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徐贲 | 大众幸福学中的“自由”

大众幸福学中的“自由” 徐 贲   在美国的大众幸福学中,帮助人们提升幸福的六个方面的“如何”建议是:如何无须害怕地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如何立刻就取得成效、如何去除生活中的烦恼和恐惧、如何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能建立好的关系、如何以平静的心态生活,以及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幸福感( happiness )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生存整体状态评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 Martin E.P. Seligman )在他的积极心理学中提出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大众幸福学的前五方面都可以说是包含在“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中了,有效的心理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先天遗传素质”的不足,是追求幸福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己努力去实现的。只有自由关系到幸福的“后天环境”,需要放在一个更广大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和实现。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来说 , 这个大的环境是“福祉”( well-being ),而从伦理学或哲学来说,就是“好生活”( good life )。 从社会“福祉”和“好生活”的角度来理解幸福与自由的关系,在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著名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 1999 )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森特别关注的是,幸福到底是指什么?幸福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他认为,如果财富能在社会中能得以公正分配,财富和 GDP 确实是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因为这能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但是,财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财富能帮助人们得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财富本身并不是价值。 森强调的是与人的福祉和好生活有关的“发展”,而不只是财富或经济能力的“增长”。森认为:发展的目标是扩展人的“能力”( capacities )或者“取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 capacities to achieve valuable functioning ),这种能力又称为“实质性自由”( substantive freedoms )。森在《作为发展的自由》中区分出五种自由:政治权利、经济便利、社会机会、公开透明、安全保障。这些不同的自由相辅相成,不可缺少。它们既是发展的条件和手段,也是发展的价值和目标。以作为发展的自由来看像“贫困”这样的不幸福,便可发现,贫困不仅仅是生存物品的匮乏或者收入的低下,而且更是“被剥夺了基本的能力”,是社会非正义的现象和产物。改变贫困,靠得不是增加一点收入(如涨工资或补助),而是改革现有的制度,让人们在政治活动、经济交往、社会参与、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等方面都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以提升他们追求幸福的能力。 在所有这些自由中,政治权利是首要的,而这又必须在民主制度中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人们才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有其他自由的愿望和要求。经济虽然重要,但不是首要的,“政治权利,包括表达意见和讨论的自由,对人们要求满足经济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对于形成经济需求观念本身,政治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森反对以所谓的“亚洲价值”来代替自由,反对将自由简单化为西方价值,“以自由的观念去认识社会,并不只是西方的传统”。以经济发展为借口阻碍自由的实现,是人为地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森以前苏联的失败为例,强调政治自由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还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不同发展策略,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 以人的自我实现能力来看待发展和幸福,这使得经济发展有了明确的伦理导向,也使得我们可以在单纯经济发展观之外去了解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福祉。幸福只是福祉的一个部分,而福祉则又只是好生活的一个部分。森提出改善人类生存状态的能力扩展理论,既不同于功利主义把幸福等同为主观的满足和快乐,也区别于市场主义把福祉简化为财富或收入的增长。他强调的是提升社会的整体自由,以帮助所有人都能获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幸福,“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安排。在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时,必须超越个人全面自由的基础性意义,去考虑不同类型自由的工具性作用”。以提升自由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而且还要促进民主化,增强社会透明度和社会保障实效。只有全面的制度设计才能同时兼顾多向度的个人自由,自由视角下的发展才成为可能。 以扩展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能力为导向的发展,它的目标与其说是提升“幸福”,还不如说是改善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如哲学教授怀特( Nicholas White )所说,“毕竟,幸福的概念在一些方面相当粗糙,也太笼统;而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经常对精细的研究结果更感兴趣。他们经常想知道是那些特定的心灵状态引导人们有哪些具体行动。例如,为某个特定的候选人投票,购买某种产品,接受某种社会态度等等。为此目的,泛泛而论幸福并不是很有用处”。 森是一位印度裔的经济学家,他的发展观所表述的自由与幸福的关系,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伦理,它与美国人的价值观吻合,所以在美国也就特别受到重视。但是,森的世界影响并不至于此。以发展“能力”和“自由”来形成政策框架的趋向,也反映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里的人类发展指数( HDI )中。在对今天世界上人类生存处境进行评估和量化测定时,具有政策指导作用的不是笼统的“幸福”,而是从“福祉”中挑选出来的一些方面或部分。这些挑选的部分,如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社会机会不公正、环境恶化、缺乏民主和自由,由于它们与特定的发展目标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是有充分理由,也是特别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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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谢文:南美模式是与非——南美散记

   国际学术界对所谓“南美模式”有不少研究,批判的多,肯定的少。国内媒体则更进一步,对南美模式基本采取嘲讽、蔑视的立场,以反衬“东亚模式”的成功。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游走南美,虽只是走马观花,但也有近距离观察一下南美社会的意思。   【永远的复活节岛】   去年十一从伊朗游历归来后,游兴大增。选择伊朗除了想领略一下古波斯文明的神韵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想弄明白媒体上吹得神乎其神的所谓TWITTER引发伊朗动乱究竟有无其事。简单观察的结果是伊朗的问题与TWITTER没什么关系,与政教合一的体制和不改革开放大有关联(相关分析可参看我去年的一篇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3a2b800100fja2.html)。归来后朋友们商量春节假期再该去什么地方,讨论来讨论去,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大家都没去过而且都想去,那就是南美智利的复活节岛。考虑到路途遥远,单单去看复活节岛的性价比太低,大家又增加了一些各自认为应该看看的南美著名景观。加来加去,最终就成了一个历时三周多,飞行时间近百小时,乘机十七次,周游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四国的拉练活动。写游记,按常理应该按时间顺序写,但因为智利大地震世人关心,也因为复活节岛是促成这次游历的始因,我就从这里写起。   以我这样只受过三年正规小学教育,然后就是十年文革野蛮生长,正常中小学教育中所应该获得的历史和地理的初步知识基本为零。所以,南美大陆在我脑中从来是一片模糊,相关一鳞半爪的信息也是从有限的报纸书刊上胡乱得知的,既谈不上准确,更谈不上系统。知道地球上还有个叫复活节岛的神秘地方,好像还是1973-74年间从参考消息或是从刚刚复刊的地理知识上读到的。想想吧,一个身处动乱时代,没书读,没肉吃,没希望,没前途的青少年,忽然听说地球上有个小小的孤岛(167平方公里),没多少人(如今只有4000多原住民),距离最近的南美大陆也有近4000公里之遥,居然被发现了近千个巨型石像(最大的有160多吨重,高过10米)。这些石像形象古怪(脸占整个石像的70-80%),面色忧郁深沉,黑肤色却顶一个硕大的红帽子,被矗立在海边却背朝大海,这在整个地球上绝无仅有。考古学界研究多年没有就其来龙去脉达成共识,于是乎外星人制作说盛行。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想象力,成为逃避现实的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当然,那时即使想象力再高,也没想到能在有生之年亲自去岛上看看。感谢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机会来了。   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乘坐波音737到复活节岛要飞4小时,旅游季节一周9班飞机,每天上岛离岛人数在200人左右。从GOOGLE EARTH上看复活节岛长得很像美国的B-2轰炸机,三边分别长16,18,22公里。岛上有许多死火山,最高的500多米,没有河流。适合现代人类居住的地方只有岛的一角上几个平方公里的面积,近年人们种了些树,盖了些房(没有超过两层的),打了深井取水,其他绝大部分都是砂石野草荒滩,除了放养些牛马羊外别无生机。岛上居民全靠为世界各地前来猎奇的游客提供旅游服务为生,维持着脆弱的社会平衡。智利政府规定岛外人不得定居岛上,除非与本岛人通婚;岛内人不得无故离岛,除非去大陆看病。复活节岛号称地球的肚脐,首要原因是在地理上远离任何大陆,孤立地处在茫茫太平洋中央,因此空气格外新鲜,是个自然洗肺的好地方。抬头看天上云朵,丝毫毕现,有如尽在眼前,不由大喜自己视力倍增。岛上阳光浓烈,即使抹上防晒霜,三天下来旅友们也都个个晒得像煮熟的龙虾。和复活节岛相比,海南三亚简直就是个重度污染地。   石像散布在全岛各处,有近200个在环岛海岸边,400-600年前被古人树立起来,曾经被台风或海啸推倒,又被今人重新树立。有400多个已经在采石场雕塑完成但还没来得及运送到海边或者被遗弃在通往海边的路上。另有200多个未完成的雕像,散布在遍布全岛的9个采石场里。许多石像经过几百年的岁月销蚀,已经面目模糊,但也有许多石像仍然保留完好如初,头像栩栩如生。同行的旅友中有地球物理学家,遥感生态学家和探矿采矿的专家,经过实地观察,大家一致认为可以排除石像为外星人所作的传说,应该就是本岛人的祖先所为。虽然采石,雕塑,运送在古时候(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明代)艰险重重,又没有金属工具,耗费人力和时间巨大,但毕竟是力所能及,可以想象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年岛上的人要做这些石像,又因为什么石像的制作和安放过程被终止了。行前曾临时抱佛脚,读了几本有关的学术书籍和论文,结合实地观察,我现在比较信服的解释是这样的:   在石像诞生的那个时代,复活节岛还有着极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全岛为热带森林所覆盖。岛上居民来自两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一次是来自远在4000公里外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一次是来自近4000公里外的南美大陆。至于这些移民是主动寻找新生活还是被动漂流至此现在已不可考。这可比同时期的郑和下西洋难多了,郑和是沿着海岸线和岛屿航行,而复活节岛的先民是完全在大洋里航行。岛上最盛时期曾经人口达到近十万,分成若干部落甚至演进出若干王国。为了体现王权和生存竞争,岛民开始建造复杂的建筑。不知哪个聪明人开始利用岛上的石料,雕塑和树立起第一座石像,或者是体现威权,或者是祈求祖先保佑,或者是兼而有之。于是其他部落或王国群起而效之,几百年下来,岛上的石像就蔚为大观了。然而,随着树木逐渐被砍伐殆尽,岛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据考古发现,复活节岛上居民原来是以渔业为主,但树木消失后,无法再造渔船,渔业难以为继,岛民只好拆除岛上建筑造船。几十年前考古学家从岛上最后一条渔船的残骸上发现了23块破碎的船板,上面刻满了的复活节岛的文字,显然是从旧日的宫殿上拆来的木材。这些碎片散存于各国的博物馆中,至今未能解读,而他们的复制品,今天是岛上旅游纪念品店的热卖物。等这些船也用尽了,岛民只好改为以农业为主。过度的开垦又破坏了岛上植被,农业也难以为继,于是岛上人口大减。到了100多年前,岛上只剩下1万人左右,而南美大陆已经进入了繁荣的殖民地时代。于是,这1万多人被统统抓到其他地方去做奴隶。由于对岛外的病患毫无抵抗力,岛民大量死亡。等到奴隶主发了慈悲心,允许岛民重返复活节岛的时候,回到岛上的只剩300多人了。一座荒凉的孤岛,一部断裂的历史,一份破碎的文明,与近千座巨大的石像对比,使得石像的来历变得神秘,变得没说法,变得外星人故事四处传播。   自以为复活岛之旅还了儿时的一个心愿,解了一个心中之谜。仅此一站就不虚南美一行,也诚挚推荐有心有力的读者找机会到此一游。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哥看到的不是复活节岛,是重温儿时的梦。   【失衡的智利】   我们是2月12号下午出发的,离春晚开播相差不到30小时。   我们是2月26号深夜离开智利的,距8.8级大地震相差也不到30小时。   及时躲避了两次灾难,看来我们还是幸运的。春晚是故意躲避的,不躲对不起自己的智商;地震是无意之中躲避的,不躲按原计划大年初2出发就会被困死在复活节岛上,与石像为伴了。   对智利这个国家产生印象,还是1973年的时候。智利的左派民选总统阿连德上台后大搞国有化,走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得罪了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和社会都频临崩溃,被当时的军队总司令皮诺切克为首的右翼势力武装政变所推翻。这时中国的林彪事件才发生不到两年,事件过程的细节才逐渐让百姓知道。武装政变(所谓的571工程,571=武装起义)至少在我们这些首都的青少年之中,绝对是个性感名词。当时的参考消息及时地,连续地,相当详尽地报道了智利政变的情况,可能是让这个活教材教育我们警惕右派翻天吧。当智利总统府被数千名军队包围,阿连德身边只有几十个文员,随从和秘书。年过花甲,教授出身的阿连德手提冲锋枪,率领众人坚守总统府拒不投降,直至战死。全球一片哗然,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支持阿连德,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很尴尬,骨子里反对阿连德,但他是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所以一方面公开谴责加制裁,一方面和政变者暗通款曲。皮诺切克政变上台,总统一干就是17年。一方面狠抓经济,偏袒豪门,吸引外资,经济发展上堪称南美第一;一方面全力维稳,大举镇压反对派,谁敢出声就抓谁,连枪毙带暗杀干掉几千人(也有人说过万),都是些教授,编辑,记者,议员之类的社会精英。直到90年代还政于民,但他还是又当了整整8年的军队总司令,做影子总统,维护以军队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前两年皮诺切克死掉的时候,没有国葬,只有最高礼节的军葬。   一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就急切地想找找当年的痕迹。问问导游,没有相关的纪念馆。只有游览市容走到总统府时,发现门前的广场上有一尊阿连德的塑像。塑像不算太大,不算太显眼,但它是广场上唯一的一座塑像。十分诡异的是,这塑像既不是面对也不是背靠总统府,而是安放在广场的一个角落,背靠的是国家司法部大楼。从过去的媒体报道上看,智利人民对阿连德和皮诺切克的态度是分裂的,一半人歌颂阿连德,一半人怀念皮诺切克。当然,可以想象,穷人和知识分子是前者,军人,上中产阶级和各种权贵利益集团是后者。我们的导游是80年代初从香港移民智利的,她对我想找阿连德的遗迹很不以为然,却十分怀念皮诺切克时代智利的兴盛。她说那时候社会秩序良好,人人有工作,经济发达。不像现在,盗贼很多,失业率高,发展缓慢。   智利这个国家在我眼里,一切都是失衡的。从地图上看,智利大概是世界上最苗条的国家,南北长度超过4200公里,东西宽度仅仅90-400公里。西边全是高山,东边全是海岸。北边干旱,全年无雨,南边多雨,全年降雨量超过5000毫米。在巴西和阿根廷经历了飞机误点,丢行李,飞4个小时不给饭吃的遭遇后,一上智利的飞机就令人精神一振。飞机是簇新的波音,准时起飞,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也有酒有饭,机组人员职业素养很高,一副欧美发达国家的气派。首都圣地亚哥的基调是欧洲式的,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空气中弥漫着威权式社会所特有的那种味道。高速公路两旁都是整齐的葡萄种植园和葡萄酒庄园,恍惚之间还以为是到了法国或意大利。但真遇到问题时,一切又变得非常拉美了。我们这次南美行最惨重的损失就发生在智利。在游览海滨度假胜地瓦尔帕莱索时,中午在市中心下车吃饭。大家除了把护照和一些细软随身携带外,其他零碎都放在了旅游大巴上。正在痛饮美酒,大嚼海鲜的当口,忽听导游急报我们的旅游车被洗劫了。冲到车上一看,除了车后行李箱中的大件行李还在外,大家放在座位上的背包,衣物,相机,购买的纪念品等等被一扫而空。我的损失还好,背包衣物丢失,最严重的就是手机没了,里面存储的数百个电话号码也随之消失。害得我回国除了静待别人打电话给我外,没法和任何人联系了(记性不好,记不住任何号码)。其他一些旅友则损失惨重,现金,相机,信用卡,身份证,巴西买的宝石等等不一而足,合计损失达数万美元。没想警察来了之后,只让交个损失清单,连旅行车都没上去查看就扬长而去。按导游的说法,在智利财物丢失后,基本上就不用想找回来了。不知她是说警察无能呢,还是说警匪一家。我们的旅游车停靠的路旁一边是花旗银行,一边是大都会保险公司,周围都是花团锦簇的所谓高尚地区。可见一个社会的硬件环境再好也靠不住,软件环境不行就只能是驴粪蛋,表面光,一动真的就原形毕露。   智利之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失衡的,分裂的,爱恨交加的。复活节岛那梦幻一样的场景相信永远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够复制,而公权力不彰,贫富悬殊,社会分裂也是这个国家挥之难去的阴影。观看随后而来的大地震的相关报道,更加相信智利需要一次真正的,全面的,制度性的现代化改革,而不是停留在现在的失衡状态中。   【巴西的魅力】   说到巴西,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足球,最多也许会联想到桑巴舞。其实,巴西的魅力远不止于足球和桑巴。就以国土面积来说,8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居世界第5,仅比中国小10%。如果按可耕种或可利用土地来说,远比中国大得多。一条世界最大河流亚马孙河流量比排名其后的尼罗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加起来还要多。淡水河谷的铁矿世界闻名,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居然超过了沙特居世界第一,这不能不让我们这些中国人眼睛发绿,口水直流。南美其他国家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和制造业,而巴西不仅有很像样的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钢铁产量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其他南美国家被外债压得头抬不起来,而巴西的外汇储备有2000多亿美元。所以,巴西名列金砖四国之列还真不是凑数,潜力无穷。当然,我们走访巴西,看的不是这些,而是它的风光和文化。   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还真看不出什么名堂,人挤楼多,和上海差不多,一个商业都会而已。还是前首都里约热内卢特色鲜明,依山傍海,贫富悬殊的景象令人震撼。除了所有游客都不能免俗要拜访一圈的山顶基督巨像,以及出了贝利等一连串足球巨星的足球场以外,品尝巴西烤肉和观看狂欢节也都是预定节目。看来法国人对自己真是充满了文化上和道德上的自信心,因而有了满世界送巨型雕像的习惯。除了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巴西里约的基督像,智利圣地亚哥的圣母像和秘鲁的什么神像也都是法国人送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是因为富人占据了海岸线上大多数地盘,穷人只好向山坡甚至山岭上发展。所以,抬眼望去,城市高处尽是贫民窟,甚至供奉基督巨像的山峰上贫民窟也是触目皆是。心中暗暗祝愿,希望北京不要有一天景山或是香山什么的也都建满贫民窟。   巴西狂欢节声扬全球,碰巧今天是在我们抵达巴西的第2天开始,连续大闹3天。过去我总纳闷,像巴西这样的国家,也没有总政文工团什么的,那么大场面怎么组织啊?这次抵近观察,才知道里约的狂欢上档次的核心队伍是由城里12所桑巴舞学校组成的,互相PK,连跳3天决胜负,排座次,有一个严肃复杂的评选程序。其他外围就是由公司,机构和市民组织的山寨桑巴和表演队伍了。各个街区还有自发的群众狂欢,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同样热闹疯狂。节日期间,6百万人口加上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凑热闹游客一起疯狂,音乐,舞蹈,喧嚣,毒品,烟酒,疯狂。。。绝对称得上遍地风流。   向往已久的亚马逊河及其数百万平方公里流域上的热带雨林没有让我失望。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河面上漫游,到印第安人部落观赏土风歌舞(可惜已经高度商业化了),漫步热带雨林,还是穿行当地人的船屋聚集地,河边垂钓食人鱼(从未钓过鱼的我一小时居然钓到4条),都让人眼界大开。据导游说前几年一个法国人类学考察队深入原始森林,调查了密林深处从未与现代文明接触的170多个原始印第安人部落,发现里面居然有4个说的是中文(我深度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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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中国的腐败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政见”观察员 于灵歌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谈及的这八个字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兴趣。的确,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中国当前的腐败状况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哪些问题较为突出?在政治学与行政学领域,部分学者运用实证测量方法对腐败问题的发展作出了分析。 衡量中国转型期政治腐败的程度可以采取主观测量法和客观测量法。前者是指通过发放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人们对政治腐败实际程度的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的指标体系,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后者则主要是通过对历年来各种反腐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来测量政治腐败程度。 香港城市大学的 公婷 教授是国内较早将腐败问题引入政治学与行政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今年6月, 公婷 及其博士生 吴木銮 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的调查报告,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检察日报》十年当中2802个关于腐败的公开报道进行量化分析。 公婷的研究发现:在腐败规模上,十年中腐败案件的金额有上升趋势;除去少数过亿的腐败大案,所有案件金额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上,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的发案量居首位;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紧随其后,“买官卖官”现象恶性循环,但整体呈下降趋势;土地腐败案例近年急剧上升,反映政府官员利用市场化的土地交易漏洞为个人牟利。在腐败主体方面,县处级、厅局级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直接监督力度不足。 但是,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进行统计分析这种客观测量法尚有许多局限。《检察日报》的案件报道受到国家媒体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事件和案件可能被有选择地报道,准确性有待提升。所以,它反映的腐败趋势不能与全国范围内实际腐败态势完全等同。但由于其机构的权威性,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除了大众媒体对于腐败消息报道,香港学者 朱江南 指出,小道消息的传播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腐败严重程度的感觉以及对于政府的信任。 (参见《大众媒体和小道消息如何影响受众对腐败的感知》) 还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主观测量法来评估腐败程度。例如,透明国际就是利用问卷方式来评估各国,得出“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早在2000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 吴丕 教授曾对透明国际“腐败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变化作出分析,指出中国的“绝对名次”在90年代末有较大上升,反映出反腐败工作的进步,但同时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 裴敏欣 一直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从透明国际的指数观察到,从2001年到2006年,在1-10分的范围内,中国的平均“腐败印象得分”为3.4分(得分越低,国家在公众、国内私营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印象中就越腐败),在排行榜上一向位于底部1/3的国家之列。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主观感知和实际腐败之间存有差距,所以主观测量法也有一定的缺陷。 此外,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隐秘性,发现和查处所有的腐败案件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学者会引入腐败案破案率或其他指数来估算经济损失。裴敏欣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还对腐败经济总额做出了估计。他计算腐败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时,采用了10%的“保守假设”。研究指出,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目前学界对腐败状况的“测量”还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腐败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为了解当前腐败状况、反腐廉政建设提供信息和借鉴。 【参考文献】 公婷,吴木銮:《我国2000-2009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2800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吴丕:《“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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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李克强十八大后讲话谈“改革”和“保七”

李克强在讲话中反复强调“改革” 刚刚在中共十八大上被提升为中国领导层二号人物的李克强发表讲话,强调改革,被中国官方媒体形容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这位即将在明年3月份出任中国总理的现任副总理星期三(11月21日)主持了一次“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工作试点工作座谈会”,中国官方媒体在星期五报道了这一消息。 李克强在这次有“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他还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改革、改革、改革” 中国媒体形容李克强的讲话用两字形容是,“改革”;用四个字形容是,“改革、改革”;用六个字形容是,“改革、改革、改革”。 但是人们普遍注意到,李克强通篇讲话所涉及的“改革”都仅限于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并不涉及政治改革。 李克强在用绝大多数篇幅谈论经济发展的同时的确简短提及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体制问题,并提及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问题。但总体来看,他的讲话没有什么新内容。 有评论人士指出,李克强缺乏广泛的权力基础,很难在中国共产党以共识建立的领导层面前施加更多的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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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香港乐见“人保”上市

中国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的PICC定于下月在香港上市。对一段时间来相对处于低迷状态的香港股市和经济而言,“这一消息不啻一剂强心针。《法兰克福汇报》指出,香港对本地经济发展审慎乐观。 (德国之声中文网) 《法兰克福汇报》在金融栏目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分析人保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的背景和可能的意义: “对香港而言,这犹如晦暗时期的一道亮光。多年来,这个中国特别行政区曾领先全球新增上市公司排行榜。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中国大公司通过香港同国际市场接轨,寻求资源;其二是,来自工业国家的企业则将香港作为进入红色中国大陆的跳板。不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也不像通常那样强劲增长之后,这一双重引擎本身也运转受阻。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之低可能为1999年以来所仅见。而如果2012年还能有所增长,香港经济界就该拍手称庆了。…… 中国人保董事长吴焰 “今年以来,香港既因中国经济降温、亦因欧盟和美国的困境而受累。著名国际会计公司普华永道香港资本市场负责人陈朝光(Edmond Chan)就指出,由于工业国家实施低息政策,—香港也不得不随后跟进,因为,港元同美元挂钩—许多企业不通过股市,而是经由银行借贷或期票集资。反过来,投资人又变得非常谨慎,导致股市价格和新上市招股价处于低位,‘两边因此无法配合’。 “对于2013年,象陈朝光这样的专业人士持审慎乐观,不过,前提是:美国经济出现稳定,华盛顿当局能避免(国家)出现财政崩溃;欧洲发出令人信服的信号,解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走出衰退期;而中国的新领导层能提供真正的增长推力。数天前,中共新领导层已在北京组成。” 中国 “ 鲁尔区 ” 《南德意志报》11月23日在经济版刊登一篇报道,关注被称为“中国鲁尔区”的辽宁致力于从矿产大省转变为新型经济区,强调德国或许可助一臂之力: “这个省正作出努力,实现转变。它要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区,同重工业告别。而且,在这方面它也有意效法鲁尔区。现在,在鲁尔区,几乎已不再有下井干活的工人了。…… “德国愿意帮助这个省实现转型。一些企业就想到,谁遇上相同的问题,谁也就可以在寻求解决之道方面很好地利用德国的经验和知识。(德国)各大康采恩相信能获得良好商机。……在实施现代化计划方面,这个省已有长足进展。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个重要事件:今年春季,宝马在毗邻沈阳的规模2000人的铁西生产基地开工,宝马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对该生产基地和它在中国的第二个工厂投资15亿欧元。” 摘编:凝炼 责编:石涛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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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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