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标签里的关键词，足以反映这篇博客文章的要点或脉络。在杭州“湖畔居”与湛庐文化的韩焱和简学品茗时，我们探讨关于书的各种问题。最近两年我推荐给同学们的好书，几乎六成是湛庐文化策划出版的。显然，湛庐主人们偏好的书，也在行为经济学领域里。最应感谢的，是最近收到简学寄来的2013年湛庐译作《如何创造思维》，作者是大名鼎鼎的Ray Kurzweil，谷歌和NASA在2006年联合成立的“The Sigularity University”的思想教父，2005年《奇点来临》的作者。读维基百科英文版的介绍，此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预测未来重大事件的准确率在80%以上。当然，熟悉预测学的读者明白，此处有选择性偏差。因为，他预测的重大事件，是他精心挑选的，从无数可能的未来重大事件的集合当中选择了一些他认为最可能发生而且他相信有重大意义的。不论如何，在他列出的147项预言当中有八成以上猜对了，这就远比目前活着的其他任何未来学家的预测有更高的准确率。 Kurzweil是神童而且至今（65岁）仍保持原创能力，或许可与来自纽约的另一位神童（73岁）Kripke 在65岁以前的原创能力相比。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史称“Geek”—中译有时称为“极客”（取其不按照常理出牌之意），著名的，包括脑科学哲学家Daniel Dennett（71岁）。他们不仅成功，而且他们不依照人生常理出牌。若非如此，不算极客。因为，不依照常理出牌的人，往往失败。而成功的人，统计显著地依照常理出牌。 库兹韦尔回忆说，他的父母都是艺术家，他5岁构想宇宙飞船，早于肯尼迪总统的飞天计划。十几岁时，他的“我有一项秘密”，以电脑程序分析古典音乐的模态并据此合成新的乐曲，获发明大奖并往白宫谒见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在他的许多发明当中，包括台式扫描仪，和最近研发的盲人阅读器。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他再次前往白宫领取国家科技奖。他与谷歌签约的全职工作，关于他工作性质的界定，只有一句话：将“自然语言理解”带给谷歌。浏览1930年代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思想史以及人工智能和神经语音或文字模式识别，不难推测，这一句话的落实，极难。不过，他对未来预测的准确率高达八成，谷歌或NASA当然要相信他的这一预测。 例如，写于1986-1989期间，发表于1990年，库兹韦尔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因为，他相信诸如手机和传真机这样的新技术将迅速剥夺中央权威控制信息流的能力。后来，2005年，戈尔巴乔夫告诉库泽维尔：电子通讯技术的涌现，对于苏联民主化的培育而言，真是一项巨大的因素。 又例如，库兹韦尔预言，2000年之前，人工智能电脑将击败国际象棋大师。这一预言在1997年被证实。他还预言，那时（1985年）全世界只有260万互联网用户而且互联网只有数千个节点，到21世纪的时候，人类将生活在广域网时代。第三项重大预言，1999年发表，他相信目前的生物学人类将被未来的“精神机器”（spiritual machines）取代。精神机器有高级情感和符号能力，故而有原创性。在这部预言书里，他预言到2005年的时候，超级计算能力将可仿真蛋白质折叠（三级以上结构）。这一预言于2010年被实现，一台超级计算机在百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完成了原子水平的极小蛋白体的折叠过程仿真，并且折叠和打开的过程，与实验室观测数据密切吻合。虽然，这项技术目前仍未进入应用阶段。 十年前，2002年，他在自己的主页发布预言在2010年以前电脑程序（“Deep-Fritz”）将可以在普通个人电脑上击败任何人类象棋大师。目前，这一软件的各种电脑版本，已可买到（例如Chessmaster9000），普遍相信它是能击败任何人脑的象棋大师。2006年，最杰出的国际象棋大师Vladimir Kramnik 被一台普通的多核个人电脑运行的软件Deep Fritz击败。 根据库兹韦尔自己的评价，在他预言于2009年以前实现的108项事件中，完全实现了的，有89项。另外还有13项，他认为实质上实现了—意味着在2009年前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还有3项预言，他认为部分地正确。最后，还有2项预言，实现的时间超过了预言时间十年以上。所以，绝大多数预言，准确。 关于21世纪的最初十年，他在1990年预言：（1）教室将由电脑主导，全媒体智能教材将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最适合个性发展的教程。（2）每一工业领域只有一小撮极熟练的人主导，为每一位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产品。（3）药物研发将主要由电脑仿真程序完成。（4）盲人可以借助便携式模式识别器阅读文字并借助视像技术熟悉周围的环境。 他预言，在2020年将出现“世界政府”。 在《精神机器》1999年发布的预言中，最可检验的是：2009年，大多数图书将不使用纸媒，大多数文本将由语音识别技术创造出来，智能汽车将在智能道路上无人驾驶，大众将使用可佩戴的电脑，这些随身佩戴的电脑将监督或履行人体功能（听觉、视觉、说话或表情），有线网将被无线网取代，电脑屏幕将由眼镜屏幕取代，将普遍使用三维芯片，……自动纳米机器人将发挥控制功能。 远景预测，2099年以前，最可能发生于2045年（所谓“奇点”），每一个人的脑内都可植入智能和情感的芯片，并且每一个人可以培养其中任何一款芯片成为某一种人格的人，于是，每一个人都可成为“多脑人”，在不同情境调用不同人格的脑。这一图景，相当于在目前人脑三结构之上增加了演化的第四结构。详见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那时，由于人工智能脑可以随时备份全脑和全身信息，人类个体将成为不死的个体：知识与情感都可无限延续和演化。 他还预测300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生物将思考宇宙的命运。 由于我现在关注自己的体重，就从中译本《奇点临近》摘引了这段文字： 大约在奇点之后，基于纳米生物工程技术的医学发展，将使人类预期寿命每年增加一岁，也就是说，人类将战胜时间。具体的环节，根据库兹韦尔的预测，2020年以前，纳米工程将能制作任何物理事物，而且使用最初级的原材料，量身定制，于是工业产能将普遍过剩而且永久报废。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而言，这一前景包含了颠覆性的威胁。 新书里有一段文字是批评赛尔的，很合我的意思（我从来不认为赛尔真懂得脑科学）： 顺便贴一张图，我从JSTOR找到最早的版本：Charles Burnett，1987，瓦尔堡研究院，标题是“西方最早的手相学”。文章附录，是拉丁文与英文对照的译本。我仔细浏览所得的印象是，手相学在12世纪的欧洲，远不如它在18世纪的欧洲那样令人信服。不过，如伯奈特所言，手相学在西方社会始终保持着民间传统，不留文字。现在可以见到的文字记录，亚里士多德的几句之外，就是这份坎特伯雷1159年的拉丁文本。 另一张图，1666年的（那一年是魔鬼之年也是牛顿躲避灾难回乡构思天体力学之年），取自《科学月刊》（今天的《科学》杂志那时只有月刊而两百年前是不定期的年刊）1952年12月，探讨中世纪命理学家研究身体表征与命运之间关系各类学说的合理部分（somatomancy）： 这张图与现代西方手相学类似。所以，在手相与天象之间，存在古老的对应关系。现存最宝贵的手相学著作，传承自大师D’Arpentigny，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1900年英文版，我截取一页，论述手相的经验主义基础：

这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这两篇文稿的时间、地点、思想史背景。下面贴的是2013年12月13日我在信孚教育总部报告的提纲： 下面贴的，是第二篇文稿的第二页，结语：

写了餐饮和美食之后，在网上见到最新可用的上证指数全屏图示，于是截取上证股指全部时期（1997年3月31日至2014年1月3日）的月线图。我以前在博客里发表的预言，现在看得更清楚，实现的概率更高了。关键是，月线图的右侧延长部分，延续数年的“箱式震荡”很明显是向下倾斜的，通常，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突破是向上的，而且，服从1.618法则。据此，我用桔红色画出向上的突破时间和牛市可能达到的水平。注意，虽然牛市可能降临，却仍是世界经济大熊市的一部分，参阅我在博客里讨论的“千年变局”。 现在流行年终盘点，我浏览了街上出售的各类期刊，年终总结，缺一类，就是餐饮业，尤其是北京的，尤其是八项禁令之后的。这是我的本行，可能由我发表评论更合适。 苍蝇老虎一起打，最初，我的朋友们，天南海北的，都不很相信能持久。所以，2013年，我承担了一项思想工作，就是说服南方和北方的朋友们相信，这一次例外。因为，有例外之人主持哪怕是惯常之事，也必有例外的结果发生。我在这里贴出了一封信，是2007年写给老友毅夫的，那里陈述了我相信的在中国办成任何事情的两大原理，此处不赘。 例外之人主持“苍蝇老虎一起打”运动的特征，在他十几年扮演中国问题的“救火队长”中早已表现出来，用北京话说，就是“死磕”。也可以用毛泽东的语言表达：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最后，我想起杜润生2002年（在他的“九号院”办公室里）听取两位社会学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调查报告之后的感慨：照此发展，我们的改革就将前功尽弃。 我们社会的官僚化，从2003年“宏观调控”开始计算，十年了。而且，如我常说的，这是一场迅速和普遍的官僚化运动，以致创新精神很少幸存。这是多大的罪行？将来总有历史学家要来清算。我常常提醒地方政府的官员，不要继续追随将要被历史清算的领导人的政策而且还继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虽然，死磕未必成功。积重难返，要改革又要不翻车。唯此，政治活动才成为艺术的。 继续谈美食。从杭州开始，餐饮业萧条。北方从来没有真正繁荣的时期，参阅我在广州写的一篇感慨文字（也贴在这里了）。西湖沿岸的私人会所，朋友带着我继续去品尝，就美食而言，我很失望，从最著名的江南会，到保俶山北侧的两家。面向大众的知味观，生意开始兴旺。北京大学校园北侧的顺峰山庄，曾以1000元以上的价格卖我们一份牛河一盘青菜外加三位的茶水，害得我和朋友连餐前小菜都吃得一干二净饿着肚子乘车回家，现在撑不住萧条，改了门面，效果如何，待查。 然后呢，下半年，北京新兴的所谓“轻奢餐”，仍是我和朋友一起，品尝了两家最著名的（容我暗点其名）。印象欠佳，甚至可以说，与价格相比，这两家餐馆提供的菜肴压根谈不上是美食。雕爷的，涉嫌炒作，朝阳大悦城的那一家，还在试运营，已经差得不可接受了，难怪服务员都要黑纱蒙面！雍和宫的，据说在台湾以素食名世，院落的装修真不错，算是苏州园林搬到了北京胡同口。服务尚可，格调与价位相提并论。菜肴，这是核心问题。我评价，50分（我给北京餐饮业的平均分数是35分），十年前，西湖杨公堤的知味观，我给80分（以后则每况愈下），参阅我那时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那时关于我“九上知味观”的报道。 低于35分的餐馆，我的观察，难以为继。我有一例，也是大约十年前，西湖东岸湖滨路口有一家季诺意大利餐厅（与北京的是同一品牌）。那时，当代商城地下一层的季诺，虽然质量非常不稳定，但仍可得到我35分的评价，而西湖边的那一家，我只给15分。果然，两年之后，倒闭。在那里接着开店的，是星巴克，不错，可以延续，但也不景气，于是二楼转给外婆家。杭州的外婆家，最好的，在马腾路，我写过，日常光景之一，就是排队候位。马腾路外婆家（有自己的厕所但不很干净），我那时给的分数是65分，因为性价比实在非常高。至今，马腾路外婆家人均35元的菜肴，足值北京餐饮业人均85元的。鼎泰丰在北京算是我最信赖的一家，也是台湾餐饮，与新中关广场里的欣叶（另一家台湾餐馆）相比，管理方面远为成熟，从而菜肴的质量远为稳定。后来，鼎泰丰的朋友们告诉我，欣叶最初与鼎泰丰是同一集团的，不晓得为何分离。此说，欣叶的经理否认，故应存疑。海淀区的美食含量与它的知识含量成强烈反比关系，无奈，欣叶也是我常去的一家食堂。我给鼎泰丰的分数是65，我给欣叶的，45分。鼎泰丰没有自己的厕所，雕爷的那家也因此少了5分，欣叶有自己的厕所但不很干净。上述雍和宫的那家，因为有洁净的厕所，多得5分。鼎泰丰人均100元，而雍和宫的人均要500元以上，动辄人均800元，与这一价位的美食水平相比，这一项，京兆尹扣分最多。回家之后，我查阅了“京兆尹”的名称（百度搜索“京兆地方”以及京兆地方第一任长官王治馨在宋教文案件中扮演的角色），感觉更糟糕，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名称呢？难道老板就是当年为贪污五百大洋被袁世凯处决的京兆尹的后代？2014年1月12日下午，周日，天气晴朗，我拉着妻子乘地铁4号和6号，东大桥下车，出A口向南走500米，到最近流传于白领族的芳草地侨福，那里面有一家，据说是北京唯一的台北小吃“度小月”分号。我们几人，四点就入座，因为人很多，恐怕晚饭时没有座位。结果大失所望，肉燥面和肉燥饭，百年老号，不过得分35，不可能再多给分了。服务员士气低落，很普遍的情况，而且追究原委，通常是台湾老板不情愿为大陆员工及时涨工资。 要有美食，依照我陈述过的两项基本原理，先要有爱美食之人主其事。这样的人，我在杭州遇见过一位，参阅我那时写的文章“杭州哈里”，里面提到一位那时在杭州国大雷迪森主持餐饮的英国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华纳文”，因烹调而被引荐给英国女皇并为查尔斯王子烹制美食。当然，我在国外遇到的，相当多，与中国的无关（例如我的文章“大厨安吉亚”）。主持美食的人，首要任务是感受关于美食真正重要的问题。华纳文告诉我，而且令我心悦诚服地赞同：真正美食的诀窍，就是用你能支付的最好食材用真心做出来的菜肴。 今晨，我告诉一位老友，当我们对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再敏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官僚化了。因为，官僚化的反面就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精神。中国最稀缺的，是创新，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活动（中国大多数企业家不是在从事创新而是在从事寻租或旨在寻租的“创新”）。 关于美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食材，其次是用真心烹饪。主持美食的人，就应当最常出现在这两个地方，其一是食材产地，其二是厨房。每当我尝到美食，难免要追问主厨的姓名以及餐馆主人现在何处。厨房出口是否站着一位最资深的师傅或干脆就是餐馆主人？他必须监督从厨房端出来送到餐桌上的每一样菜肴，用最敏锐的视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触觉，当然还有旨在监督和维持品质的制度。不过，我们不应信赖制度，尤其是在转型期社会（参阅我写给毅夫的那封信）。 我们的官僚化是从语言和思想开始的，因为我们习惯了谎言。什么是“谎言”？一言难尽。很早以前，我常以普利策新闻人的名句来提醒舒立编辑部的朋友：真正的困难不是说出真相，真正的困难是说出全部真相。其实，在文明社会，极权的主要形式，不是完全不允许说真相而是不许说出全部真相。另一方面，在民主社会里，有施特劳斯派的箴言：让多数人知道真相（或真理），是很危险的。那么，怎样才正确？我写过，对话的逻各斯，或者，奈特的概括：governance by discussion。 新闻自由的意义，仅当我们从宪法层面考察中国社会问题时才凸显出来。 那么，任何表达，只要不是全部真相，或多或少总是谎言？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对真正重要的问题保持敏感，也就是怀特海命题里的“重要性感受及其表达”。谎言不可怕，只要我们对重要性保持敏感，我们从每一种谎言获得局部真相，我们从各种谎言获得全部真相。 不在场的颠覆在场的， 对话的逻各斯，盲人摸象。 只有返回生活和生活常识，才可保持我们的敏感性。官僚=尸位素餐，韦伯和米塞斯都描写过这类官僚的心理状况。当心灵向着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敞开时，它总可被真正重要的问题打动，于是有所表达（这是怀特海命题的另一部分）。说服，归根结底是情感的，不是逻辑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三个维度，其一是物质的，其二是情感的，其三是精神的。权力与说服，发生在第一和第二维度张成的平面内。“权威”可被区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内在权威的说服力是基于情感的，外在权威则主要借助于物质的说服力（武器的批判）。 刚才找出2009年一篇批评我的文章，作者后来告诉我说他只捉笔而幕后另有主事者。不论如何，现在读这篇文章，显然，论据很幼稚，幕后主事的，经济学没有学好呀。 汪丁丁等学者公开反对货币宽松 媒体批其妄论国是制造混乱 2009年08月03日 10:00 投资者报 【 大   中   小 】 【 打印 】  0 位网友发表评论 涨势旺盛的A股，7月29日突然大幅下跌，虽不期而至，却合乎逻辑。排除当天 中国建筑 [ -1.60%   资金   研报 ] 新股上市的近300亿元成交量，沪深两市仍有超过4000亿元天量成交，表明不少投资者兑现阶段性获利的强烈愿望，下半年A股走势，因此出现新的变数。 我们并不担心股市就此发生逆转，但调整时间长短、幅度大小，则受制于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关键是货币等宏观政策取向。在我们看来，前一阶段围绕下半年货币政策是否该收紧的激烈争论，远未尘埃落定。近日，汪丁丁等颇有清流遗风的学者，公开批评温总理举措失当，一些利益群体更暗相呼应，仍然试图改变宏观政策取向，对此我们极不赞成。 我们说这些学者有清流遗风，因其只顾理论完美，却忽略现实的丰富多彩，靠教科书夸夸其谈而不知世道艰辛，以天下人人不如我而自视过高，攻人一端不及其余，听信他们的说辞，解决不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 我们支持温总理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不因其位高权重，而在最高决策层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大趋势。确保经济复苏与严防通胀苗头都很重要，但在现实中的优先次序是，推动全面复苏压倒一切，在复苏的半山腰上，只能继续踩油门，而不能乱刹车。 7月初，国务院两次召集专家座谈，沟通政策思路。7月24日报道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明确了下半年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调，并在关键表述上，特意去掉了“宏观政策也要有灵活性”的说法。我们的理解是，中央在统一决策思路，避免杂音干扰。 但反观此前和此后，一些经济专家和投资机构，念念不忘的只是警告信贷规模扩张过快，要求尽早收紧货币。《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相继刊发报道和评论文章，认为流动性充裕，股市楼市泡沫过大，通胀即将来临，质问“货币宽松到何时”，汪丁丁等清流学者更以嘲讽口吻批评决策层：不如用“直升飞机播撒钞票”。 我们承认，媒体、学者和投资机构有权基于合理逻辑，对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进行负责任的评论和建议，他们的上述担忧也不无道理。但细看这些基于教科书的经济分析与政策评论，我们担心的却是，清流学者们以口含天宪的话语强权，制造混乱并施压决策。 在此前两周，我们曾通过报道和评论，提醒投资者不必受这类观点干扰，因为决策高层不会轻易被这些偏颇的意见所左右，当前中国的挑战是，经济复苏尚未完全实现，过早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前功尽弃。(详见7月20日《投资者报》社评“ 稳政策预期要学温总理说到做到 ”、封面文章“别逼总理紧货币”) 清流学者们反对货币继续宽松，并怀疑决策层未必走在正确的方向上，这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我们都明白，像中国这样一个复苏中的新兴经济体，迟早会走出通缩，重归通胀，但未来不确定的通胀预期，与通胀现实不是一回事，信贷规模扩张，与货币流动速度也不完全成正比，只有两个条件都具备，流动性泛滥才会出现。即使通胀即将出现，温和通胀与恶性通胀也有本质区别，资产泡沫也不等于全面通胀。而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不出现恶性通胀，就无须惊慌失措。 明知经济常识，却非要死抱着教科书，来教训决策层不懂装懂，并求全责备于短期刺激举措考虑不周，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清流学者们的公开批评，是否在博取清名。 更令投资者困惑和担忧的是，清流学者们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质疑，并不孤立，在一些重要的政策部门，对此不乏同声相气、遥相呼应。就在7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虽然也声称，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更明确强调，通胀预期已有所显现，未来“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 央行报告的潜台词，投资者不难读懂：难怪7月29日当天，股市盛传央行仍然坚持要收紧货币，这种猜测也成为引发暴跌的重要诱因。最终央行不得不在7月29日深夜，通过发布副行长苏宁多日前的讲话，再次表态将坚定不移地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承诺不会用控制数量的办法调控信贷规模，7月30日的股市则应声反弹，银行股更是全面领涨。 即使如此，投资者并未彻底消除对政策生变的担忧，尤其是不同决策部门的认识分歧与立场冲突，以及部分清流学者和媒体的妄论国是，仍会随时干扰公众判断。一些投资机构因此认为，下半年货币信贷增长环比收缩，将成定局，央行只是在寻找合适时机。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下半年货币政策：方向不变，动态微调，表明决策层思路趋于一致，即目前宽松货币不能放弃，但根据情况可以有所应对，这是务实的态度。 中国30年改革一直伴随着通胀，甚至可以说受益于通胀，这也是多数经济体的发展共性。而在解决一些涉及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难题时，最好办法是通过做大增量，来盘活存量，从而在更大的蛋糕切分中，实现结构调整与效率优化，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均是如此。 坐而论道容易，动手改革艰难。当前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调整，涉及不同产业、地域、人群和官民，阻力重重，很难靠下猛药解决，也不能指望既得利益者的自觉让度，而是需要决策层更多的智慧、决心与行动。这其中奥妙在于，真正怕通胀的是富人，通过放开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而非全面的物价上涨，或可让弱者在新变局中重新分配利益。这恐怕比汪丁丁等清流学者的激扬之论，更符合中国改革的现实路径。

刘导生 （1913 －2014 ）， 江苏省 丰县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人物。 1933年，就学于 北京大学 ，后担任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后担任 全国学联 主席，组织 一二九运动 [1] 。1937年，担任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总队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 山东大众日报社 社长、滨海建国学院院长、中共 滨海地委 宣传部部长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共山东分局青年委员会书记、华东局青年委员会书记。1952年，升任 共青团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3] 。1956年，任 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197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81年，改北京市委书记。1983年，升任北京市政协主席 [4] 。 2014年1月9日去世。 2008年《京华时报》报道： 刘导生：信仰的力量 2008年2月，95岁的 刘导生 和87岁的妻子在家中。 战火纷飞的岁月，刘导生成为共产党隐秘战线上的一员。两次入狱，危在旦夕时他机智逃脱，免遭杀害。但传奇经历却让他成为“孤雁”，被停止党组织关系。他毫无怨言，坚定信念，5年后重新入党，解放后终获清白。 高中游行被捕入狱 刘导生17岁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反帝大同盟”。那时他就读师大附中，是共青团成员。 1930年8月1日“反帝日”，他和同学们冲出被警察包围的学校，高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游行队伍不断有人加入，直至包括他在内的60余人被捕。狱中，刘导生第一次亲耳听到严刑逼供的惨叫声和威吓声，他所幸因年少未被“压杠子”“插竹签”。被关押53天后，经多方营救他终于出狱。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刘导生深深记得，这首《毕业歌》当年是如何撞击着自己的心。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学生又如何能埋头读书，坐视国家危亡？他和同学怀着满腔悲愤，奔走长安街，发出抗日救亡的吼声。此时的他，已是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 自大革命失败后，北大党团组织遭多次破坏，直至1935年重建，他成为“ 一二·九 ”运动的核心领导力量。 再落虎口成功脱险 刘导生曾四易其名，不满20岁就参加地下党工作，最惊险的一次经历，便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成功“ 越狱 ”。 1937年3月，身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 民先 ”）总队领导成员的他，前往保定、石家庄等地检查和推动工作。“民先”是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组织，当时仍在地下活动。 在郑州，刘导生被叛徒出卖，中圈套遭特务逮捕。被关进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最后一排楼上的一间屋子后，特务一次次审讯，要他承认“民先”即共青团，而他是负责人。 刘导生一概否认，做了两种打算：或伪造口供拖延时间决不连累 党组织 ，或设法逃脱。 经过观察准备，一天凌晨4点，他从禁闭室通风口钻出，趁看守酣睡之际下楼，从一扇没有护栏的窗户爬出，顺着一棵树滑到仅一墙之隔的河南大学校内。他以学生身份称“要去车站送朋友”，刚睡醒的校警在朦胧中为他打开大门。迎着清晨的风，他坐人力车直奔车站，中途到朋友家化装并借路费逃跑。途中转车、躲进厕所、数次上下车以躲过特务搜查，终于返回北平。 承受考验信念未变 然而，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浇灭。竟然能逃出国民党的铜墙铁壁？大家难以置信，而他也不可能有证人。此后，他被停止党组织关系长达5年，后重新 入党 。 在艰难的日子里，独处党外的他受身边同志疏远，成为一只孤雁。但他对党无任何怨言，默默工作，埋头苦干。尽管 1950年 已正式恢复党籍，但1955年他再次接受审查。当时刘导生正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突然被要求停职反省，交代1937年被捕的情况。 历经一年调查，笼罩多年的阴影终于散去。据说专案组在当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发现了两封电报，前者称捕获中共要犯欲借此邀功，后者称因要犯出逃引咎请求处分。这名“要犯”即是刘导生。 “这是对党、对干部负责，我完全理解。”现已98岁的老人，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与结婚66年的妻子共享晚年，往事不时袭上心头，就像一幕黑白电影。“历史终归是公正的。”历经世事沧桑、生死考验，刘导生一直记得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信仰就是力量”。 这一期《新世纪》周刊，下面这篇报道最吸引我注意，请注意思考结尾引述的斯科特教授建议。我们应尽早将掠夺中国高教资源的教育部改为国民基础教育委员会，争取在人口老龄化高峰阶段将9年义务教育扩展为12年义务教育，前提是民间自由教育与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形成充分自由的竞争格局。 这一期“黑马安邦”，是重磅的……。读者应首先读我写的标签（关键词），然后再读下面的报道。 财新《新世纪》  记者 蓝方   　　17岁的吴君（化名）终于说服了父亲。2014新年将至之际，他计划彻底告别学校去宁波打工。 　　在秦岭深处一所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他将成为原有41个学生的“数控班”中第33个辍学的学生。 　　吴君在此只上了近六个月的课，此外以实习的名义在南方打了三个月的工。“学校里根本学不到想学的东西。”他对财新记者说。与其在课堂上终日睡觉无所事事、在工厂里做学生工被克扣工资，吴君更愿意早日去大城市打拼。 　　这并非个案。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参加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测算，全国至少220万中职学生在一年级辍学。2114万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学生在中职毕业前离开学校。 　　“学生的行为选择最说明问题：他们都看到了，上中职很无奈。” REAP项目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说。所谓中职，指的是面向初中毕业生提供的高中阶段职业技能教育，具体由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成人中专和技工学校四类学校提供。 　　这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从2000年开始，中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迅速，许多工厂陆续外迁。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加大职业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渐成型。 　　为了激励更多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中国在2006年着手建立职业教育的补贴制度。2009年，中职学校开始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到2012年，优惠政策已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还有1500元的助学金补贴。2012年，中国对中职学生的补助就投入了285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4.68倍。 　　中职教育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2009年，教育部的中职招生指标首次超过普高。当年的官方统计中，中职学生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比重达到扩招以来的最高点，超过普高达到51%。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职院校每年的招生数量在700万-800万间，其中80%是农村的学生。对城市中无法考学的流动儿童，各地也将职业教育作为他们的出路。免费的中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对教育公平的弥补，对农村、流动家庭的“馈赠”。 　　政府大规模投入却随着学生大量流失而打了水漂。REAP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学生辍学的原因：入学一年后，中职学生的基本学习能力大幅度退步；相较同等水平的普高学生，中职学生所谓的专业技能也无实质性的优势。当调研员们问到还没有辍学的孩子为什么不走，他们的回答都是：我的父母不答应。 　　“中国的中职学校，成了一个高中阶段的托儿所。”Scott说，“没有多少学生满意。” 误人子弟 　　“我相信，在北上广、江浙，会有一些不坏的中职学校。但在内地，尤其在中西部，合格的中职学校少之又少。”Scott说。REAP团队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的中职教育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走访了上百所中职院校后，Scott对中国中职教育的印象是：良莠不齐。 　　首先是招生的混乱。多数学校两季招生，且常因招不满学生推迟开学，不少学校秋季学期要到10月底才能开课。 　　其次是课程的开设缺乏科学的依据和规则。Scott介绍，REAP本来抽样了300所中职学校的计算机专业，但11月开学时调研，只有250所学校真正开课。第二学年再回访，只有180所学校还在继续教——其他70所学校的计算机专业则因学生流失、人数不够而撤并。“中国教育系统搞各种各样的评估，从小学、初中、普高到大学，都有教学评估。”Scott说，“惟独职业高中，没有规范的评估。” 　　其三是实习的混乱。“就看当地的工厂，谁需要工人，临时把学生弄到工厂里，实习两三个月。”REAP项目组一成员认为这无助于提高学生的技能。 　　如此混乱的职业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REAP的研究由此从两个维度开展：一是考察学生的职业技能究竟有无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首要职能，就是帮助年轻人获得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能；二是考察学生的基本能力，如在数学、阅读、科学认知方面的能力。Scott认为，一个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劳动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而这都是以语文、数学这样的课程培养的基本素养为基础。 　　项目组随机抽取陕西、浙江两省超过1万名的计算机专业中职学生及学习了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在高一年级开始和结束的两个时间点，对他们进行数学和计算机技能方面的标准化测试。对比两次数据，又对缺席的学生进行个案追踪，确定最终的辍学率等数据。 　　REAP最后发现，在数学能力上，中职学生的分数不仅被普高学生拉开差距，而且和自己入学时相比都在退步。而学习了一年计算机专业的中职学生，和平常一周仅开一两节计算机课程的普高学生相比，计算机的技能并没有明显优势，甚至进步的速度还显得更慢。 　　“学不到东西，学生当然就辍学。”Scott说。研究显示，与同等水平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学校的辍学率高出了4个百分点，低收入家庭和学困学生的辍学率明显更高。在高一一年，中职学校的学生流失率达到了10.7%，内陆贫困地区更高达22%。 　　“中国在这样的中职教育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就是大浪费。”Scott说。 数百亿元补贴虚掷 　　这显然不是教育部门期望的结果。 　　“中职教育对农村家庭是最实际的选择。”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一位负责人介绍，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农村学生若选读中职，三年的花费是1.5万-2万元，但若选择普高、考大学，家庭平均支出5.5万-6万元。与大学生就业难形成对比，中职就业率在95%以上，学生能学到技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给家庭带来收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投入更多。目的就是帮助农村学生掌握技能，更好就业。” 　　这一思路背后是无奈的现实。中国竞争性的高中教育体系下，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本来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农村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质量低下，考不上好的高中，与一流大学更是无缘。REAP的另一项研究显示，贫穷农村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只有15%到20%。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年年成为热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成为就业最困难的群体。“知识改变命运”，在中国农村正被颠覆。 　　面对农村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渴求，中国的策略并非加强和扩大农村普通高中，而是在调整教育结构，把一半学生向职业教育分流。由上至下，很多地方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学生比大体相当”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由此带来争抢生源的招生乱象。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湖南省教科院研究员欧阳河说，各学校普遍把招生任务摊派给教职员工，完不成任务的教师甚至不能续聘，招一个学生发劳务费400-1000元。许多初中不堪其扰，甚至规定，“捡破烂的和中职学校招生的不准入内”。 　　“现在不仅给老师摊派任务，还给学生回扣。”吉林一所省级重点中职学校的老师更为无奈，“学校都免费了，要倒给学生钱。哪个给钱多，学生去哪个。”为了保证本地“普职比”达标，很多县只许学生报考本县的职教中心，反而让市级、省级的学校招生更难。 　　与此同时，为了招进来的学生不流失，各学校也想尽办法。REAP成员、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介绍，部分学校的做法是克扣学费。学生在开学时照常交学费，一学年结束、交了第二年学费后，学校再把上一年的学费退给学生。国家所发的1500元助学金补贴，打在学生实名的银行卡里，而这张卡也由班主任集中管理。REAP团队在河南调研的103所学校，部分学生的资助卡都扣在班主任手里。 　　即便如此，西部大多数地区“普职比”仍远达不到1:1。在陕西某县，普高学生8000多人，职高学生仅1500多人。该县教育局副局长感叹，“差得太远了。” 　　上级教育管理者对此并非不知情。西部某省一退休的教育厅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在 “普职比” “大体相当”的要求下，上报的数据处处作假。“但要应付上面，我们也只能要错的数据。”他举例，一些职教中心招生困难，都是高考复读生在校内上课，学校既能出租教室，又能借此虚报招生数，“报上来500人，真的学生只有200人”。至于多领的补贴去了哪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今年5月，两起职业院校套领补贴的事件先后被曝光。其中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以分散办学为名，虚假编造学籍，违规套取国家助学金1892.25万元。 　　2012年8月，湖北省纪委通报，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工作人员，对虚构的中职学生学籍未严格审查，致湖北应用技术学校骗取国家助学专项资金73.764万元，湖北现代科技学校骗取263.55万元。 　　虚报学生人数、编造虚假中职学生档案以套取学费补贴和国家助学金，在中职教育领域相当普遍，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 职教学校太多了 　　“最要命的问题是，发展中职这个方向就是错的。”在Scott看来，下一步的讨论不仅是如何提高中职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要放弃扩大中职教育的思路，加大农村地区的普通高中投入。 　　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教育是为了未来。”Scott解释，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变革时期。产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更有远见，“要看到2030年的中国需要的是什么。”Scott认为，对劳动者而言，他需要的不是当前这些即将被淘汰的产业所要求的技能，需要的是一个学习的工具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怎么去学习。” 　　对于“大学生过剩”的说法，Scott也坚决反对。Scott认为，中国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理解有偏差。“每年7月毕业，有一些学生没有就业，但到了第二年5月再看呢？学生刚毕业时，工资当然低，他没有经验，完全可能比不上一个有经验的农民工。但是五年后再看他的成长呢？” 　　Scott认为，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应该是企业自己培养。“学生有了学习能力，企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培训，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浙江一真空器皿制造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说：“中职学生毕业后招进来，一开始肯定不能用。”他介绍，新员工进厂后，有2-3个月的培训期，以老员工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大量实操训练。至于学生们在学校里的所学，他认为有用的还是学生的基本素养。 　　“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到了做大调整的时候了。”欧阳河介绍，中国中职、高职规模都很大，中职“教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凸显。在他看来，中国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应适时减少中职规模，维持高职的现有规模。 　　而中国目前有1.2663万所中职院校、88万名专职教师和119万名教职工。“绝不可能说不办就不办，说减少规模就能减少规模。”一位中职学校校长说。 　　在业界看来，更现实的路径，还是如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学校学有所得。 　　与公办中职院校生源流失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民营技能培训机构颇受追捧。 　　“我们真正把工厂搬进了学校。”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负责招生的吴主任介绍，不同于公立学校第三年才集中把学生送到校外实习的模式，蓝翔校园内建有多种形式的“工厂”，“上课和上岗一样，就在机器跟前学”。 　　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学校更是花重金开发课本，开设不同学制、等级的课程，建立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教师的考核激励，则与学生的就业情况、专业考核等直接挂钩。 　　当然，蓝翔技校的收费也是出名的高。吴主任介绍，普通专业平均而言，一年的学费在1万元以上。即便如此，学校每学期招生都在2万人左右，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北京现代职业学校合作办学办公室主任武舒军认为，民营学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对市场行业变化极为敏感，在专业、课程、学制等方面也更有灵活性。“公立学校不是他们的对手。”他最大的希望是，政府能给学校更多些自主权。 　　“中国现在就是需要灵活的职业教育。”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杨东平介绍，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就是这种模式。“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到各种社会机构里去学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 　　欧阳河说，中国的职业教育必须要去行政化，让市场决定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学校。“将办学自主权还给学校，教学自主权还给教师，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职业教育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提纲，其实就是心智地图，第一讲有很多空白，可以根据各讲情况补充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