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马龙闪研究员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   苏联解体前理论界倒戈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   凤凰历史：在苏联解体前夕，很多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也在一夜间掉转枪口，很多人将这种“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改革，您怎么看这种观点？苏共的意识形态失去人民支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马龙闪：这种有关苏联理论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在苏联解体前夕发生“一夜之变”，几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于苏联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状况来说，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我以为，对真正了解苏联理论界动向的人来说，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种事件，并不感到奇怪；对苏联学者来说，更会不感到惊讶。   我以为，真正奇怪的倒是，有人把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类事件，归因于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改革。某些人不了解苏联的历史，不了解苏联理论界数十年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掩盖的假象，他们从僵化的理论概念出发，不具体研究、也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特点等等，仅仅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是苏联解体一切之“原罪”的既定观念出发，得出这一结论，也是毫不奇怪的。 苏联理论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一夜之变”、类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由苏共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内涵、形成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将此归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极为肤浅的，是误导读者的。从回答问题的角度看，这种回答问题的方法，是一种所答非所问。这正像人们向大夫问病——这种病的病根是什么？这位大夫却回答说：这种病发生在秋天。这种把苏联发生意识形态“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说法，就是这种所答非所问式的回答方法。它只回答了这种疾病发生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时，并没有回答这种疾病的病因和病根。   苏联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概括地说，这是由它的特点、特性决定的。就是说，它一有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二有极端虚伪性、虚假性的特点；而建立在封闭性和虚假性基础上的苏联意识形态，又具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脆弱性；因其具有极端的脆弱性，就经不起风浪，一经公开性的考验，一经从外部吹进来的各种思潮和理论的挑战，就不堪一击，立刻败下阵来，所以发生集体倒戈，“一夜之变”。   苏联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源于书报检查和思想清洗   现在，让我们稍微展开来，加以阐述。先看苏共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性的特点。怎样形成了苏联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主要靠两种手段：一是，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来监督文献信息的传播，掌控新闻书报的出版；二是，靠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进行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或者叫思想清洗。通过这两种方法就造成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先看书报检查。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检查社会上和国外的书报资料和各种信息的，也同时检查党内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言论和著作，甚至也检查、禁止一切为斯大林所不允许传播的、一切对他不利的思想理论和书报文献，包括列宁晚年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言论。这样严密检查的结果，就封闭了一切外来的、外域的，甚至自己人的不同思想观点和理论；这样严格检查、严密封闭的结果，就使苏联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立在极端狭隘、脆弱的基础之上，经不起检验，经不起比较，经不起推敲。 再加上通过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以强制压服、恐吓的手段，而不是用以理服人的说服的方法让人接受一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这样强迫、压制地让人接受，等于牛不喝水强按头，你能成功吗？你一松开手，牛就抬起头了，不仅不喝，甚至会反过头来顶你一下。所以，这样强为灌输的、迫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有其极端的狭隘性和虚假性。   夸大斯大林历史功绩造成苏联党史界说假话成风   同时也应看到，说苏共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虚伪性、虚假性，是因为他们是建立在以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为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之上的，而斯大林的理论教条又是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虚假史实和错误理论为基础的。 不妨先看看《简明教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由斯大林提供大纲、提供分期法，最后又由斯大林审阅定稿、为其树碑立传的、大树特树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部歪曲苏联党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这主要表现在：1）按斯大林分期法，把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的开端，这样就贬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历史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大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就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2）按照斯大林的分期法，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3）按斯大林的分期，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4)按照斯大林分期法，把一部生动丰富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正确理论的唯一“源泉”。5）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制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以抬高其历史地位。这样，通过这部党史，就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所以，这部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部造假的历史。 我们知道，理论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党的理论，则大都是建立在该党的历史之上的。而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部伪造史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为标准判断一切的、充满谬误的党史著作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难道不是充满虚假和谬误的吗？ 建立在上述封闭性、虚假性、谬误性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和意识形态，难道不会是极端脆弱的吗？因其具有极端的脆弱性，所以它发生“一夜之变”，是毫不奇怪的。说这种“一夜之变”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改革所造成，正像上述医生对病因的解释一样，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的！ 至于说到苏共意识形态失去人民支持的深层原因，那简单地说，就是从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出发，——这种意识形态根本不代表人民利益，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和愿望，——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管理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罔顾民生需要，不顾人们死活；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治和文化，在政治上，发动大清洗、大镇压，并且长期不予平反。在文化上造成万马齐喑，人民文化生活贫乏。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不代表人民利益，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俄罗斯所谓“斯大林热”只是某些人借机炒作 凤凰历史：您认为叶利钦和普京在对待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上的态度有何不同？为什么说俄罗斯所谓的“斯大林热”，并非官方在重新肯定斯大林？您曾提过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是什么？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马龙闪：叶利钦和普京对待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上的态度，一个是站在西方主义、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一个是站在大国主义、强国主义的立场上，大国主义、强国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带有大俄罗斯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立场。由于有这样的不同，叶利钦倾向于完全、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遗产，而普京对斯大林政策中有利于大俄罗斯强国主义的东西，特别是二战胜利带给俄罗斯的某些荣誉和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予以肯定的，但对斯大林根本的内政策，特别是用意识形态管理经济和对人民的大镇压，是根本否定的。他们两人在基本否定斯大林上，根本否定斯大林的国内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所谓俄罗斯的“斯大林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热“，在不小程度上是某些人借机，借某些人多谈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话题，多发了几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其实，俄罗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斯大林的谈论），随着斯大林时代的远去，只不过对斯大林的评价更客观了一些（这是对所有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规律），借此而故意炒作起来的。 退一步说，即使有什么所谓斯大林“热”，官方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俄罗斯主流舆论、主流媒体也不曾重新肯定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仍然是俄罗斯那一个传统的斯大林派，或者说左翼共产主义派。 为什么说俄罗斯官方不曾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我只举出两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一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2010年5月7日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接受《消息报》采访时对斯大林的评价。他说：“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曾犯下了大量罪行。虽然他曾做出过许多贡献，虽然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对本国人民也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他还说，有人喜欢斯大林并不为怪，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评价。但另一问题是，这种个人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他同时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俄罗斯死灰复燃的看法。 另一个事实是，在2010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举行的全俄庆典中，俄罗斯官方规定了有关不提斯大林名字、不准出现斯大林肖像等一整套的处理方式。 以上这两个事实可以作为铁证，说明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没有重新肯定斯大林。这是用历史事实，对我国学术界持续五六年之久的有关俄罗斯存在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争论所做的铁的结论。自此之后，我国学术界认为俄罗斯存在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那些学者，再也不就此问题发表文章，发表言论了；这也是一个有力证据，说明俄罗斯官方没有重新评价、没有重新肯定斯大林。 其实，俄罗斯究竟存在不存在重评斯大林的问题，我国俄罗斯研究界的大多数学者，一开始本来就是清楚的。只有学界部分人对俄罗斯问题不太了解，是被表面现象迷惑了眼睛；而某些多次到过俄罗斯访问、对俄罗斯本来就熟悉的人，他们所以要这样提出俄罗斯“存在重评问题”，所以要坚持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有种斯大林情结，对斯大林模式恋恋不舍，他们表面上是谈俄罗斯在“重评斯大林”，实际上是呼唤要在中国“重评斯大林”，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斯大林的现代化只着眼于经济 完全不顾政治现代化 至于俄罗斯要进行“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不是我提出的说法，这是俄罗斯学者依据俄罗斯新一波“去斯大林化”，同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09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相联系，而做出的一种概括、一种界定。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就是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要透彻了解“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斯大林式的现代化，即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 斯大林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现代化。它只重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而忽视民用生产、轻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它也只着眼于经济上的片面的现代化，而完全不顾政治上的现代化。它是经济上高度集权，政治上高度专制。从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经验看，这样的现代化是难于取得成功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是要靠经济的市场化，二是要靠政治的民主化。苏联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一没有经济市场化，二没有政治民主化，所以苏联的现代化在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只是在局部时期、个别部门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成果也没有能得到完全巩固，直到目前，俄罗斯还是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新兴国家，并不置身发达国家之林；而它的现代化道路从彼得一世算起，已走过了300年。可见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是经历了挫折的，并不成功的。 国家直接强制推动经济发展 容易造成政治领域停滞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属于赶超型的。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具有高速度的优势；的确，像俄国这类东方的和半东方国家，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要追上去，就得采取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其特定的时期内，速度优势确是明显的。但同时应该看到，这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的各种不平衡性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而忽视这种类型现代化的缺陷。“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所以，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带有很大唯意志成分的、非理性成分的现代化。它在决策中缺乏民主程序，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多是凭首长意志办事，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失误。 因此，俄罗斯学界总结他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对我们有警戒意义，也有某种借鉴意义。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的一种解毒剂。 在我国，总有那么些人，想把我国的现代化纳入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是一种反改革的倒退行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斯大林式现代化的后果：农村30年间连续3次大饥荒 凤凰历史：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欧洲强国，有人据此认为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是可取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成长与个人自由是不可兼得的吗？ 马龙闪: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吸取教训而不是汲取经验。俄国的现代化道路，从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算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经走过了300年；至今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迄今，俄罗斯还是被称为“新兴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 这要从它的现代化特点来回答。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革命激进主义同俄罗斯专制集权和国家主义传统的相结合。 这一特点来源于它特定的历史传统。几百年间，俄罗斯从东方感到游牧民族的压力，在西方受到瑞典和日耳曼民族的侵扰。在同鞑靼蒙古、同西方入侵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俄罗斯民族体验并感悟到，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从彼得改革伊始，就致力于打造强大海军，建立造船和军事工业，以建设强大国家；同时，也着眼于加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所以，彼得时期是专制主义发展的时期。彼得既从事改革，向西方学习，又集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身。俄国激进主义则更多来源于下层。下层崇尚自然经济，多有反商品情绪，也看重公社的土地公有。俄国民粹派的激进主义就吸取了民间的这些思想观念，企图利用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承袭了历史上专制集权和强国强军、重军工的国家主义传统，又继承了俄国激进主义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情结，推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超阶段思想。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漠视民生需要，片面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同时，也忽视民众和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漠视民主政治，片面强调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这样，便导致计划经济崇拜，否定市场经济的规律性。 主张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那么，这类工业的发展资金从何而来？就只有通过“集体化”掌控农业和农民，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挖取和盘剥农民。加上斯大林追求超高速度，造成社会经济极度紧张；这就引起社会的不满、农民的反抗，也激起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弹。怎么样对付这种局面？只有采用专制手腕进行镇压，这便发生一连串的整肃、清洗，于是镇压运动一波接着一波，而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和二战之后的大清洗，则最为酷烈。 苏联时期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大清洗”，保守估计也造成近百万人被杀害，几百万人受迫害，数千万人遭牵连。这也可以说是为经济快速发展，为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惨重政治代价。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引起农业长期不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民生问题。农村从1922年到1946、1947年，大饥荒大约平均每隔十一、十二年出现一次，连续发生了三次，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无以计数。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惨烈，不得人心，以苏联剧变解体宣告失败，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 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时期是自我封闭，隔绝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路径来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该说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斯大林式的现代化道路，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方面，所以它经受了挫折，这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沙俄时代，虽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但却缺失民主政治。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完全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而忽视了社会和民众的力量和作用。但凡在稍有一点点民主的时期，比如在1905—1907年以后的杜马政治时期，现代化的步伐就稍稍加快了一些，成效也大了一些，特别是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年代，更是如此。 在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既不存在市场经济，又缺乏政治民主，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堪称是畸形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或者说，只是一种片面的、不稳固的、带有局部现代化因素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忽视民生，纯粹靠专制力量，用强制镇压作政治杠杆，来推动现代化，一如上述，这让全国全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代价是三年大饥荒 苏联也如此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只有短时期的经济是迅速增长的，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不仅仅是牺牲部分人自由的问题，而是以牺牲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问题。 有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苦难，或者缺乏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谈起俄罗斯的问题总是轻飘飘的：好像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就是一切，就是好得很，而不管俄罗斯人民是死是活，是饥是饿，也不问问俄罗斯人为这速度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速度是快的，但代价是三年大饥荒，更深一步说，代价还有文化大革命。苏联也类乎此：在1932—1933年、1946年都发生过大饥荒；此外，还有“大清洗”、大镇压，无辜死难了那么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我们应当用道德、人性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这些苦难，而不应当用铁石心肠去对待这段历史。 我以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既要照顾经济的发展，也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民主，单有片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苏联的发展道路，我以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和启示。 苏联不是法治国家：党大于法 最高领袖又高于党 凤凰历史：苏联曾经在1918、1924、1936和1977年颁布过4部宪法，这些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为何斯大林还能够发动“大清洗”？为何宪法的这些规定连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是否跟联共（布）党史文化相关？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联共（布）党史文化的特点和形成过程？ 马龙闪：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经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了个人手里，通过个人崇拜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法，所以，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可发动“大清洗”。当时刚好发生了基洛夫被杀案，这刚好成了他发动“大清洗”的借口。 苏联的宪法虽然都一一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给人看的成分很大，主要是为打造形象用的，并不是要认真执行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是如此，尤其是非法治国家。 以苏联1936年制订的这部所谓的“斯大林宪法”为例，这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斯大林任命布哈林为这个宪法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布哈林也企图用这部宪法的有关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条款，来限制斯大林的行动，但制订这个宪法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不顾宪法，大开杀戒，甚至连布哈林本人也成了这部“最民主宪法”之下的冤鬼。斯大林原是用这部宪法为自己树立形象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一旦需要，连这块政治遮羞布也不去顾及，就把它完全撕掉了。 苏共党史文化实质是“迷信文化”：有神权而没人权 苏联宪法无法保障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大开杀戒，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甚至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军队上层的自残和瘫痪。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当然也跟联共（布）党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布尔什维克党员，许多人在战场上，在敌人监狱中，都是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可是在斯大林以党的名义打造的法庭上，却是绵羊一只，软骨头一堆，这是特有的党史文化造成的。因为党是最神圣的，领袖是代表并象征党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党员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必须服从党，服从领袖。 在上世纪20年代末，恰遇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大寿，借此苏联在全国举行了持续整整一周的全苏规模的盛大庆典，歌颂“英明天才领袖”，全国笼罩在一片个人崇拜中。这时又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方针路线的“大转变”，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组织手段集中权力，建立他的个人权力体制；而接着在一连串意识形态“大批判”中，通过宣扬斯大林的理论教条，树立他的理论权威，在打击、批判、消除、抹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同时，把他抬升至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甚至比恩格斯还高的地位。这样就把斯大林由人变成了“神”。“神”在天上，人在地上；“神”神圣崇高，人渺小卑微。斯大林是“神”，全党干部党员，包括统治上层都是人，特别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斥为“敌人”的人，更一夜变成了“鬼”。“鬼”在人前无人样，“鬼”在“神”前更卑微。所以，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打成“鬼”的统治上层，也是没有丝毫人身保证的。 这就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1938年，经过意识形态“大转变”，经过历次“大批判”以及大镇压、“大清洗”和编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后所打造、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 概括地说，联共（布）党史文化是在“四大”中形成的，即在“大转变”、“大批判”、“大清洗”，和在对联共（布）党史的“大编纂”中形成的。就是说，这样的文化，是在“造神”和“造鬼”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把斯大林推上神坛，造了这尊至高无上的“神”，另一方面，通过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造了无数的“鬼”。有了“神”和“鬼”，于是就一方面敬“神”，一方面打“鬼”，这就是“神”“鬼”文化。原本神和鬼都是不存在的，这敬“神”和打“鬼”，不都是迷信么，所以，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迷信文化”。 这种“迷信文化”，也是只有神权而没有人权的文化；阶级斗争理论制造的“鬼”，不能称其为人，更没有人权，所以，除了天上的“神”之外，一切的人，一切的鬼，都得不到什么人身保证。俄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也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在那里，神权未曾推到，人权也未曾确立；科学理性没有形成，唯意志非理性的狂热，一波波浪涌不断。所以，苏联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奇怪。 苏联解体无法避免 原因在于改革一直被拖延 凤凰历史：苏联在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为何不能避免苏联解体？ 马龙闪：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深刻理解苏共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党，苏联是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个党和国家治理下的社会，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意识形态至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以意识形态为转移的。 弄清了这一点，再联系前面说过的，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又是建立在一部伪造史实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上的，因此它又具有极端的虚伪性和虚假性，这样一来，就使这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又带有极端的脆弱性；而历史上残酷的镇压和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又造成这样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成为金科玉律，触碰不得，谁要稍一触碰，就大祸临头。这种情况，使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柯西金等的改革，都不敢越出雷池一步，只能在斯大林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打圈圈儿，改革都没敢触动斯大林体制，没敢突破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所以，苏联的改革屡改屡败，一直拖延了下来，这就贻误了最佳的改革时机。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积重难返，积累的问题已经太多太大；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初是在战略策略上出了问题，接着是改革的方向发生了错误；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掀起的风暴，使苏共的一套脆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经不起外来信息和历史真相的检验，一下子垮塌下来，这样，由苏共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的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便轰然倒塌。这样一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便发生了剧变，联盟国家也随而解体。 这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赫鲁晓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曾多次改革，最终都不能避免苏联解体的原因。 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思想 凤凰历史：俄国民粹主义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依靠公社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是否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潮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何影响？ 马龙闪：深入考察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深入研究俄国革命运动的思想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世纪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各个革命阶段之间，各个思想流派之间，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其间隔着一道坚不可摧的高大的阶级的壁垒，横着一座高如云霄的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山脉，其实，它们之间是有相当紧密的继承关系的。我仅提供一个事实，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参加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就是民粹主义团体，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民粹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最初是民粹主义者），但可以说他们是由民粹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发起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成员，全是来自民粹主义的“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许多骨干人物，早年都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这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所以，基本可以这样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源头就是民粹主义运动，它是由一部分民粹主义革命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脱胎而来的。所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胚胎中就带着民粹主义的基因。列宁对布尔什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继承关系不仅毫不隐晦，而且讲得十分明白。他一向把“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70年代的那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即民粹主义革命家，称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经常以他们献身革命的“决心和毅力”鼓舞无产阶级，并以这些先驱者在当年国际革命中享有的荣誉引以自豪。（《列宁全集》，第6卷，第24、27页。）列宁明确指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做出种种努力，从民粹主义当中剥取“民主主义的内核”。他对此一向予以高度评价并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努力，并且考察出这种努力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4页。） 布尔什维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是将德国马克思主义同俄国传统革命思想的结合。“超阶段”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想核心；布尔什维主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中，也把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想当做“俄国的独特性”特征接受了过来，融汇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很突出：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直接过渡”；斯大林迅速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1936年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直接过渡”；赫鲁晓夫1960年宣布20年即到1980年进入共产主义，是“直接过渡”；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也属于“超阶段”，“直接过渡”。 这种思潮从俄国、苏联也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影响。1953年，我们宣布取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就标志着进入社会主义；1956年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1958年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今年年内，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著作，名字叫《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就是专门讲述俄国民粹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演进，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影响的。这是2003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一下，可以很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 凤凰历史：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民族主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就是“俄罗斯民族优秀论”，这种理论与德意志“种族优秀论”的产生原因有没有相似点？比如我们看到俄徳两国在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都无法以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来确认公民身份，于是诉诸民族文化、民族感情的种族优秀论就在俄徳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流行，可以这么认为吗？ 马龙闪：按照俄国东正教的说法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定的民族”，要他们担负“第三罗马”的使命来拯救世界。在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思想，基本上脱胎于此。德意志关于他们“种族优越”的论调，具体说法叫做“雅利安人种优秀论”，认为他们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人种，是应该领导、统治其他民族的人种，他们有不同于别的民族的优良的血统。在第三帝国时期，这种论调极端盛行。 从德俄两个民族的民族优越主义来看，当然有非常相似之处，只是具体说法有所不同而已。这两个民族在由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曲折坎坷。从他们的专制传统看，都不可能顺畅地赋予人民以民主、自由，以充分的个性解放和言论自由来释放人们的能量，以发挥他们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现代化。这样，就自然而然地，顺水推舟般地捡来了各自现成的民族优越性论调，用民族主义来激励各自的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有其相似性的地方。 俄罗斯传统文化缺乏包容性 难使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凤凰历史：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来看，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否始终无法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有何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知识界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马龙闪：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各自所代表的思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上类似的思潮和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继续。 早在100多年前，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特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流派，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最早从俄国思想界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派。其奠基人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俄罗斯走自己特殊的道路，并将其独特的制度设施，首先是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会理想化。 西欧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也大体是在30—40年代之交，几乎与斯拉夫派同时产生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京”地区。西方派的莫斯科小组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于1841—1842年间形成的。整个西欧派所包括的人物很宽泛，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凡是在思想论争中同斯拉夫派对立的，从持极温和派观点的如П.А.安年科夫、В.П.鲍特金、Н.Х.凯切尔，到抱急进思想的И.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和Н.П.奥加辽夫，都属于西欧派。西欧派认为，俄罗斯虽然是“后来者”，但也应走所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主张实行俄罗斯的西欧化：在政治制度上，否定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实行西欧模式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实施审判公开，等等。西欧派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意义，肯定作为理性体现者的个人自我价值，把他们所坚持的个性自由的思想，同斯拉夫派的共同性（或“集体性”）思想相对立。 在俄国思想史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和斗争。20世纪80—90年代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关于俄国两种发展道路的争论的继续。一种坚持俄国独特的道路，一种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前者属于民族主义，后者属于自由主义。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缺乏包容性和宽容性，而较多教派争端的极端性和非宽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两派很难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不可避免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欧亚主义思潮，它像俄罗斯国旗上双头鹰的眼睛一样，既看东方也看西方，这种思潮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是可以加以研究的。 我们中国知识界，也存在着类乎俄罗斯知识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分歧和争论，中国的具体叫法，是国粹派和民主派，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有中庸、和合的思想，两派不至于对立、分歧、斗争得像俄罗斯两派那样激烈。我以为，中国知识界中国粹派和民主派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它们二者各有其长，各有其可吸取之处，将它们的主张加以辩证的扬弃和吸收，将是可行之道。但说易行难，实际做起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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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路径 ——在《南周》”时间讲坛”第四期《公天下》读书会上的讲演 进入专题 ： 公天下 民主化    ● 吴稼祥 （ 进入专栏 ）   　　 　　近几年，有人提出民主素质论。认为搞民主需要很高的国民素质才可行。我认为，民主就像游泳，人都有游泳的素质，就看你下不下水学。 　　中华民族的素质在西周王朝时就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是顶峰，此后一直下滑。为什么？动乱和专制是国民素质下滑的主要原因，外族入侵是另一原因。在冷兵器时代，战胜蛮族的主要武器一是残忍，二是肌肉。这是某种程度上的文明倒退。 　　决定民主进程的不是素质问题，而是其他问题。究竟是什么难题？如何解决？这就是让我思考了好几年，在新书《公天下》中要回答的内容。 　　 　　 规模依赖与霸权铁律 　　 　　欧洲是自愿联合，公民投票。美国当年13个殖民地也是自愿联合。所有超大规模的非自愿联合政治体，不是江河流域强制形成，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前者如中国，后者如俄罗斯。 　　中国的国境线必须囊括全流域，不能统治半条河，中国历史上有南北分治，很少有东西分治的原因就在这里。若上流域和下流域不属一个国家，就会有把水断掉的行为，进行水利战争，可能同归于尽。埃及的灭亡就是上下埃及不能统一。 　　黄河和长江都是六千多公里，这么大规模的农业文明会产生三个依赖： 　　一是水利依赖。不下雨的情况下，有的地方旱，需要水利灌溉，需要庞大的水利工程，所有河流国家都有洪水的故事。中国古代尧舜不是最伟大的英雄，最伟大的英雄是禹，把全国山川都治理了。 　　二是安全依赖。大农业社会担心外族入侵。中国非常不幸地靠近中亚地带，这是世界三大蛮族的生成地带：第一个是匈奴，中华民族跟匈奴战斗了800年，最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第二个是突厥；第三个是蒙古。打败匈奴和突厥后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更专制，一部分人更野蛮化。 　　三是救灾依赖。国家越大，受灾面积的比例就越小，痊愈的可能就越大，国家规模越大救灾能力越强。 　　三大依赖决定了，我国规模越大，水利修建得越漂亮，抗击蛮族的能力也越强，救灾的能力就越强。 　　规模依赖也会带来压力，产生五大偏好： 　　第一，个人崇拜偏好。国家大了，几百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必须有对一个人的认可，否则统治力会下降。 　　第二，资源动员与中央集权的偏好。《禹贡》讨论农业问题，缴纳税收、贡品，要有强大的中央权力，进行资源动员。我把夏商两朝的权力结构定义为平面中央集权。 　　第三，稳定偏好。国家越大，越不希望混乱。比如《甘誓》，写对甘部族的讨伐，”干得好，在祖庙面前封赏；干得不好，杀你和你的妻子”。很残忍。 　　第四，一元化偏好。《胤征》是写时间的一元化。不仅土地、空间被王一元化占有，连时间都属于国家属于王，”王正月”就是只有一个标准时间，即王的时间。 　　第五，停滞与依附偏好。国家大，离心力会增加，为了防止离心力的增加，有几种选择：一是增加摩擦力，比如让所有人依附于土地；二是减少质量，如让老百姓贫穷；三是集中资源。如秦始皇把六国贵族迁到首都。 　　有这五大偏好，国家一定专制。国家规模的扩大和专制程度的增强成正比。扩张与专制循环推进，我把这称为霸权铁律。 　　比如，为何偏偏是秦国在战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县制？为何恰恰是秦国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国家？首先是因为只有他的扩张不受周王朝谴责，反而受鼓励。为什么？分封时，它只有方圆五十公里那么大，西边全是蛮族–犬戎。非常危险。如果他打败了犬戎，西周的都城就安全。每打败一次犬戎，周王朝就给秦一些礼物。结果它灭了西戎12国，面积直径相当于一千里。东方所有大国的土地扩张都没秦国那么大。 　　而且他们不分封。分封是一种自杀体制，像一柱香，不管香有多高，每代郡主都分封，一点点地烧，最后就没了。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自杀，西周。其他政权都是他杀。西周被秦国收编时只有一个人民公社那么大–5万人，完全是个饿死的政权。 　　秦国扩张完后，为了不变成分封制，中央为了直接掌握资源，就建立了郡县制。”县”字通”悬”，权力先不封下去，悬在那儿。县越多，中央权力越大，动用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军队就越强大，”维稳费”越来越多。扩张，专制，再扩张，成了西边最强大的国家，最后把六国吞掉。 　　罗马一开始是共和制，不断扩张，征服北非、征服中东、埃及、和伊朗，每个地区都有好几个国家那么大。脑袋很小，身体很大，指挥不了，怎么办？必须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治体制，这是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的最重要原因。凯撒完成了这个政治使命，内部动乱才停下来。 　　既然霸权铁律是专制推动侵略，侵略推动专制，岂不是没有穷尽？国家把整个地球统治了，还统治宇宙？不会，到一定阶段会饱和。 　　有三个极限：一是收益极限。统治规模达到一定限度后，收益就可能小于成本，边际效益等于零。 　　二是生存极限。扩张到一定程度会更加专制，专制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只能维持生存，这是临界点。如果再多榨取一点，人就会死亡，生存率会下降，军队力量不能补充。 　　三是能力极限。在规定时间里不能平叛，不能制止动乱。中华帝国的饱和边际点，南边为越南，东部为朝鲜。国家身体强大、胃口大、牙口好时，把越南和朝鲜全吞了；胃溃疡，就把它们吐出去；牙口好了，又开始吞。吞吞吐吐3000年，演变到现在。 　　 　　 大国民主化的三种困难 　　 　　因为霸权铁律的作用，对大国民主化带来了三种困难：一是民主化前的困难，二是民主化中的困难，三是民主后的困难。 　　民主前的困难是国家越大，冰山越大。不管春夏阳光多么强烈，冰山顶多停止扩张，但并不融化。俄罗斯的民主很困难，就在于其冰山很大。 　　如果民主化的冲击力特强，冰山自卫能力比较差，就可能把冰山撞裂。这叫分裂风险。民主的作用力如果过大，而且来得突然，在大国国体上又不均衡，冰山就变成碎片；如果作用力不够，冰山会把推动民主的人冻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一般来说，民主化都带来权威的下降，控制力减弱。谁把国家搞分裂了，就是千古罪人。虽然可能重新统一，但这是不可预期的。 　　假如国家是单一民族，分裂的风险会小一点。民族的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沙拉状，沙拉里有苹果、梨、香蕉等各个民族成员，这种风险比较小。美国就是如此，每条街道上都有很多民族，都是一盘沙拉。另一种民族分布相当于拼图，一块一块的。比如英国的爱尔兰、威尔士，西班牙的加泰罗利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这种国家的分裂风险始终存在。 　　民族同一性高的国家问题不大，比如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比如波兰族在国家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几，所以没有分裂；德国不仅民族的同一性高，国家的统一性也高，德国近代哲学家基本主张国家统一。 　　民主也有另一面作用，相当于一个裁缝。它在集权的地方开始剪，在非集权的地方开始缝。两德缝上了，欧洲缝得更快，25个国家缝在了一起。这个问题，要看国家的具体状态。 　　民主后的风险是复辟。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民主后容易出现回潮现象。第一个案例是魏玛德国，从希特勒开始，变成第三帝国。第二是俄罗斯，普京上台后收拾了88个自治体的自我选举权，所有地方选举的首脑上台后，都要普京发任命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联邦体制。 　　为什么会有复辟？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造成了混乱，或别的反作用力开始启动。有的是民主造成了分裂，原来有帝国倾向的民族会在民主和大国之间权衡，有人宁愿接受帝国统治。当然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而是治理中心的问题。 　　 　　 破解魔咒：多中心治理 　　 　　超大规模国家的民主化魔咒是霸权铁律，因为反对民主的帝国化作用力太强，常常把民主的推动力化解于无形。这说法，有个前提，即这样的大国一定是单中心治理。在单中心治理的条件下，霸权铁律无解。只要国家规模扩大，专制一定会加强，自由一定会减少。规模与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种办法可以缓解，即多中心治理。 　　比如1291年建立的瑞士联盟国家就是多中心治理。不管欧洲帝国如何变迁，德国人的帝国、拿破仑帝国或其他帝国都没改变瑞士的体制，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多中心治理制度，能抗风险。 　　多中心治理有多种形式。政治上的多中心治理，是主权统一下的次主权计划分权，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主权在君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指诸侯联邦；一种是主权在民的多中心治理，一般是民主联邦制。 　　前一种是我国西周、君主专制时代前的英国以及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西周周天王相当于最高盟主，但没有力量。周朝没税收，主要靠井田中的公田供应日常必需品，军队非常弱。西周刚建立，只有14个师，西都6个师，东都8个师，后来就是摆摆样子。周穆王土地不够分，觊觎别人的土地，于是率军亲征。打犬戎，战利品是四只狐狸。这样的国家不能自给。 　　缓解规模压力，只有与民主宪政配对的多中心治理才可能长治久安，规模活力兼具。 　　民主化有两条道路：一是革命道路，二是改革道路。 　　革命的方式是突然一个强力作用在冰川上，冰川可能四分五裂。假如真的分裂了，革命后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复辟动力就非常强大：”你们搞的什么破民主化，还不如原来的。”于是重新专制化，为了把分裂出去的东西拿回来，会把多中心治理全部取消。 　　作用力越强，反作用力也越强。俄罗斯非常明显，普京上台后，取消88个自治体的自治地位，首长重新任命。用改革的方式推进民主显然要更好。 　　大国要推动民主，具体可以用”易细法”和”两试法”。什么叫”易细法”？老子讲”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化整为零的改革。大国冲击力非常强，不能融化大冰山，在冰川底下烧个火炉行不行？一块一块地化，不着急。 　　”两试法”是指试点法和试错法。 　　试点是伟大创造，中国古代改革派，如商鞅、王安石都不懂。商鞅懂，就不会被五马分尸。王安石搞青苗法，一下全国推广，代价非常大，非常脆弱。人们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坏处，改革怎么推？假如只是试点，即使一开始看到坏处，门是关着的。比如开放会带来一些苍蝇、蚊子，这可以理解，很快就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杀虫剂。改革有个过程。因为有了试点，所以敢于试错，错了也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地方小。 　　操作上可以建立实验区，每个试验区都是一个新的治理中心。治理中心的政策跟其他地方的政策不一样。选择一些地方试点，就形成了新的治理中心。这叫”社会变迁的渐进主义”，不是突变，它催化的是自生秩序，是老百姓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不犯法。老百姓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痛，所谓试点，就是让每一只脚感受痛痒。 　　这有点像瞎子走路。左一点，右一点，中间一点。我们不要把人想成全知全能的，人只有有限理性。我认为，人有”三有”：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人是有限的，第三人是有救的。 　　对大国来说，推进民主可考虑十六字方针：划区选点、逐级直选、自下而上、由点及面。 　　具体操作时要有大量培训。要编制选举手册，有选举监督员，监督员需要细致的培训。一定要像罗伯特议事规则一样，做得非常细致。而不是把人扔在河里，扑腾几下，就说”你不会游泳，喝了三口水吧？还不爬上来。” 　　孙中山曾提出训政。什么叫训政？最高领导层不选举，省级以下全选，从底下一直选到省一级。有了那么多训练，才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开放。 　　对转型国家来说，要善于在改革中寻求红利，把赤字消灭掉。改革的确要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头发很细，牵一发很容易，但什么样的牵一发才能动全身？就是改变体制或机制。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工人农民之分、城乡之分、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只有一个称呼–公民。这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益先导型改革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按照罗尔斯的说法，会到”权利不可能被利益所赎买”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平等待遇权、言论权、参与权，都不能被买卖。没人能拿钱买断公民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阶段。 　　总之，不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多中心治理都优于单中心治理，前提是主权统一。既能多中心治理，又能主权统一，还能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民主。如果说多中心治理是丈夫，他只能娶一个姑娘，即宪政民主。否则，生下的孩子全是怪胎。我把这种理论命名为”宏观的民主理论”。 　　 　　（谢谢《南周》朋友帮助整理） 进入 吴稼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天下 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