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读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感 作者：丁礼庭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28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8 16:10:14 阅读量：20次 　　《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1】的文章中在学术界，人们认为存在一个东亚模式，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实际上，也存在一个东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就是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或民主化，中国可以向日本和‘四小龙’，尤其是台湾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如果中国大陆的人们仅仅局限于东亚的民主化进程，而忽视了全面民主化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那么就会不得要领。”【2】 　　这话在总体上是不错的，但也不能忽略了大陆和当初民主转型前的台湾社会之间的事实区别：一是：腐败问题相对当时转型前夕的台湾来说严重得多，这虽然和大陆规模庞大，存在管理上的困难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还应该看到蒋经国铁腕反腐的客观事实。二是，在严重腐败笼罩下的贫富二极分化事实，以及由此造成的被郑永年先生非常推重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的严重滞后。中产阶级阶层发展和形成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民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必须提醒读者的是，在蒋经国先生执政下的二十年，台湾经济起飞，人均GDP翻了二番，从1976年的人均GDP的1150美元发展到1987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397美元，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整整二十年中基尼指数从来没有超出过“0.3”。这和目前大陆的贫富二极分化严重和基尼指数超警戒是完全不可相比的。三是，而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中国整个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民主化制度建设没有同步发展，而是长期地严重滞后的结果。 　　从这些事实上来分析，就决定了大陆不可能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重复走台湾“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民主化转型的老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在中国大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在现存的集权体制中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对其有效制约的力量存在了。说白了，就是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失去了像台湾那样中产阶级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机会和可能，也就是已经失去了有效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中间步骤的机会和可能。请恕我冒昧直言，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化步骤的跟进，大陆是很难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的发展和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实现“十二五民生计划”的。尽管这个“十二五民生计划”本身只是一个增量型的“民生改善计划”，根本没有动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在“三公消费”的压缩等方面有什么明明白白的承诺。就目前来看，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重担完全压在承担绝大多数就业量的民企身上的政策时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彻底压缩既得利益群体既得的“奶酪”，只在蛋糕的增量上做“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文章，是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根本步骤的。看看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在“十二五民生计划”刚刚起步，就有权威的主流学者提出了“干部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的呼声，而且张维迎先生还明确地强调要“要保障和补偿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而且是要“足额地补偿改革受损者的利益。”请问，怎么个“足额补偿”法？蛋糕就这么大，你要足额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和目标。张维迎先生这个观点如果说在十年前世纪之交时，还有能够成立理由，那么在当今中国大陆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坐大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够成立的现实基础。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事实，就是中央在调控房价的问题上是多么地艰难，从2009年底中央启动强硬的调控房价政策以来，和当时的房价水平比较，现在的房价水平最起码涨了30%。中央强硬调控二年多以后的今天，房价才刚刚止涨，根本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回落的事实情况下，学术界就又出现了以保房价来保增长的说法。 　　这些事实，可以充分地证明了当前中国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已经坐大，所谓“政策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就是中央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失去了收放自如的“铁腕”控制力。 　　中国大陆的客观事实及其结论就是，已经不能完全模仿台湾和四小龙“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的模式，静等“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现实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也就是说中央面对已经坐大，尚未完全失控的既得利益群体，再也不能继续打压民间追求民主的民众力量，而是必须借助民众的民主力量来挤压既得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政治民主化进程，借助民间的民主力量，来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并及时提前进入“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前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转型的及时跟进，在现有集权体制下，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如郑永年先生所说的能够完成整个民主化全过程中“再社会”和“再分配”的步骤了，更不要说在“静等”完成“再社会”和“再分配”步骤后再启动“后政治”和“后民主”的步骤了。 　　2012年1月28日星期六 　　【1】、【2】：郑永年《台湾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922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随着民主化潮流席卷全球，美国 “ 大西洋 ” 月刊今天刊登一篇文章，预言东亚，包括中国在内，最快 20 年内，甚至更快的时间内，就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创办于 1857 年，是一本以探讨文学、政治、科学等为主的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戴门（ Larry Diamond ）是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原文也刊载在一月号的 “ 民主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 ” 中。 这篇以 “ 为何东亚，包括中国，将于一个世代内转向民主 ” 为题的专文，一开始就说，如果全球民主未来 10 年有重大起色，最可能出现的地区是东亚。 文章提到，东亚目前有日本、南韩与台湾 3 个民主政体，这三国绝大多数民众反对威权主义，支持法治、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民主价值。 文章说，这 3 个国家如果强化责任政治和透明机制以控制贪腐和政治上任用亲信的风气，深化法治和公民自由，这些国家会成为更好、更开明的民主体制。 至于中国，文章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比马来西亚的一半略高，但成长迅速，而且也逼近南韩在 1987 年开始民主转型时的水准。 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学者罗文（ Henry Rowen ）曾在 1996 年预测，中国将于 2025 年成为自由之家定义的自由国家。 但罗文最近也再度确认，假设中国的经济成长力只维持在 5% 的低水准，但中国的购买力平价（ PurchasingPower Parity ）也将于 2025 年追上 1997 年的阿根廷；如果经济成长率提升到 6% ，中国在 2020 年就可以追上 1990 年的匈牙利与 2000 年的墨西哥，而当年正好也是匈牙利与墨西哥转型民主的时刻。 大西洋月刊认为，民主价值的传播以及收入及资讯的快速成长，会对中国转向民主造成逐步上升的压力，就如同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言，中国与台湾交流愈密切，中国内部的民主标准就会不断提高，这也会让台湾与中国的政治产生聚合效果，但却不是朝着中国共产党想要的方向。 此外，大西洋月刊也引用日裔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在民主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有个严重的漏洞，就是缺乏适应性，对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家而言，死板的作风会是致命的缺点。 文章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跟上快速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提高才能继续执政，一旦出问题，就可能造成政权快速崩溃，但要继续维持经济发展，就必须从教育、增加中产阶级等着手，但如此一来，要求民主的呼声也会愈来愈高，届时中国共产党也势必垮台。 作者： Larry Diamond 译者：中央社。原载 : The Atlantic （大西洋月刊）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 作者：远藤誉 出生于中国长春的日本物理学家、社会学家 来源：日本《中央公论》  发表时间：2012年1月号  目录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直接译自杂志，无网络版，未经二次校对 今年全年的重要任务是”文化体制改革” 2011年10月15日到18日，中共十七大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文化体制改革”，而非拟定”下届领导人”名单。 简略地说，有两大理由促使六中全会将”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议题。 第一，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提出，新一届政权的一个政策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一个非常浅显的理由是，胡锦涛是作为治世十年的谢幕之举再度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其实，”文化产业”的说法首次出现于2000年。在十六大上，”文化体制改革”虽然只被当作新一届政权的一个亮点，但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政权高呼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要从大局视角将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视作胡锦涛政权的谢幕之举。 第二个理由非常复杂，而且令人头疼不已，这就是改革开放产生的负面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中国人民狂热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奋发学习毛泽东思想。经历过革命战争的笔者，曾和中国百姓一起怀着严肃庄重的心情，狂喊”向前看”的革命口号。 然而，数次政治运动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逼得人民担惊受怕，年轻人在文革时期的破坏行动导致道德沦丧。人民彼此猜忌，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作”流毒”时代，连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精神支柱也荡然无存。 正因此，邓小平1978年开启改革开发政策后，人民便如决堤般开始”向钱”冲。”牟私利”等原本受到严格处罚的行为不仅获得认可，还受到鼓励。老百姓也自嘲地将”向前看”改称”向钱看”，在拜金之路狂奔不止。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确实取得飞跃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对中国形成打击，反而让中国政府着力刺激内需，经济一片繁荣，以至于一些企业饱受蓝领工人短缺之苦。在汽车和家电产品方面，国货也实力日增。 由于消费欲望较高的中产阶级激增，世界各国蜂拥来到中国，他们眼中的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而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让这变成现实的，正是中共政权。因此，重要的是维持社会主义体制稳定发展。”中国政府心怀自信，正在说服公众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正当性。而且，中共还建立集体领导制，避免出现所谓的”独裁”。中国规定，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两届，以防单个领袖长年处于权力之巅滋生出腐败。 那么，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吗？ 不，未必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沦丧，社会主义体制存在从内部分崩离析的风险。这可以追溯到文革。”流毒”时代后，中国没有从正面审视社会主义精神，或者重建精神支柱，一夜之间冲向了钱。 也就是说，让中国社会主义体制面临风险的，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军事，而是”精神文化”。因为危险藏于民心之中。中共的危机感在中央媒体的报道中一览无遗。因此，六中全会主题”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赌上中国国运的国策。 下面解读一下六中全会公报。 公报的完整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点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部分。全文约1.5万字，分九部分，均是口号式语言，很难看出具体要做什么。 因此，很多外媒便”各自”解读，”强化网络管理”、”加强国产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国”和”加强软实力 对欧美的危机感”，诸如此类的片段式解读不占少数。每种说法都没有错，但分析大背景，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报道却十分鲜见。 可以将六中全会公报的骨架分成四类。 第一，为适应新形势，要从战略上加强令人堪忧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强化中华文化产业”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点落在”中华”和社会主义上。 第二，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就是要实现”人民可以平等享受文化的社会”，以文化手段缓和引起社会不稳的”贫富差距”。 第三，强化基于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在思想文化领域打赢国际竞争。公报指出，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公报强调”要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值得关注。 第四，要战略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局面。公报称，”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还不完全适应”。中国心中的苦恼可见一斑，它将执行战略性政策，力争营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中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打赢了非社会主义的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之战。这意味着，以带中央集权色彩的中共专制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宣告成功。 但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仍未取得成功，或者说面临可能失败的危险，这就是在推进”中国经济模式”的同时，如何保留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化。正因此，公报频频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词。 文革后，中国不正面重审”社会主义思想”，一味”向钱冲”，致使”道德沦丧”和”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可以说，这是中国在扼杀西方民主主义之根”尊重个人和个人自决思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异常膨胀，人们通过改革开放的窗口接受了西方文化及其派生出来的观念所致。 公报称，”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关系亟待加强”，不过中国人民会重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其实，胡锦涛政权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致力于此，但”价值观”并未朝政府希望的方向转变。 重返毛泽东时代？ 六中全会结束后，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开始开展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主题的活动，”学习六中全会精神”。 2011年10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将在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上登记”指纹”信息。据悉，决定定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此外，关于电视节目，中国政府此前对节目制作和播映实施整套监管，今后则将实施制作民营化，但不下放播映权的管理办法。制片方承担风险，而政府的监管措施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电视台开始频繁播映地方民间艺术和戏曲节目。 然而，打造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要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国际市场化，而这将导致精神文化远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因在于，中国一旦这么做，最终将不得不接受温家宝总理提倡的”普世价值观”。但中共方面认为，”普世价值观”是一种和西式民主主义相联系的哲学，心存厌恶。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唱红歌”口号，强烈主张重拾毛泽东思想，博得部分百姓欢迎。这看上去似乎和六中全会精神如出一辙，但和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与政府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矛盾。 但唱红歌似乎取得了成效，最近青年共产党员增加，在全部8026.9万名党员中，年龄35岁以下青年的比例已超过70%。 然而，35岁以下这代人既是在天安门事件事件后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同时也是看着日本动漫和动画片长大的一代。他们的精神文化是自由开放，而非”又红又专”。因此，这一代是否会按六中全会精神行事是个未知数。一般而言，很多青年对政治和社会主义漠不关心。 中国何去何从？ 下面分析一下中国将打造一种怎样的长期战略。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外媒只注意到”和平”的字面意思，很多报道只讨论中国的军事威胁。对此，笔者的一位中国政府高官友人说：”政府只想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打仗的话，经济也好，社会也罢，都会毁于一旦，对百姓和政府都没好处。 其实，中国的军力要30年才能赶上美国，所以决不可能侵略外国。假如外国势力侵略中国，进入大陆，那会发生什么？日本侵华战争应该让世界明白了会是怎样的下场。因此，我相信中国既不会发动战争，也不会受到侵略。”这位友人同时补充说，领土问题则另当别论，这方面中国将寸步不让，因此日方尽量不要碰这个问题。 然而，胡锦涛主席在致信祝贺10月20日的人民军工创建80周年大会之际称，”要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质量效益，为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由于台湾和平统一的夙愿未果，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目的也许是为了防范美军介入，但在局外人看来，很难找到这和”和平”的契合之处。政府高官的话是否属实有待今后验证。 不少国家对经济实力日增的中国的霸权怀有忧虑。美国正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牵制对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力的中国，拉拢日本，以包围中国的形式打造一个由其主导的经济圈。 对此，中国称”美国想吃掉亚洲的美味蛋糕”。不过，宣扬自由贸易的中国也可能主动申请加入TPP。届时，中国将处于西边的欧盟和东边的TPP之间，并在经济上主导东盟。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加入全球机制的程度越深，共享西式”普世价值观”迫切性将越高。 六中全会还旨在实现社会主义体制和”中国经济模式”可持续发展。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及精神文化”和”美国经济模式及西式民主主义精神文化”到底孰将取胜，这取决于六中全会的”文化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将左右世界大局。不仅中国民众，世界也要承认”限制言论自由，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