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乙铮

自由亚洲|“香港第一健笔”练乙铮因涉“港独”专栏被停

有“香港第一健笔”之称的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其专栏被《信报》突然宣布以改版为由自本月起停刊。练乙铮认为,原因可能涉及他在文章中谈及港独。他建议港人应该将抗争的焦点,从香港的政改转到反对中共的赤化。

练乙铮星期二出席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时表示,其撰写25年的专栏被腰斩对他只是“零冲击”,推测幕后的推手来自北京,因为他过去对北京持批评态度,因此专栏被停他早有心理准备。

德国之声 | 骂权、主权与人权

香港警察内地公安化该骂?质疑中央“实质任命权”正是为了维护香港人的“主权”?禁止组建独立工会的中国,承包了美国地标建筑的整修工程,意味是什么?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教师林慧思不满警员选择性执法,盛怒之下怒骂”what the fuck”,被官方舆论定义为”语言暴力”,”师德不彰”,激起广泛的辩论。时评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林慧思这句粗口并非针对香港警察,而是香港警察的内地公安化。 李怡认为,警察保护人民,公安欺凌人民。是警察还是公安,是两制不同的最重要标志。法治是自由的根本。香港警队应该爱护香港,自珍羽毛,对”公安”的指摘引为警惕,而不是抓住她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英文做文章。 时评人练乙铮在《信报》 发表评论认为,在林慧思怒骂警察一事里,社会的焦点不应该是林慧思,而是当日那支选择性执法、明显对”爱国”团体的纵容、对林慧思斥喝逼迫而令大批旁观市民十分不满的警队。 在同一篇文章中,练乙铮驳斥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接见千余名香港青年称”爱国爱港是一国两制的基础”的言论。他认为,”爱国”不是一国两制的基础。相反,”一国两制”之所以产生、存在,正是绝大部分港人当年不”爱国”,特别是不爱社会主义中国的结果。 质疑中央恰是维护主权 中共官员乔晓阳、张晓明多次强调,中共对香港特首”实质任命权”具有正当性,为的是”国家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香港《苹果日报》连续两天刊发 质疑文章。作者沈舟认为,这种解释并不符合立法原意,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都值得怀疑。 沈舟说,在《中英联合声明》中,英方对中央任命权的理解是建立在自身君主立宪制基础上,女王对英国首相的任命只是形式性的;而后来《基本法》加入的普选内容,其”最终达至”可以理解成”中央任命”这种程序将终止于普选到来之时。目前世界上大部份单一制的国家,都不存在地方首长民选后还需中央任命的程序。 主权的大旗成了中央的虎皮,令许多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其面前都不敢造次。沈舟认为,人民主权早已成为世界政治制度的主流。如果中央运用”实质任命权”否认香港普选的结果,就是”主权代表者”对”主权拥有者”的严重僭越。港人对中央”实质任命权”的质疑和对抗,不是与”主权”对抗,恰恰相反,是对自身主权的正当声张。 美国地标与中国工会 连接布鲁克林和史坦登岛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这座北美最长的悬索桥需要整修,价值3400万美元(约合2.08亿元人民币)的钢铁生产与建造工程已经被外包给中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制造”的代价》,认为这次交易没有考虑购买”中国制造”为美国带来的全部额外代价。 纳瓦罗认为,中国制造的安全是个可怕的问题。自2011年7月以来,中国各地已有六座桥梁坍塌。同时,钢铁生产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人工操纵的偏低汇率带来的巨大利益,到人为降低的能源、土地、贷款和水资源成本。 纳瓦罗指出,大都会运输署不仅忽视了社会代价,还忽视了在环境和人权方面更广泛的影响。中国钢铁企业的吨钢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显着超过了美国工厂。当美国企业和政府部门弃美国钢铁而选择中国产品的时候,它们是在间接支持一个禁止组建独立工会的威权政权,而禁止独立工会不过是今天的中国诸多黑色讽刺中的一例。 摘编:张平 责编:谢菲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法广 | 香港/新闻自由: 记协:梁振英上台即成为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

年报又指出,香港记者及传媒机构在香港及内地被暴力袭击的案件,则有18宗。记协批评,梁振英上任一年,并未能捍卫新闻自由,即使有记者被暴力袭击,梁振英亦未有适切回应,形容是本港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促请政府订立资讯自由法例,审视官方资讯的发放政策。 记协同时认为,梁振英年初向《信报》评论文章作者练乙铮发律师信,是削弱新闻自由,亦反映梁振英容不下批评。曾经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成员之一的练乙铮,以《诚信问题已非要害梁氏涉黑实可双规》为题的文章指出,梁振英助选团在竞选期间曾出动疑似黑社会人物,如在大陆,罪名如果属实,可以遭到双规,但梁振英旋即发律师信恫吓要求收回言论并道歉。 此外,记者协会同时又要求尽快订立资讯自由法,从速开放免费电视市场,并不再把香港电台列为政府部门。

德国之声 | 梁振英为香港言论自由“带来凶兆”

香港记协发表年报,认为香港言论自由“乌云压城”,面临严重威胁。国际记者联合会也透过德国之声呼吁香港政府返回正轨,回应公众质疑,中国政府则须尊重所有记者的全部采访权利。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糟糕的一年”,香港记协对这一年香港新闻自由的状况如此描述。该协会7月7日发表的《2013年言论自由年报》显示,梁振英上任香港特首一年来,”已为香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带来凶兆”。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新闻自由是香港争取民主的基石,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但是梁振英上任香港特首以来,香港媒体从各个方面受到威胁。她说,去年特首选举前,梁振英签署了记协的《新闻自由约章》,但是他未能兑现约章中有关捍卫新闻自由及积极推动制订信息自由法的承诺。 这份题为《乌云压城–香港言论自由面对新威胁》的报告指出,与前任特首曾荫权相比,梁振英及其主要官员较多以书面声明来代替完整的记者会,视察或探访时较多安排传媒以”联合采访”形式采访,令记者无法就迫切议题向官员发问。报告还指出,少数香港高官曾未经公布而秘密访京,私下商讨关乎香港市民福祉的大事,港府信息不透明的做法影响了香港市民的知情权。 今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中,新闻记者要求保障新闻自由、揪出暴力黑手的呼吁引人注目。岑倚兰介绍说,这一年发生了至少18宗针对香港记者及媒体机构的暴力袭击,内地和香港大约各占半数,包括香港记者在北京探访被非法软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时被暴力阻止,以及”七一”前夕香港壹传媒主席黎智英住宅遭到暴力恐吓。对于接二连三的暴力威胁传媒事件,梁振英政府未有及时的回应。 报告还指出,梁振英就《信报》一篇报章评论,向作者练乙铮发出律师信。记协认为,此举动不但削弱新闻自由,也反映梁振英容不下批评声音。 报告专章讲述中国内地收紧舆论控制对香港的影响。自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北京在港代表机构中联办也采取了更多打压香港媒体的措施。岑倚兰对德国之声说,很多香港媒体老板都是中国政协委员,他们的言论立场令人生疑。 香港政府仿效内地”宣传伎俩” 就这份年报反映的问题,国际记者联会中国项目代表胡丽云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胡丽云证实说,在过去一年,尤其是梁振英上任后,香港传媒在采撷信息方面常有困难,梁振英及他的官员们都喜欢采取回避的态度,拒絶正视代表公众的传媒提问。国际记者联会更发现,现届政府非常喜欢用社交网站传递单方面的讯息,更有专职撰写网文的工作人员,这种做法跟中国内地政府一样。胡丽云说,”我们认为这做法并不是公开透明的做法,而是宣传的技俩。” 胡丽云说,内地这种做法被梁振英政府普遍仿效,虽然尚无证据证明这是来自中央的指示, 但是有鉴于香港仍然没有民主选举,特首被披露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指令行事,自然会引起坊间质疑。她说,”这种做法明显窒碍香港的新闻自由, 直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国际人权公约相抵触。” 至于 中央直接干预香港新闻自由,胡丽云指出 最明显的两点,一是香港传媒到国内采访时仍受制于申报的采访机制,二是 记者采访受到无理的殴打、阻吓等,政府竟没对使用暴力及公权力滥用有半句讉责,间接鼓励有关恶行, 直接践踏新闻自由。 香港记协在这份年报中呼吁梁振英政府加强保障及促进新闻自由,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而订定国家安全法,从速开放免费电视市场,尽一切力量遏止并打击所有针对记者和传媒机构的暴力行为。 胡丽云也代表国际记者联会呼吁及促请所有港媒的工作者, 捍卫及坚守自己的专业操守及职责,呼吁香港社会不应只着眼于是否有”二十三条”的立法,而要留意任何有可能影响信息自由、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法例修订。她说,”现届香港政府官员必须要返回正轨,面对公众、回应公众的质疑,召开记者会接受所有记者的提问”。 国际记者联合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重申, 记者的采访权是至所有记者在任何地方采访的权利,而不是只集中于某些地区、某些国籍甚至是官媒的记者身份。 作者:张平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 "七一"来临,中共内外交困

中国经济危机到了一个引爆点,习近平能否力挽沉疴?日前正式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起台湾社会群情哗然,而无数香港人正在准备走向中环。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证指数再次处于熊市,与不久前达到高点时相比,已经下跌了20%。上周,因为对流动性的担忧,同业拆借利率升至两位数。周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合理水平”,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引导融资进入经济领域中的实体生产行业。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经济困境背后的政治意涵》,作者利明璋认为,中国看起来面临着一个经典的道德风险问题。政府要么允许违约和倒闭,要么逮捕一些银行官员。实际上,在调查银行间市场的不正当操作时,中国已经逮捕了几名银行官员。 利明璋认为,如果不注意政治问题,就很难理解中国经济:习近平继承了许多挑战,”考虑到这些挑战,以及一场影响社会上许多强大利益集团的重大经济改革即将到来的前景,共产党的合理反应也许会是,封闭意识形态的舱口,纠正党风,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并且提高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和教育部门的监督,随后才启动这些会引发不和谐的经济变化。” 他认为,”即使习近平能够成功地推动这些相当艰巨的经济改革措施(我们应该设想他会做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也会慢于普遍预期”。 “七一”来临,香港人该做什么? “七一”临近,香港街头很不平静。《信报》发表评论家练乙铮的文章《往奴役之路的尽头处》指出,梁振英政权对香港管治失控,无法对香港作出有效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指引,无法对一个多元社会里的人心作最低限度、必要的整合,终于把香港打”散”了。 练乙铮指出,”梁氏把红旗遍插,其支持者吐气扬眉非常得意,而香港的一般市民、反共人士、本土派、民主派,却因此忧心忡忡”。但是他认为,特区当权者愈是仗权占位倒行逆施,民心愈是背向,管治力就愈弱。 练乙铮说,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中共主要倚靠对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权的垄断,以及在必要时实施政权暴力──这就是具现代中国特色的”恩威并重”。他担心,大陆这两套”解决”无法有效管治社会的路数,看来很可能通过梁氏政权的通力合作引进香港。 练乙铮说,”黑夜快将来临,你要不让子弹飞,还得靠自己两条腿,静静地走到中环”。 评论家李怡则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文章《沉默的好人也会变成邪恶的同盟》,以更加激情的语言鼓动人们参加”七一”游行。 李怡指出,”香港自由法治在褪色,核心价值受挑战,香港不再令港人感到舒适,感到骄傲,你们都知道。但你们想:我能够做甚么?我没有能力去挽救香港的沉沦,而且是否有了以上这些现象就意味沉沦也不知道。许多人曾经为香港民主、为香港前途吶喊过,争取过,经二、三十年的奋战,结果是面对中共这庞然大物,越争取只见越向反民主反自由的方向倒退。上街抗争,有用吗?” 但是,李怡说,”极权社会的形成和得以维持,正是多数人的冷漠造成的”。”如果我们继续对大话精容忍,对开始腐烂的香港政治慢慢适应,我们习惯了与谎言为伍,我们就会自己变成了我们憎恨的制度”,”七月一日,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甚么”。 大陆业者包揽台湾人的”生老病死”? 台湾和中国大陆历经漫长与艰辛的谈判,终于在日前正式签署了”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但是,协议内容一经公布,台湾社会的实时反应却是”群情哗然”。台湾《工商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此事充分显示,”我政府之推动两岸经贸自由化,亟需有一套正确的方法,特别是在对内沟通协调方面”。 社论指出,这次台湾社会对服贸协议的不满情绪很大,主要原因是,社会各界普遍未料到,该协议对大陆服务业者开放台湾市场的程度,竟会”深化”到最贴近民众生活的服务业别,包括美容美发、洗衣、餐饮、商品零售、医院、通讯、视听、租车等等,因而有人总括说,大陆业者将包办台湾社会的”食衣住行育乐”,乃至”生老病死”之相关服务行业。 社论认为,马英九政府闷着头和大陆谈判服贸协议,而不给民间作些”预警”,是个不正确的作法。同时,在沟通协调上,未充分表述该协议让两岸双方”对等互利”的性质,而是偏重于强调该协议”为台湾业者争取大陆市场”、 “协助大陆台商转型升级”之优点。 摘编:张平 责编:洪沙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o-China周刊 | 练乙铮:唐梁争霸搞合纵连横 媒体围观竟吶喊抬轿

“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         唐梁之争,最近多了一个看点:彼此都用了一直以来专门对付民主派的话语攻击对方。梁营的一位有名势支持者写博,直言唐是英殖美帝走狗;唐则对梁的“扶贫委员会愈扶愈贫””说极为反感,指梁乃为批评而批评。后者是弱势防守之下的反扑,令人想起特区政府官员在立会应付质询时的窘态,蹩脚而无力;前者则是文革式往死里整的主动割喉出击,又或者是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动时用的那种喊杀标语。 当权派之间对骂,在大陆司空见惯(特别是在获证实的小道消息里),在香港则是史无前例。由此可以窥见,所谓“君子之争”,肯定并非如坊间一些想象那么简单,港人若只看表面,把希望寄托某某人身上,到头来必然后悔;学者、论者,还有传媒,单凭听其言而埋其堆,到头来肯定要丧失公信力。 诚然,在民主国家里,媒体公开表态支持某候选人是常有的事,但这里当权派搞的是黑箱作业,背后谁在发功发什么功,大家都不知道,故不可同日而语。小圈子里的事,可以围观,能看清一点点真相便了,何必急于表态、插手、尝试影响结果,甚或无中生有替之填上种种“民主色彩”? 有关真相不易得,评论界于此事的责任,不外试图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小圈子内斗的本质及其后果。笔者有关梁唐的评论,以这个为原则,今天这篇文章,提出一个“合纵连横”架构分析唐梁之争,本意也是如此。   一进一变差异突显   七十年代与中共组织沾过边的社运过来人都知道,每一个“白区”左倾政治团体无论大小,内里少数两三个最有影响力的积极人后面都有一条“线”,这些线都和共产党直接有关,不尽相同且互不重迭,而线的份量,则系乎团体的重要性。线和线之间,利益、任务、对具体工作的观点和意见,经常不一致,引致这些团体本身的领导层里产生各种可大可小的“路线斗争”。 上述的线及其牵动的斗争都十分隐蔽,团体内其余少数核心人不甚了了,其他人更不知原委,甚至不察有事发生。这些内斗可以很残酷,大家不看司徒华的自传,不知道香港小小一个左派群众团体里,都算是“自己人”、“围内人”了,但在自上而下、自内地而本地的党线支配下,派系斗争竟如斯剧烈,以至一些人最后给“扫地出门”,彼此之间的怨恨,五十年不变。 这种现象,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不矛盾;一元化领导是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斗争是达致一元化领导的过程。受中共控制的本地当权派一分为二,衍化出唐梁两大阵营,由不同乃至相左的的党线主导,内因由来已久。党线已成为主导梁唐斗争的纵轴。 三十年前按此纵向结构分析左倾政治团体的动向,大体够用,但三十年后今天有钱财考虑,便必须加上横轴,尤其因为唐梁两大阵营后面都是大资本家、属于不同板块的大财团。唐代表的板块,乃本地一线资本家及其利益体系,覆盖之广,自不待言。梁背后的板块,则以本地二线资本家为主,地产色彩相对更浓,公私一脚踢,总体霸权实力却稍次。这个状况反映在梁唐二人的心态、策略和口号上,至为明显。 唐要维护其最大板块既得利益,采取守势为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令其更加绵密。梁的二线板块,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采取攻势,务求突破现状、变天(阿二变一哥);梁营要达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权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块利益之争,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给人的印象其实并不重要。此境况下,唐的面貌自然较保守,口号是“稳中求进”,以稳为主,进多进少,关系不大;梁的面貌则必然强调进取,“稳中求变”的口号里,以变为主,不变天不达标。一字之差,道尽二人背后两大板块欲望和利益! 此外,我们还可留意到,唐板块因为有更多的利益要保守,故与曾政府这个最大的政经现状维护者耦合之处较多,而曾派继位之路既绝,把政治筹码让渡给唐,顺理成章。反观梁板块,为求打破现状,必与曾政权建立的决策有较多矛盾,故梁本人近年多次不惜以行会首要成员身份批评曾政府,逐步公开与曾派对立;此非有利阵势,加上板块实力较弱,故梁营要找支撑,只得高姿态乞灵民粹,于是梁比唐更积极说话讨好各界:讨好中产,讨好下层,讨好知识界,乃至讨好处于现体制边缘的那部分社福界,其不惜一改过去反建居屋的论调,便是最好例证(梁背后的地产商,在董政府年代反建居屋最力。笔者当年乃房委会委员并任职中央政策组,对此事知之甚详)。   纵横交错权财交织   唐梁背后的板块利益,是主导二者争霸的横轴。 有关此点,港人必须清醒:无论是唐营说的“进”还是梁营说的“变”,首先都指板块而言,以板块利益为依归;若以为他们在在关心香港社会整体进步和变革,那就是给糊弄了。如果我们眼见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事事迁就权与贵,并不以最大多数市民利益为依归,那么我们怎能相信后面是赤裸裸板块利益的梁唐,所说的“进”和“变”,是市民大众心中渴求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和变革呢?不排除在舆论压力下,两个阵营为求得体好看,现阶段猛开期票,上位后稍施恩惠意思意思;但若社福界有些人饮鸩止渴,听了某营一些好话便为之背书,则是无意中给利用了。 纵横轴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纵线控制与横向板块的有机关系。 曾荫权既无祖荫也无资格代表任何板块,只能乖乖接受党的纵向领导,主仆关系很简单;但唐梁有庞大板块财力撑腰,与京官关系绝非一般的主仆关系,而是大体对等的钱权关系:钱因权生,权因钱活,两者正好交易。大陆今天几乎无官不贪,以至温总最近提出党国道德滑坡的严重警告,可见今天的党员干部,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造成的”,而处理香港事务的位子,对京官而言,都是肥缺。 据此二点,笔者断言,曾政府之后不出数年,纵线与板块因钱权互利关系,将更加如胶似漆,纵有灰暗交易而廉署亦莫奈之何。板块之间的斗争固然你死我活,线与线之间的利益矛盾亦将不遑多让,各方宜多加分析。梁营的横向板块实力较次,但在纵线的某些方面明显占优;梁本人的党色彩浓厚,刚毅木讷党性强,与其背后党线的关系易深化,较能调动那部分党组织自上而下输送各类资源,补其横向板块实力之不足。 在这个纵横轴框架之下,大家可以问很多也许没有人想过的经济政治问题。例如,李鹏在港家族集团势力,和本地哪些家族财团拉帮结派呢?其派系的党线伸到唐梁两阵营的哪一个里起支持作用呢?又例如,若梁当特首,梁因上述与党关系,其背后党线会否更明显控制特区政府,甚或加倍高调在香港活动呢?果若是,则届时港人与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将更大程度更直接转化为港人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   煲呔 ( 代指曾荫权 ) 民望接近清盘   如此,目下逐渐升温的港人厌内仇内心态会否更加强烈?不从上述纵横框架分析这些大问题,难以看清本地特首“选举”的深层性质、庐山面目,以及谁胜谁负对香港未来的政经影响。目前坊间流行的各种关于特首“选举”的论调,每每流于皮相,盖由乎此。 例如,“小圈子游戏论”只道出真相的一小半,茶余饭后用作谈资未尝不可,论实质却未免空泛。此论忽视大陆党内斗争的残酷现实及其在港的必然伸延、忽视京官权力与本地资本的进化关系,把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利益拚搏,漫画化为一幅“排排坐、阿爷分饼仔”的纯洁童漫,以至当权派为掩真相也很受得落。 又例如,“民望决定论”破绽甚多,且对何为“民望”没有起码分析。京官挑特首,当然重视民意或民望,但绝对不是现时所指的“即日鲜”、“五时花、十时变”的民间情绪。笔者说过,北京要的特首民望,是长年累月积集起来的坚实的能力声望,此等声望转化成政治本钱,可以用来替北京做港人不喜欢的事(如推二十三条或限制学术自由);做事过程中,特首必须以他的这种民望支付成本逐步消耗尽净。曾荫权是一个最佳例子。 当初,曾的民望高而质坚实,是几十年来当公务员埋头苦干累积来的,港人清楚而北京正觉合用,让他当特首有原因;其后他玩手段百般阻挠民主进程,替北京干出成绩,民望因此拾级而下(还有其他原因),现在接近清盘,大体符合北京理性期望。 这种真民望,唐勉强可说有一丁半点,梁则半点没有(笔者曾把他比作没有开过车而非常善于指东点西的教车师傅);如此,北京二选一,会是基于每周每月大不同的情绪民望差距么?就算此等民望是真民望,北京会任由港人表达而按之挑选特首么?有朝一日,港人钟意一个有民望的民主派怎么办?覆水难收,北京岂会搞“你写单,我照办”?有人提倡网上投票显示民意,立即被骂“违反基本法”。仅此一点,便知梁唐之争,绝不会轻浮得按港人民意情绪决胜负。 2017年若是真普选,按“六四黄金律”,当权派参选人的对手,必是瞄准泛民那六成选票的实力派;这个人多半不是泛民政党某一头面人物,而更可能是一位相对开明、民主派肯接受、有长年做实事、有魄力的企业家、高官或专业人士。如此,当权派将有大敌,故今年断不会打内耗战,加剧板块对决。   可以围观不可投入   但后二者都在进行中,故2017年一定是假普选,当权派根本不必搞“演习”。既非“演习”,到底是什么?大家看看:唐梁二营开战,负面攻击从扒桃色粪到彼此侮辱(梁公开说对方蠢;唐的文胆一再咬着对方背后一名金主称他“高个子”恶意挖苦),从揭对方一把手的疮疤到互揭对方政策弊端,笑里藏刀棍棍到肉愈发迅猛。道理和事实俱在,说明梁唐今年打的是真仗,即党线加板块之间的利益对决。 董政府曾经明益一方,一些原先大力支持他的二线资本家捞不到油水很不满。曾政府治下,尽管政治上搞亲疏有别,但公务员式的处事方法,还勉强可在财团板块之间维稳。若下一个是唐政府,则二线资本家不但翻天无望,板块还必然被压缩,直接影响其党线利益(后面必然拖带某些国企陆企);如此,梁营怎按捺得住,乖乖像幼儿园小孩儿般排排坐、吃果果?都说梁先生年轻,来日方长,何必那么猴急?殊不知,他等得(N届不嫌多),背后的党线和板块势力也等不得。 这是一场动真格的假选举。动真格,所以才那么好看,值得市民围观、媒体报道。是假选举,所以才那么难看,论者只宜客观分析两营争霸,不宜美化事件,更犯不着真情归边公开替某方吶喊抬轿。   (练乙铮,香港传媒工作者。1995年加入《信报》任总编辑,19 98年转任港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2007年重返《信报》 任主笔,2010年初离任。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BBC | 香港观察: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二十多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在大学里抗议“校园被共产党渗入”,要求还校园自由 。 当港人还是对“阿爷”(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叫法)在地方选举的新增票源摸不着头脑的当儿,又发生了大学学生会选举疑遭中共渗透事件。 二十多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在大学里抗议“校园被共产党渗入”,要求还校园自由 。他们突然有此行动,是因为正在进行的学生会选举出现了一个有四名候选人是共产党员的参选内阁。 香港岭南大学的学生会也发生同类事件,一名学生会候选主席本来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结果在同学们争论“平反六四”的时候揭露了其党员身份,结果其他内阁成员不再相信这名主席,更表示如果当选,也会集体总辞。 似乎,公开党员背景在香港选学生会只会吃闷棍。 党员在港身份惹怀疑 正在念大学的多是18岁、19岁的年青人, 他们没有经过文革,没有亲身经历过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他们和其长辈一样对共产党不信任,而且,对于要和共产党员共事感到疑虑。 这是大部份港人的常情,就如泛民中人对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自己揭露少年时代曾经加入中共地下党一事,也是惊讶到不敢相信。 已宣布参选特首的梁振英,也曾经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彷佛党员身份会害他选不上。所以,这些在大陆成为共青团的青年同学,彷佛知道这个潜规则,把身份放一旁,因为党员身份在香港还是不能够站出来。 其实大学生视共产主义为政治信仰不是奇怪,因为大学应该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但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大陆来的,那是另一回事,香港同学很自然联想到共产党员占据学生会,影响校园自治和制衡校方的能力。 大学本来是政治不沾锅 任何政治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大学学生会选举,不过,由于香港的大学一向和政党有距离,所以很少出现学生因为政党背景而闹出问题。社会一向对大学学运抱肯定态度,对大学学生会被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 今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大学,因为香港大学出现了不必要的保安安排,更发生把学生反锁事件,事件演化成政治风波,结果是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不再续约,为了大学行政自主带来负面冲击。 在这些时候,学生会的想法和做法是重要的风向标,如这次“李克强事件”,香港大学学生会便着力地批评校方,如果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众由共产党成员组成,那会是怎样一回事呢? 大陆学者、学生充斥港大学 只算这个学年,香港八所受资助大学便有8,744名大陆来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自然会有更多的大陆来的学生加入本地学生会活动。 所以那些当年曾经在大学搞社运的人士便感到忧虑,如民主党议员张文光便担心大学成为大陆政府入侵学界的首要目标,逐步令大学生不再坚持“平反六四”。 曾经公开表示信奉过共产主义,当过香港知识分子报章《信报》总编辑的练乙铮更指出,香港高教界大陆籍学者比例越来越高,有些学系的大陆籍学者已经过半,一些大陆籍学者更当上了各级学术领导。 这难免影响着大学的生态,大陆学者到了西方比较敢言,但在香港于一国两制下便不是那回事。 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公开发言批评当权者的,都是香港籍的学者,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不少大陆籍学者仍有亲友在大陆,也是要言论小心。 是共产党员又如何? 现在的香港,不论是在工作地方或是学校总有大陆人,但对大陆党员又了解多少呢?不少港人都会对这些同僚有一点好奇,但心里那一句: “你是不是共产党?”还是留待大家交情好一点才会问,政治联系在这些地方,反成了一种私隐。 然而这些来自大陆的同僚会告诉港人,不少人在大学里,其实是为了找工作而入党,所以也不用为此而太认真。有一些利用化名发表意见的在港大陆尖子便表示自己也是共青团,但同样会踊跃参加六四悼念活动,又强调几乎所有内地高中生都是共青团员,只有思想和品格有问题的学生,才不能加入。 中共的渗透在香港是否真的是无孔不入?还是港人把党员身份看得太认真?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香港观察: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二十多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在大学里抗议“校园被共产党渗入”,要求还校园自由 。 当港人还是对“阿爷”(香港人对中共政权的叫法)在地方选举的新增票源摸不着头脑的当儿,又发生了大学学生会选举疑遭中共渗透事件。 二十多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在大学里抗议“校园被共产党渗入”,要求还校园自由 。他们突然有此行动,是因为正在进行的学生会选举出现了一个有四名候选人是共产党员的参选内阁。 香港岭南大学的学生会也发生同类事件,一名学生会候选主席本来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结果在同学们争论“平反六四”的时候揭露了其党员身份,结果其他内阁成员不再相信这名主席,更表示如果当选,也会集体总辞。 似乎,公开党员背景在香港选学生会只会吃闷棍。 党员在港身份惹怀疑 正在念大学的多是18岁、19岁的年青人, 他们没有经过文革,没有亲身经历过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但是他们和其长辈一样对共产党不信任,而且,对于要和共产党员共事感到疑虑。 这是大部份港人的常情,就如泛民中人对已故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忆录中自己揭露少年时代曾经加入中共地下党一事,也是惊讶到不敢相信。 已宣布参选特首的梁振英,也曾经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彷佛党员身份会害他选不上。所以,这些在大陆成为共青团的青年同学,彷佛知道这个潜规则,把身份放一旁,因为党员身份在香港还是不能够站出来。 其实大学生视共产主义为政治信仰不是奇怪,因为大学应该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但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大陆来的,那是另一回事,香港同学很自然联想到共产党员占据学生会,影响校园自治和制衡校方的能力。 大学本来是政治不沾锅 任何政治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参加大学学生会选举,不过,由于香港的大学一向和政党有距离,所以很少出现学生因为政党背景而闹出问题。社会一向对大学学运抱肯定态度,对大学学生会被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 今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大学,因为香港大学出现了不必要的保安安排,更发生把学生反锁事件,事件演化成政治风波,结果是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不再续约,为了大学行政自主带来负面冲击。 在这些时候,学生会的想法和做法是重要的风向标,如这次“李克强事件”,香港大学学生会便着力地批评校方,如果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众由共产党成员组成,那会是怎样一回事呢? 大陆学者、学生充斥港大学 只算这个学年,香港八所受资助大学便有8,744名大陆来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自然会有更多的大陆来的学生加入本地学生会活动。 所以那些当年曾经在大学搞社运的人士便感到忧虑,如民主党议员张文光便担心大学成为大陆政府入侵学界的首要目标,逐步令大学生不再坚持“平反六四”。 曾经公开表示信奉过共产主义,当过香港知识分子报章《信报》总编辑的练乙铮更指出,香港高教界大陆籍学者比例越来越高,有些学系的大陆籍学者已经过半,一些大陆籍学者更当上了各级学术领导。 这难免影响着大学的生态,大陆学者到了西方比较敢言,但在香港于一国两制下便不是那回事。 因为各种原因,现在公开发言批评当权者的,都是香港籍的学者,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不少大陆籍学者仍有亲友在大陆,也是要言论小心。 是共产党员又如何? 现在的香港,不论是在工作地方或是学校总有大陆人,但对大陆党员又了解多少呢?不少港人都会对这些同僚有一点好奇,但心里那一句: “你是不是共产党?”还是留待大家交情好一点才会问,政治联系在这些地方,反成了一种私隐。 然而这些来自大陆的同僚会告诉港人,不少人在大学里,其实是为了找工作而入党,所以也不用为此而太认真。有一些利用化名发表意见的在港大陆尖子便表示自己也是共青团,但同样会踊跃参加六四悼念活动,又强调几乎所有内地高中生都是共青团员,只有思想和品格有问题的学生,才不能加入。 中共的渗透在香港是否真的是无孔不入?还是港人把党员身份看得太认真?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港人对共产党员看得太认真。现在有几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只要是真心为国家民族谋福利,是共产党员又如何。你对64看法不应该影响到对共产党的看法。 kc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反馈 联络办法 姓名 国家、城镇 你的电邮地址 * 电话号码 你的信息 评论 * (最多字数:300字) 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点击 页首

BBC | 香港观察:大学之尊严

李克强访港过程隔离措施引争议 九月是新学期的开始,莘莘学子回归校园,好不热闹。余波未了的香港大学仍是各界的焦点:自八一八港大百年校庆、李克强访港并大驾校园而引发对人权、新闻和学术自由的争议,几个星期仍然挥之不去,本栏也为此连续讨论了两个星期。 当学生、记者和社运人士高呼捍卫自由,以游行、示威和请愿等行动证明港人对自由的执着之际,有没有人真的问过一句:除了在重要时刻如六四、七一外,香港人何时会再走前一步,不单止是「捍卫」自由,而是真正的「实践」自由? 由捍卫自由到发挥自由的力量 捍卫只是最基本的防线。「自由」本来就是基本人权。真正善用自由的人,会培养出批判精神和理性思考,从而开拓更广阔的视野。但在香港这片号称中国最自由的土地上,却越来越似奢侈品──只因奢侈,才需要捍卫。 八一八之后,专上学生联会向各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要求各大学承诺捍卫大学自主,而数间大学也发表声明,表示会维护学术自由。 这些站在道德高地的声明和响应,永远不会错,关键却是如何实践,而且不单是校方,还有学生。当自由受到冲击,有学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捍卫基本人权,其情操诚可贵。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待自由受到践踏而快将失去之际才热泪盈眶地站出来?而在集会之中漫骂之声又比理性的讨论和批判更为凶狠。平日在校园内,学子们除了最担心GPA过不过3.0、履历上有没有游学体验等可在职场增值的东西外,他们有没有充分发挥大学的核心价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自己的人生、甚至对整个世界作出理性的辩论和思考? 资深传媒工作者张翠容就在自己的专栏中指出了一个客观的现实:在校园内,严肃的讲座总是不叫座,除非讲者是政经或娱乐界的「明星」,如少女模特儿周秀娜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才能座无虚席。这本应体验了大学雅俗共赏、有容乃大的精神,但现实是,更多时是大家一睹明星风采后,就人去楼空,再无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此外,张也提到一个香港人普遍患上的疾病,就是「偏视症」──中国权贵的一言一行动辄得咎,而对西方的权贵没有同等的批判能力。比如同是香港大学金主的李嘉诚和索罗斯,他们同样具争议性,可是传媒和学生对他们的态度和待遇就有天渊之别。 没有全面的批判思维,不止是学生的问题,这反映了培育社会栋梁的大学、甚至整个社会也有根本性的缺陷,令我们享有自由而无从全面发挥它的作用。 缺乏人文精神的大学 大学的发展方针变得急功近利是不争的事实。以事件主角港大为例,现今的最高管理层几乎没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早在2006年文学院重组也令人文学科被切割得遍体鳞伤,当时就有「变相杀系」的声音。五年过后,今天形成了商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传统而来最赚钱(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未来的出路)更强势,文学院形同虚设。大学即使在亚洲排名经常名列前茅,也难以如西方的文理商兼重的传统名校一样能成为引领世界思想潮流的先驱。 此外,学术自由还要讲求气节,可在不受任何权力影响下有自由追求学问。香港的大学,若与内地各大学相比,相对较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道防线其实也岌岌可危。 另一名资深传媒工作者、前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在信报撰文指出:「革命者取得政权之前一定要渗透大学,之后还一定要颠覆大学,不然不能改造社会,巩固统治」。 于是,除了有2000年港大民调风波(当时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助理路祥安透过港大校长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施压,要求停止有关特首及政府的民意调查)外,回归前后,各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当上全国政协(但现任港大校长徐立之仍未进身政协),挤身权力机关之列;今次李克强更指明要送礼给港大(可没有人深究为什么只有港大受惠?),由中央设专项资金每年让香港的龙头大学一千名师生到内地进修,而港大亦没有拒绝这笔捐助。 这些举动,令人不禁要问,大学的风骨哪里去了?校长们一一向权力靠拢、权贵的捐款也勿囵吞枣地收下,「自由」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交换的筹码。 大学可说是城市的灵魂,现在有什么大学,将来就有什么社会栋梁。说得浪漫一点,一百年前,香港这片自由之地(还有港大的前身西医书院)孕育了孙中山,继而改变中国的命运;而今天,香港仍是中国最自由之地,但我们可有再次影响中国的胸怀?若我们仍把「自由」当成宝物收藏,只在有人想夺走的时候才挺身而出,而无法将之变成长存的人文精神──对国家和世界也有人文人道的关怀──则我们的防线,终会有被攻破的一天。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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