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2012-12-02 09:28:19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22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贵州毕节 5 名 10 岁左右的孩子在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报道和评论都很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发表了评论或报道。但昨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当地民政部门一口咬定他们是本地人，是“三个兄弟”的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或离异的，却连这 5 个孩子是不是流浪儿童都无法确定。（《新闻 1+1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报道不靠谱，评论更不靠谱。 许多评论强调这是民政部门的失职，这本身大概没错，但问题是民政部门失职也不是第一天了，在目前的体制背景下靠批评能让他们尽职？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无人照看的儿童太多，民政部门不大可能都那么快就都能发现，收容救助站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地方，送回去后又怎么阻止这些孩子再次离开家庭？ 也有许多人严厉指责这些孩子的父母，但重心似乎并不在他们将物质利益置于家庭团聚之上，也不在他们生了孩子不尽父母之责，而是指责他们没能力养就不该生孩子！毛泽东时代农民收入那么低，却平均每家养五六个孩子，也不至于普遍地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何以号称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得今日，人们却养不起少得多的孩子？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22 ，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18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超低。 2001 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表明我国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 1.7 ， 2006 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 1.73 ，已经远低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台、港、日、韩。在这样低的生育意愿和不断攀升的不育率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估计生育率也很难回升到 1.5 以上。这仍然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别忘了中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我们怎忍心对这样低迷的生育意愿雪上加霜？难道村庄大批消失、家族不断灭亡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却正好有幸没有消亡之忧？ 网易有个叫“布尔费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公然鼓吹儿童买卖合法化。他说：“大量成年人夫妇希望收养儿童的需求不能被满足，同时有大量的过剩的，或者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忽视或虐待。允许买卖儿童的自由市场将消除这种不平衡。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亲生父母、儿童、购买儿童的养父母，在这样的社会里都会过得更好。”他的这番话竟然获得不少经济学学者叫好，可见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到了何种程度！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允许买卖儿童，因为卖方看重的是高价格，而送养必须根据对孩子有利的原则进行。视孩子为财物的人贩子诚然通常比视孩子为负担的机构要对孩子好一些，被人收买后也不大可能任其流落街头；但是为什么要假定中国父母的育幼负担和中国的收养制度是合理的或不可改变的呢？ 农村儿童的大幅减少所导致的农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撤并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育幼负担，无证生育（不一定是所谓“超生”）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收取若干年的家庭收入更使得中等收入的农民立即倾家荡产，这一切跟劳工输入地对非本地户口孩子的歧视结合在一起，是迫使农民外出打工并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真正原因。长期“少生快富”的片面宣传视孩子为负担，过度重视物质利益而忽视家庭温情，也诱导出大量并非被迫的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难道是不可改变的吗？如果废除“社会抚养费”，立即就可以使大量养不起孩子的二胎家庭养得起孩子，而不至于被迫外出打工导致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 当然总还有一些人生了孩子没能力养，对这些孩子最有利的做法当然是送养给品行、身体、经济条件不错并且喜欢孩子的亲友。但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对收养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亲友之间的送养和收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无论双方是如何需要送养和收养。《收养法》第五条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已经对送养进行了限制。《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堵塞了因一时困难（包括未婚生育或急性疾病、破产等导致的一时经济困难）急需送养子女的人再生育的可能，从而使他们拒绝送养。《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则堵塞了自己已有一个孩子的人收养亲友孩子的可能性。如果废除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限制，何须靠买卖儿童这种丧失人格、族格、国格的办法来替流浪儿童找出路？ 写到这里去翻了会儿微博，发现毕节出现 5 名儿童垃圾箱里生火中毒事件跟计划生育的关系可能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密切。 2011 年 9 月 1 日人民网 – 贵州频道曾发表《一网友匿名给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留言》，内容如下—— “尊敬的书记：如今毕节市许多乡镇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原因是各地学校要求孩子家长出示乡政府开据的计划生育证明，家长去乡政府开这个证明要交 500 元钱，很多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如毕节市何官屯，就在昨天就有近千名孩子及家长到市政府要说法，现在还有岔河镇，青场镇等都在出现类似情况。” 5 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中毒而死的毕节，也就是去年媒体报道的上学需要开计生证明而多地乡政府借机索取 500 元证明费导致很多家长让孩子辍学的毕节，竟然有市长、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等副市长级以上官员 16 名，另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 10 人（ 13 名常委中扣除市长等政府系列的 3 人）。真是人口不多官口多，百姓养儿的钱都被迫用来养官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次毕节事件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今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 2008 年辍学生 63.3 万人，辍学率 5.99 ‰，到 2011 年辍学生已经达到 88.3 万人，辍学率 8.8 ‰，这与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官员称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燕赵都市报 2012 年 11 月 19 日）我刚看这一报道时还在微博上点评：“辍学好。为了接受奴化教育翻山越岭，弄不好还出个校车事故把小命丢了，确实不如辍学。”联系到这次毕节事件，我才意识到我这个点评大错特错了。 四十年前我上小学时，经常听到男生家长对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说，“也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送他上学就是来请学校看水的。他要是不听话，老师尽可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打骂。”所谓看水，意思就是别让他下水淹死了。我们南方到处是沟渠河湖，男孩子都喜欢玩水。四十年后的今天，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看水”，但是一些农民连送孩子到学校“看水”都成了问题。   2012 年 11 月 20 日起草   附记： 根据新京报 2012 年 11 月 21 日报道（《毕节否认系责任事故称是“意外”》）证实了事件跟“留守儿童”有关，其中部分孩子的辍学与计划生育有关：五个孩子的三位父亲，“除了陶进友，陶学元和陶元伍都在深圳打工，‘捡垃圾、收废品’。”陶进才告诉新京报记者，“ 13 岁的陶中林读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成绩不好，辍学回家放牛； 11 岁的陶中红因为曾经中途辍学，今年 9 月报名未成功，改上村里 200 元一期的学前班；另外两个孩子，陶冲和陶波，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是‘黑户’，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另据报道，这五个孩子中没户口的黑孩高达 4 名。五个孩子死前失踪已三周，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到派出所报案已 11 天。 许多人不相信窒息或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说法，不断有网友质疑：那五个被发现死在垃圾桶里的孩子的尸体被拖走火化了，像焚烧垃圾一样；匆匆火化 5 个孩子的遗体家长同意了吗？他们看到孩子遗体了吗？网友于端秋（复员军人，目前在非洲开车） 11 月 21 日提出“ 5 名男童是被他人割肾而死”的假设，引起热烈议论。 关于毕节某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被割肾之说虽然更像猜测，但“第二现场”的假设是合理怀疑。 10 岁左右的孩子已经不小了，何况穷人的孩子生存能力本来就强。通常被闷死的，或者行动受限制，或者处于睡眠状态。如果孩子们因为空间太小而相互拥挤、踩踏，那么不适感会让他们不大可能同时睡着。怪不得网上首先爆料的李元龙被旅游，现在回到家里仍被禁止上网，这让人怀疑另有不可告人之事。考虑到五个孩子同时被谋杀更加耸人听闻，中国警方“大案必破”的要求，当地警方确有将疑案当意外事故处理的动机。不知政府能否公开详细的尸检报告？ 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对待儿童生命和权利的态度，也显然与计划生育意识形态视孩子为负担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2012 年 11 月 25 日补充  

华生：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挑战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 华生   　　 　　 现在分歧的实质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为了竞争和留住人才。中下层管理人员薪酬基本市场化了，但顶层领导薪酬受控，形成上下薪酬趋同乃至倒挂的奇怪格局。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 　　 　　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大和最广泛的不公平，是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国家的财政资源、基础设施资源、医疗资源、福利资源对城市户籍居民严重倾斜，农村居民即便可以进城或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仍然不能享受当地户籍居民的同等公平待遇。 　　 　　当权力和财富分配的天平倾斜后，那些原本总是稀缺的社会一般资源供给的分配关系也紧张化了，优势方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近段时间以来，加快或深化改革已经不仅成了民间和媒体，而且也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呼吁。当然，改革在官方在民间乃至在不同的人那里其实各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今天的问题与其说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 　　放大一些说，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改革。但对改革的理解人们则相当不同，这是许多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变革起来也阻力重重的原因。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中国的难处究竟在哪里，如何破局，是对当代中国人的挑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能破解复杂系统。故下面区分领域和问题，聚焦主要矛盾，剖析分歧与共识，从而探寻改革的空间和通道。 　　中国改革是从经济体制起步的，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经济体制改革两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大体上结束了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在方向上的摇摆和分歧。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现在经济领域的争论，一种是属于方法和策略上的，这属于见仁见智，各国都有，永远存在。一种是实质性的分歧。也有两类情况，一类主要不是经济问题，是更基本的问题，只能到相应领域才能真正厘清。二是关于经济改革本身的取向，原本似乎方向一致，现在变成矛盾的焦点。 　　细究下去，原先的一致，是从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当时很突破很振奋人心的口号。虽然也许人们的心思从开头就有差异和不同，但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旗帜。 　　今天，各种产品的价格基本市场化了，剩下少量的能源公用事业的价格要继续改革也没有分歧，只是如何平衡通货膨胀的压力，平衡城镇居民对这类产品和服务价格调整的抵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不要或敢不敢改革的问题。 　　甚至，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化，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在方向上也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如何兼顾国内经济和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如何权衡搞活金融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从而审时度势，精准决策的问题。 　　现在争论最多的，浮在表面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问题，分歧的实质则是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中主要是城市的国企问题和农村的土地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是全球性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都会说明，现代经济是政府与市场的混合经济。这在统计意义上也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国家由政府支配的收入大体占一个国家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政府的份额和作用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各国均不相同，各有利弊优劣，难以分出高下。 　　如北欧国家政府份额很大，但政府为人民做的事也多，收支平衡，情况尚好。美国政府的份额小些，但以小博大入不敷出，财政赤字惊人，麻烦不小。正因如此，在现代西方国家乃至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极端国家主义或极端市场主义都没什么市场。真正的挑战，是选择适合自己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的恰当混合。 　　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特殊性。我们从政府包揽一切的计划经济走来，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初期备受阻挠和历尽艰辛，政府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的问题至今也并未真正解决。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市场化已成为方向和正确的代名词。市场的极度推崇者，干脆将市场的逻辑理想化地归纳为通过使别人幸福而使自己幸福，反之则称为强盗的逻辑；由于政府都是通过强制的征税权生存，又是通过强制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奉行的显然不是市场的逻辑。 　　显而易见，这是非白即黑的两极化推断。这样我们就在政府权力还没得到有效约束前，又要回答”市场是否就是替代方案”的问题。 　　当然，如果市场的逻辑真那么美好和有效，问题就相当简单了：人们干脆选择一个没有或极少政府的市场社会，就可免除一切烦恼。可惜这不是真实世界。至少从1930年代以来，即便在从来以个人自由着称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规模与作用都在显着扩大。根本原因是，市场本身的运行，需要有外部强制力去维持秩序和公正，以防范市场交换中人们自身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两面性。同时，也是由于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和市场竞争内生的垄断大大限制了市场运行的范围和有效性。 　　从逻辑上说，小商品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是市场运行的理想状态。但在18世纪中小商品生产的鼎盛时期，市场既受制于封建枷锁和行会壁垒，也受制于交易规模和生产能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实生活都并不美妙。因此，市场的内在逻辑就会导致生产的积聚和集中，进而推动市场规模与边界的扩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给市场经济带来真正繁荣的历史过程。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诚如马克思所说，平等不再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同等规模的资本之间。规模经济、人皆渴望的对垄断性利润的追求、信息不对称和品牌效应等等都推动寡头的产生。相对而非绝对垄断的寡头竞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 　　寡头所享有的一定垄断权力和垄断利润，使他们不仅有能力满足消费需求，而且有可能从事巨额前瞻性的研发和投入，从而能引导和创造需求。消费者在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也在被诱导甚至误导。 　　回过来综观历史，生存竞争和人性的机会主义，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是谦谦君子的，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从来贯穿其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和它一次次毁灭性的重生，导致了对市场的外部干预和监管的必要性。这样，即便为了市场本身的秩序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一直如影随形。 　　当然，政府并不是一个省油的角色，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这就是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尽管它确实不是如市场主义者想象或希望的那样简单。 　　这是为什么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是表面的。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混合经济之中。加强权利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有助于解决不少矛盾，但仍然会存在并产生新的问题，就如今天美国和欧盟也有自己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困境一样。 　　 　　国企的尴尬 　　 　　就中国而言，我们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其实也已存在着在若干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利益的追逐侵蚀了社会公正和人文价值的问题。因此，当今中国在政治改革中确实面临如何建立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问题，但经济改革的真实问题，并非将市场理想化，以至替代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经济改革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是否就是国企，而后者又如何与市场经济兼容。 　　一些极端人士认为，国企天生效率低下，政企不分，现在已成为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名为国有，实为少数人谋私利，成为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是一个权宜性的口号。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个词本身就相互矛盾。而且他们不仅不看好后发国家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跨越的东亚模式，甚至也不待见北欧乃至德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所说的市场导向就是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打开窗户说亮话，他们认为1990年代初邓小平讲不论”姓’资’姓’社'”是给”姓’资'”打开了通道，因而值得欢迎，但今天社资共存已没有必要，是实际上该取消”姓’社'”直接”姓’资'”的时候了。因此国企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退出问题，或私有化问题。用一个委婉的说法，就是从所有竞争性行业退出。现在垄断的领域，也要尽可能打破垄断。总之，同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样，国企仅仅保留在个别自然垄断或公益性的领域。 　　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国企是公有制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废了国企，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因此，捍卫国企，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还有一些人，是从保护民族工业、民族的经济独立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强调必须有国企，主要是中央企业。他们认为，打掉或分拆了央企，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就没有了主力军、国家队，在世界经济寡头竞争的大格局中，中国就会吃大亏，民族利益就会严重受损。中国就会受到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掌控。 　　迄今为止，官方的正式立场是”两个不动摇”的口号，即坚持公有制主导不动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动摇。国企的改革就是股份化，包括变为上市公众公司。但是其管理和控制，还是要在国家手中。 　　所有这些，造成了国企目前尴尬的现状。一些人抨击国企，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政治，是为了削弱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国企成了一些人抨击政府不甚方便时最方便的出气筒和替罪羊。国企赚钱了，被指为依靠垄断和与民争利；赔钱了，被指不负责任和败家子。国企资产是国家的，也不断被划给社保基金或上缴财政，但被指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把控和服务。国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好，不被认为是职工的境况地位在公企比私企强，反被指为特权和刮国有资产的油。国企领导的工资奖金只有同等规模的外企或民企的几十分之一，被指为薪酬过高，要严加控制和继续降低。 　　从政府角度，对国企的管理类同党政干部。国企领导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国资委的权力只限于规模较小的国企。国企领导人到点退休，余地比党政干部大不了多少。 　　在现在仍未设立国资委的领域如金融、证券、保险等系统，由于处在市场经济价值链分配的上游，政府与企业薪酬差距特别大，官员轮岗到被监管的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的企业，已经成为平衡干部需求待遇的常规管道。 　　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可以想见，国企内部机制不顺，赏罚不明、效率难高。能干的人到国企，往往是为了有个经历，积聚资源，一旦时机成熟，或自立门户、反戈一击，或待价而沽，跳进外企。不能干的人觉得国企虽然待遇和发展机会差些，但工作压力不大，在这儿混个生活容易，养老也有保障。因此国企中优汰劣胜，很难避免。 　　国企这些年来市场化改革有相当进展，主要是为了竞争和留住人才，中下层管理人员薪酬基本市场化了，但顶层领导薪酬受控，形成上下薪酬趋同乃至倒挂的奇怪格局。国企主要领导既要搞好企业，又要顾及乌纱帽，行为很难不扭曲。比如：职务消费泛滥，利用掌控的巨大国有资源捞好处等。 　　正因如此，虽然从改革伊始，国企改革的口号就是政企分离，后来成立了国资委，文件中又加上了政资分离，但实际上，这些年来又有政企更分不开的趋向。政府需要掌控国企，自然也要保护国企。综合起来，虽有国家资源优势但内外交困的国企能搞成今天这样子，确实可说堪称不易。 　　 　　警惕寡头式分配 　　 　　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在经济领域，焦点除了国企，我们还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无法回避的财富分配问题。 　　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国的大企业，除了央企、外企，就是家族型的私企。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无论银行保险证券，还是油田矿山电信电力，央企之外，要么给外资，要么就是家族寡头了。 　　有人说，中国今天已经是权贵资本主义了，央企本来就是为小集团利益服务的。这个说法显然并不客观。现在央企的有些负责人和相关权势者确实利用国有资源得到不少好处，但相对于巨额国有资产，毕竟是九牛一毛。他们的手脚毕竟偷偷摸摸，不敢过于放肆。面对着他们自己能掌控或影响的巨额资产，有些人确实早已心动或垂涎欲滴，只是慑于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但如果央企退出搞私有化，这些巨额资产必成他们囊中之物。那时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时代就会真正到来。 　　还有人说，我们不必也不能追求结果公平，只要机会平等公平即可。但严酷的事实是，如果财富分配本身不公平不公正，人们的机会乃至下一代的机会也不可能公平。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寡头化和土地兼并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和混乱动荡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样，我们就在经济问题还没解决时，又要横跨进社会领域进行分析。 　　 　　维权与维稳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人们讲的是效率动力和做大蛋糕，那么在社会领域就得讲公平公正，分好蛋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人有惰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 2012-12-01 10:34:45 董兰淑：越南共产党与越南革新 进入专题 ： 越南共产党    ● 董兰淑   　　 　　越共在提出革新政策之前，是一个孤立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86年越南共产党（以下称越共）在第六次全国党代会上提出了革新政策（Doi Moi），开始推行经济改革，随后政治、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领域都引入了革新政策，开创了越南发展的新局面，越南也逐步变成一个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领导越南革新事业的过程中，越共因应形势、与时俱进，妥善处理了革新、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经济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关系，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关系，在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巩固了其一党制执政地位。 　　 　　一、越共革新政策提出前的历史回顾 　　 　　1930年2月，胡志明和其他在中国的流亡者，在香港召开会议，发起成立越南共产党(Viet Nam Cong San Dang)，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越共的名称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越共历次代表大会记录了该党的历史和走向，反映了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1935年，越共在澳门秘密召开了成立大会以来第一次全国党代会，吸收”统一战线”的理念，把印度支那所有民族主义政党作为潜在的联盟对象。 　　1951年，越共第二次全国党代会在越南北部高原偏远地区宣光（Tuyen Quang）举行。此次会议重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工人党(VWP, Dang Lao Dong VietNam)，因为在此前的1945年，为淡化该党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印度支那共产党曾一度被解散。 　　1960年，越共第三次全国党代会在河内召开，正式了明确了在越南北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越南南部开展革命的任务。 　　1976年12月，越共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党代会。这是越南统一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会。这次大会又把越南工人党更名为越南共产党。这次大会越共公布了治理越南这个统一国家的蓝图，并且进行了1930年以来该党最广泛的领导层调整。 　　此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取代了1960年国家分裂时通过的旧党章。新党章声明越共的目标是”在越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该党最根本的组织原则，不仅要保证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要”保证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因国家统一，越共中央委员会从77人增加到133人，中央政治局从11人增加到17人（包括3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从7人增加到9人。超过一半的中央委员是首次任命，其中不少中央委员来自越南南方省份。越共党员增长了两倍，从1966年760，000人增加到1976年的1，553，500人，占越南总人口的3.1%。 　　在经济上，越共第四次全国党代会把重点从第三次全国党代会制定的重工业转到了轻工业，渔业，林业和农业，并聚焦已经实施了一年的第二个五年规划。这次会议还确定了一系列经济目标，包括在全国范围建立经济管理系统，更好得发挥用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的作用等。 　　1982年3月，越共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党代会，会议确定了与苏联保持一致的方针，但会上，党内领导层就苏联发展模式是否依然适合越南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分歧。 　　1986年12月，越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党代会。此次大会的显着特征是对党的坦诚评价和对领导层的调整。党内就改善经济的失败，展开了异乎寻常的自我批评，并做出了一项复兴越南经济的新承诺。越共六大的政策旨在平衡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立场，因为激进派主张通过集体化快速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温和派则强调利伯维尔场的力量。 　　 　　二、越共革新政策提出的背景和成效 　　 　　1975年，在越共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与外来势力（先是法国，后是美国）艰苦卓绝的斗争，越南终于实现了民族统一、独立和主权。虽然越南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但越共却没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几十年后，社会主义革命政府领导的越南，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越南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40%五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 　　越南的经济衰败源于战争破坏和越共对经济的管理失误。与美国长期的艰苦战争摧毁了越南绝大多数人力资源和资本。而且，在越南早期重建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越共进行了经济禁运，不仅剥夺了越南获取多边贷款和援助的机会，而且切断了越南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联系。 　　对经济的管理失误源于越南政府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集体农业。越南是农业占主导的社会，所以，越南政府只有强制农业集体化，通过对农业的过度攫取才能在财政上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结果，这种政策并既没有带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也没有带来农业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对农业的过度攫取使得农民收益过低，对农业生产缺乏积极性。对农民的不公平政策，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了越南食物短缺和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停滞。1980年代，越共认识到持续的经济停滞将最终削弱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越共认识到了改革其经济政策的紧迫性。 　　”Doi Moi,”（越南语）字面意思就是改变和革新，这是越共对经济改革和创新的称谓，这一称谓最早是在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的，在1992年和2001年的越南宪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革新政策包括从中央计划指令性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通常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与东欧改革不同，革新政策避免激进变革，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和政治的稳定性，强调经济结构调整优先于私有化。革新政策的目标是向地方分权和向全球开放市场。 　　越南总理阮晋勇说，革新政策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符合人民的利益，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革新政策必须在充分发挥国内优势的同时，拓展国际支持，把国内优势和全球化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时代优势结合起来”。 　　革新政策针对农民制定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对农业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农业政策从集体化调整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了生产自主权，在完成国家配额后，他们生产的产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尽管土地还是国有财产，但是农民可以承租20年甚至更长时间，其子女可以继承土地的使用权。这项政策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增长迅猛，越南从大米进口国变成了继泰国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大米出口国。 　　到1990年代早期，越南的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越南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以上；根据国际标准，越南贫困家庭率从1990年代早期的58%下降到2007年的14.7%；人均寿命从63岁增加到71岁；每年解决150万人的就业。 　　根据联合国的评估，越南已经提前10年，成功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关于减少贫困和消除饥饿问题规定的”到2015年人口贫困率减少一半”的目标。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基层民众满怀热情参与到越共的革新事业中，革新政策成了全国人民的行动，人民的活力和创造性得到了发挥，人民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人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人民多样化的要求得到了更好地满足。 　　1994年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经济禁运时，越南期望成为下一个”亚洲虎”（Asian tiger）。为实现该期望，越南开放了市场,实行了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1995年，越南加入了东盟（ASEAN），1996年加入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和亚欧会议（ASEM），1998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2001年12月加入美越双边贸易协定，为越南2007年加入世贸组织（WTO)迈开了一大步。 　　经过二十多年的革新政策，越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孤立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一个融入国际社会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越共领导”革新”政策的经验启示 　　 　　1、保持”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越南在实施革新政策过程中的一大优势，越共认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前提条件，在领导革新事业中始终把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置于首位。政治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稳定有效，能够形成社会共识，得到人民支持。为了达到政治稳定，越共须要在与时俱进、自我改革的过程中，维护其在国家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地位。 　　1980年的国家宪法规定越共是”领导国家和社会的唯一力量”。所以，越共超越政府，在所有国家活动中居于优先地位，政府的功能仅仅是贯彻越共既定方针政策而已。越共通过党的领导人占据越南所有政府部门的核心职位，同时控制越南所有的群众组织，来确保其统治。 　　2、 赋权其他政治机构 　　越共不仅通过自身的组织和党员发挥领导作用，而且通过授予其他政治机构更多权力进行领导。越南祖国阵线（Vietnam Fatherland Front）和工会（Trade Union）等机构在革新政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ational Assembly）的权力在1992年以后，也逐步得到了加强。 　　越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最高代议和最高立法机关，它是唯一具有宪法和法律权利的机构，颁布与内政和外交，社会和经济任务，国防和安全相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制定政府机构组织和运行、社会关系和公民活动的基本原则，行使对国务活动最高的监督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质询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总理和政府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质询，相关部门和个人必须给予答复。越南的电视展播此类质询和答复会议，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改革的成果，预示着越南的崭新实践。 　　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政和外交事务的代表，其任期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均为五年。 　　政府负责领导各部委，落实国家计划，充分调动资源建设和保卫国家，确保社会稳定，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越南的政治革新加强了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力，巩固了社会统一和稳定，调动了经济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通过政治改革并与国际社会合作，越南强化了革新意识，其革新事业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3、迎接各种挑战 　　在加速改革步伐的过程中，越南一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着力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社会问题，努力在二者中寻求平衡。 　　越南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此，越南在探索实践新模式和新方向中必然要克服诸多挑战。 　　越南在革新政策中还面临着其他挑战：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过度依赖市场力量和缺乏社会保障体系。 　　4、实施政治革新政策 　　越共不仅进行经济革新，也把革新政策运用到政治领域，进行政治革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务实的方式处理人们业已存在的各种期望和实践。例如，推动越共党内民主（鼓励党员更多地参与党的政策和战略制定过程），允许越共党员经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2006年，越共在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上，首次正式允许其310万党员从事和参与民营企业。另外，1986年亲市场政策（pro-market polices）颁布以来产生的企业家、企业管理者等也允许申请入党。 　　二是明确分工、各司其责，调整越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的关系，避免三者角色和职能的交叉重叠。为确保政府更好地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越共的角色主要是把握方向，通过全国党组织团结人民，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履行立法职能。 　　三是完善各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功能。越南转变了对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等群众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积极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同时，让人民群众成为战略和政策实施的参与者和监督者。 　　把革新政策引入政治领域的同时，越南意识到良好有效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越南对全国范围的行政管理，尤其是对行政管理程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越南也需要一个透明的国家机器，为重整人民对越共的信心，调动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潜力，越南着力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 　　5、实施法律体制改革 　　在领导革新事业过程中，越共高度重视法律体制改革，不断加强法治建设。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2-2007）期间，越南史无前例地提出了115项法律草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7-2012）期间，截止到2010年已提出了152项法律草案。 　　宪法也进行了修正和补充。2001年12月25日，越南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此次对宪法的修正和补充集中在两项制度：经济体制和国家机构设置，(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越南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