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胡锦涛推出中央委员会为习近平接班做准备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让位为习近平接班做好了准备。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这将是中共执政63年历史上第二次权力交接有序进行。 中共18大周三（14日）宣布了新中央委员会名单，其中未列入胡锦涛，这可能这意味着胡锦涛不再沿袭最高领导人能交班后继续留任军委主席的先例。 胡锦涛同其他即将退出的高级领导人大部分年龄都在60多岁，在今后几个月即将接班的习近平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年龄是50多岁。新领导人将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放慢，社会不稳以及同邻国关系紧张。 “胜利闭幕” 中国官方新华社宣布，中共18大周三（11月14日）上午11时27分，胡锦涛宣布，选举出由205名委员、17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18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0名。 报道说，“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代表和特邀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官方宣布，十八大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205中央委员 中共十八大闭幕并选出205 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副总理王歧山、张德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等。 被外界视为政治新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均在中委会名单上。 171名中委会候补委员当中，包括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和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等。 另外，130名中纪委委员当中，包括副总理王歧山和中联办副主任李刚。

□“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0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政经】 1、政府与市场之间 陈元 著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在近著《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一书中，系统论述了开发银行从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转变，银政合作对市场建设的作用，从芜湖起步的城建融资模式，“规划先行”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和促进经济转型的市场化路径，以及开行支持“三农”、民生、国际合作领域的实践成果，开发性金融的发展前景等十个方面的问题。“这是我对十多年来探索开发性金融所感、所思的初步总结。”陈元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本书披露了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提供了对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同时收录了陈元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和接受媒体专访的稿件。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在序中指出，在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和外国金融机构未必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某些融资服务的背景下，本书探讨的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陈元董事长领导下的国开行与中国整体改革经验都告诉我们，适当条件下的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2、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By James McGregor 过去三十年，中国已经从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成长为一个活力非凡的经济体，几乎颠覆了世界舞台的每个惯例——不管是政策的还是商业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出口国，制造业机器，5亿国人脱贫，以美金算，则诞生了超过百万的百万富翁。 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中国生活了25年，当过商人、记者和作家，期间担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近十年。在近著中，他提供了广泛的新研究，拉开了遮掩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帘子。他将含有不少自夸成分的“中国模式”描述为威权资本主义的一种，认为这个独一无二的体系会以它自己的方式终结。它已经被证明与全球贸易和商业治理的格格不入，它对跨国公司造成了威胁，跨国企业担心自己的商业机密和技术会被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学习”过去。其他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秩序有所防备，因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提供了优厚的补贴。同时，中国还依赖于已经过时的投资和出口模式。 过去行得通的模式，在将来就未必了。作者认为，如果中国还希望继续朝着繁荣迈进，那么中国模式肯定要大刀阔斧地修正。中国正在透支它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它必须学会创新，放开对私有企业的约束。对于执政党来说，他们得舍弃对经济无所不在的掌控，以谋求发展和社会稳定，国有经济也必须改变，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机会。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自唐朝文学家陈子昂之手。麦健陆指出，这个状况在今天也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日前，麦健陆接受了 《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详细阐述了新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本应产生更多私人企业，经济也更开放，但最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曾经为自由贸易和公平的中国政策游说华府，但却看到中国朝着西方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也看到了足以引发中美或与其他国家之间冲突的“敌对”状况。他还在 耶鲁国际 发表文章剖析了看法。   【法治】 3、In the Name of Justice: Striving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By He Weifang 在中国，公众对法治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司法所受到的干预仍然存在，发展一个健全、可持续的法律体系显得非常紧迫。 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中，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是中国法律专业人士队伍的快速膨胀，律师和法律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都被认为是国家公务员。现在他们可以为这个群体自豪——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治程度，并且拥有稳固提升的专业化水平。 《因正义之名》一书呈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于中国法律改革状况的评价。书中除了收录作者的学术作品，还包括了他许多的公开演讲、媒体采访和公开书信，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贺卫方同时作为中国法律界的思想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 贺卫方提供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历史回顾，选集中的文章涉及了司法公正、司法审查、法律教育、死刑以及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障。贺卫方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支持者，他相信执政党领导下不断出现的制衡的制度化，可能代表了通往民主的重要步骤。在他看来，只有真正的宪政才能保障中国的社会公平和长久稳定。   4、Intolerable Cruelty: Marriage, Law, and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y Margaret Kuo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一小部分法律精英人士编撰了法律条文，将婚姻和家庭的制度规范带到现代社会。他们的讨论催生了1929年的民法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赋有个人权利和性别平等原则的法律。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成百上千的男性和女性依照新的婚姻法到法庭上解决家庭内部矛盾。这本书详细分析了这部法律的编撰过程以及随后的实施，它涉及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议题，包括了当时尝试实践自由现代性背景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社会转型和性别关系。 这本书的作者、加州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郭贞娣（Margraret Kuo）还反驳了“民法作为精英法律打了折扣，未能在现代化城市家庭之外发挥足够大作用”的观点，她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被认为是历史上中国妇女的黑暗年代——的主流叙事。   【外交】 5、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By Edward N. Luttwak 正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关注中国“称霸”之后未来走势如何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Edward Luttwak却担忧中国自身的未来前景。他使用自己擅长的战略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很可能走向滑坡。他指出，如果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矛盾的战略逻辑发生碰撞，可能会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危险的后果。 一般而言，各国的战略逻辑会关注于军事或者经济发展，但中国正在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中国的军事建设和自信的外交政策已经引起了邻居们的反应，其中的三个国家——印度、日本和越南，加起来在人口和经济实力上会超过中国。那些已经形成了战略军事同盟的国家可能会对中国施以经济手段。 作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会发现在寻求经济繁荣和增强军事实力之间有困难。中国领导人还会终结对于古代战略思想的依赖，比如孙子兵法。为避免引起更多其他国家的敌意，作者建议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更聪明地寻求更稳定的经济发展平台，同时对发展军事和外交保持克制。 6、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宫本雄二 著 林铮顗 译 中国已经发生了剧变，如何与这样的中国往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称为第二大经济体，加上历史原因，中日之间可谓波折不断，关系微妙。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在《日本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一书中抛出了这个问题，并展开详细论述。宫本雄二于2006年到201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被称为“知华派”。卸任驻华大使一职后，他完成了本书写作，中文繁体版最近在台湾出版。 宫本雄二认为中日之间许多问题来自于误解和不够了解，因此在本书中，他首先剖析了中国国情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回顾中日交往的历史，他强调战略互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坦言中日国民的感情依然脆弱，两国发生纷争和对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宫本雄二分析指出，一方面，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需要阐明将来想建立怎样的世界，扮演怎样的角色；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两国关系的平衡和尊重，日本的发展强盛也不可或缺。宫本雄二强调，日本对中国而言是“必要的、不能忽视的、具有意义”的存在，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软实力”，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需要领先中国一步。 7、Southeast Asia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and Indian Naval Power: Between Rising Naval Powers Edited by Sam Bateman and Joshua Ho 这本书审视了新近的东南亚海上安全状况，集中分析它对于中印潜在的战略竞争区域的局部影响，这两个国家的海军力量都在崛起当中，这种战略竞争包括了可能的海军“军备竞赛”——既有力量的发展，也有实践的对比。作为“向东看”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在太平洋部署了海军单位，为港口访问、与东亚国家和美国海军的演习作准备，但印度同样担忧中国海军在印度洋行动的可能。尽管美国和印度的防御关系继续深化，美国和中国也在试图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地区中印的战略利益存在重叠，可能引发海上战略竞争或冲突，这有可能会发生于孟加拉国湾、马六甲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经过东南亚水域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链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重要咽喉，支撑着中国和其他东北亚国家基本的能源供给运输。中印的战略竞争也影响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主要的海上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和美国。 本书分析了潜在的合作与建立信心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增进这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降低因战略竞争而引发的风险。   【史论】 8、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y Elizabeth J. Perry 我们如何解释令人惊奇的中共革命的轨迹？它为何要采取与苏联模式截然不同的路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一书中给出了答案，她认为，这有赖于中共的创造性发展和对文化资源的部署——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和之后都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及其继任者们巧妙地进行 “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stronage)，建立了统治，让曾经属于外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够被接受，内化成中国的。 裴宜理通过对安源煤矿的案例研究，追踪了这一变化过程。革命之初，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曾经在这里动员了工人罢工，它还曾被称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安源象征了与众不同的中国革命传统，关于这个传统的意义仍然在激烈争论。 裴宜理的研究表明，早期安源工人罢工，加入新的思想，重新整合了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所谓“文化置换”；而建国后，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则是“文化操控”。虽然书中解释的是早期共产党如何利用文化传承传统，保持生命力，但时至今日，谈到“红色文化”，这本书还能与当下中国形成对照和印证。 10月22日，裴宜理在香港大学就本书观点展开演讲，“政见”团队对其进行了专访，访谈稿稍后即将发布。 9、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浩劫的来临，1961-1966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 著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丛书的最后一卷，它研究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作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试图从中寻找答案，为何毛泽东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带入了十年的混乱，还影响了执政党的统治。 这场灾难从60年代初的大饥荒开始，导致成千上万的死亡，随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渐渐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区隔开。毛愤怒于他的伙伴们已经准备接受资本主义的道路救过，更因相信当时的苏联已经资本主义化，投向“帝国主义”西方，加剧了愤怒。本书覆盖的时间段是1961年到1966年，对毛泽东来说，越来越迫切的问题无疑是，怎样防止中国出现类似的革命退化。他给出的答案是进行文化大革命。 作者参考了党史文件、访谈、研究书籍和论文，详细描述了毛泽东和他同伴之间的罅隙，当时他们正面临着国家私有化和国际环境日益恶劣，最后毛打破了延安时期的团结，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本书英文版早在1997年已经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世纪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第三卷的中文版，并且修订了第一卷和第二卷。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此前在FT中文网发表《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一文，披露麦克·法考尔做中国研究的诸多故事，颇可一读。10月29日，麦克·法考尔做客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演讲。 10、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著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新著《昨天的中国》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近代中国的轨迹，回顾了晚清何以在立宪中走向灭亡，并分析了大国盛衰的五大枢机，反思了历史观与中国发展。下篇则回顾了辛亥革命和百年宪政，提出了独特的思考。书中收录了袁伟时撰写的文章、媒体专访稿以及演讲记录。 袁伟时的这本书再次强调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11、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 陈佐洱 著 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在这本新书中，揭秘了香港回归谈判最后阶段的真实细节，呈现回归前夕中英就香港防务、财政、经济、民生、司法、出入境、资产和档案等问题的博弈。如果想系统了解香港回归交接谈判的来龙去脉，此书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   【思想】 12、Confucianism, Democrat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By Joel Fetzer, J Christopher Soper “亚洲价值”兼具儒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的成分，这本书对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了一系列严格系统的研究，从民主化到对妇女、原住民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等。基于公众调查、立法机构辩论、公立学校教科书和台湾政治人物的采访，美国佩伯代因大学政治学教授Joel S

　　核心提示： “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体，这意味着战略机遇期并不会终结，反而会更长”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先驱语录 　　★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将负有责任，是为全球作出积极贡献的“超级大国”。 　　★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以人为本”，在中国就是以十几亿人口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财富最大化为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宋媛 发自北京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的权威学者，胡鞍钢在今年9月份推出了《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书，是五年前该书的再版。初版是作为党的十七大的背景研究资料。之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相继集结成书《中国：走向2015》《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胡鞍钢对初版进行了全面修订，试图帮助读者全面理解中国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 　　胡鞍钢认为，即使是国外最权威的学术科研机构，也对中国的发展潜力和能力估计不足；“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国学者自己说话的时候了，要有意识地向世界解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用数据说话，二是让事实证明。” 　 　不必避讳“超级大国”的字眼 　　《国际先驱导报》：5年前，您曾出版了《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而5年后，本书再版时，标题变为《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差，为何如此变化？ 　　胡鞍钢：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涵：“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有了更加清晰完整的2020年宏伟蓝图。 　　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变，实质是对如期实现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提出核心目标的肯定，表明中国在2020年将进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为公平、更为协调的小康社会阶段。 　　Q：据我所知，您不仅认为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提出2020年中国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在建成小康社会（对内）与成为新型超级大国（对外）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A：“一个新型超级大国”这个概念，源自我2011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此前2007年，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之所以用到“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概念”，是因为该书的读者是美国和世界读者，会让他们一目了然、为之一震。读者对象不同，关键词则不同，相应的内容和写法也不同。 　　实际上，在美国和世界，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有关此话题的文章和著作多如牛毛，还有铺天盖地之势。但都是外国人的文章和著作，没有一个中国学者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更谈不上进行专业化、定量化的分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关键词，就是作为中国学者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看法”。 　　结合我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研究和大国兴衰研究，我把书名定为《2020中国：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希望以此区别于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超级大国。我对中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定义是“新型”的，其不同点在于中国是包容的、在崛起的过程中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敢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十分成熟的超级大国，这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超级大国崛起过程中引起的全球性“紧张”。 　　Q：您对于中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2020年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保持乐观的依据理由是什么？ 　　A：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中国乐观派”。 　　这是因为，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我相信，这些结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的依据源于我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结论是建立在三个“真”的基础上的。 　　即研究对象是“真世界”，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真正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结果是提出“真办法”，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 　　 转型也是硬道理 　　Q：中国在2020年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吗？这一进程有没有可能因某种因素而被阻断？ 　　A：不可否认，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挑战，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诸如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城乡四元化（城镇居民、城镇外来人口、农业劳动力、农村工业劳动力）、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这有赖于我们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 　　未来的中国，其主题既是“发展是硬道理”，又是“转型是硬道理”。这意味着要从“加快发展速度”转向“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内涵包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经济转型，也包括扩展到“加快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即社会转型，从而构成经济社会双转型。 　　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是发展的手段和途径，而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以人为本”，在中国就是以十几亿人口的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态财富最大化为本。 　　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从各方面发展来看，由经济发展引起、带动了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发展；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 　 　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谋划 　　Q：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初叶20年的战略机遇期，您认为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及中国周边国家对我崛起的警惕和围堵），这一判断在今天是否还站得住脚？ 　　A：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指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回头看，这一基本判断是前瞻性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的评价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赢家。这一评价也是客观的。 　　回头看，我们的确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又创造了战略机遇期，超过我们的预期，也大大超过中国政府的预期。过去十年，我们已充分抓住并利用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仅在国内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利用经济全球化方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实现了对美国等国家迅速的追赶，经济总量占世界位次由2000年的第六位，先后超过法、英、德、日，升至世界第二位。 　　按汇率法（现价）计算的GDP，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差距由2000年的8.25倍缩小至2010年的2.46倍；按购买力评价法（现价）计算的GDP，美国与中国的相对差距由2000年的3.3倍缩小至2010年的1.5倍。此外，美国与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相对差距2000年为4.66倍，到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2010年12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 　　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这充分验证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准确判断，也充分验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谋划。我们称之为富有深谋远虑的“中国大战略”。 　　Q：现在战略机遇期时间已经过半，如何更好地把握剩下的战略机遇期？ 　　A：我认为，关键是继续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而言，统筹“两个大局”，最大的意义在于如何利用“天时”与“地利”，实现“人和”。 　　所谓“天时”，一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中国有可能创造和获得至少4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1978～2020）；三是全球性的知识革命。 　　所谓“地利”，一是指东亚和亚洲地区集体性的高速增长和迅速崛起；二是指中国成为东亚和亚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体；三是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良好的周边环境。 　　所谓“人和”，一是指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二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三是指对外“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创造更大的“天时”、“地利”。 　 　中国需更多“外溢效应”和对外贡献 　　Q：您认为十六大提出的20年战略机遇期是否可能延长更长时间？ 　　A：我对中国大势做了如下判断：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贸易体，这意味着战略机遇期并不会终结，反而会更长。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全面追赶并超过美国的十年。 　　我们估计到2020年，按汇率法（现价）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04倍；按购买力平价法（现价）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1.34倍。从而打破了美国自1891年到2020年130年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中国将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行列，到2020年除西藏一地外，全国各地区HDI指数（用于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人类发展指数”）均在0.70以上，一同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其中，还有不到30％的人口，HDI指数达到0.80以上，率先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此，我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到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我国来说仍是一个大有希望、大有作为和大有贡献的战略机遇期。所谓“大有希望”，就是中国十几亿人口全面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或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是大有希望的；所谓“大有贡献”，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会为世界人类发展做出最大贡献，使世界高人类发展组的总人口将近翻一番。 　　Q：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崛起的乐观心态，可能会导致外交政策上的傲慢心态，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作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中国应该保持怎样的心态？ 　　A：乐观并不意味着傲慢。 　　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将负有责任，是为全球作出积极贡献的“超级大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已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十分之一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贡献最大，已经成为头号发动机。 　　因此，在我们考虑国内经济政策时，还必须考虑它的“全球外溢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一方面不断预测中国经济走势，不断评估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主动与中国政府合作，希望中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