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中国人正面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空气环境污染 最近，在关于“更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的江苏省政协讨论会上，空气质量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据医学分析统计，南京市民人均年吸尾气90公斤，南京的灰霾天气已是健康的主要杀手，城市空气污染成为导致各类重大癌症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2月12日扬子晚报） 中国现有近十四亿人口，遇到能源危机，可以节能减排少用点；遇到农业及粮食危机，可以节衣缩食少吃点；遇到水资源危机，可以节约用水少喝点；但遇到空气质量危机，我们总不能整天捂住鼻子嘴巴也节制型地少呼吸几口空气，面对现在日益严重的城市空气环境污染，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吸入健康氧气呼出二氧化碳，我们究竟还能呼吸什么？ 中国最大的环境污染，应该是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因为空气环境污染具有三大与其它环境污染如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品污染等截然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是污染面积很广很难有效控制，因为空气污染随着大气流动、风向流动而飘逸不定，只能自动稀疏，不可能做到污染后人为控制；二是污染影响的人群众多，根本不可能疏导、迁移或控制，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是一种能跨越市界、省界甚至于国界的公害；三是空气污染根本性治理难度很大，因为形成空气污染的因素常常较复杂，几乎涉及社会生活或经济的方方面面及各个环节，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治理。 从中国空气污染的现状看，主要有工业排气污染、生活用炉排气污染及汽车、火车等运输工具排气污染三大污染源，二氧化硫排放量呈急剧增长态势。随着近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化及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类似南京灰霾天气的全国大中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浓度不但普遍超标而且日益有增无减。 南京机动车辆尾气排放占空气污染物三分之一以上，市民人均年吸尾气90公斤，已预示着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处在较严重的污染水平上。南京的灰霾天气与我国机动车燃油中硫的含量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有直接关系，根据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新生产机动车尾气排放水平落后欧美发达国家８年以上，轿车排放氢氧化物是美国的３倍，氮氧化物是美国的２倍，农用车排放标准至少落后欧洲２０年以上。 众所周知，空气中有害气体及污染物达到一定浓度后，会对人类和环境带来巨大灾难，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改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唯一办法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找到一条城市化发展与控制空气环境污染相互和谐平衡共存之路。我们近二十年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先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后才反过来醒悟到空气等环境污染已到了刻不容缓治理的地步，北京、南京的空气环境污染情况是现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通病。 空气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及健康，我们应该反省了，否则将来我们还能健康地呼吸什么？任何忽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行为最终都会付出惨重的经济成本代价和健康生命代价，减少城市机动车辆废气排放等控制环境污染的措施必须放在一切市场经济行为的头版头条，走先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再发展之路。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中国土壤、水和空气都存在严重污染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除了经济结构转型之外，还面临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即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包含两大内容，第一，中国的能源使用方式必须从高能耗模式转变为低能耗模式。第二，整治国土。首先是停止大量污染企业的运作，其次是从现在开始持续投放巨额资金，逐渐修复被严重污染的生态系统，让国人的食品用水恢复安全标准。 由于中国有六分之一的耕地被重金属污染，许多农作物在生产过程中已遭遇镉、铅等重金属污染，这是一个必须单独行文专述的大题目，本文仅分析中国有无可能改变能源使用方式。 政府介入使“环境库兹涅格曲线”失灵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曾热切希望中国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参与全球减排协议，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让国际社会碰了一个软钉子，付出的代价是让自身的国际境遇变糟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中国狂妄自大，实际上还有一层北京难言之苦衷，因为它无法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无法扼止中国高能耗产业的高速发展。 有人曾借鉴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之说来说明人均收入与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只要过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环境生态就会好转。所谓“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该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基于同理，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 到一定水平后，即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曾被某些研究者用来安慰被环境污染折磨得非常焦虑的中国人。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将环境生态的污染与好转当作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忽视了这是一个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与行政主动介入并加以改变的过程。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中国从政府官员到企业都是“边做环保边撒谎”，连保护环境的第一道门环境评估都已经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重要手段，许多严重破坏环境、污染空气的项目上，就是在利益集团的共谋下上马，最后导致中国的环境污染达到北京都不敢正视的程度。 统计数据成为自慰的政治游戏 这种“不敢正视”可以从有关中国能耗比的数据之混乱可见一斑。 在潘岳力倡绿色GDP的那段时期，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网站上曾公布：2004年，中国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钢材、8％的石油、45％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仅占世界的4％。《人民日报》在“‘十一五’一个重要目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一文中承认：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GDP占全球GDP只有4％，但单位产值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3-4倍。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 由于中国的高能耗成了国际社会杯葛的话题，这几年官方的口径大变，据中国官方的乐观估计，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源消耗要增长 0.8到1个百分点，即使广泛采用清洁能源，这一数字也很难低于0.5。但由于部门繁多，数据造假未到国家统计局这个终端时，不容易统一，导致媒体在引证数据时出现混乱。 以下是相隔3个月的两个数据：其一是2011年6月30日广州《新周刊》的文章“能源危机下无度消耗：中国基本能耗占世界1/10”，按照此篇报道，中国的GDP已占全球8.9%，但能源消耗只占10%，能耗比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但中国还在高度自省能源的“无度消耗”，看来已经很“高尚”了。 但3个月之后召开的2011中国国际石油化工大会公布：当前GDP不足世界10%的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的20%。后一数据接近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占全球20.3%，超过了占全球19%的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有关能源消耗数据的混乱只说明一点，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几乎无望，北京不敢正视生态系统正濒临崩溃这一现实，除了在纸面上玩数据游戏自我安慰之外，还非得将减排协议当作国际社会出于限制中国发展的阴谋，说成是对中国的一种不平等。 减少能耗，中国是最重要的受益者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均能源消费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以下数据也说明中国必须尽快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的能源消耗超过美国，但GDP总量却仅为美国的37%。当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4.7倍，但GDP总量只与日本大体相当。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已超过了GDP增速，这给能源生产和节能减排都带来了巨大压力。 上述能源消耗数据主要指石油，还不包括其他的资源，比如煤炭消耗量——在2010年世界煤炭消费总量中，中国的煤炭消耗占比高达48.2% ，同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已居全球首位，严重的空气污染已为公众清晰感受到。 2011年10月份以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空气检测数据使北京的空气污染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我将《纽约时报》11月4日那篇“中国政治精英们的特供中也包括净化后的空气”（The Privileges of China’s Elite Include Purified Air）的内容贴上微博，“空气特供”这个话题引起微博人群极大愤怒，北京指责《纽约时报》误导读者，外交部也要求美国大使馆停止发布每小时一次的空气质量检测数据。但文中提到的远大集团生产的空气净化器此后成为供不应求的热销产品。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