文集》，第四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51——357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ffd390102ece2.html

　　——读《殷海光文集》 　　 　　傅国涌 　　 　　 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殷海光执笔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说，“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特权豪强如故。”经当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大公报》转载，传诵甚广，引起许多国人的共鸣。然而，在权贵眼里，“赶快收拾人心”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掌握着绝对优势资源的政权会撑不下去，他们压根不在乎什么人心，他们被权势蒙蔽了双眼，看不见时局演变到了什么地步，普通中国人怎样的不安和焦躁，他们只想用暴力来应对共产党的暴力挑战，只想用暴力来压制一切敢于反抗的声音，关闭《观察》周刊、《新民报》南京日、晚刊，人心在他们心中几乎等于零。 　　“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早就洞穿共产主义把戏的青年殷海光并不想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所以才无比焦虑地喊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是不是又一次到了该喊出这句的话的时候了？处境不同、地位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相同的，如果你没有逃离这块土地，没有移民的机会或打算，要留下来，在这里终老，那么注定了要面对风险不可预测的未来，饭桌上朋友们聊天，常常会对每天的食品失去任何安全感，对孩子要接受的教育没有任何的放心，对将来的养老保险更没有信心，中国往哪里去？中国正在急速地往一个无底的深渊下坠，资源被无限制的、掠夺性地开发、破坏，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不断膨胀、不可遏制的物欲如同血盆大口，正在吞噬着这个民族子孙后代生存的机会。如果这个趋势不被扭转，后果之可怕是从未遭遇过的、也是难以想象的。1968年5月21日，殷海光在台湾岛上给人写信说： 　　 　　人民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 　　 　　这些话用在此时此地，同样不需要更改一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十年来私人领域的自由越来越大，穿衣、吃饭、找对象，确实有了更大的空间，比起毛泽东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已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商业广告代替政治口号，成为时代最醒目的标记时，同时释放出来的恰恰是人性中阴暗、贪婪的一面，并且毫无约束，权力或有意或无意地放纵这一面，引导国人朝物欲看齐，只要不关心国家命运，不对现实中的不公不义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对社会生活当中处处会遭遇的男盗女娼视而不见，尽可以去享受私人的吃喝玩乐 “自由”，权力放弃了毛那种咄咄逼人、与全民为敌的进攻性态势，退而为防御性，只要不触及他们的特权，不碰到保护他们利益分赃的体制底线，它一般不来侵犯你。当然，如果恰好你家的土地或房屋被他们看中，要征用开发、拆迁重建，它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巨大利益，在这些事上他们是进攻型的。权贵利益至上，这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高压线，不能碰触。 　　 　　所谓盛世十年或盛世二十年，就是贪污腐败的盛世，坑蒙拐骗的盛世，道德沦丧的盛世，极少数人攫取了极大多数财富的盛世。在引人瞩目的繁华、奢靡和一掷万金的豪阔背后，所有的苦难、血泪、呻吟都被遮蔽了。有些外国人看不到真实的中国社会，为gdp增长率、为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迷惑，以为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不久的将来要赶超美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部分普通人，在这个盛世的计算里从来是忽略不计的，其实，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多多少少无权无势者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盛世的弥天牛皮。这个牛皮曾陶醉了、也正在陶醉着许多无知无良的中国人，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国人。 　　 　　说穿了，这个以权贵利益为核心的盛世，乃是不计后果、不惜代价，用数据、物质和宣传工具一同制造出来。如果一定要认为这就是盛世，那也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盛世当中，这个盛世千方百计地用物质诱惑和种种阴暗的压制手段，不仅摧残健全的人性，而且摧残人类文明进程中代代积累起来的，几乎在所以的领域都是劣币驱除良币，那些把人性中负面的因素发挥出来的人，在现实中容易得到更多、更大的利益，羞耻感降低到了最低点，时时处处都张开利益的大网，把千千万万的人网进去，进去的人可以分沾一点好处。对知识界利用课题、职称、头衔以及种种的诱惑，来牢笼、败坏整个知识阶层，对其他不同的社会阶层同样利用种种诱惑和控制，将正直、有才能而有良知的人边缘化，扶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让他们大享名利。种种举措都是要在根底上摧毁社会的精神，令全社会屈从在强势、利益之下，没有任何自主的骨气。 　　 　　一个原本有乌托邦蓝图的打天下集团，早已演变成一个单纯的权力组织，一个以保全自身利益和子孙利益为首要目的集团，除了对于那些投机主义、心思不正的人充满吸引力，它自身已不再具有任何理想色彩，也没有对未来的真实预期。即使打着主义的旗号，也常常言不由衷，底气不足，因为做的一套，与说的一套完全不搭边。所以，它之所以能继续运转，大大多数时候依靠的不是这套说辞，而是赤裸裸的国家机器，具有威慑力的镇制工具常常以化妆的面孔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依靠说理，依靠意识形态来消解社会的不满、反抗。表面上，它似乎也不喜欢腐败，也号称要反腐败，偶尔也杀几个贪官，但骨子里它对腐败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这是一种严重的腐败依赖症，通过腐败来吸引一批又一批的支持者，保持既得权力的继续运行，通过腐败来为这架锈迹斑斑的机器不断加油，任何民间的反腐败行动，对腐败的真正批评都是它反感，腐败已成为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如同《红楼梦》里贾瑞得到的那面镜子，镜子的一面是美女，一面是骷髅。他经不住美女的诱惑，哪怕结果是力竭而死，也只有继续去看了。 　　 　　今天，即使殷海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赶快收拾人心》，在占有既得利益的那些人当中，也激不起一丝的涟漪。他们被利益蒙住了眼，更被蒙住了心，他们的心刚硬如铁石，他们不在乎王朝的未来，更不在乎民族的命运。他们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保全这一切就是全部，紧紧抓住这一切就是全部。他们决不相信，他们得到的竟会是一面“风月宝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e165.html

　　——读《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 　　 　　余杰 　　 　　二零一一年，《殷海光全集》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整理问世，堪称台湾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其中的第十八卷、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的《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这本书，既是纯真深刻的爱情书写，亦是两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纪录。由于殷海光的历史身分及其时代背景，它更是珍贵的、作为第一手史料的“私文书”。 　　这本书的首发式，特意安排在台北市温州巷的殷海光故居举行。温州街十八巷十六弄内植物浓绿苍翠，日据时期即为台大教师的宿舍群，不少学者在此栖身，洋溢着浓厚学术气息。殷海光即座落于此，我在访问台湾的时候曾专程至此瞻仰。故居游人稀少，让我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缅怀先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之风范。如今，昔日主人的书信出版成书，并回归于此，对于墓木已拱的殷海光和依然健在的夏君璐而言，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吧？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共收录殷、夏之间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时序排列，最早一封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最晚一封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那正是龙应台所谓的“大江大海”的时代。他们在写信时，从未想到过未来有一天整理出版，因此一点也没有遮掩小儿女的心态。不像胡适的日记和信件，在下笔之时，便预设会有历史学家阅读，所以过于拘谨和自律。 　　 　　半个多世纪以后，夏君璐回忆说：一九四八年间，中国局势愈来愈混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府发行的法币，天天贬值，到后来每小时都在贬值。早上可以买一斤米的钱，到了下午，连买一小盒火柴都不够。邮票的票面数字也随之越增越大。战争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四处蔓延，人们恐慌的逃来逃去。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会去哪里？ 　　 　　即便如此，殷海光和夏君璐的通信始终没有间断。有时通信的地点没有“门牌和街名”；有时没钱买邮票，信封起来后再拆开；有时寄一封信竟要超过“一百万圆”。两人往来的信函，历经战乱，由大陆而台湾；殷海光去世后，这批信函又随夏君璐到美国，并历经搬家十五次，仍然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夏君璐在序言中如此形容：看看我俩的信，从重庆到武昌，到乡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广州到台湾，简直可以代表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乱。 　　 　　有一段时期，殷海光在南京负责《中央日报》的编务，夏君璐在武汉。尤其是寒暑假，夏君璐回到龙王墩乡下与婶母住在一起，那里的店铺及房屋没有门牌和街名，来信得先寄到汉口仓子埠亲戚开的药铺里放着，等有人去龙王墩才带来给她。两地步行，需要两个钟头。有一次，一位亲戚把海光的信交给她后，对她说：“写信的人一定是很有学问，他的字写得这么工整。”过去的中国人不仅是尊重知识分子，对写了字的东西都毕恭毕敬的。他们不敢坐在书上，信件也当成珍品处理，因为知道这些对收信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传送信件时，格外小心。夏君璐回忆说：“在那兵荒马乱，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的年间，信件能平安到达收信人手中，实在要感谢中国忠实的邮务员和义务送信的乡亲们。” 　　 　　夏君璐在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到殷海光，就爱上了这个意气风发的书生。而且不顾当时社会风气之保守，主动写信追求对方。那个时候，少女夏君璐便清清楚楚地知道，跟殷海光的结合，将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荆棘之路。圣经中，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平衡的，那些有勇气为公义挺身而出，“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乃是因为对人间有大爱，而人间亦有值得他们去爱的人。殷、夏之间，便有此种大水不能淹没、大火不能烧尽的爱情。 　　 　　 　　每个斗士的背后都有一个更加坚韧的妻子 　　 　　也许大部分读者更关注殷海光那“铁山顶上我为峰”的文字，而我更能体贴小女子夏君璐温婉柔韧的心情。多年以后，在整理泛黄这些信件的时候，夏君璐还有些敝帚自珍的心思，“嫌自己文笔不好，字句欠通顺，言辞没有修养”。但女儿对她说：“你不是文学家，又不是专业作家，读者应该对你不会有太高的要求。”这样，她才感到释然：“一点不错，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子，恋爱的时候，没有理性，所言所行，皆被狂热的感情所支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沐浴在爱情之中的女子，个个都是诗人。 　　我很喜欢夏君璐信中那些细腻入微的景物描写，殷海光的信中这样的细节不多。比如，她的信中有这样的段落：“这样的夜间很可爱，在晚上我们去街上散步。这时更幽静，在这长长的马路，只有我们，晚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衣服，影子随着距离路灯而拉长，两边的树林弯曲而成拱道，路灯利用树叶在地上织成荫网。人行道是阴暗的还有许多浓郁的杨柳弯曲像‘女孩的头发’，浅蓝色的灯光由纱窗射出来，远远传来悠扬的钢琴声，假如您在这里，也许会喜欢，‘清静’不会使人感到寂寞，只有快慰与满足。”作者固然不是文学家，这样的句子却颇具大家之手笔。是爱情让她拥有了观察这个世界的“第二视力”。 　　 　　夏君璐的勇敢未必逊色于殷海光。先知在其族人中从来都不受欢迎，先知的妻子亦如此，先知所承受的磨难，她亦必共同承受。夏君璐说：“我们经过多少波折，环境的困难，动荡的时局，可怕的战争，终于能够相聚在一起，多么不容易！主要是我们彼此一直通信，信将我们联系着。其实我们恋爱的经历，痛苦多于快乐，担心受吓多于享受，并且不时陷入患得患失的情绪中，眼泪更不知流了多少。” 　　 　　迁台之后，殷海光撰文在《自由中国》撰文批判“第一伟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被台大停课，又被禁止出境赴哈佛大学讲学。后来，他们家门口随时有特务站岗，一般人根本不敢上门拜访。殷海光在孤寂中坚持读书写作，夏君璐一直在身边提供坚决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连殷海光得了胃癌，动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个胃，医生宣告他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夏君璐心里都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救他，我一定要救他！” 　　 　　率真之笔，终能写出至真之情。不论是哪一时期的信函，不论是两位作者文字风格有何不同，然而贯穿本书且自始而终不变的是：殷、夏两人长相斯厮守的信念与承诺。这个信念与承诺，一如殷海光与夏君璐都很喜欢的一段话：“人间最高的约法就是爱。人间没有了爱，什么约法都归于无用。可不是吗？许多的约法最多的空间，就是最不适于生存的地方。人间有了爱，什么约法都用不到了。” 　　 　　迟到的正义仍然是正义 　　 　　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中期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将自由的火种从中国大陆带到台湾，若没有他的思想启蒙和人格感召，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不知还要延宕多久。但是，他却为此付出了少活二三十年的代价。 　　 　　殷海光的胃癌是六十年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结果。在高压之下，他只能在家中痛骂蒋介石，每餐之前必开骂，骂得痛快淋漓，却又食欲全无，于是肠胃功能日渐衰竭。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五十岁即英年早逝，而未及对自由主义思想作出更为精深的阐发。在逝世前夕，他仍然坚持口述《剖析国民党》之长文，敏锐地指出：“国民党政权畏惧公开批评，不敢诉诸公开辩论，为了苟延残喘，它需要权威氛围，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各种要命的批评。”该文几经辗转才在海外发表，成为一面照出蒋氏父子威权统治真相的照妖镜。 　　 　　丈夫的去世，让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妻子悲痛欲绝。作家杨照在一篇文章中记载了夏君璐的心境：“作为一个虔信的基督徒，夏君璐当时却恨上帝。她相信恨上帝是要下地狱的，而她就是要下地狱，她要到地狱里等着看着，看到那些迫害人的人，在地狱里受到惩罚。她宁可自己领受在地狱里的惩罚痛苦，都要亲眼目睹这些人罪有应得，这是多么强烈的恨意啊！” 　　 　　岁月流逝，尘埃落定。多年以后，看到殷海光一生憧憬的民主自由在台湾开花结果，夏君璐倍感欣慰。二零零九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出席殷海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与《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追求自由的公共空间：以《自由中国》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致词中，马英九回忆说，在他还是台北市长兼任国民党副主席时，在一次聚会中坐在殷师母身旁，他特别站起来对殷师母说：“今天我要代表国民党向殷师母鞠个躬，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而这一次，马英九又说：“现在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很希望藉这个机会也向殷师母以及所有当年曾经为自由民主奋斗牺牲的先进表达我最诚挚的歉意。我知道殷先生家人都是基督徒，殷师母那时跟我讲，事情过去了，但是在我们来看，这段遭遇对殷先生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他承受很多委屈，而他所受的委屈无法依照戒严时期不当审判的补偿条例，这些过程正好是反面教材，在我们开启自由民主新时代时可以记住这些反面教训。” 　　 　　正义虽然迟到，仍然是正义。今天的台湾需要殷海光思想的启迪，正如“殷海光基金会”在网页上强调的：“在摆脱旧日桎梏之后，新兴政治势力对于分权、限权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似乎已意兴阑珊；社会习于以利害得失等效益方面的考虑作为行事准绳，因此以普遍与中立为旨的法律主治制度，依然不得尊重；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许多涉及社会正义的问题亟待正视；而多元社会所必需的宽容、开放精神，更必须面对族群、民族、国家等集体价值的严厉挑战。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重振殷先生一代人物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今日台湾是有具体现实意义的。”在中国大陆，关注殷海光生平与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可见，殷海光的思想遗产，之于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不仅没有过时，反倒历久弥新、光照后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0zhg.html

　　—金岳霖与殷海光的一段对话 　　 　　作者: 刘利民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从学界“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之语可约略窥其庐山之容。而他的学生殷海光是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师徒两人宛若两颗智慧的星斗，辉映在中国现代哲学的星空。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殷海光书信集》中辑录了殷海光致友人、家人、学生及后辈的书信。这些看似散漫的书信，于不经意间生动地记录了他以近乎凄凉的坚守和矢志向学的心路历程。 　　 　　 在致后学卢鸿材的第十通信中，他讲述了自己与老师金岳霖一次谈话的情形，迻录如下： 　　 　　 “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的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答覆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著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这封信中所述的“寂静的黄昏”当是1938年的某一天。彼时，强敌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慷慨赴死。即便如此，刚刚播迁边隅的西南联大也并不消停，这所“民主堡垒”“种种宣传闹的很响”，国共两派政治势力都不遗余力地在联大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面对这种喧嚣溷乱的局面，一向聪慧睿智、桀骜不驯的殷海光也有些无所适从，只好就教恩师，于是就有了信中的这段师生答问。 　　 　　 从金岳霖、殷海光师生对话的语境来分析，这里的“时代精神”主要应是国共两党对国内民主政治的主张。检阅民国以降的历史，民主阙如，专制肆虐，几乎所有的当权者都会炮制出涂抹着秾艳意识形态色彩的“时代精神”，藉此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钳锢民众的思想，强化既得利益。圣洁的“精神”一旦被聒噪的“时代”所绑架，就毫无例外地沦为庸俗的利益工具。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在灵魂苍白、精神式微的今天。所谓的“时代精神”早已异化为应景煽情的口号漫天飞舞。这些诘屈聱牙、不伦不类的所谓“精神”，就像一块块干瘪的压缩饼干，毫无任何语言上的美感可言，更遑论感召力、号召力和感染力。这个时代的“精神”就像鸡血强身和春药催情一样，茫然无助地刺激着人们漠然的神经。 　　 　　 “时代精神”或可如晴天霹雳，振聋发聩，但更似电光火石，来去匆匆。江山代谢，往来倏忽。有多少“时代精神”横空出世，就有多少“时代精神”被“雨打风吹去”。无怪乎金岳霖喟叹：“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而思想是温润和宁静的，它带给人空灵和超验的体验，它穿越意识形态的纷争，横跨不同文化的罅隙，瞩目普世价值，观照纯粹人性。它是洞烛幽微的火把，是润泽生命的春雨。歌德说：“当你读完一页康德的著作，你就会有一种仿佛跨入明亮的厅堂的感觉。”思想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应当有这样醍醐灌顶的启迪和茅塞顿开的引领。金岳霖对“康德们”推崇备至，绝非妄语。 　　 　　 七十四年前，两位智者在“寂静的黄昏”中看似平淡无奇的答问，却将细腻的情怀洒向众生，以磅礴的气势启示着未来。 　　 　　 只有思想，才具有璀璨的魅力和永恒的意义！ 　　 　　http://fansi1937.blog.163.com/blog/static/16808447420125238535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