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法广：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开幕致辞的讲话中为中共未来十年政治走向定调，在对台政策方面有哪些重点，其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寇健文教授：中共整个对台政策的部分都延续性比较强，基本上“和平发展”、“和平统一”是他们政治上的最主要基石，包括“九二共识”在内，也在政治报告里特别被提及；这是在上次十七大报告中所未提及的。此外，在对台部分，报告中提出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并作出合理合情的安排；这是属于政治关系的部分。十七大有提到要签署和平协议，要结束敌对状态，这一次应该会谈得更清楚，一些特殊状态合情合理的安排。第二，它提到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法广： 中国国家主席接班人习近平曾于1988年还是福建福州副市长时微服陪伴到台湾探亲的妻子彭丽媛。当时，化名为白羽（习字的繁体字拆开、上下开颠倒位置即为白羽）的习近平经过友人介绍与台湾一教授会晤。根据这名教授日前向媒体指出，谈话中，这位当时自称企业家的白羽先生对台湾各政党情况了如指掌，并想知道如果政权变革，民进党对大陆政策走向，令他印象深刻。一向给外界印象温和、低调的习近平，却在两年前访问墨西哥时语出惊人，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霎时，给人态度强硬的感觉，令欧美错愕。那么外表温和的习近平上台掌权后，对台政策会不会比胡锦涛更强硬呢？ 寇健文教授：首先，一国领导人的个人个性会影响到整个政策的走向，但我们不要忘了，中共还有一个权力结构在那里或是制约他，或是限制他。所以第一，中共现在领导班子在作决策时是采集体领导制，其领导班子是多头马车的权力结构。在此情况下，一个大的政策一旦决定了，要改变它，是不容易的；除非大环境出现变化。所以，如果把这个框架放在对台政策来看，其实胡锦涛上台后，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他的两岸政策相对来说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两岸关系在胡锦涛上台之前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90年代的时候，有 好几次出现关系紧张。而这种紧张情势在胡锦涛上台后，基本上可说是化解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胡锦涛的对台政策是成功的。 那么既然胡锦涛的对台政策是成功的，相对而言，习近平刚上台后，他如果想要大幅度去改变胡锦涛的基本方向，我认为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那个需要”，因为现在的政策相对来说是成功的。所以我想，也许幅度上会有一些微调，速度会有一点快慢、有些调整，但习近平刚上台时，他的对台政策恐怕与胡锦涛政策的走向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的。但习近平是不太一样的，他确实是有很多台湾的好朋友，是他过去在福建工作时认识的。我知道有一些台湾的企业家与习近平真得很熟稔。所以一些台商的意见，或者代表台湾这边民间企业家的一些声音，事实上比较容易被反映到中共高层，这是在胡锦涛时代所无的情况。胡锦涛虽然是中共的真正掌舵者，可是他在台湾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所以他听不到民间的声音。而习近平，因为他在福建工作的时间非常长，而且福建也是台商非常多的一省份，所以他在担任当地领导的时候就认识了当地的一些企业家，因此，起码台商的意见比较容易反映到中共决策高层。我认为，这是与胡锦涛时代比较不同之处。 对于在中国大陆的台商来说，大陆经济政策由以前的由沿海地区的出口业慢慢往内陆移，然后，由消费及扩大内需方向发展，大陆市场因此对于台商来说会越来越重要，这会对台湾有所影响。 法广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之前在一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讲话时，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转变为“同属一个国家”，引起台湾各界解读说，中国大陆只承认九二共识中的“一中”，而不承认“个表”。这种把“中国”换成“国家”的说法，在政治角力上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意义，对台湾会造成什么冲击？此外，在十八大的报告中，对此点有何着墨？ 寇健文教授：的确，大家对这点有不同的解读，民进党认为，“同属一个国家”的尺度比“同属一个中国”的尺度更紧缩。民进党说，中共实际上在逼国民党直接回答“两岸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这样就回避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一样之处。民进党认为中国大陆官方藉此更进一步逼迫台湾；但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原非此意，而是涵义比较松的，并认为如果台湾觉得“一中”压力很大，大家就不要谈“一中”，而谈“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个名字来代表国家，如果这样解读，那尺度就比较宽松了。因为它可能是国中有国，即有“中华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这两个“国”的上面还有一个共同的帽子，它也叫做一个“国家”。这就是两岸双方出现的不同解读。 所以，从十八大政治报告来看，其实又回到原来最基本的点：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过去，“九二共识”在中共政治报告里是比较少提及，但本次十八大却特别提到“九二共识”。所以，它的空间稍微大了一点，且同时也回应了台湾民进党。此次我们看到政治报告里提到“九二共识”，在我印象中，可能是“九二共识”第一次正式被写入中共的政治报告。这一写进去，等于也给民进党一个压力，因民进党的回旋空间因此变小了。因此我们也在看，是否中共想要藉着这个报告的机会也对民进党施点压力：“现在我的牌已经发出来了，我就是要九二共识”，然后，中共等着看民进党会怎么回应。 法广 ：台湾与日本关系非常密切，台湾人相当关心中共十八大后，中日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缓和，或中共对日政策会更加强硬，因为这将连带影响到台日双边关系及台美日三边关系。 寇健文教授：基本上，在十八大政治报告当中，在这方面有稍微提到一些相关东西，我觉得值得注意，报告特别提到“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绝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在国防部分也提到“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上，随着整个中国大陆的大国地位相对稳定后，对于一些国际争端，尤其是对周边国家争端的态度，特别是涉及到主权与安全的议题争端时，它的态度会比较强硬一点，但这种强硬又没到准备要作战的地步。所以，中共在其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也提到《现在看起来，它还是在“战略机遇期” 》，这个名词背后代表了整个国际的格局相对是稳定的，没有重大的改变。所以中国大陆应该会利用此时去处理它的内政问题、维持经济发展，以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从大格局来看，中共不期望、也未准备要发动战争、要改变，比如：与美国争霸，这是目前没有的。但是相较于五年前或是十年前，它的国力增加了。所以，当它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国的时候，它有个期望：《当它与周边国家有摩擦，特别是与安全、主权有关的摩擦时，别的国家也应尊重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所以，日中关系，虽然绝对存在摩擦关系，但也不至于濒临作战的情况。

作者： 大海之声   近闻，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点。 这种类型的消息如今在中国大陆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怪了。然而，这类消息传达出来的两个强烈的信号，是否引起了人们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却有待斟酌。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呢？一个，体制内就业对广大求职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之间的阶层界线，即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清洁工职业，只要属于体制内的“编制”，也比体制外的“白领”具有吸引力，可见，体制内就业呈现出来的“刚性”优势可与恒久居高不下的房价比肩，这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反常的；另一个，在收入的丰厚、稳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的优越、恒定方面，体制内就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行业，然而经济改革的趋势则是体制内就业的范围将越来越小，体制外的就业空间将越来越大，就是说，就收入增加、稳定和社会保障内容的拓展、恒定而言，它是和上面那个改革趋势反向行进的：体制内就业的范围越是缩小，它的收入增加的速度就越快、越稳定，各项社会保障就越到位，越恒定；而体制外就业的范围越大，其收入的增长幅度、稳定性和各项社会保障的内容、恒定性就越薄弱，其风险和变数尤其下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对于一个GDP增长每年都保持在8%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极为反常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知道，对中国大陆而言，所谓“体制内就业”意味着至少大部分岗位，是由国家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供养的，一部分“自筹自支”事业单位，其“创收”也和政府的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制外”的就业岗位，至少绝大部分属于“造血”的，它们以直接的生产、服务和管理的造血功能，以税收或各种行政性收费的方式向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源源不断地输血，用其一部分供养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范畴中的“体制内岗位”。问题是，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体制外底层就业人群的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其基本社会保障的内容、覆盖面长期处于单薄和停滞状态；而占据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中等阶层”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却因“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而反差强烈；只有占人口百分之十的“体制内”人群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在随GDP而高速增长，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就是病态的，不可持续的，它蕴含的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最终激化，导致社会动荡或革命。 显然，被一些人引以自豪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正处于这种“病态状况”。究其病源，我以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大败笔，导致“中国模式”落下了病根。笔者不揣冒昧，简要析之。 一大败笔：造就了新的等级制度。改革开放最大的政治功绩，是废除了毛泽东时代那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政治等级，基本恢复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就是说，在政治上，人群中已经没有所谓“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和“革命干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等“红五类”之分。然而，在破除这种政治等级的同时，却在重建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层面和分配层面的新的等级制度。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在分配及社会保障上的体制性保护范围，覆盖了除农民以外的几乎所有社会阶层。这种体制性保护是扼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机的头号杀手。改革开放以后，大面积缩小这种体制性保护的范围，是必需的。然而，这种体制性保护范围的缩小，可以走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体制性保护范围以国家和政府公职人员为核心进行缩小，这一点并没有错，区别在于缩小的性质、方式和方向。这种区别何在？其一，是把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其他人员的工资标准始终定在社会中等阶层的收入水平，淡化这个特殊群体的收入水准在整个社会分配状况中的优越地位，还是在其他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下层的收入增幅缓慢甚至长期停滞的情况下，单方面一路提升公务人员的工资水平，且涨幅“惊人”，不断强化这个特殊群体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优势？其二，我们看到，体制性保护范围收缩的最后边际，同时也是各级权力核心辐射的最后边际，也就是说，体制性保护的最后覆盖范围，仅仅是各级政府机构序列（包括党委、人大、政协、群团）的公务员和与权力机关关系紧密的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机构人员）。问题是，对这个最后的保护圈内部的用人机制，是进行只进不出的固化——即将这些手握各级权力和职务之便的特殊群体的优越性和流动性固化呢？还是软化、淡化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最后边际，采取优胜劣汰的人才竞争机制，让各级权力核心公务人员的选拔、流动和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流动机制融为一体，让公务人员同样优胜劣汰，能进能出，从而使体制性保护的圈子处于逐步去特权化、去优越化的状态？其三，是不断淡化以至消除因体制性保护形成的各个阶层的身份差别，还是不断强化、细化乃至彰显这种身份差别？ 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体制性保护范围缩小的过程究竟走的是什么路径，哪个方向，其答案已经一目了然地摆在人们面前。体制内群体工资收入的涨幅和体制外群体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涨幅相比形成的巨大反差，还用在这篇小文中说吗？三十多年来，尽管体制性保护圈子在大幅缩小，但处于圈子核心部分的特殊群体，你也许听说过他们在“竞聘”中职务有所变动，但你听说过有人在正常的选拔竞聘中丢了铁饭碗——“编制”的吗？现实生活中，你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体制内”的单位，“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别惊人，而且这样的单位无论在编人员和不在编人员，其中又分若干身份等级，且收入福利也相应分出等级。比如在编人员的性质有行政人员，即正规公务员；有事业编制人员，其在身份和收入的“刚性”上要稍逊公务员一筹；有干部性质，有工人性质等等。而不在编人员中有等待进编人员，即其学历和资格都符合进编，只是单位编制有限，需等待有人退休腾出位置，其收入和福利、“劳保”比正式在编人员要稍逊一筹；有合同制人员，临时工等等，后两种人员也许永远没有进编的资格。虽然一个单位的不在编人员往往承担着单位大量的主要业务工作，但他们的收入却不是和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效率挂钩，而是和他们的身份挂钩。因此，当体制性保护圈子中核心群体的待遇优势和身份优势被固化、刚化以后，其所处的最优社会等级就像一杆标杆，成为整个社会划分分配等级和身份等级的一个坐标。一个体制内单位各种人员的身份划分，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他非体制内单位划分人员身份和分配等级的样本。由此我们看到，在一些完全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国企甚至合资或民营企业内部，员工的身份等级和随身份而同步形成的分配等级，也有着严格的划分。 于是，这种以体制性保护圈子的核心部分为最优等级标杆而划分的整个社会森严的身份等级和分配等级制度，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以及经济剥削、两级分化，而且还带来了公民之间的身份歧视、官本位膜拜、社会核心价值的扭曲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弊病。 二大败笔：造就了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仅仅是体制性保护圈子内人群的收入、待遇被固化、刚化和优化，其催生整个社会等级划分的标杆效应还不会十分明显，其社会后果也不会那样严重，因为当体制外的社会中上层的收入、社会保障由上线超过这个特殊群体、体制外的中下层的收入、保障从下线接近这个特殊群体时，以官本位为标杆的社会分配等级和公民身份等级的边界，就会逐渐被模糊、消解，社会的发展仍然会向公平、公正的良性方向行进。这种情形，在大陆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并非没有出现过。一度时间，大学生择业的热点，是正在蒸蒸日上的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自主创业，连机关干部也跃跃欲试，有相当一部分人丢掉铁饭碗“下海”创业或经商。然而，好景不长，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这个良性方向发展下去。很快，无论是农村多种经营致富热、企业自主创业热还是下海经商热、投资抄股热最终都没热得下去，或者因各种动荡、风险、不测逐渐冷了下去，或者干脆降到了冰点，而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却在不断“升温”、刚化，其风险也在和体制外各行各业所面临的“不测风云”的比较优势中降到最低点。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经济“奇观”：连体制内扫大街的清洁工岗位，对于“十年寒窗”的大学生，也成了“挡不住的诱惑”。那么，为什么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几乎所有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都在面临着下行的风险和变数之中，而惟独体制内核心部位岗位待遇的优势则越益坚挺，且终于“独占鰲头”，“鹤立鸡群”？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过程。但既然大陆的经济改革属于政府主导性改革，那么造成当今这个畸形的经济发展局面，政府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在哪里呢？我以为，体制外行业的“不景气”大抵和它们当下生存状态的尴尬有关，而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则是由政府的“主导性”产生的。当然，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应该由经济学家去寻找，这里只能划出几条粗粗的轨迹。 第一，我以为，中国政府的高税收政策，一直是扼住工商企业咽喉的一只手。尽管高税收可以使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比重远远超过GDP的增长，但却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再生产空间，是逼迫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从廉价劳动力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一推手； 第二，以资源、原料、市场为依托，以廉价劳动力为动力，大力发展制造业，将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业的基地，是政府主导性经济改革中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尽管“战绩”不菲，但是代价极大，它的不可持续性和承担的国际市场风险随时可能让它掉入陷阱。尤其当它们微薄的利润空间主要来自本国的廉价劳动力时，这根脆弱的支柱一旦崩塌，其结局便可想而知。可见，政府在经济改革中的企业发展战略是广大企业走初始资本积累之路的第二推手； 第三，各级政府对企业名目繁多的行政性干预以及政府官员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使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其中进行“政府攻关”和贿赂官员所付出的大量隐性支出，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成为企业被迫从一线员工身上榨取利润的第三推手； 第四，政府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后，被“抓大”的大中型国企大部分成了行业垄断企业。它们不仅垄断资源、人才和政策，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垄断市场份额，使大量“体制外”民营企业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来扩大利润空间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不得不转而“内部挖潜”，从而成为企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第四推手； 第五，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强烈的逐利倾向。这种倾向有三个内容：一个，官员的政绩冲动；二个，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动；三个，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冲动。这三个冲动，决定了政府主导经济改革支撑点的位移。比如，从各级政府大办“开发区”热转向“城市化”热就是这种支撑点位移的典型表现。而各级政府“主导”的超常规城市化建设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好处：一，可以迅速取得以城市繁荣、公共设施和城市景观为主体的直观政绩；二，为各级政府一直乐此不疲的投资型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兴起的以炒地价和房价为引信而一路攀升的房地产热，不仅可迅速引领GDP的大幅增长，而且也大大开拓了国内的购房“需求”；三，由于土地归国家所有，因而各级政府都可以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获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谓土地财政也；四，参与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运作的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获得大得多的寻租空间。而过度城市化的恶果为：一，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银行贷款，使社会和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日益捉襟见肘，逼迫社会资本向房地产业大规模转移，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而且助长资本炒作、金融投机之风愈演愈烈；二，城市化中的大拆大建迫使大批城市居民“超前消费”，不仅沦为房奴，而且购房支出大大挤压了他们其他日常需求的支出，其后果是直接导致其他生活消费品市场的萎缩和这些消费品生产厂家的窘境，从而再一次打击了实体经济，使它们的发展空间更加逼仄、艰难。这也是人们长期嚷嚷“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三，由于政绩冲动和投资冲动，城市化中各类公共设施、商业网点的过度建设，导致大量的城市设施和公共设施因超出市场需求而形成浪费。而这些浪费占用的是大额政府债务和银行贷款。也就是说，这些浪费的部分是得不到市场回报的，属于“呆账”，但仍然是GDP增长的一部分。就是说，这部分“呆账”导致我国不断增长的GDP中掺杂的虚拟成分和泡沫日益增多，这就是我国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不成比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GDP中虚拟成分和泡沫的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将直接导致国家经济的崩盘；四，虽然城市化和房产热带动了一个庞大产业链条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不可持续。因为我国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并不是根据城市建设和居民住房的市场需求循序渐进地发展的，而是建立在对城市土地的突击性扩张上，因而，由城市化、房地产热带动的产业链条的繁荣，和我国“十八亿亩耕地”的保障目标将发生尖锐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这个产业链条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届时会有大批人失业或大量农民工求活无门；五，导致权力寻租更加肆无忌惮和吏治腐败越益病入膏肓。 可见，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支点位移所造成的大量投资和资本由实业界向城市化、房地产和金融投机领域转移，从而使大批实体经济因市场空间的萎缩而处于艰难、困顿甚至朝不保夕直至破产的状态，是体制外各行各业的就业岗位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不断下行或充满风险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大陆实体经济利润空间拓展的主要路径长期停留在对廉价劳动力的榨取上，则一方面形成了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一线劳动者收入长期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占人口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极为有限的消费需求，不仅和快速增长的GDP不成比例，而且反过来制约经济实体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实体经济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国内内需为什么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日益优化、坚挺，而体制外各行岗位的收入、待遇、社会保障越益动荡、下行、充满风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政府主导型经济改革战略支撑点的位移和以“廉价劳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委实是“中国模式”的又一败笔。 三大败笔：造就了失败的教育制度。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向现代化行进、其高等教育又不能迅速普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小学的普及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的精英教育，是有明确分工的。虽然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的确有选拔、择优的连带关系，但两者教育的方式和目标不可能混同，普及教育是大众教育，肩负着培养大众最基本的人文精神、道德素养以及和现代化进程接轨的各类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使命；而大学教育则属于精英教育，它为各个经济领域、管理领域、人文领域和科技领域培养基础人才和尖端人才，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大学教育的基本模式理应是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尽管大学教育同样具有职业教育的功能，但它绝对不会沦为求职培训班。 然而，眼下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恰恰沦为了职业培训班，让学生获得一份求职的文凭，或取得一块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几乎成为各类大学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的目标。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改革开放后所谓中国模式对教育的绑架说起。 我们知道，在一个现代化进程起步不久的国家，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各种职业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管理层和被管理层的区别；科技含量高与科技含量低的区别等等。这些分工和职业的区别形成了一个由下到上的等级阶梯，这些等级阶梯高低贵贱的划分，围绕着收入、知识程度、社会地位、管理权限、被尊重程度、职业效能等核心内容进行，这种职业等级的划分也直接形成了底层社会、中等阶层和上流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三个等级社会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正常的，这里主要是指底层社会成员通过职业变动向中等社会、或中层社会向上流社会的流动，人们通过这种畅通的流动发挥自己的才华，改变自己的命运，追求新的事业境界和幸福生活。可见，这种底层职业向中上层职业的正常流动，是整个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生活希望的根本保障，而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职业之间的鸿沟也将逐步缩小、模糊。当然，依靠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仍然是主要途径。一个人不通过专门教育，他永远当不了医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相当一部分职业的向上流动，凭的是人的实际才能和实践经验，而并不一定需要一张大学文凭。一位优秀的钳工当上车间主任，就完全可以胜任，干吗非要一张大学文凭不可？公务员也不一定非要大学文凭，有些人的实际管理才能远胜一张大学文凭。还有军队，从优秀的士兵中选拔基层军官，并不一定非上军校不可，照样能提高部队战斗力。中共军队的众多优秀将领，就根本不是由军校直接培养的。 因此，当高等教育文凭逐渐成为中上层职业岗位的惟一门槛和职业向上流动的惟一敲门砖时，由底层社会向中上层社会职业流动的相当一部分路径，就被堵死。如果一个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的差别并不悬殊，且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那么即便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部分堵塞，人们对这个社会还抱有希望。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一个国家将“廉价劳动力”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并一味刚化、优化体制保护圈子内职业岗位的收入和待遇，从而使社会职业等级之间的收入、待遇反差极为强烈、且向不断向扩大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则使广大底层民众处于绝望之中。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让下一代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命运的惟一路径，就是上大学。因此，获得一张大学文凭，不仅是下层民众子女向上流动的惟一希望，而且对于部分中上层群体的子女来说，也同样如此。只有部分掌权的官员和暴富的商人才有可能利用权力和金钱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子女谋取一个好职业。 于是，在底层职业或体制外职业的境况和中上层职业或体制内职业的境况的反差犹如天壤之别的情形下，为子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向中上层社会流动的惟一（除了特权）敲门砖，便成了整个社会绝大部分家长投资子女教育的首选目标甚至惟一目标。这个目标形成的巨大的社会需求，拨动了中国教育在市场大潮冲击下形成的那根最敏感的逐利神经。于是，围绕这个巨大的社会需求，中国教育有史以来最大的败笔——教育产业化的“怪胎”出现了，这个怪胎的狰狞丑恶表面上看只表现为大专院校超出常规的扩招，但深层次的本质则是逼迫整个教育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起码的宗旨，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打造成一个制造大学文凭——进入中上流社会的敲门砖的生产流水线。多年来人们常常诟病应试教育，其实应试教育的真谛就是选拔教育，而选拔教育如果把一张高等教育文凭作为惟一的目标，那么它除了堕落为高等职业培训班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而眼下我国教育的现状是，不仅大学教育，而且整个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都放弃了普及教育的基本使命，成了选拔教育的俘虏。至于从制造高等教育文凭流水线上淘汰下来的“废品”，自然是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地流向社会的底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学子的中考分数和高考分数，不仅决定了他能否继续深造或到哪一个等次的学校深造，而且可以基本决定他将来会到哪一个社会层次就业，就是说，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在他的中学时代就被“分数”的等次所决定了。 那么，大学扩招的恶果是什么呢？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的职业岗位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当大学文凭被大量地制造出来以后，其敲门砖的效应日益式微，大批大专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被挡在中上流社会和体制内职业的门槛之外，于是，新一轮严酷的竞争和淘汰出现了，尽管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单位已不买惟文凭论的账，但拼学历的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某环卫单位看厕所的岗位都用起了研究生。也就是说，大量高学历者在流向中上层或体制内职业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因“供过于求”而受阻时，不得不转向中下层挤占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岗位。从而形成人才的大量浪费和底层向上流动的途径被进一步堵死的恶性循环。 如今，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已经不再提起，但整个教育体系围绕全社会强烈、旺盛的就业需求而打转的逐利本质却没有改变。结果是，中小学的普及、基础教育被功利性极强的选拔教育破坏殆尽，年轻一代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甚至道德素养在下滑，而高等教育一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它还能肩负起引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科学基础理论和科技水平向国际尖端领域行进，从而从根本上为国家发展模式的科学方向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人才保证的重任吗？可见，大学超常规扩招和以向学生提供进中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为教育的最终旨归，是导致中国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而国家在改革中一刀切地推行惟文凭论和不断加剧社会职业等级之间反差的马太效应，则是引发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畸形、强烈需求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中国教育的失败，是所谓中国模式最大的失败，它给整个民族文化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造成的内伤，将危害深远，很难痊愈。

自从2011年3月以来，在中国藏区，已有近70名藏人自焚或试图采取这种绝望手法表示抗议，其中多数为僧侣。面对藏人的自焚，北京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监控措施。另外，根据捍卫藏人权益组织“自由西藏”消息，继上周四数千人的抗议活动之后，防暴警车尤其加强了在青海省同仁市的巡逻。 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表示，“和平解放了”西藏，并为这一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改善了藏人的命运。但是，众多藏人表示，不再能够忍受日益增长的汉人统治以及中共对藏人宗教和文化的镇压。 那么藏人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才让他们选择用自焚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天明：首先，来自中国高强度的压制导致了自焚事件的增多，过去60多年来的中共残暴统治严重地消灭了和同化了西藏的文化，剥夺了藏人的文化自由，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所以中共封锁消息，通过媒体任意伪造，让外界听不到西藏人自己的声音。藏人备无选择，只好用自焚的方式引起世人的关注。第二，藏人自己试图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被中共包围，新闻封锁，他们认为无法让国际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诉求无法得到体现，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焚。第三，国际社会没有报以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很多国家和政府冷漠。受到中国的压力，他们拒绝接受达赖喇嘛的访问，国际社会只有微小的声音来帮助藏人，藏人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所以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能够让藏人的声音传出去，为了能让中共政权抱着慈悲的心态改变现在对藏人的政策，所以藏人不能用暴力的方式，只能用自焚的方式，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做法。 西藏问题未来的走向会是什么呢？ 李天明： 西藏问题的根结在于中共过去60多年非法的残暴统治造成的，西藏人是无辜的，他们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文化的独特，以及他们的资源不被任意的开采。要解决问题不能用中共这种高压式的武力镇压，不可能让西藏人完全放弃自己的权力屈服于中共这种奴役的方式。首先，真正的和解要走法律途径，尊重中国宪法内的民族自治权，满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自治政府副要求，走中间道路，在藏区施行高度自治。二是，中国政府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有关规定，其中一条是民族自决权，包括政治权力，也包括尊重他们对本民族土地上的资源，文化和经济权力的保障。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尊重宪法和公约，西藏的问题会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中共不要再抹黑达赖喇嘛，不要再妖魔化西藏流亡政府，应该坦诚地与西藏自治政府进行对话，否则自焚事件不会终止的。中共60年的统治不仅给大陆人，也给边区如西藏，新疆带去了灾难，中国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走法律途径，而不是靠行政的手段和人治的手段，不能寄希望某个领导人和他们的讲话。 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1日（星期天）还说，人们的想法各有不同，不能失去对他人的尊重，应该展开对话实现非暴力。 法新社询问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罗布桑Lobsang Choedek表示，自焚的藏人向正在召开的十八大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政府要采取明智的政策来解决西藏问题。 藏人不断自焚高潮显示了中国政府希望的“和谐”社会的不和谐，法新社指出虽然胡锦涛在2300名人大代表前的讲话，表示要继续改革的努力。但是，针对藏人自焚的高潮，出席十八大的西藏小组与中国政府使用一个口径表态，要求达赖喇嘛不要鼓励藏人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