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2012 年终稿之“政治篇”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在 1949 年后，由于牢牢掌握了枪杆子，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即使他把中国折腾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从头到尾，始终没有大规模使用过军、警、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很难得的。   毛之后的中国，唯一拥有近似毛的资历与威信的只有邓小平一人。虽然邓复出之初，动用军队进行了“对越自卫还击战”，还使用公安实行“严打”，但整个八十年代，同自己的两名得力助手胡、赵一起，他对军警的使用基本是得当的。直到 1989 年，邓小平最终还是动用了一次军队“平暴”——这也是中共历史上领导人第一次如此使用军队。 无论有多少理由，无论多么迫不得已，无论时间让多少人遗忘，历史无法改变。   整个九十年代，为了避免此类“悲剧”重演，介于武装部队与警察之间的“武警部队”迅速扩大，加上 1989 年镇压对民众的威慑， 1992 年的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大发展，“内忧”暂时摆平。这段时间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外患”：西方诸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等待“和平演变”发生。   江泽民虽然早看出来未来执政的最大问题是执政党能否成功转型，从而提出了“三个代表”，但以当时面临的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包括台海局势），他不但无暇实施“三个代表”，甚至没有来得及做出全面的解释。他执政最大的成绩是循着小平南巡的思想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最终，中国加入 WTO ，成功申请奥运会等，为胡温执政十年的经济发展与大国崛起打下了基础。   江泽民执政十年，虽然武警与公安在后期应对下岗工人堵路与农民抗税（乱收费）中频繁出动，军队为了威慑台独而动不动就到海上放几发空炮弹，然而，高层领导最倚重的却是情治系统。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就我有限的了解，当时的情治系统在多个场合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成也情治，败也情治！情报治国在特殊时期可能有一定的作用，可时间一长，迟早会带来灾难。正如当时唯一有能力调动军队的邓小平最终没有能够避免“动用”军队一样，江在执政后期，依赖情报系统，最终拍板对某练功组织进行了全面镇压，此后，镇压持续了十几年。 历史就这样写成了。   我不知道“军警特”中的“特”是不是这个时候失势并退出政治舞台的，但我知道下一个粉墨登场的是“军警特”中的最后一名主角：警察。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出身于草根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 GDP 增长模式，关心弱势群体上，做出了努力。据外媒报道， 2002 年的时候，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约六个亿）没有任何低保与医疗保险。而胡温上台仅用了短短十年，让医保与低保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中国弱势人群尤其是农民与农民工、下岗工人，虽然覆盖的力度并不大，但相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人均 GDP 来计算）已经是空前的。要知道，英国与法国完成这样的过程，花费了几乎近百年的时间。   胡温执政期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与世博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互联网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   胡温执政十年，也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处于转型阶段，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改革阵痛让社会无法和谐，维护治安的警察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我曾在多篇智库报告中写到要理解警察的工作，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他们引起的，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把警察推到风口浪尖。可是，这十年警察力量的迅速扩大，并在多个地区与各类事件中失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两年，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历史，不可能忘记这样的事实。   毋庸讳言，我对“军、警、特”是有特殊感情的：军队守卫疆土，保家卫国；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反谍机构与情报系统则是用来保卫国家安全的。国土不被侵犯，政权不被颠覆，民众不遭受欺压，都少不了“军警特”。然而，这是在现代化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与野蛮专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使用这三种国家力量。   作为一名穿越体制内外的观察者，我常常想，威信如此高的小平当时是否可以不动用军队？江总是否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待那些练功的，那些寻求信仰的无依无靠的低层民众？过去十年，那些“维稳”事件中，真的需要动刀动枪，甚至动刑吗？——至少在我亲身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所谓群体事件，都只不过是民众对当地腐败、渎职官员不满而已，根本不涉及民众要破坏稳定，更没有要颠覆国家政权；而很多地方的贪腐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与不受限制的权力，拉大旗做虎皮，动不动就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最终把自己也把北京政府同民众对立起来。   “ 使用权力很容易 , 难就难在要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蒋经国。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各领风骚十年，客观地说，他们都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但却都没有避免动用也许本不该使用的“军、警、特”，给后人与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历史之鉴。 历史，尤其是后人与人民写的历史，不会只记下你的功劳，更会记下你犯下的错误，尤其是乱用权力铸下的罪责。   在当今热核时代，从短期来说，只要执政者一意孤行，还真没有“军警特”摆不平的人与事，然而，从长远来看，“军、警、特”有自身的作用， 但任何滥用权力，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其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迟早会把滥用权力者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12 年，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继承了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邓江开创的国际局面，以及胡温开启的推进社会公正、公平的尝试。表面上看， “内政外交”都被邓、江、胡搞定，其实不然， 习李等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艰巨任务要远远超过前任。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改革执政党，完成执政党的转型，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依然会有重重困难，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顽固抵抗，但我相信，新一代领导人只要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以人民利益为重，相信人民，顺应民意，他们势必会得到比“军、警、特”要可靠与厉害百倍的低层民众、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支持。   杨恒均 2012.12.30      

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 进入专题 ： 现代化    ● 俞可平 （ 进入专栏 ）   　　 　　中共十八大再次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政治共识。如何更快更好地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讨论的主题，其中以下五个重要议题与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 　　 　　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 　　 　　邓小平开辟的经济改革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综合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指日可待。 　　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也为自己的高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代价有两个。一是由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中国已经超过0.47，成为基尼系数偏高的国家之一。二是由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恶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显而易见，这两个代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是生死攸关的：没有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生态平衡和良好环境，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便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许多争议开始产生：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发展是否还应该继续成为国家的核心任务？发展到底是不是硬道理？效率与公平相比是不是处于优先的地位？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东西部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一些极端的观点也由此产生，少数人甚至开始怀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中共领导层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十八大政治报告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回应。一是在理论上，正式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地位。科学发展观依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但它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实践上更加突出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它强调必须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不难发现，十八大为未来中国设定了一条理想的道路：既要保持经济发展，又要维护公平正义。 　　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在现实中，两者经常会形成一种张力，决策者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节两者之间的张力，使之保持合适的平衡。过去30多年中我们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天平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市场经济产生效率，但不会自发导致公平。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依靠国家的制度性调节。因此，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未来改革的重心应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没有社会政治领域的突破性改革，公平正义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 　　 　　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继续把发展当做首要任务。尽管发展不等于简单的经济增长，但发展又必须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又必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引发了人们的一系列疑惑：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否值得？这种高速的经济发展可否持续？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的代价能否承受？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转变，如何转变？对未来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采取一条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优先”还是“环保优先”，或者说“边环保，边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战略基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二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十八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相应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几乎像“鱼和熊掌兼得”一样困难。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绝不能再重蹈早期工业化国家的覆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绝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30年中，如果我们还有过“先发展”还是“先环保”，或“边发展、边环保”的争论和彷徨，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先保护、后发展”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不仅将愧对子孙后代，而且发展本身也将不可持续。 　　 　　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 　　 　　社会稳定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它是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如此深刻而重大的历史性转型，仍能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国家治理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稳定压倒一切”原则。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又催生了人们对自由、公平、尊严、参与的新需求。要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遏制官员的腐败和特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否则，经济发展和繁荣不但不会带来公民对政府的更大满意，反而会减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推进民主和法治：扩大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让人民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让法律成为最高的权威，依法对官员的权力和特权进行限制。这是对社会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竭力抵制，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这样，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之间便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在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这一巨大的张力面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便产生不同的稳定观和民主观。一些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一些人认为权利压倒一切；一些人主张坚定不移推进民主法治，一些人则想方设法抵制民主法治；一些人主张以发展民主来实现国家的安定，一些人则威胁说民主化必将破坏社会的稳定；一些人认为民主与民生不可分离，一些人则将民主与民生截然分开；一些人认为中国既要推进民主又要实现法治，一些人则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两回事，中国目前只要法治而不要民主。于是，维稳与维权、民主与民生、民主与法治、腐败与特权等问题，成为当代中国争议最热烈的政治话题。 　　对于迅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社会的稳定依然是发展和进步的前提。然而，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而应该是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动态管理”的概念，表明了动态稳定观逐渐取代长期以来的静态稳定观。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中共十八大更强调民主法治建设。从十八大报告中可以看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的核心政治价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内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想道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途径。 　　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它用制度的形式将人类取得的文明成果固定下来，从制度上来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要维护社会稳定，又要推进民主政治，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将要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风险，但惟有深化改革才能规避重大风险，惟有政治改革的突破，才能避免政治发展的突变。中共是中国惟一的执政党，执掌着国家的核心政治权力；中共又是一个拥有82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囊括了广泛的社会精英，党自身的改革是中国所有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尤其如此。中共本身能否成功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真正实现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具有压倒性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是成本最小而成效最大的政治发展途径。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 　　 　　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维持稳定、推进民主、实行法治、倡导公正，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价值目标。但所有这些价值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只有与现实的人相结合，这些价值才变得有意义。国家的价值目标最终都是为了使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人民群众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但是，在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人民”或“群众”不仅都是集体的概念，而且还是政治的概念。“人民群众”可以指任何个人，但任何个人都不能等同“人民群众”。哪些人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在具体的个人与集体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深刻地体现着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辩证法。没有共同体的公共利益，集体成员的个人权利也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共同体多数成员的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集体利益则必定是一种虚假的公共利益。 　　强调集体利益而淡化个人权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相应地，重集体而轻个人，在中国一直被当做一种美德。为了集体利益，不仅可以牺牲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且即使违法犯罪，也会得到人们道德上的宽恕。这种政治伦理观有许多积极因素，它肯定国家、家庭、企业、单位的作用，推崇无私奉献的美德，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防止极端的利己主义。但它也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它容易剥夺个人合法的正当权利，遏制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当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时，掌权者会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谋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大规模地严重侵犯广大公民的个人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个人合法的权利日益得到更多制度性的保障，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明晰。例如，“人权”正式进入宪法，保护人权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公民概念受到日益重视，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成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为保障个人权利奠定了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然而，任何事情都充满着矛盾。个人权利的张扬往往又容易轻视公共利益，淡化国家、家庭、社区、单位等集体意识。如何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正当关系，维护两者之间合适的张力，又成为一个新的紧迫议题。不少争论也因此而产生：在国家的责任清单上，是集体的公共利益优先，还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优先？是集体至上，还是个体至上？是继续强调群众观念，还是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在中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主张，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 　　中共十八大报告努力在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一方面，它继续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突出群众观点，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倡导公民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又强调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倡导自由、平等和权利，欲“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还是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这就要求政府和公民应当更加突出“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树立一种新集体主义利益观，在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增进集体的公共利益。 　　 　　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 　　 　　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条道路被称为“中国道路”，这种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这30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存在着许多挑战。 　　不可否认，在“中国模式”和“普遍价值”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和张力。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什么东西都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会排斥人类的普遍价值，阻碍中国向世界学习借鉴先进的文明要素。反之，过分强调人类的普遍价值，否认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则会抹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围绕“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争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所谓“中国模式派”和“普世价值派”，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偏向。“中国模式派”对中国模式全盘肯定，认为中国模式极大成功，可以推广。对普世价值则完全否定，认为普世价值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相反，“普世价值派”则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认为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那也都是负面的，宁可不要。 　　中共十八大报告一如继往地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世情、国情、党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但十八大报告并没有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否认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首次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素，提出“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在“中国模式”和“普遍价值”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会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一方面，不能认为人类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以普遍性否定特殊性；反之，同样也不能只看到特殊性，就认为根本不存在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以中国的特殊性去否定人类的普遍性。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否定人类文明的共性。人类社会存在着共同的价值，不能简单地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尊严、幸福、和谐等人类的普遍价值，当做“西方的”或“中国的”。我们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俞可平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来源: 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进入 俞可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现代化   

李炳辉：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逻辑 进入专题 ： 全球化 中国 政治现代化    ● 李炳辉   　　 　　史家常常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一年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种观点无疑是简单化了。事实上，1840年这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远不能说明中国如何向全球的发展趋势张开了怀抱。[2]在1840年之前，中国早已处于缓慢而不明显的变化过程之中；[3]在1840年之后，中国也未能忽然踏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轨道之中。[4] 　　 　　但不管如何，鸦片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成说中近代史的开端，自是有原因的。如同在表面上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840年之前，中国的国门紧闭，虽偶有小范围的通商，但对当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而言没有太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洞开，中国逐渐被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之中。当这个东方古国被动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时，它的命运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明确地说，中国之所以展开“近代化”或“现代化”[5]的历史画卷，与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亦随之悄然开始，尽管其进度十分缓慢。 　　 　　到了今天，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前路维艰似乎仍是知识分子们的一种共识。问题是，当我们将全球化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相互联系时，似乎总是或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了某些东西。一方面，一部分人将西方经验视为圭臬，对中国的政治现状惟猛烈批判而已；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却试图摆脱现代化的陷阱，强调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模式”。[6]当然，对此持折中意见的人亦不在少数。在争论之中，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反思，如同我们武断地将某一个年份作为一段历史的开端一样，简单地看待全球化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联性，是否同样以偏概全？当我们将自己的政治现代化的历程与西方代表性国家的政治历程相互比较时，其实可以发现，基于我们自己传统传承的政治形态和受西方世界影响而构建的政治形态几乎同样重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简单地传统与现代作为现代化理论中所预设的“分殊”，那么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也是“反现代化”的。在这种复杂的理论悖境中，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 　　 　　一、历史回顾：欧风美雨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进入了一个在形态上十分近似于西欧民族国家兴起之时的国家体制。与此相应，在战国时代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则近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封建者，封土建国而已。[7]封建制有三大特征，即威权粉碎、公众事务变为私人产业、武士传统。[8]这与春秋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制并非如主流历史学所倡导的那样乃是自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时段的政治体制，而是恰恰相反，乃是存在于自西周初年至东周末年的政治体制。当然，自秦而降，仍存在作为封建制之孑遗的贵族门阀制与皇权、官僚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封建制的特征不无体现，甚至一度在某些王朝非常突出，但从总体来说，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基本已走出封建时代。[9] 　　 　　但是问题的奇妙之处恰恰体现在此：西欧诸国从封建制解体到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仅经历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介乎其中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中央集权形态仅具过渡特征，而在中国，这一过渡阶段却经历了漫长的两千余年。有学者将其名之为“超稳定结构”。[10]自19世纪以降，这种超稳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超稳定结构”的外部危机 　　所谓“超稳定结构”，系指致使自秦而下的传统中国社会因周期性振荡而停滞不前的一种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社会系统。[11]中国社会在两千余年里的徘徊不前，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专制王权社会的源远流长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机理，例如重农抑商以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宗法秩序限制个人自由与公共讨论；“大一统”模式限制了科技的发展；[12]等等。但是，在超稳定结构内部，也蕴含着可能消解稳定的若干要素。例如，商品经济曾十分兴盛，甚至可以说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市场经济；[13]世俗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或者用黄宗智的话说，即“第三领域”[14]——在一定程度上亦有所发展。[15]至明末清初，几位极具洞察力的思想家对君主专制制度也曾发起猛烈攻击。如黄宗羲认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16]一些主流史学观点主张，中国在其内部已经长成了“资本主义萌芽”，若无外国压力，中国可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7]对于这种观点的正误[18]我们姑且不论，至少从结果上来看，这种理论推演和历史假设是不成立的，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主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力推动下所经历的历史进程。 　　 　　在清王朝仍以天朝自居，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经进入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着西方各国的对外扩张而迅速发展，到19世纪时，西欧各国已近乎将各大洲瓜分完毕。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外的地区几乎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成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伴随经济发展的节奏，西方各国同时也向世界各国输送源自西方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甚至是语言。清王朝虽一时免于沦为殖民地之厄运，却也未能独善其身。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的入侵已经开始，虽然并不显山露水，表面风平浪静，却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贸易方面，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引发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鸦片贸易；在宗教方面，西方传教士早在明朝即已频繁出入中国，虽然其观念未能为中国人所认知，但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耶稣会士甚至一度参与宫廷权力斗争；[19]在文化观念方面，一些眼光高远的中国人逐渐开始接触西学并为之吸引，其中之重要者如徐光启、康熙、林则徐、魏源等。即便如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观念对中国思想界和中国社会的影响仍不显著，东西方观念与传统的碰撞以中国的日益自我隔绝为结果，其中，西方传教士的失败[20]和马戛尔尼的经历最为典型。然而，清王朝的闭目塞听导致了中国错失了与世界对话的绝佳机会，[21]当国人仍以天朝自居、醉心于万邦来朝的“朝贡”[22]时，危机已在不知不觉间来临。 　　 　　这种危机并不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而是与他人比较后的“落后”。鸦片贸易和随后的鸦片战争直接导致中国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与之相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超稳定结构所赖以支撑的基础在外力的冲击下逐渐松弛。[23]当一种落后的文明站立在另一种先进的文明之前时，失败的命运几乎已不可避免。国内众多史学家将此种社会性质的变化称之为“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化”。此说固然偏离真相稍远，但也揭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问题实质。从此之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欧风美雨的侵蚀与内部逻辑的断裂 　　在外力的作用之下，传统中国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所发生的若干次标志性事件——同光时期的洋务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清季立宪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及嗣后的文化大革命[24]——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在这一段持续一百余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历史中，中国的一些传统渐次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的历史面貌大为改观。此间的进步态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随着欧风美雨的侵蚀，中国传统社会原有的内部逻辑发生了断裂，造成了后世纷纷扰扰的理论争议与社会动荡。 　　 　　这种逻辑断裂最为明显的特征体现在文化领域，即儒学的日趋衰落与西学的大量涌入。中国之所以可以维系长期的专制统治，既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关，也有儒家学说有着复杂的关联。可以说，儒家学说在正反两方面对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就其正面而言，儒家学说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就其负面而言，儒家学说同样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迟缓以及科技文明的滞后相关。以韦伯为首的一批学者断言，儒家学说阻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25]此说在后世几经辩难，到今天已难以成立，然而，如果我们抱持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则不得不承认，儒家在历史并未成为现代化的思想动力，恰恰相反，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本身即是一种西方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儒家观念的历程。例如，在经济上，儒家所倡导的义利观逐渐崩解；在政治上，为王权专制张目的儒家学说为西方传入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所取代；在社会中，传统的以“士”为重心的社会结构渐次瓦解，宗族观念在个人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影响下缓慢退却。在近代化的早期，中国士大夫阶层曾尝试以儒家学说统驭西方之器物文明甚至制度文明，其中的典型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康梁所为的“托古改制”，但凡此种种努力皆归于失败。列文森曾深刻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中的深层次矛盾，认为这一口号与其说是维护了儒家学说的尊严，不如说昭示了儒家学说日薄西山的命运。[26]在西方现代理念的压力之下，儒家学说的日渐退缩已成定局，经历晚清中西学战、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论的兴起与辩难，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达到历史最低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学说的消亡，事实上，直到今天，儒家学说仍在中国发挥着隐性的“抗制文化”（counter culture）的作用，[27]但其地位与外在表现形式已昨是今非。 　　 　　儒家学说的日渐衰落所产生的反应是连锁性的。在政治上，鉴于儒家学说在与西方政治学说相比较时存在明显不足之处，晚清政府颇为顺应人心地引入西学，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且多次派遣使团出国考察。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此举所带来的后果极其深远。由于科举制的废除阻塞了士人“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使得士人与中央统治集团之间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君主、官僚集团与士绅共治的统治格局。士人对皇权亦丧失归属感和认同感，大量近代知识分子走到了皇权的对立面。皇权与官僚集团虽仍维系传承两千年的联盟关系，但统治集团与社会产生严重脱节，皇权权威日渐低落，地方势力却随之高涨。[28]在社会中，借以维系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士绅阶层的消失与转化，一方面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与此关系甚密。[29]以现代化的眼光看来，科举制瓦解了一种传统的政治体制，民族国家观念由此而产生，近代官僚制亦随之兴起；科举制同样动摇了传统中国的社会根基，社会变革也在缓慢进行。 　　 　　然而，与众多渴望中国富强的知识分子之愿望相背离的是，中国在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观念方法的同时，却远未能走向富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近现代中国表现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特征[30]，救亡运动却始终未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反倒是西方一些启蒙理念广泛流传，民主、科学、人权等口号亦曾风行一时，但这些高远的口号与现实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政治上，清王朝的覆灭在表面上标志着王权专制的终结，但由于社会机理之进化极其缓慢，上层政治架构的更迭过于剧烈，导致社会出现长期的不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威亦没有真正树立。国民党政府虽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权威从未真正普行于全国，军阀割据在国家统一的形式下一仍其旧。[31]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奔走呼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远未能实现，北洋政府与嗣后的国民政府虽打着共和的旗号，却处处与民主共和为难，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君主专制被军阀专制和政党专制所代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社会处于“旧者已破，新者未立”、“上层转化，下层依旧”[32]的秩序紊乱、上下断层的格局。有论者将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归因于辛亥革命，[33]自非毫无道理。 　　 　　简言之，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之下，中国固有的某些传统被打破，出现了内部逻辑的明显断裂。然而，这种断裂并不完整，在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其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典型表现是上层社会流变不居，而社会下层却岿然不动，社会上的大多数仍处于寂然无声的状态。孙中山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视为“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之人。[34]但由于社会结构完全跟不上上层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由西方舶来的观念和制度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儒家传统的断裂之处并没有能为西方现代观念所修补，从而形成了长期的“理想”与“现实”的对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10 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进入专题： 全球化 中国 政治现代化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