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时东陆：中国无现代 进入专题 ： 中国现代 文化 建筑    ● 时东陆 （ 进入专栏 ）   引言：          关于中国没有”中国现代”的提法，笔者在10多年前早已提出。还与文化，艺术，建筑界的朋友们长期讨论。不想许多年过去，这个思路仍然成立，而且更加清晰，证时了我当时的想法。因此不得不重新再做评述，解释这个上世纪的命题。     大约在90年代初，一位在丹麦留学的中国建筑系研究生读过我一篇关于《第三文化》的论文之后来信询问一个看似非常简单，但是费人思考的问题。他告诉我正在做建筑博士论文。而他论文的主题十分有趣：中国现代建筑的文化认同（The Culture Identity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他问我中国建筑是否有”中国现代认同”。记得当时我的思路还正在形成，但是却果决地回答：中国无现代！但我还是把不太成熟的想法对他做了解释，虽然当时言未尤尽，却开始了我近20年的思考。最近又遇到两位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法国艺术家，本来是闲聊，可是在重提这个命题时不由满怀激情，犹如当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导致这篇论文。”现代”这个词概念很广，但是本文特指建筑设计上的文化认同。          问题的起源          建筑是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最为棘手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但是却忽略其含义和定义的一个名词：”现代”（Modernism)。本来”现代”这个词与”西方”紧密相连，或者说，离开”西方”的定义就根本无法讨论”现代”。于是，我们必须从源头开始讨论，从”西方”到”现代”，然后再从现代到”中国”。它的难点在于，”现代”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何以牵扯到”中国现代”？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现代”联系，组合在一起本身已经发生了概念性的错误。这就是问题的起源。          “西方”的定义          不想在这里多费章节讨论西方与现代。仅仅把它们的定义做一个一般性的解释，为后来的目的，讨论中国现代(Chinese Modernism)做一个铺垫。熟知西方与现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段落。          “西方”定义为基于三大组成的文明1-4：(1) 希腊经典与罗马政体；(2) 基督文化，(3) 民主，科学，市场经济。          西方文明的政治体制来源于希腊的”共和”和罗马建立的 “帝国”. 同时，希腊还提供了”自由” 的概念，而罗马产生了”法律。” 于是西方世界奠定了”法律下的自由” 这样一个奠基性的理念。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          基督文明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基督的理念决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 道德基础，伦理标准。因而，基督文明是西方文化中人文主义的基础。基督文明提供社会最为圣洁，崇高的精神境界，并要求所有追随者信服于至上的权威：耶稣。于是基督文明提供社会一种对尊严，道义，神圣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建立人类的宗教认同和精神世界。同时，所有西方文明的产物大多来自基督文明和教堂，比如音乐，艺术，天文，哲学，科学等等。          民主，科学，再加上市场经济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西方的现代启蒙运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 二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前者强调自由和宪法，而后者更要求民主与理性。但是对于”工业革命，”欧洲各国的反应却有明显的差别。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启蒙更倾向于自由，宪法，和市场调制的经济体制。而其它社会却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并采纳了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两种理念都应该归纳于西方现代文明。          “现代” 的定义          所谓”现代”的定义来自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的”现代主义”5-14。 “现代主义” 首先来自文学写作中对19世纪古典写作理念，风格，价值观，传统道德的挑战和抗拒。现代主义写作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现代都市的文化错位感。作家们跳出了维多利亚式的框框而提出：文学必须是对人性深刻的批判。哲学家尼采指出直觉相比于推理的重要性。在绘画艺术里 所有古典画中的关系，比如，画中人与观者，画的主题与画面本身，都统统打破了。色彩，图案，材料于是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独特生命。在全新的组合下，现代画用极致变形的自然把人们带入从未有过的视觉世界。     现代主义在思维理念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来自于尼采的现代哲学和佛罗意德的现代心理学。          然而，在20世纪后半叶又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15, 16。” 尽管后现代的定义还有许多争议，但是它毕竟代表了当代许多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思维理念和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 质疑：”现代主义为谁服务？”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现代主义”以西方世界为轴心，以资本主义为经济体制，以”小资”为文化特征，以白人为主流种族，以男人”阳刚之气”为主导性别。”后现代” 试图用新的理念取代”现代主义” ，并提供一种在科学，伦理，美学，以及宗教等方面更为和谐的统一系统。”后现代” 期望一种对”现代主义” 产生之前时代的回归，憧憬古典主义时期那种精美的现实世界，重新寻找宇宙的意义，并渴望一种更加美好的自然。”后现代” 倾向于去除人为边界，强调个人文化背景，摘除做作的面具，提高对各种族，文化，宗教的敏感度。它与流行的”新时代”理念和波普文化十分的吻合。          “现代”就是”西方”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世界文化中，”现代” 的定义，其内容和形式必然来源于20世纪初产生的”现代主义”。换句话说，所有”现代” 的意识都以”现代主义” 为基础。居此定义，”现代” 和”西方” 的确是不可分割的。对于非西方文化，比如中东，非洲，中国，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原创的”现代思想。” 但是，由于西方”现代” 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我们很容易在非西方文明的区域找到”现代。” 最明显的是现代艺术和波普文化。在这里，我们把”西方现代”省略成”现代”。这就是说，当你用到”现代”这个词汇，已经特指”西方”了。这就是问题难点的症结。          “中国文化”即”中国古典文化”          在定义”西方”时，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以上提到的三大组成。其中包括西方思想史上的希腊哲学，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现代主义，等等。但是在我们提到”中国文化”时，实质上指的是”中国古典文化”因为并没有明确定义的”中国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在思想哲学方面显然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道家文化中的老子与庄子，以及儒家文化里的孔子和孟子。如果说道家的核心思想主要在于对自然规律的总结，那么儒教家理念则更侧重人文行为的规范。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说认同”中国文化”一般特指以这种孔孟，老庄哲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文化”。          有一种”五四”新文化的提法，似乎代表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五四” 文化无非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的一种追求。”五四” 运动所倡导的是对古典中国的批判以及对科学民主的向往。或者可以说，就是用西方现代文化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标志。但是”五四”以后并没有提出一种中国独有的新文化思想体系。”五四” 并没有产生任何属于中国原创的现代意识。所以很难定义其为一种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化”。          问题的提出          首先让我们提问：有可能讨论”中国现代”的命题吗？我们是否有定义”中国现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0多年前，笔者一直为此困惑。但是今天，我认为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提出并定义”中国现代”。          古典文化具有相对清晰的民族属性和特征。如果粗略的把文化分为”古典”与”现代”，我们发现古典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它表现在服饰，建筑，礼仪，伦理，风俗等许多方面。最为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古典建筑与罗马古典建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它们的不同和特点。即便同是亚洲，也可以分辨出中国，日本，韩国的古典文化特征。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化的推移，文化特征在现代大潮下逐步消弱民族边界而变得更加”均匀”了。”现代服饰”几乎一样，比如牛仔裤和西装。”现代建筑”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高层，锐利，光亮，高效，绿色，等等。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即便是最现代的建筑仍然可以分辨其民族的特征。比如德国的现代明显区别于法国。意大利的现代色彩与美国也非常相异。这种现代的区别不仅反映在建筑上，而且显现在思维，时尚，理念，艺术，伦理等许多方面。          这种”现代”的区别来自于许多民族和地域不同的文化传统。既然这种”现代”可以在西方社会随着文化发展不断向现代，当代推演，那么也完全有可能在非西方文化中衍生出来。这种在非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文化特征，有提法称其为”区域现代主义”（Regional Modernism) 17-20。”区域现代主义”在时代上对等于西方现代主义。但是本质的区别在于它是从非西方地区的古典主义基础上诞生的。因此，它带有极为强烈的非西方色彩和与本文化古典主义深刻的渊源。          “现代”事实上是一种西方的理念和思潮。它甚至是一个思想领域的理论模型。既然是一个模型，完全可以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区域现代主义”就是西方模型在非西方国家的一种体现和应用。其他对等的理念还包括科学与民主。          伊斯兰”区域现代主义”          事实上所谓”区域现代主义”已经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形成了。最为典型的区域就是伊斯兰民族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虽然西方现代文明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但是它的传播受到伊斯兰文化巨大的阻力。阿拉伯国家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对西方文明的抵制尤为明显和有效。虽然西方的现代文明在上世纪初就开始蔓延中东，但是，阿拉伯文化的标志至今清晰可见。这种文化标志与伊斯兰文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顽强的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思维理念，服饰风俗，以及强烈文化特色的阿拉伯建筑。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国家不仅仅是顽强的维持自己古典的文化标志，而且已经创建了属于自己本土文化的新型当代建筑。阿拉伯理论界称其为”区域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对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文化都非常有意义的论点和概念。也与笔者不谋而合。阿拉伯文明至今仍然拥有自己非常鲜明的古典文化标志，包括服饰，语言，理念，建筑，和艺术。我们很容易观察到阿拉伯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          我先来观察一下伊斯兰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典型建筑。图一和图二为伊斯兰古典与现代建筑的对比。               图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The Sultan Ahmed Mosque)建于1609年。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               图二：沙特的Abdel Wahid al-Wakil’s 清真寺1989年 获得 Aga Khan Award 大奖 20.是典型的阿拉伯现代建筑，也是所谓的区域性现代主义杰作。          对比这两座建筑我们比较容易看出古典与现代的不同。同是清真寺，它们十分对仗的反映出不同时代的风格。在近400年的漫长时间跨度中，伊斯兰建筑师们历史性地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和连续性，同时完美的创造了阿拉伯文化独有的现代。图二展现的现代建筑即没有排斥阿拉伯传统文化，也没有失去古典文化的底蕴。这里所指的”区域性现代主义”就是”阿拉伯现代”。          图二种展示的设计可谓绝妙。它的线条如此神奇。首先从古典出发，勾画出伊斯兰的轮廓和曲线，但是带着绝对现代的神韵。这种神功之笔同时又像数学那样准确地划分出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几何区别，让人毫无置疑地体会出这是不折不扣的清真寺。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堂的拱形顶部，发现它们的弧线很容易混淆。但是在图二的设计中，无论是古典与现代的区别还是伊斯兰与基督的差异都在这部杰出设计中奇妙地显现出来，不愧是当代的建筑佳作，意义十分深远。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民族如何巧妙的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而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保持传统，还是发展文化”的老问题中徘徊不休。笔者认为：保护自己文化最为有效的方式不仅仅是保护原本的古典建筑，而是在她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现代新建筑。          那么，根据阿拉伯现代的存在，我们可否类推到”中国现代”？结论是肯定的，只不过还未在中国出现。尤其是关于”中国现代”的定义在理论界还没有就这个命题进行讨论。          伊斯兰民族不仅开创了自己的”现代”，而且标新立异在世界现代舞台上展现了完全属于自己文化的当代作品.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媲美。这些作品完整地体现了阿拉伯文化的现代认同和理念，并且全方位的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找到自己的当代位置。换一句话说：”阿拉伯人创造了即是阿拉伯的，又是现代的，而非古典的建筑。”图三A-E 生动的展示了阿拉伯现代建筑典型作品。首先，这些作品都属于现代建筑，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透过现代的设计体会到伊斯兰文化的底蕴和精髓。阿拉伯建筑师没有照搬西方的现代建筑，他们按照自己文化的元素，传统，灵魂创建出这些阿拉伯文化脉络十分清晰的现代建筑。               图三A               图三B               图三C               图三D               图三E          日本现代主义          区域现代主义决不限于阿拉伯国家。另外一个最为突出的国家是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大肆效仿西方，但是没有放弃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随着日本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日本在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工业设计等许多方面创建了独出一格的日本现代。日本现代文化许多已经大量输出西方。比如动漫，电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设计，不仅非常日本，而且十分现代。与阿拉伯相似，日本的现代设计保持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体现了日本的古典精髓。图四展示一系列日本建筑与室内设计。这些设计的所有细节都包含浓厚的日本文化元素和内涵。               图四A               图四B               图四C               图四D          图四B与C看上去第一印象是十足的日本风味，因为这两部作品都完全基于古典设计。但是它们同时又非常现代，属于当代的建筑与室内设计。它们无论从线条几何，空间布局，组合关系，和文化风格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日本现代”。图四D更为有趣，这个设计的古典线索似乎来自”忍者”的武士服装，黑色，神秘，隐蔽，简洁，敏捷，严谨。设计师把忍者的精神内涵与形体风范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这部现代作品中。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与现代的灵魂结合。          总结区域现代主义在阿拉伯与日本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典与现代的对仗，衔接，关联，和延续。它代表了文化的发展，再创造，和不同时代的表现力和生命力。这就是文化顽强生长的生动例证。虽然同是现代建筑，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区别伊斯兰与日本文化。它们非常伊斯兰，非常日本，也非常现代，但是与古典息息相关，这就是”区域现代主义”的判别标准。以此类推，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中国现代建筑”呢？          从以上例证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现代绝对不排斥古典，但却需要依赖于古典而升华。离开了古典的基础，现代就无处依托，而失去重心，丧失认同。所以，古典与现代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讨论古典时，没有必要去论证是否要保持原汁原味的中国艺术。因为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重新炮制古典，因为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何以机械的重新复制古典，以此来保护呢？这是毫无意义的。对古典的保护与继承的唯一之路是创造我们时代的文化。这个文化决不是古典的，而是依赖于古典的现代。因为文化如果有生命力，必须不断翻新，为民族提供时代的认同感。          所以说，保护中国文化传统不是机械地复制大屋檐式的建筑，而是从这些古典文化中得到灵感，创造我们时代的”现代”。或者说，创造就是保护。保护古迹只是被动的行为，因为古迹是有限的。而在古典基础上的再创造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坚守和发展。通过动态地想象与创造，使得自己文化得以保护，翻新。          建筑师的文化认同          在讨论阿拉伯和日本的现代建筑时，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那些主体设计师来自本民族。他们首先是阿拉伯人和日本人。就如同西方现代的主体建筑师是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因为在自己文化的现代想象中，自身的古典意识和修养是最为基础的先决条件。因为无论多么现代的作品，都来自古典文化的源泉。现代作品的文化内涵取决于建筑师本身对自己古典文化的理解，训练，甚至情感上的依恋，和文化上的认同。而恰恰是这一点很难发生在一个异域文化的外族人身上。一个异族人无法像本民族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文化充满向往和激情，从而也很难把这种情绪上的感染融入现代创作中。我们发现，许多现代大师们都具有非常系统的古典训练和熏陶，并对自己的文化深深的认同。          十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与科学的区别。事实上无论是文化和科学都有从古典到现代的穿越和过渡。比如古典与现代建筑，古典与现代文学。在科学领域同样可以定义和区分古典物理和现代物理。通俗地讲，古典物理就是以牛顿力学为主的经典力学系统。而现代物理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20世纪初诞生的量子力学。它们时空对仗，互为依赖，思路相异，承前启后。          但是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物理，都没有任何民族，文化，国家的界限。科学与技术都没有边界。但是建筑的文化特征十分清晰，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这是因为文化特征可以使各民族的人群清晰的分辨自己的文化，从而按照这种特征不断提炼，发展，强化自己的文化。有了特征清晰的文化才可能从感知，心理，情感上认同自己的文化，以此得到自信和骄傲。失去了文化的区别，人类就无法找到自己的文化。          文化最为明显的标志是建筑。建筑可以被称为一种空间语言。它使得人们通过建筑语言描绘，感知自己的文化，并且建立一种更广义的视觉文化标志。建筑可以在地理上清楚的区分民族和文化的界线。在世界的任何区域，我们可以通过建筑物毫无质疑的发现，确定，识别某一种文化。建筑不仅仅是文化的标志，而且还是文化灵魂得以藏身的空间体。它与艺术品一样记载，展示，标志一个独特文化的灵魂。所以，建筑是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中国没有”中国现代建筑”          从阿拉伯与日本的现代建筑中，我们无可置疑的认识到”区域现代主义”的存在。对于非欧美国家，这种现代建筑的诞生，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它给与人们强烈的现代文化认同感。在认同现代的同时更需要对古典的理解和认识，并从中汲取文化营养。人类的勇气，自信，想象力和创造力来自对文化的认同。          我们无需在这里罗列中国古典建筑，因为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但是在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主体建筑中，我们仅仅能找到两种类型的建筑；一种是毫无连续性可言，星星点点，相互割裂的古典建筑，比如上海的城隍庙和北京的故宫。即便有这些相互孤立的古典建筑，普通大众与这些历史古迹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和情感上的瓜葛。因为今天的大众并没有在这些古迹里成长的经历，因此也谈不上对它们的认同和情结。但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欧洲，大多数人是在古典民居里长大的，因此他们对城市古典建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和文化上的认同。          另一种就是西方现代建筑。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大多城市里已经是主体建筑。90年代以后的主要建筑群基本是现代西式高楼。城市规划，交通设施，生活小区以西方设计为主。从”五四”开始，经过百年西方大潮的冲击，到21世纪，作为中国古典建筑的文化标志在大都市里几乎丧失遗尽。          在当前中国的大都市里，还无法定义”中国现代”建筑群体。在上海，除了上世纪初遗留下来的少量民国与古典西式建筑，主要新建筑(比如浦东)都是纯粹的西方现代建筑。因此可以定论：在中国当代还没有形成”中国现代建筑”的系统群体和文化认同。所以：中国无”中国现代建筑”！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西式建筑群中，我们偶然可以寻找到零星的几座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 （图五）和北京的首都博物馆 （图六）。但是，这些最为具有”中国现代”特征的地标性建筑是外国人设计的。上海的金茂大厦 由美国芝加哥著名的ＳＯＭ设计事务所设计。而法国AREP公司设计师杜地阳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的设计师。这两座建筑融汇中国古典内涵与现代理念，成功塑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建筑。但是，即便这两座建筑，仍然无法在文化意义上代表”中国现代”。因为文化标志应该是全方位的，系统的，连续的，普遍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中国现代建筑应该是本民族的建筑师设计的。这与科学创造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现代科学，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因为科学无国界。。               图五：上海金茂大厦。               图六：北京首都博物馆。               中国现代建筑的意义：文化环境的重要性          创建”中国现代”有何意义？它对文化与民族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问题必须从文化发展与文化认同上思考。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完全来自于文化认同感的程度。因此，人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每个时代建立，维护，强化，发展，传播自己的文化。而文化首先是通过文化标志来建立的，包括文字，服饰，风俗，建筑。而建筑是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          人类创造，发展，巩固自己文化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城市的建筑。因为建筑可以生动的表征文化，证明文化的存在。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实体形像十分直接的感知和认同于自己的文化。而早期文明的出现也完全是基于城市的建立。正是由于文化的易于流失性，人类通过建造比人类寿命长很多的建筑和地标来记载曾经发生过的文明与文化。这种记载文化的方式比文字具有更加生动的意义。因为人们可以在建筑的环境中体会，理解自己的文化内涵。文字的记载往往是抽象的。但是建筑却可以盛载文化的灵魂。这是文字无法达到的。所以，建筑是一种文化精神的载体。          在诸多世界名城中，对于文化的保护绝对不仅仅是针对于古迹，比如罗马角斗场和卢浮宫。更大规模的保护在于民居。它们在每一个城市中心一片片连接有序，比邻相望，构成都市的建筑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长时期地作为民众居住的主体建筑。那里的居民世世代代在此居住，并受到这些建筑群在文化上的深刻影响。人类的建筑正是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文化灵魂的栖身之地。在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建筑群体中生活成长，可以使人类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并培养，熏陶，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识，文化感受，与感情上的依赖。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建筑文化环境，人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就会急剧消弱，淡泊，由此断绝与自己文化历史的关联。从而感到不安，疑虑，并丧失信心。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种建筑文化环境。尤其年轻一代只能在毫无自我文化认同的环境里成长，从而产生一种视觉上的文化困惑。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文化发展的关键还不仅仅是对古典建筑的保护，而在于创建现时代的文化建筑：”中国现代建筑”。因为现代人无法只认同于古代文化。比如英国人只能体会，认识，感知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并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对于现代的英国人，他们必须创造当代的文化并与其认同，为自己的时代而感到自豪。          中国在失去大规模古典建筑之后，没有能够创建自己的现代文化，却仅仅机械地复制西方文化与西方建筑，因此会对当代文化认同时发生极大的困惑。因为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现代文化”，其中显然包括建筑。前面提到，所谓”中国文化”实质上即”中国古典文化”。在大规模西式建筑群体下生活，会缺乏中国现代文化认同，产生文化错位，迷失文化方向。目前中国只能粗糙地复制”中国古典文化”并与其僵硬的认同。但是当代人无法全方位的认同古代，因为时代早已变更，无论从理念，文字，服饰，伦理，建筑等许多方面。中国必须在21世纪寻找，建立自己的新文化。它不脱离古典，但决不是古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现代”。          没有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跨越就无法进行时代的思考和想象。因为思维与创造无法离开文化而凭空产生。前面已经提到，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连续性的发展，并在每一个时代创造新的文化，就是因为那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们是在自己的文化（包括现代）深厚积淀的建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通过文化的时空视野寻找到自己当代的位置，从而富有时代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中国现代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市政建筑上，中国还没有形成”中国现代”，但是在艺术，绘画，时装，室内设计, 现代家具设计等方面已经出现了很好的中国现代作品，造就了所谓”中国设计”的作品。中国也涌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现代艺术家和设计师。笔者认为，在艺术界，尤其在建筑界，我们还十分缺乏理论家，评论家以及尖锐的评论文章。目前的评论界还没有看到中国建筑的关键问题，也没有提出建立”中国现代”的理论依据。更没有探索，定义，提出”中国现代”的理论模型并以此指导创作实践。          “中国现代”并不仅仅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作品”。因为这种设计很容易落入简单地把中国古典元素用西方的理念机械的组合起来。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中国艺术中多有发生。”中国现代”的真正诞生应该是在深厚的古典基础上滋生出来的新线条，新空间，新结构。它是”长”出来的，而不是拼凑的。          不过笔者坚信，”中国现代”的诞生不过是时间问题，我寄希望于80，90后的青年建筑师和艺术家们。                    References          1. Modern Western Civ. 7: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of the 17 Cent.

张维为：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 张维为   　　     【观察者按】值此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各方纷纷展开纪念活动。如报道所言，邓小平当年已经没有任何公职，但之所以讲话能产生巨大影响，并为后来召开的十四大定下主题 ，在于讲话的内容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本网所发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回忆文章，“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策划者抓住时代脉搏，从而开一时之风气。但是在大量纪念文章中，难免不少六经注我之辞，一些纪念者忘记深测大势、人心，而是对讲话断章取义，任意发挥。我们纪念南巡讲话，不是要在个别字句中探寻微言大义，而是纪念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中国发展道路所做的不断的、实事求是的探索 ，由此，我们还应当将目光放长，同时回看邓小平在更早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勾画。          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过去2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亿人口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速度崛起，引来了整个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我谨回忆几段往事缅怀邓小平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还是政治挂帅，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时结束这一运动，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 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不同算盘差不多了，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和新管理观念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邓小平同志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当初中国还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之内进行微调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状况恐怕不会比我们的北方邻国好多少，哪里会有今天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实事求是”的思想、“民生为大”的理念、“对外开放”的思路在邓小平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并在“北方谈话”中作了初步阐述，之后才举行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穆加贝谈“社会主义”和“稳定优先”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那天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保持社会主义。邓小平答道：“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明确地告诉穆加贝：“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过，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曾被一些人曲解。他们认为每推动一项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问姓社还是姓资。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整体观，即通过各种办法，包括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措施，来增强和壮大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上海时，曾指着一台从国外进口的先进仪器开玩笑地问陪同人员：你说这台仪器姓“资”还是姓“社”？并自己回答：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还给穆加贝解释：“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邓向他介绍了中国公有制领域内的改革探索，包括农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包产到户、长期不变；包括利用外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形成补充。他很耐心地给穆加贝讲解中国的三资企业，掰着手指替穆加贝算了一笔账：“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本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解释，觉得很新颖，把三资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项抽出来分析，的确是精明的算法，也为后来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打开了思路，为中国“混合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确地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提到的不搞两极分化，对中国今天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也是一种警训，但他当时也明确地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是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一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我想他的一个主要考虑是：只要中国的公有制仍占主体，即便贫富差距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拉大了，国家最终还是有能力和财力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的。     邓小平花了很多时间向穆加贝介绍极左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祸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悲剧，但他也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81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     我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过的东西。至今一些国人仍称这四项原则为“四根大棒”，但邓小平则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中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邓小平显然是在用中国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适应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国家。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就可能变得毫无希望，甚至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和强势的政府来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现在看来一个比较中性有为的“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他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盼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在中国引来不少羡慕和赞扬。当时中国许多人和整个西方都看好戈尔巴乔夫，不看好邓小平。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国家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于邓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谈，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视的弹性空间。就在会见穆加贝之前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点，邓小平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邓当时对尼雷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实际上，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邓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列和毛泽东思想，但反复强调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可以说邓小平用共产党的传统话语，为中国政治今后的发展和变化预留出了巨大的创新空间。我想只要认同中国需要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迟早都会理解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坚持。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接着说：“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邓以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措辞，谈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邓小平不宣扬暴力，但他的切身经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混乱和动荡。我后来做过一个粗粗的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持续的太平年景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最后，正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下了决心，把追求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的地位，终于使国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车道。     我后来替邓小平做翻译，几乎每次他都谈到“中国不能乱”这个主题。不管如何评论这些年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不管中国的体制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国今后变革还会经历多少迂回曲折，邓小平“中国不能乱”的观点似乎已成为今天中国多数人的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曾很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邓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时特别需要铭记的。     过去的20多年里，就我自己走访过的国家中，由和平转入动荡乃至战乱的国家就有数十个，原因各异，但经济停滞不前和民生凋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势力的策划和煽动也是一些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超级大国苏联瞬间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战火，科特迪瓦冲突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火并，索马里变成海盗国家，刚果（金）爆发了非洲的“世界大战”，一个和平繁荣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一分为七。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先生曾是我的学生，并为我写过一篇比较铁托和邓小平的论文，他是这样结尾的：“铁托死后，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邓小平死后，他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也许是对邓小平及其治国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与罗林斯谈“实事求是”和“中国模式”          在邓小平会见穆加贝之后不到1个月，我第二次有机会为邓小平做口译。那是1985年9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为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在两届党代会（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中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会议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邓小平作了开幕式的讲话，提到过去的7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这个会议还有两大看点：一是领导班子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邓小平一直期待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回过头来看，这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今天不少国家体制崩溃的主要原因都是领导人终身制导致了无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声载道。从这次党代会开始，中国政治有序接班的进程逐步形成，这无疑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关键举措。     第二个看点是会议提出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七个五年计划与过去的六个五年计划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称。过去的名称只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而现在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多了“社会发展”几个字。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五年计划的内容已经不限于经济，还必须考虑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个趋势延续至今。     邓小平那天是参加完党代会开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厅等候加纳客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福建厅稍事休息，大概只有七八分钟的光景。外交部部长助理周觉刚要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则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然后问了三个简短的问题：“加纳政局稳不稳？”“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年有没有改善？”“加纳和西方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周觉一一简要地作了答复。回想起来，邓的三个问题表明了他对非洲问题的熟悉。非洲发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稳，老百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国家居多，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模仿西方，要么是全盘拒绝西方。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非西方世界实际上也都面临这三个问题。邓小平治国的特点是善于在关键的时候抓住关键的问题，把这些关键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走上了正轨。邓小平指导下的中国崛起的特点就是在确保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借鉴西方一切有益的经验，但趋利避害，决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还沉浸在党代表大会的气氛中，邓小平会见罗林斯一开始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刚刚开幕，我刚从会场过来。这次会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7年的经验。”罗林斯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正在出现迅速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人民所欢迎的。”邓小平说：“这些成绩还是初步的，但我已经可以这样说，我们制定的新的方针和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这7年中国发展得比较好，也比较快。这也证明我们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纪末的20年发展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甚至能够超过。”     那段时间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干部交替平稳进行。邓小平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罗主动谈到了加纳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来，加纳经历了许多困难，但加纳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邓小平接过了他的话题说：“一个国家经历一些波折，这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为教员，使领导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邓小平这番话的顺序很有意思，先是讲“使领导人受到了教育”，然后再说，“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政治精英和百姓都亲身经历了过去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悟出了许多有益的道理。邓小平告诉罗林斯：“现在，中国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设，也是因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人民有个比较，那10年是什么情况，这7年又是什么情况，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后来我注意到这是邓小平治国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改革开放让人民获得实惠，然后让人民自己来比较，人民不会愿意回到激进思潮泛滥的动荡年代。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当罗林斯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小平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可以说，邓的这些话是对中国“渐进主义”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推动了渐进改革。中国不是放弃自己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中国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续渐进，出现的问题得以逐步纠正，最后通过不断试错和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这种方法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情。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会见结束前，邓小平建议罗林斯“看一看我们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比较好地总结了我们的经验”。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中国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当时党内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奏。     罗林斯说他期待着阅读这个决定，并说“中国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不仅中国需要您”。邓小平回答说，“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就好”。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回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以我自己的了解， 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他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1990年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他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1980年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8页)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会见罗林斯时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又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 （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 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重庆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对一个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模式输出的意图。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这个模式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思路和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关键。我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八个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用我自己的语言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从“北方谈话”到“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思想演进的过程，看到邓小平思想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有必要把中国模式确定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形成整个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基本认同。羞于提“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不少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和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     其实中国模式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它已经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竞争。     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谨作此文缅怀这位伟人的睿智、远见和勇气，缅怀他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在他所开创的中国模式指引下，中国将会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并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作者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    进入专题： 邓小平 中国模式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65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观察者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薄熙来：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 原标题：薄熙来：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造谣 作者： 来源：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4 10:31:49 阅读量：239次     2至3日，重庆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宣传战线的同志不是当“吹鼓手”，而要成为“思想家”，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正确地引导舆论，弘扬先进文化，推动市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以服务重庆的科学发展。 　　 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步，全市人民精神振奋、发奋图强。这其中，不仅经济战线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有实绩，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很有创意。通过报刊、电视和各种宣传媒体，广大市民更多地了解、认知我们的山城，并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热情与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薄熙来说，城市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的改善，都要有动力，这个内在的动力就是人!我们宣传战线的同志就是在做人的工作，通过大量健康、有益的信息武装人、改造人、提升人。老话讲，“人心齐，泰山移”、“众志可以移山”，宣传战线的工作不可小视，这是个“硬”碰“硬”的任务。信息本身虽然是“软”的，但它产生的作用却是“硬”的。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 　　薄熙来说，城市发展的成功与否，绝不只是GDP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而是广大市民整体素质的强弱，此乃一城一地发展之本!如果市民的整体素质能不断提升，这个城市的机会就层出不穷，前途就无可限量!而宣传工作恰恰是提升市民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报刊也好，电视也好，其实都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还教育着下一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终生难忘。所以宣传工作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对其未来的竞争力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地位重要，能管人，能查人，能决定人的“命运”，宣传部长没啥，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但在我看来，宣传部长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全体市民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政治方向。 　　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薄熙来说，这些年，我市宣传工作导向正确，形式活泼，有声有色，市委很满意。报社的工作更深入，报道更接近民众，可读性也更高，配合市委、市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重庆卫视办得好，我本人就是重庆卫视的热心观众。比如，卫视的《记忆》、《信念》、《品读》、《十大民生》、《五个重庆》、《共富大家谈》、《重庆好人》等栏目，办得都不错!卫视还取消了商业广告，也是一大革新!人生有限，转眼就到退休，可不要小看了业余时间。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但有些电视节目，或轻歌曼舞，或制造些笑料;或中庸之道，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面矛盾、坚持正确的东西……看这些节目真是消磨时光，一点知识也不长!一个干部要有出息，有前途，就一定要静下心来读点经典、求点真知，在有限的生命中感悟人类创造的精华。 　　 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 　　薄熙来说，宣传系统集中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既有思想又有实践经验，要多研究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现在有些人，早上起床、吃饭，然后到办公室，看看文件，翻翻报纸，晚上回家跟老婆孩子叙一叙，一天就这么打发了，真是可惜。人生短短几十年，怎么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我看，首先要思考，人区别于动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思考能力。 　　薄熙来说，当代中国有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讲“在其位、谋其政”，怎么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呀?你的优势何在，如何后来居上呀?发展经济与改善环境、促进民生又是什么关系呀?等等。对此，一些同志认为，必须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把GDP做大了，就什么都好办，“兜里空空万事难”，小平同志不都讲“发展是硬道理”嘛!这些话看似有理，其实曲解了小平同志的意思，没有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深意。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只是个GDP，它还包括民生与环境，是全面、科学的发展。有些人认为，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改善环境，因为环境改善了，走到哪儿都干净漂亮，外商就愿意投资，就更能发展。这比单纯追求GDP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改善民生提上日程。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改善民生，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走的是什么路子呢?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确，发展经济、优化环境、改善民生，三者同期推进，走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在我看来，它们之间不仅相互不扯后腿，而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几年干下来，我们心里越来越踏实，可以说，这条路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 　　薄熙来说，重庆的实践证明，越是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就越好;越给老百姓办事，财政“口袋”就越大。2007年，全市财政收入不到800亿，去年已达2900亿，这说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从战略上讲是科学的，是让“消费这架马车使上了劲儿”，是在具体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 　　薄熙来说，关于以上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宣传战线的同志们，你们不仅把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办得挺好，而且交了很多海内外媒体的朋友，他们很多人思路开阔，有眼光，对重庆的实践有所理解，还帮我们解疑释惑，不仅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宣传战线的职责是什么?我看不是作“吹鼓手”，而应是“思想家”。我们希望，对一些重大课题，你们能深入观察，认真思考，发现问题，找出办法，及时给党委和政府提出有益的建议，共同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 　　 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薄熙来说，对于宣传工作的内涵，有人简单理解是为了稳定，为了宣传当地党委、政府的成绩，为了让百姓在茶余饭后有娱有乐。这些都没错，但宣传的内涵与价值远不止于此!宣传体现着我们党的主张、民族的精神、群众的需求。它应该告诉群众，我们要向何处走，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去实现。人不能没有灵魂，城市也不能没有“主心骨”和“精气神”。宣传战线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精气神，培育市民内心高尚、健康、科学的追求。 　　这些年，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民生10条”、“共富12条”和“民主法治15条”，都是实实在在，符合大众需求的。事在人为，贵在坚持，只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重庆就前途无量!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越是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工作，多数人是支持的，但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这就用得着那句老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不要理会那些闲言碎语。毛主席有句话令人刻骨铭心：“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这句话，宣传战线的同志要牢记于心，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要怕人说三道四。比如对“唱读讲传”，有人说我们“左”了，“偏”了，其实他们讲不出多少道理。越是敢于坚持真理，越是旗帜鲜明，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你、支持你。重庆在高举先进文化大旗的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民生大幅改善，他还有什么话说?那些说三道四的人，不是无事生非吗?真正有思想深度和理论素养的人，也看不上他们那一套。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去年参加重庆红歌会时，也兴致勃勃，可劲儿地鼓掌。 　　薄熙来说，有些人对革命的、共产党的、红色的文化，从内心里不认同，千方百计地反对，谁要讲共产党的好话他就反对谁!有些人想利用舆论来干扰我们，影响、腐蚀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而我们队伍中，确实也有少数人或因思想糊涂，或是自作聪明，左右逢源，哗众取宠，不敢坚持真理，不敢坚持中央的政策!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重庆人民寄予厚望，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大力弘扬主旋律，切实提振精气神，更加努力地工作，为推动重庆的科学发展做贡献!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今年是日本的关键一年。历尽考验后，前方定会看到”有希望和自豪感的日本”的曙光。这个国家不只属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未来永续繁衍下去的世世代代也是值得我们守卫的国民。建立、守卫并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祖辈一直对国家的前景寄予深沉的思绪。我们必须接过悠长的”历史接力棒”，然后递给下一代。 原文：野田佳彦首相の施政方針演説（全文）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第七段   第八段 发表：2012年1月24日 作者：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一 序言 值此第180届国会召开之际，我谨代表政府在此阐述我国面临的诸项课题和内阁的基本方针。 去年9月诞生的野田内阁，以逐一解决眼前的课题作为使命。今年是”日本再生元年”。当务之急是摆脱将国家的大政方针置之度外的”犹豫不决的政治”。 “朝野各党应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协商，得出结论，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我相信惟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对国民负责的政治。” 这是4年前当时的首相福田康夫在这一演讲台前向朝野各党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一节。自那时以来，长年积累的各种问题日趋严峻，国家的债务不断膨胀。而且，由于东日本大地震的爆发，很多新的课题又亟待解决，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被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我们背水一战，并且要应对各种长年积累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对国民负责。 野田内阁要做的事情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实现灾后的重建和复兴、与福岛核事故作斗争、重建日本经济。关于这些重大课题的设定以及国家应该推进的政策方向，朝野各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也是如此。去年年末，民主党内的政治家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时期就已提出来的建议，最终拟定了政府和执政党的草案。在此基础上，我们与各党和各派进行了协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的大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如果说在具体的政策方面尚有不同意见，那么就让我们充分地展开讨论吧。 值得幸运的是，我国政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课题当中，并不存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非常突出的意识形态和利害关系的对立。在上届国会中，各党和各派超越了最初的分歧，就（2011年度）第三次补充预算和相关法案达成了协议，就是很好的佐证。只要我们政治家真心诚意行动起来，就能够把政治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公开去渲染这些分歧，而是为了国民真正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思考”远大的政治”。这需要对重要的课题做出决断，而不是搁置起来。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日本面临的课题，通过讨论来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作为代表所有国民的国会议员，现在需要考虑的不是”政局”，而是”大局”。 二 着手解决三大优先课题 实现灾后的重建和复兴、与福岛核事故作斗争、重建日本经济–我发誓，改组后的野田内阁将继续全力以赴解决这三大优先课题。 让复兴的钟声敲响 那场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0个多月。对于那些至今仍不得不居住在临时住所、生活不便的人们，我们至少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应有的温情。我们希望他们尽快从地震的阴霾中摆脱出来，让灾后复兴的钟声响彻大地。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一直在努力拼搏。 因为有了在上届国会成立的第三次补充预算和相关法律，我们具备了实现复兴的基本的手段，其中包括建立复兴厅、复兴交付金和复兴特区制度等方面。被冠以”复兴”之名的新的机构将继续紧贴灾区的民众，力争实现灾区的复兴。这是朝野各党共同镌刻的誓言。复兴厅将在2月上旬成立，直接倾听当地的各种要求，作为复兴事业的指挥塔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重建灾民的生活方面，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他们有自己的工作。通过推行复兴特区的各项制度，我们将从国内外吸引投资，加快受灾企业的复兴，振兴灾区产业，确保就业。要让当地的居民自己来描绘未来复兴的蓝图。地方的事情由地方自己决定，现在正是考验这一地方主权理念的时候。我们将依照多样主体参与的居民自治的原则，全力支持开放的复兴。 3月11日将是地震爆发一周年，政府将举行追悼仪式。告慰罹难者之灵的最好方式是尽快实现灾区的复兴。我们的前辈在二战留下的焦土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成长为世界最节能的国家。面对灾害，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这是一场建设新日本的挑战，而非回到过去。这就是当今日本人的历史使命。 加油！福岛！加油！宫城！加油！岩手！加油！日本！让我们把地震之后响彻全国的这些口号继续喊下去。让所有的日本人都团结起来，与灾区的民众同甘共苦，共同书写日本复兴的新篇章。 吸取此次大地震的教训为未来着想，也是我们必须履行的历史使命之一。我们不能以”意想不到”的灾害作为借口。为了防止包括海啸在内的所有的自然灾害，我们在国家建设和地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地考虑到防灾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策。 坚决与核事故作斗争 实现福岛的复兴 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进行的斗争远未结束。去年末第二阶段的工作结束，只不过是实现废堆整个工程中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重建福岛、还我美丽的家园，真正要做的工作还在后头。 为了让避难的人们回到家园，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能够安心生活的环境。我们将尽快恢复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为了使儿童和孕妇免受放射线的危害，我们将彻底清除生活空间的污染，为居民的健康做好各项管理，恢复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站在灾民的角度，尽可能做好赔偿工作，力求公正和完善。我们要充分了解市町村和各位居民的意见，重新设定警戒区域和避难指示区域。 我自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以来已三次前往福岛。远山美丽的轮廓和茂密树林流淌出来的河水的声音，无论走到那里都能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乡情。福岛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任何一个日本人脑海中浮现的故乡都可以在此找到原型。没有福岛的重建，就没有日本的复兴。如果福岛不能焕发活力，整个日本也会死气沉沉。我曾经多次这样讲过，希望所有的国民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为了具体地实现这一愿望，我们将向国会提出特别措施法案，以便于国家和地方联合起来推动福岛的重建。 日本经济的复兴 为了让灾区走上复兴之路，让我国的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状态，实现长久繁荣的目标，我们还要全力以赴致力于重建日本经济。为了使广大的中间阶层恢复活力，我们要让以中小企业为首的各企业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整个日本经济恢复活力。我们要取消各种限制企业在国内投资和创造就业的障碍，极力维护产业和就业的基础。同时，我们还要健全良好的环境，为新的附加值的产生播下种子，让新兴产业得以萌芽和生长。 为了重建日本经济，2012年度预算包含了很多的项目。这是实现经济复兴的下一步骤。我们将努力促使2012年度预算与第四次补充预算一道尽快成立。为了克服历史罕见的日元升值和长期通货紧缩的不利局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央行在金融方面的合作，使经济和财政运营做到万无一失。 在世界经济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的情况下，人口的减少给我国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待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制定能够应对各种挑战的蓝图。为此，我们要借助国家战略会议加快”新成长战略”的实施，在年中之前制定”日本再生战略”，并由官方和民间一同来实施这一战略。 日本有很多的前沿领域正等待着我们的挑战。”妇女”是日本未来的潜力所在。这不单是指妇女可以填补日益减少的劳动人口。妇女参与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发挥其能力，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多样性，恢复日本的活力。妇女在日本复兴过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希望她们在社会中更加光彩耀人。 “农业”、”能源环境”、”医疗护理”等领域能够产生新的需求，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潜能，能够成为21世纪的成长产业。政府不久前制定了有关食品和农林渔业复兴的”基本方针和行动计划”，今后将负责切实落实下去，我们还将推动这些领域的技术革新。我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资源的宝库;”宇宙”中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海洋”和”宇宙”是政府全力以赴挑战的整个人类的前沿领域。我们要汇集产业界、官方和学术界的聪明才智，加大能够适应挑战的人才培育的力度，将这些前沿领域从”梦想”变成”现实”。为此，国家将制定实现日本复兴的具体蓝图。 冲绳是日本通往亚太的门户，拥有巨大的潜力，今年是冲绳回归本土40周年，冲绳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为了充分发挥冲绳的潜力，我们在2012年预算中安排了不限定用途的自由度很高的一揽子交付金。应当地政府的要求，我们将向本届国会提交有关冲绳振兴的两个法案。 为了实现经济的复兴，我们有必要重新确立能源政策。在确保让国民放心和安全的大前提下，我们将综合考虑对经济的影响、环保、安全保障等因素。在化石燃料价格飞涨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避免眼下电力供应的紧张，同时要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核能的依赖。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方程式，我们必须解开。我们将广泛听取各阶层民众的意见，完善能够让民众放心的中长期的能源结构，一切从零开始，力争在夏季之前制定新的战略和计划。我们还将提出能够支撑新的能源结构的电力系统的方式和防止气候变暖的对策。 我还要彻底查清核电事故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确立新的核能安全行政规范。我们要在环境省的下面新设负责核能安全的机构，实行严格的限制。为此我们将向本届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力争恢复对核能安全管理的信心，强化其监督功能。 三 全面推进政治行政改革与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 果断实行政治行政改革的决心 “先从隗始”。这正是政治和行政担当者无论应对什么样的政策课题都必须对诸位国民显示的”国家的诚意”。 之前召开的国会并没有就削减政府总体支出和确保税收收入的具体对策得出结论。朝野党派的想法并无太大差异，却出现了这种结果，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有关将国家公务员工资下调约8%的法案及邮政改革相关法案，我再次请求在野党派给予配合，以便在国会上迅速达成一致。 杜绝行政浪费是我们必须不断努力的方向。为实现负责人的财政运营，我本人在过去两代政权中也进行过不懈努力。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减少浪费的努力相当欠缺”的斥责之声。本人决心直面行政改革。 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将成为开端。通过大胆的统一重组和职能优化，首先将法人数量减少40%左右。其次是特别会计改革。废止”社会资本整备事业特别会计”，将总支出额减少一半左右。我们将向国会提交与这些改革相关的法案，并努力确保法案成立。为尽量确保税收收入，今后5年内使国家公务员宿舍减少25%并变卖政府资产。在切实推进行政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 为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减少国家行政的浪费，我们将具体切实地推进有效的地区主权改革。在2012年度的预算中，我们增加了统一支付的补贴的总金额。为在原则上废除国家在各地区的驻留机构，推进具体制度制定工作，必要的相关法案将提交国会。在作为支撑地区社会的基础的邮局，将一体化提供三事业服务，提高便利性，实现邮政改革。 改革并不仅限于行政。政治家本人必须首先以身作则。民主党正准备向国会提交削减众议院议员名额的法案及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选票分量不同问题的具体纠正措施。为使朝野党敞开胸襟进行讨论，在国会得出结论并付诸实施，我本人也将发挥领导作用。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的意义 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的同时，为了国民和国家的未来，我们还必须解决另一个重大课题。这便是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正逐渐从”支持力量”转变为”被支持的力量”。就人口构成来看，以前是多名劳动人口供养一名老龄者，现在的比例是三比一，并朝着一比一的方向变化。照此下去，将来的某一代劳动人口必将不堪重负。如今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过去的政权在编制预算时采取各种方法勉强渡过了难关。但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居全世界首位，社会保障费用每年自然增加1万亿日元规模，反复采取的对症疗法已迎来极限。当然，进行一体化改革并非为了让财源与补贴合得上，而是为了实现国民们”希望使社会保障可持续且令人安心”的愿望。 一旦因失业和疾病等变成非中间收入群体，就无法重新成为中产阶级，这种不安情绪正逐渐蔓延。照此下去，冒险开拓的精神可能萎缩。老年人一个个孤零零去世的社会是可悲的。劳动人口和孩子因贫困而发出的悲痛呐喊也不容忽视。 政权更迭后，在”国民生活是第一位”的基本理念下，我们一直致力于构筑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并从中感受到生存价值的社会。为使所有人都拥有工作和住所，构筑充满温情的社会，有必要增强社会保障功能。 有人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劳动人口提供的援助较为薄弱。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育儿支援。为使女性能力最大限度地有效发挥，构筑让女性安心生育的社会，必须加快构筑支援育儿的新体系。增强劳动人口安全网，使社会保障制度向覆盖全体国民的”全世代应对型”转变，这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据称，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法相信”明天更美好”。在这个使后代债款不断增加的社会，年轻人对将来持有消极态度也是自然的结果。可以说，能否迈出使社会重新拥有希望的第一步，取决于一体化改革的成败。 基于这一背景和认识，政府制定了分阶段提高消费税率的草案。具体而言，以使经济状况好转为条件，自2014年4月将消费税率提高至8%，自2015年10月使消费税率提高至10%。除去现行的地方消费税额，提高税率后的消费税收将用作社会保障费用，全部返还给国民。增加消费税收绝不会导致”官”的肥大化。 这是为了向社会传递更多温情而实施的改革。在提高消费税之际我们最需要考虑的是低收入群体。因此，我们将采取各种周到细致的措施，通过增强社会保障功能充实低收入者对策，探讨实行每个国民拥有其专有号码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等。另外，我们将把所得税最高税率提高5%，在税制方面努力恢复纠正贫富差距和重新分配的作用。 在金融市场力量席卷全球的今天，国家信用一旦丧失将无法挽回。欧洲各国的情况现在一目了然。从建立不任由金融市场力量摆布的强韧财政结构的观点来看，推进一体化改革也是刻不容缓的。 面向改革具体化的磋商要求 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与经济再生和政治行政改革是必须全面推进的重大改革。今后我们将在与各党各会派推进磋商的基础上起草大纲，在自公政权时代成立的法律所规定的本年度末的期限之前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年初登台发表施政方针演说的各位内阁总理大臣都强调了通过改革构筑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为实现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必要使负担与补贴相平衡。” “以使经济状况好转为前提，为及时分阶段推进根本的税制改革，我们将在2011年度前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这是为了让社会保障成为令人安心的制度，也是为了不给子孙后代增加负担。”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话。这是麻生太郎前首相3年前在发表施政演说时的发言。而我期待实现同样的目标。我希望大家超越立场不同，为了全体国民，为了国家的未来，积极参与有关草案的磋商。 为了争取国民的理解和协助，我们必须努力通俗易懂地解释改革的意义和具体内容。本人将与有关阁僚带头全力向诸位国民发布信息。另外，我们还将与站在社会保障第一线、和居民直接接触的自治体有关人士进行紧密合作。 四 开拓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亚洲太平洋世纪和日本的角色 历史从大西洋世纪迈入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活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世界历史重心大转移的时代。在历史变动期，往往机遇和风险并存。 亚洲太平洋世纪带来”机遇”。不言自明，这就是亚太地区将作为世界增长中心，牵引未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促进该地区强劲增长，汲取巨大的基建需求、新兴和中产阶级购买力将赋予我国财富和活力。没有富裕和稳定的亚太地区，就没有日本的再生。 亚洲太平洋世纪蕴含”风险”。这就是在既有秩序的变动过程中，地区不稳定性将加大，安全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多个国家今年迎来领导人更换期，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不容大意。此外，发展中的金融市场、环境污染、食品能源紧张、以直追日本势头加剧的老龄化，这些亚太地区所处可见的课题也是阻碍地区稳定发展的原因。为解决这些课题，日本的技术和知识引来热切的目光。没有课题治理发达国家日本的贡献，就没有亚太地区的富裕和稳定。 万幸的是，我国是一个同时立足于”亚洲”和”太平洋”的海洋国家。我国必须尽可能利用身处未来的历史重心这一地缘政治学上的优势，做出贡献以使亚太地区可以享受稳定和繁荣。这是一个全球性课题，也是旨在实现我国国家利益的最大战略目标。我认为，我国外交的基本是，为实现亚太地区稳定和繁荣，我国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活用广泛国家和地区参与的机制，同时在制定亚太地区秩序和规则的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 贸易投资自由化、克服能源和环境制约等经济层面的课题，反恐对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确保海洋航行自由以及维持和平与防止纷争等安全层面的课题，还有就是确认自由、民主主义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诸如此类需要亚太地区加深对话的课题不一而足。在富于多样性的亚太地区，我国将在携手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同时，在战略上应对课题以实现地区稳定和繁荣。 首先，第一步就是主导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圈，也就是所谓的FTAAP构想，并通过高层次经济合作主导制定自由的贸易投资规则。政府将推进日韩和日澳谈判，争取尽早启动以日中韩和东盟为中心的广域经济合作谈判，并推进和相关国家的协商以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与此同时，我国将争取早日启动日欧自贸谈判。 加强和各个邻国的双边关系 在推进上述努力之际，同时一并加强和各个邻国的双边关系将提升我国外交的”基础体力”。除美中外，我还已和俄罗斯、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领导人举行单独会谈，在建立个人信赖关系的同时推进了双边关系。今后，我仍将一边争取解决北方领土等和各国间悬案，一边努力强化双边关系。 尤其是日美同盟，它不仅是我国外交和安全的基础，还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和繁荣的共同财产。我国必须深化和发展与21世纪相称的日美同盟关系。关于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政府将根据日美协议，在继续认真倾听冲绳百姓的声音，诚心释疑，寻求理解的同时，全力减轻冲绳的负担。 此外，没有中国的建设性作用，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就无从谈起。日中此前多次通过领导人接触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方针。今后是进一步充实内容，在建立地区的稳定秩序过程中加深合作的阶段。政府将抓住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契机，从人员交流和旅游促进着手，通过各个层次的对话和交流，加深互惠关系。 关于今后北朝鲜的动向，政府将静观去年底北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后局势的变化，在和相关各国紧密合作的同时，加强情报搜集，防范不测事态，继续做好万全态势。绑架问题是关系我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也是侵犯基本人权的普遍问题。为实现全部受害者早日回国，政府将全力以赴。关于日朝关系，政府将继续根据日朝平壤宣言，综合解决包括核和导弹在内的诸多悬案，清算不幸的过去，努力实现邦交正常化。 关于伊朗核问题，日本将和国际社会共担重大风险。政府将以努力通过和平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为基本，在综合考量原油市场和日本经济所受影响的同时，携手各国妥善应对。此外，在保证消费者行政万无一失的同时，针对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大规模自然灾害和国内外重大事件事故等危害国民生命、身体和财产的紧急事态，政府将时刻怀有紧张感，准备好万全之策，进行危机管理。 为了人类更好的未来 我国还要超越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为赋予整个人类一个更好的未来积极地做贡献。这不仅是尽国际社会责任，还是”有自豪感的国家”的基础，以让人感觉”出生在这个国家真好”。 日前，我送别自卫队工程部队赴南苏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队员们不辜负国际社会和当地的期待，在非洲大地上为基础设施建设挥汗如雨的身影将成为日本人”自豪感”的组成部分。除这些海外贡献活动外，政府还将努力为军缩、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动等”人类安全的未来”做贡献，以及通过战略上活用政府开发援助为”人类富庶的未来”做贡献。 五：结尾 我深爱日本，愿守卫它，愿引领这个美丽的家园走向未来。只要是真正有利于日本的事，我将疾呼不止，坚持到底。今年是日本的关键一年。历尽考验后，前方定会看到”有希望和自豪感的日本”的曙光。这个国家不只属于活在当下的我们。未来永续繁衍下去的世世代代也是值得我们守卫的”国民”。建立、守卫并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祖辈一直对国家的前景寄予深沉的思绪。我们必须接过悠长的”历史接力棒”，然后递给下一代。 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面临一些不容搁置的课题。可能不会受到鼓掌喝彩。即便如此，政府也定要遂行上述的重大改革。代表全体国民的国会议员们！我们要重拾立志图强之际的初衷，不要在搁置困难课题的诱惑前认输。不只考虑下次选举，充分考虑下一代者才是”政治家”。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际被托付国之船舵的我们，必须完成”政治改革家”的使命。 改变政治吧。为赋予奋发度过苦难的国民以力量，开拓这个国家的未来，如今必须同时遂行”大政治”和”决断的政治”。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政治家的良心。希望以国民新党为代表的执政党、各党各会派、全体国民予以理解和支持。我的施政演说到此结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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