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李克强先是11月21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文章名义是学习所谓“十八大精神”，用于不脱官方调门，当天，也是十八大闭幕仅6天，他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讲话。 这次中国国务院召集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辽宁省、湖南省及成都市、上海浦东新区政府负责人等各地11个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 也许因为总理温家宝即将卸任，而又出访，因此李克强主持会议并讲话，某种程度上，李克强也是选择了这个机会作为经济政见的初步亮相。 李克强的首次亮相，基本上并不意外地，只谈经济，只谈经济改革，并未延续总理温家宝的政改话语。但无论如何，作为未来至少五年的中国总理，李克强的经济政见值得外界关注和期待。 昨天，官方新华社和中新社对李克强在会上的讲话做了不同口径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更加传统和官方，中新社则提供了不少的现场背景和李克强的鲜活的表态。 中新社的报道略有些夸张地说，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李克强在座谈会上讲话核心，那就是：“改革”，并说，这次会议被不具名的所谓“部分人士”，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事实上，随着公民运动者“改革已死”观点的提出和逐渐被接受，所谓当局发出的“改革信息”已经不太让中国右派民间意见者有多少激动和期待，更多的是冷静漠然的分析与应对，而从左派，尤其是毛派观点来看，“改革”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化公为私，社会不公的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克强发出的“改革”信号，与十八大胡锦涛“不走封闭僵化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邪路”，既批左也打右一脉相承。 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有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无法延续高速发展的态势，面临更大挑战。 据中新社报道，李克强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他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还有9亿人，但他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说到此，他提出一个让与会人员深思的问题：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这就是改革。”李克强自问自答，“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会上强调，我们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靠什么？改革开放就是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也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他又说，“让人民要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 对经济增长速度，李克强承认，中国将很难长期保持百分之八九的增长率。 李克强说，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而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还是要靠改革。改革的空间和潜力仍然十分巨大。 李克强承认，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他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李克强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搞好顶层设计，又要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中国区域广阔，国情非常复杂，仅有顶层设计远远不够。一时看不准、吃不透的改革，可先选择一些地区和领域开展试点，以点带面，并有及时调整和纠错的机制，在探索中“排雷”和清除“荆棘”。 李克强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也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到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眼下中国又碰到各种瓶颈制约，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如何破解这种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 对此，李克强认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李克强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经济社会发展就缺乏活力。他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 李克强说，“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但他似乎并无政治意愿也没有政治能力打破所谓既得利益。 根据他的说法，“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对民间的对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不满，呼唤社会公正的呼声，李克强的回应是，“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李克强说，“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现在离民族复兴只有几步之遥，我们身上责任重大，必须往前走，必须勇于试，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李克强的这一说法意味深长，留待历史检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瑾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表示，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和一个下层结构，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据此来看，1949年前一代人之浴血苦斗，不外乎是要完成上层架构的建设；随后，邓小平之后的改革，则需要完成数目字管理的下层流程。其实，直至江朱时代，所谓下层与上层架构，也都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如果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需要补救，黄仁宇认为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行新法律等。就现代中国而言，改革仍旧是不二方向，中层组织的韧性也维系于公民社会的进退。胡温之前的改革，恰是在建设上层结构与下层流程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架构建设，最关紧要的三点：第一，以国企改革为核心，让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机制；第二，以财税体制、现代银行体制建立为核心，让上层经济架构采取现代原则；第三，以加入世贸为核心，不可逆转地让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与政治链条。 景气之下，亦有隐忧。伴随着最近十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四万亿的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在“保八”的成功之下，也埋下了国进民退加速、生产效率下滑、过剩产能严重、债务负担剧增等弊端。 衡量经济效率，生产率是重要指标，尤其以代表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最。安永的报告表示，2001年到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7%，2008年至2010年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大幅下滑，年均仅为2.8%。 换而言之，从经济周期规律来看，政府之手即使可以暂时换得强劲数字，长期甚至可能恶化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彻底市场化改革，必然陷入进退维谷境地，而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滑，需要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何为新的增长点，无论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再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回头反思，经济增长并非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路径与工具，如果舍本逐末，那么最终我们也会迷失在GDP之类的数字幻觉之中——毕竟，全体中国人民，都有权利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补偿；增长的光泽，应该惠及不同阶层，高富帅抑或矮矬穷，无论是北上广的金领还是西南贵州的流浪儿。 还是狄更斯，他曾无不嘲讽地描写英法大国的历史，“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像这样表现出了它的伟大，也把成干上万的小人物带上了他们前面的路——-我们这部历史中的几位也在其中。”今天来看，你我及他，也裹挟在这样的历史激流之中，无处可走。

新华社11月22日电 一些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及友好组织近日继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圭亚那总统拉莫托在贺函中说，我谨代表圭亚那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对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热烈祝贺。祝愿您在追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取得巨大成功。我期待与您一道，共同维护和促进两国在双边及多边领域的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最近提议，成立 一个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改革委员会，以协调、推进、领导和指导中国的改革。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有不少领导、指导改革的机构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只会加重官僚主义，造成踢皮球现象，反而不利于改革的进行。 毛寿龙教授最近说，改革有赖于三种推力：基层实践、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毛教授认为成立一个中央改革委员会，有助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机构，有助于克服改革举措的昙花一现，有助于防止改革的停止和倒退。 但是毛教授没有说明：他提议成立的这个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业已存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毛教授有关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的提议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改革就是要精简机构、要能够使得政府各方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而不是去成立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改革的）机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荣誉教授朱永德就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了意见。朱教授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最近决定“裸退”，这是改革的表现，是一个进步。朱教授还建议在中共党内推广差额选举。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前进，除了有效的组织领导而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普及教育和新闻自由： “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始终觉得有两个基础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始终没有解决：一个就是普及教育，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中国一定要采取肃清腐败的措施： “贪污的事情绝对要改。”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时候，谢家叶博士强调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关系：你怎么样来利用、操作投资……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发生动荡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趁这个机遇把自己的金融业发展起来。” 谢博士表示，中国需要就大的制度上的改革进行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