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即将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2004年曾在反贪污电话会议警告政府官员说：「管好你们的配偶、子女、亲友和部属，绝不要以权谋私。」 但是，彭博新闻社收集的公开文件显示，随着习近平在党内地位愈来愈高，他的亲人拥有的商业利益不断扩大，涵盖矿业、房地产和手机通讯产业。 这些利益包括对公司机构总值3亿7600万元(均为美元)的投资；在一家资产额17亿5000万元的稀土公司间接拥有18%股权；在一家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拥有价值2020万元的股权。这些数字并不包括负债，因此不能反映习家的资产净值。 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资产与59岁的习近平、他49岁的妻子彭丽媛或他们的女儿习明泽有关，也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曾出面干预，协助促进亲人的生意往来，或是他本人或其亲人有任何不法作为。 在港拥逾五千万元房地产 这些投资是透过几个控股公司进行，再加上政府的各种限制，因此外人很难一窥究竟。但是，彭博新闻社根据向管制机构申报的数以千计文件，追查出当事人的身分；也循线追查到习家人在香港半山区拥有的一栋估计价值3150万元，邻人宣称已空置多年的海景豪宅。他们在香港还拥有至少六处产业，估计总值2410万元。 中国权势家族瓜分经济成长利益，已导致民怨日增，并对中共构成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会，过去20年中国城市所得差距扩大之势，超过亚洲任何其他国家。 圣地牙哥加州大学中国经济教授诺顿(Barry Naughton)说：「中国老百姓听说有人利用政治影响力，赚进几亿，甚至几十亿元，都很冒火。」 中国今年稍后将进行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习近平和下一代领导人接班，政府官员的财富也受到更密切检视。今年3月薄熙来涉及贪腐和杀人丑闻遭到革职，更加深民众对官员族阀腐败的愤恨，并出现要求高级官员公开财产的唿声。彭博新闻社今年4月报导，薄熙来家人至少敛聚了1亿3600万元财富。 资产集中在姊姊一家名下 彭博新闻社追查到的习家资产，大部分在习近平63岁的姊姊齐桥桥、她61岁的丈夫邓家贵、他们33岁的女儿张燕南名下。邓家贵间接持有江西稀土和稀有金属钨集团18%股权。 去年12月申报的文件显示，邓家贵夫妇在从事房地产和其他投资的深圳远为公司，拥有总值2亿8800万元的股权。远为集团旗下其他由他们全资拥有的公司，资产总值至少8480万元。 张燕南对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公司投资的50万元，自2009年以来增值40倍，总值达到2020万元。 新邮通刚成立获大笔合同 习近平另一个姊夫吴龙是新邮通公司董事长，而新邮通成立不久，就击败摩托罗拉等基础稳固的竞争对手，获得全球用户最多的国营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大笔合同。 彭博新闻社的统计只包括有文件显示属于习家人、数额明确的资产、房地产和持股。 自邓小平30年前展开经济改革以来，当权精英阶层利用政治势力攒聚私人财富即引起不满。高级官员不少亲人下海从商，现任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共同创办私募基金公司，前总理朱容基的儿子朱云来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万广华说：「我真正担心的是金权挂钩，使贪污腐败和不平等愈演愈烈，持久不消。」 政府官员炫富引起日益激烈的公开批评。前海关总署署长去年被发现配戴劳力士金表，即使网民表示不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今年3月出席政协会议，也有人讥嘲她身穿的一套国际名牌，足以让200个贫困儿童得到饱暖。 赚钱途径不平等 民众愤怒 河滨加州大学中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说：「民众很愤怒，因为赚钱途径不平等，而民众认为这些人没资格获得这种报酬。」 中国官员必须向有关当局申报收入和财产，以及直系亲属的私人资料，可是这些资料并不公开。由于缺乏透明，更加助长在中国要发财得靠「关系」的想法。这种情况说明了没有正式职务的太子党，何以势力这么大，更验证了中国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说，如果你是中国某个要人的手足，人家会认为你可能是权力代理人，拼命巴结你，希望与权贵搭上关系。 金权勾结 中国最烈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说，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现金权勾结，可是以中国为最，只要属于这些家族成员，就占很大的便宜。 过去20年，齐桥桥、邓家贵、张燕南的名字，以股东、董事或法律代表(也就是董事长等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出现在中国和香港至少25家公司申报的文件。 土地登记纪录显示，张燕南2009年以1900万元在香港浅水湾丽景道购买一户别墅，而自那时以来当地房价上涨大约六成。她在香港会景阁拥有另外四户豪华单位。 齐桥桥和邓家贵在大陆最显着的投资，就是在北京金融区兴建观缘豪华住宅社区一个189平方公尺的三卧房单位，现在售价将近250万元。 房价暴涨引发的民怨，使房地产成为中国领导人特别敏感的问题。波士顿大学中国政治学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缺乏公平的游戏规则和房价贵得买不起，等于断绝了中国人的梦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薄智跃说，在中国有关系就能够得到政府控制的资产，只要比别人抢先一步，就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 习家人就很会把握时机。几乎垄断稀土金属生产的中国，去年加强控制生产和出口，导致一些稀土价格暴涨超过四倍之前，邓家贵拥有60%股权的上海望潮投资公司，2008年就以7100万元收购江西稀土30%股权。张燕南2007年投资北京合康科技公司，三年后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她的投资也翻了好几番。 相关日志 2012/06/30 — 彭博報導習近平家擁3.7億美元 遭中國封鎖 2012/06/30 — 彭博在中国被屏蔽与报道习近平有关 2012/07/01 — 《经济学人》财富与权力——它是一个家族事务 2012/06/30 — 中国禁止网上搜索“习近平” 2012/06/30 — 《金融时报》薄熙来家人曾在伦敦买卖豪宅 2012/06/30 — 习近平主导“紧急清洗”外交部、公安部及安全部 2012/06/30 — 习近平:“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发誓不要使用权力谋取私利。” 2012/06/21 — 胡锦涛布局 习近平掌控常委会有难度 2012/05/14 — 彭丽媛升军艺院长，享正军级待遇 2012/05/10 — 谷开来大姐谷望江资本谱系揭秘:借助喜多来集团控制20余家公司

　　——「小河水满大河宽」 　　 　　王若望 　　 　　　　渎职官僚主义必会重犯 　　 　　　　冯英子在「论主」一文中引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港东昌、高阳、新华、复兴等装卸公司，在仓库中有外国进口货物二三三0件，重达三三一吨，如果用五吨卡车装，需二八0多辆才能拉完，这么多货物竟然无人认领，岂不奇哉怪也。」他接着说：「外汇这个东西。一分一厘，全靠国人的血汗，得来不易，奈何取之尽锱铢，弃之如泥沙？丢一万元比丢一分钱还容易。我想。那位喊「我们不要了」的同志，如果要他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来，就不会如此轻松慷慨。」（引自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后由「海外版」转载）事实上，大中城市海陆码头同样的积压无主进口物资的事习以为常。不久前，北京车站也发现大批进口的紧俏物资，电视新闻还放了现场录象；去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报道过西安车站有两百多批货物无人认领，许多货物因保管不善已成废物。 　　 　　　　在提出双增双节的伟大号召之际，揭发这一类既反「增」又反「节」。而是在那里从事化宝为废的破坏性劳动，中共领导人对此当然很恼火，小民闻之也都感到义愤填膺，中央负责同志责成运输部门一件一件查明「主人」的下落追究其官僚主义渎职的责任。这些都是必要的，通常的处理办法，不久将抓住几个元凶拿出来惩戒示众，（一般都是抓几个执行吏开刀）这也是应有之义。我在这里做一次不祥的预言，不要多久，同样的「渎职官僚主义」又会重犯，在仓库码头积压的进口物资数字，一定不会减少。 　　 　　　　为什么我敢于跟你打睹，作出如此令人丧气的预言，因为我知道，发生这种化宝为废的蠢事，非仅官僚主义的一种毛病所致，必须综合治理。加之近年对于官僚主义帽子的警诫效用日渐淡化，就好比开的清凉油治头痛，并不解决问题，这顶帽子在中共官员的心目中已失去威慑和警诫作用，甚至还不如「不正之风」这顶帽子给人的刺激性大。 　　 　　　　私欲都在「公」上动脑筋 　　 　　　　这类事频频发生，禁而不止，是什么缘故呢「论主」的文中的两句话，即「我们的官员丢公家一万元不会心痛，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一元钱就不会如此慷慨了。」这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公有制社会里，化公为私，假公济私，重私轻公，损公肥私这个心态的覆盖面就很大，过去总说是少数人，个别的人，这种故意缩小现实中的矛盾是不可信的。由于中共当局历来不承认「私心」是客观的广泛的存在，以为不断的改造思想和批判个人主义就可以培养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高尚品德，而且还把斗私批修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推行，事实怎么样？私心似乎赶入地下，但它变幻成不同的表现形式透过地表表面开起花来。「私」字消除不了，正证明私人利益有其客观存在的合理性，不是一个政党，几个德育博士可以批倒的。 　　 　　　　按照社会发展的进程，用行政或军事力量改变这种进程，或跳过历史的阶段，那么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在实际生活和意识潜流中，私的观念，追求个人利益的欲望仍然顽强地存在，它而且会时时与抑制它的侵夺它的社会制度对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法则在这里还是管用的，而指望用道德和行政手段斗私批修来巩固公有制，是无能为力的。不是中国人不会处理个人与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是中共的意识形态首脑历来蔑视人民的个人利益和生活要求，始终没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 　　 　　　　非法的条件下私心和个人占有欲便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因为公有制既是全民所有，人人是主人，国家财富人人有份，因此有私欲的人都到「公」字身上动脑筋，拔他的毛，剥他的皮，并没有羞耻感。 　　 　　　　世风日下模范党员更少 　　 　　　　私心重的有权者首先在「公」字头上捞一票，形成先富起来的集团，平时大喊大公无私，毫不利己的道学家也在其中；以损公肥私之辈惩治损公肥私的下属，其不能彻底和温柔敦厚那是必然的。而手中无权的工人，有一部份手长的就实行了以厂喂（为）家，家里缺啥就到厂里拿啥。真正两袖清风洁身自好的干部不是没有，随着世风日下，这样的模范日渐减少，现在报纸表扬的共产党干部，品德标准已大为降低，拒绝吃请，不接后门送来的私物和受贿，本是正派人应有的品质，现变得难能可贵了。 　　 　　　　上述这个社会病态同样流行于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共同的公有制的特点是公有经济。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极重要的一条，他认为「变生产手段的个人占有为全民所有制，就可以消灭阶级，大大发展生产力」；并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剥夺资本家对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这一条科学预言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苏联经过七十年，中国则经过三十七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这条原理是有害的，行不通的。这从德国的东西两区，朝鲜的地分南北，在分隔状态中各自进行了三四十年的两种不同制度的竞赛，同样证明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不上资本主义的优越。这个评判结果已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 　　 　　　　但是，马克思的另一条原理，即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什么样的思想，这一原理是正确的、科学的。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产生同一的损公肥私的心态，它的根源恰恰来源于这几个都实行全民制的经济模式。 　　 　　　　我们不妨跟实行生产手段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决不会发生上述的变宝为废的蠢事，资本家和资本代理人在支出一元钱都得精打细算，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官僚主义与他无缘，他们也有浪费，大都浪费在高消费的个人享受上，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则天天在注意双增双节，用不着国务院三令五申，也用不着政工人员累得舌敝唇焦。上海、北京等城市，店员到点急着下班，常常忘了关电灯，甚至忘了关上大门；小偷偷公家的东西如入无人之境，人们戏称曰快乐的窃贼；厂商的物资被盗，主管人员大都不去报案，公安局捉住窃贼，通知失主具函去领回失物，结果厂方却拒绝去领回，说是早作了损耗入了账，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一类怪现象，用一副对联作标题：快乐的窃贼，豪爽的失主，此类荒诞故事在西方国家决不会发生。 　　 　　　　国有制使人懒惰 　　 　　　　西方几个大国，也曾在几个重要的大企业里，如铁路、民航、电报电话公司等等实行国有制的试点。英、法两国是在工党、社会党执政时期施行公有制的，经过近二十年的试点，发现这里面的职工也都染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流行病，干活松松垮垮，浪费严重，抱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观念，自高自大，不求改进，技术陈旧，以致依赖国家银行补贴巨额亏损，有恃无恐，这样就使国营大企业竞争不过同业中小型和大企业。英国保守党戴卓尔夫人的连任，倒并不保守，不是某种主义的信徒，她只信仰自由的「戴卓尔主义」。她的竞选纲领中富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把国营的企业逐步改为私人所有；法国的新任总理舒拉克所以能当选，就得力于他提出了跟英国戴卓尔夫人同样的纲领。他领导的党办的报纸，与密特朗辩论时说：「国有制使人懒惰，私人经营使人勤奋。」这个口号确实道出了现代的大势所趋。据说，与西方国家的事实进行横比，在中国就有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的危险。上述这一系列铁的事实，中共当局恐怕听不进去，那么，我们就举大陆自身的纵向对比来证明公之害.先看农村的经济改革，把人民公社的集体大呼隆改为个人与家庭承包，从此无论农业、副业、手工业，后来发展到建立乡镇工业，都蓬勃发展。被埋没长期的农民的潜在力量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到两年就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以人民公社生产队解体之日作为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即使无文化的普通农民也会告诉你：一切为公和一大二公可把俺们害苦了，党中央允许个人经营，个人利益才救活了我们。全体农民富了，国家与社会也同步得益。前期一切为公，就像一场恶梦，后期以私为本，则家给人足。前期的官方口号，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结果弄得大河水枯小河干；后期的口号，改成小河水满大河宽，共同富裕看今天。中国共产党这步棋是走对了。 　　 　　　　大吃大喝白吃白喝 　　 　　　　我们再看自一九八四年把由小工商业的全民制改为个人与集体租赁。自租赁合同生效那天为分界线，同一店面，座落在同一地段，人还是那几个同样素质的人，这个店本是靠补贴渡日，月月亏损，服务态度又差，改为租赁关系，一下子就变得门庭若市，盈利翻两番或翻得更多，这种一经出租，便起死回生的事实，对每个租赁事业都经历了一场革命，老实说，是革「公」字的命，革大锅饭的命。报刊上解释租赁制是否改变了全民所有制，还声明房屋、设备、地皮仍是全民的，这是为了安抚那些把公有制看成圣物的老保守们的心。 　　 　　　　不过，租赁户和家庭承包及个体户，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危险和祸害，就因租赁户和个体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只是一叶扁舟，周围的公有制和以卫护社会主义利益为宗旨的党政大小机构，像大海包围着它，时时刻刻想从他们身上拔毛，刮皮，吞食它，摊派与敲竹杠日必数起，给庙里烧香，外加纳税担罚，应接不暇，而以公吃私，藉公害私成了中下层官员寻外快填补个人收入的摇钱树，加之上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新生资本家的倔起的左门左课高唱入云，更助长了这股破坏生产力的邪恶势力的胡作非为。如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所载唐山市一酒家承租人吃尽苦头，八九个政府机关的干部轮流去吃白食，一年之内就吃掉八干元，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 　　 　　　　讲到大吃大喝，政府和纪委曾一再下指示严禁吃请，但下边仍然变着法儿大吃大喝（据一家经济新闻报的统计，一九八六年中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经济部门和政府机关办酒席大吃大喝，吃掉了一个虹桥机场）。这给中上层领导干部藉开会、考察、取经之名旅游名山大川一样，中央几次传下禁令，令行不止。这个问题的病根还是在「公」字头上，因都是用公费，可向国家大老板报销故也。我们考察个体户，家庭承包和租赁户，凡盈利归己，自负盈亏的单位则没有如此种种怪现象。不过，最近广州、西安和京沪等地的万元户和几万元户，忽然也兴起大吃大喝之风，而且挥霍无度。大手大脚，他们倒不是效法「公」字号的不正之风，而是鉴于「左」派得势，报上大批判文章，大骂富者越富，将动摇四项原则之国本云云。生财有道的企业家痛感前景不长，赶快吃吃喝喝，吃光用光，免得将来改变自己阶级成份，原来是这个心有余悸症在起作用，上焉者则得了恐资病。 　　 　　　　「公」之害罄竹难书 　　 　　　　综上所述，从中可知「公」之害是破坏生产力的主要祸根，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由的公民，控诉「公」之害可以涕泗交流、罄竹难书。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个别的「公」字号机关和企业，如矿山、邮电、民航、外贸、大兴安林业、金融事业、海运和铁路等（事实上也有民办的了），还是应该姓「公」，而这里的「公」未必是害大于利的。所以对「公」的利弊，既不可一刀切，也不可一棍子打死。 　　 　　　　这里有一点教训却是深刻的，中共三中全会后，所进行的农村改革和租赁制，发展个体工商业和乡镇民办工业等等，在改变「公」字的一统江山，改变一部份中小企业的公有制方面，事实证明是做得对的。问题在于，当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公与私经过这几年的较量，显出公字号的许多弊端和弱点来，而私字头的经济却获得了长远的发展。僵化的被马克思的某些教条束缚住脑袋的老一辈领导人纷纷跑到前台来指手划脚（只是超龄而恋栈不肯下来的少数人），并擒住总书记大兴问罪之师，大呼大叫资本主义复辞了，视西方的文化科技与经济模式为洪水猛兽，企图把中国又拉同老路。这就使大好形势产生了逆转，改革有功的企业家纷纷落马，把三五个宣传西化的知识界改革人士拿出来开刀。并使发财致富尝到了改革甜头的实业家和农民万元户感到前途茫茫，末日来临的悲凉。 　　 　　　　凡是研究了世界的潮流趋向，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并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会从理解「公」之害中探索今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道路。 　　 　　　　不过有一点是有把握的，如果中共的邓小平、赵紫阳有决心抛弃对生产力发展有害的教条，采纳铁女人戴卓尔夫人并不保守的措施，决心排除极左的顽固保守派的牵制和干扰，不许再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窝里斗，我可以打睹，不必像邓小平自己估计要经历五十至七十年，我可以断言，邓在生前一定能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超过周围的邻居。 　　 　　　　这一乐观的预测，首先是根据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城镇租赁制的成功的实践，我们自己的经验证明只要找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要点所在，有勇气摆脱旧教条的束缚，以革命的魄力广泛实行民主与自由，分期分批推进经济改革，是可以指日可待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 　　 　　　　刊于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八期《百姓》半月刊 　　 　　http://zhengyjz.yo2.cn/articles/%E5%BF%85%E9%A1%BB%E9%9D%A9%E9%99%A4%E3%80%8C%E5%9B%BD%E8%90%A5%E5%85%AC%E5%AE%B3%E3%80%8D%E7%9A%84%E5%BC%8A%E7%97%85.html

【编者按】本文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6月20日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演讲原标题为《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问题、目标与政策工具组合》。FT中文网编辑根据秦晓演讲提纲、演讲现场笔录、演讲速记稿，综合整理成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因为互联网上还存在根据该演讲速记稿整理的发言版本，所以，请其他媒体在引用时，以FT中文网的正式版本为准，并注明出处，以及演讲的主办方、时间与地点。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谈到这个话题，要从问题、目标和政策工具组合三个方面展开。 我想先谈谈问题。中国的问题应该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十八大临近的时候，我们不光要考虑经济问题，还要考虑社会和其他问题。 拐点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三个变化着的主要因素。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并未显示出越过这个陷阱的能力。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缩减。这是有争议的，但看看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看看赡养率，就可以看出，是不是到了拐点也许还不好确定，但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三是外部需求结构性调整及长期管制的要素价格难以为继。中国的外部需求在急剧下滑，有人觉得这还是跟美国缓慢复苏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关，但在我看来，它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另一个因素是，要素价格是被管制的，是低估的，比如汇率、利率、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这些价格也是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 除了经济角度外，从社会的角度看，原有发展模式有着严重的社会、环境代价：腐败滋生、环境破坏、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已日益凸显。 根据这些观察，我的结论是，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已经到达了一个拐点，中国已进入了新一轮改革的关键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应该总结一下当代中国改革历程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凝聚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是推动改革的思想基础。我们需要有思想基础。我们要有一个改革的逻辑，进行一场有逻辑的改革。这个逻辑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如果逻辑混乱了，故事讲不清楚了，就会缺乏改革的共识。 第二个经验是，推进和完善体制的转轨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释放生产力的源泉。现在大家对增长模式争论较多，有人讲要依靠消费、内需，有的说政府要主导经济，还有的说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公共产品，这也需要形成共识。 第三个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互动是改革的路径。回顾30多年的改革，实际是一个基层创新和顶层创新的互动，市场和政策的相互回应。我很赞同顶层设计，像一些财、税、价问题，必须有顶层设计。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应该忘记基层的创新，还是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 第四个经验是，兼顾短期周期应对与长期结构调整是改革的政策选择。中国经济存在一个所谓的“三元悖论”，就是处理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摆动，结构调整总是被放在后面。我们要处理好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相互关系。 政府“脱嵌”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问题的界定：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转型说到底是体制和政策问题，即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嵌入”和“脱嵌”。 从体制上讲，重点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要从主导经济转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 从政策上讲，要把财、税、价改革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财政、税收和要素价格是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经济政策工具运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区分市场和非市场体制的主要标志。我个人认为，下轮改革要把财税价启动起来，这样比较容易见效，也比较容易被接受。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第一点的主要表现是：资本形成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单位GDP的能耗、材耗、碳排放过高；创新能力不足，未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第二点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和内需不足；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并导致通胀压力；服务业不发达；城乡、地区间、垄断与竞争性行业、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公共产品供给缺失。 为了改进质量、调整结构，中国改革应该设定七大目标。第一，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第二，实现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第三，扩大内需、消费，使之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扩大服务业，延长价值链，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第五，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第六降低能耗、材耗和碳排放，实施绿色经济；第七，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些约束条件，即实施改革的基础保障和可承受的能力。 第一，就业、通胀和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改革中应把握社会对通胀和就业的容忍度或承受力，从短期讲三者只能兼顾不能兼得。从长远讲结构调整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它使失业、通胀变为内生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财政的良好状况和可持续性、稳定、健康的金融体系是实施改革的基础条件。 第三，改革涉及财政、税收、价格，它们之间也是一组相互依存又互为代价的关系。顶层设计就是要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变动对其它因素的影响，以确定改革的次序和力度，使改革的叠加正效应最大化，叠加负效应减少到最小程度。改革应该注意满足上述约束条件。七大目标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即每项指标的变动都会对其它指标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七大目标 下面从政策工具和定量的角度分别谈一下改革的七个目标。 目标之一：经济增长速度回归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从高速逐步回落已成为共识。但仍存在争论，即增长回落的性质，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若是趋势性的，那么新的均衡点在什么水平上? 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潜在生产能力 (PPF)。以往长期保持的高速增长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潜在生产能力水平，需要重新确定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和相应的增长速度，以实现经济再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指标，可以采用“十二五规划”中的7%。 目标之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失衡造成的。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取决于主要经济体内部的再平衡。美国在G20会议上提出，以经常项目下顺差超过GDP的4%，作为判定经济体失衡的标准，尽管对此仍存争议，但IMF的初步研究也支持这个指标。2011年中国的这一指标降至2.8%，2012年可能会更低。考虑到人民币汇率放开、外部需求回升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不超过2.5%。 目标之三：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我们需要将经常性项目顺差占GDP比例控制在2.5%，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也势必发生改变，内需将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在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构成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拉动，投资占GDP比例高达50%，这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堆积、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问题。消费的提高主要受制于就业、居民收入和储蓄率偏高三个问题，通过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和社保的支出、降低居民和企业税费等措施，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将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0%。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目标，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目标之四：发展服务业。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的比例是43%，这个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47%，过去十年来服务业占比平均每年增长1%，经过努力，在未来五年中达到50%是可以实现的。 目标之五：提高劳动生产率。索罗修正的生产函数模型揭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即在就业人口、资本投入和生产率三个独立变量中，生产率的提高是最根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统计数据。不同经济学家由于采用数据和假设条件不同，所得结论亦有很大差异。但一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意，也具备可提升的空间。我们提出，在未来五年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提升若干个百分点，具体还需要量化。 目标之六：绿色经济。粗放式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是能耗、材耗高，污染重。中国GDP构成中含有大量消耗大、产出低的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中国主要产业的单位产品（吨）的能耗、材耗指标比发达国家、甚至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污染，特别是碳排放问题尤为突出，依目前减排规划，碳排放量到2035-2045年方可达到峰值，届时可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0%。我们提出的指标是，将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提前五年。 目标之七：改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涉及到财政支出中民生比例偏低、垄断行业、大量寻租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个指标，国外机构估计中国这个基尼系数为0.47-0.52，已超出了0.45的警戒线。我们建议的指标是在未来五年中基尼系数下降至警戒线之下。 约束条件 接下来再对两个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 约束条件之一是就业压力和通胀水平。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的。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 经济增长放缓主要的代价是就业，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就业压力趋于放缓。 我们提出的失业率控制指标为4.5-5.5%。经济增长放缓会减少通胀的压力，但考虑到要素价格改革和劳动工资上涨引起的PPI上升、大宗商品进口产生的输入型通胀压力。我们建议的的控制指标为4%左右。 约束条件之二是财政健康和金融稳定。财政和金融是改革的两个重点领域，同时，它们的健康、稳定状况也是改革的基本保障。财政状况的指标主要是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中央+地方财政）占GDP的比例。我们选取的指标分别是3%和50%。金融业的指标主要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不良率 。前者已有国际和国内监管指标，后者控制在2.5%以下。 在财政政策上，我们的几点建议是：调整中央与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责任的税种和分配比例；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构成，将这个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十个百分点；鼓励具备资格的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同时规范地方财政的费用收入和基金性收入；重新界定国企的功能，将其资产和收益作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人大不仅要监督政府财政收入的平衡和效益，还要审议其对国家资产负债的影响。 对于税收改革，我们的建议是：推进服务业从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推出房产税、社保税、碳排放税等，提高资源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费负担，将宏观税负比例从目前的35%降至接近中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即25%；对需要扶持和鼓励的产业实施结构性减税。 在要素价格方面，应该逐步解除政府对汇率、利率及能源价格的管制，提高矿产资源税的税率，放开土地（工业用地）和劳动力价格，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价格。 我们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及新一轮经济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改革的政策工具组合。这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思路。作为一个较为全面且可行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包括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方案。谢谢大家！ （注：本演讲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计划在深圳创建一个特区，用于开展人民币可兑换的试验。30年前，中国在深圳启动了关键的经济改革。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此举将使香港各银行能够直接向前海湾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前海湾是一个新的经济区，坐落在一个半岛上，与香港隔水相望。 北京方面将在周五公布细节，以配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香港参加香港从英国回归15周年纪念日。 分析师们表示，就解除资本管制而言，这项试验的关键程度，可能不亚于邓小平当年设计的改革对中国向世界开放起到的推动作用。 在前海启动人民币可兑换试验之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推动人民币向可兑换货币的方向前进，分析师们相信，有朝一日人民币有望与美元争夺霸主地位。 过去两年期间，中国企业已获准用人民币结算多数国际贸易。这为人民币大量流向海外首次提供了一条渠道。 持有人民币的境外机构也已得到数量有限、但不断增加的投资选择，如香港的“点心债券”市场和购买中国内地股票的一个机制。 但中国也实行各项措施，以确保人民币不能为了纯粹的金融交易而自由跨越国界。中国高层明白，仓促的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引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允许香港各银行向中国内地的企业放贷，则将创建一条潜在相当宽敞的新渠道，让海外持有的人民币回流中国。 目前香港各银行被允许向香港的中国内地客户放贷，但不能在内地向内地客户放贷。如果中国客户想要把资金汇回中国，他们需要获得监管部门许可。预计新规则将消除许多此类管制，使香港各银行能够直接向深圳的中国内地客户放贷。 1980年，深圳被指定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引入外资和自由贸易，进而推动中国开启高速发展时代，最终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澳新银行(ANZ)经济学家刘利刚表示，最新措施的风险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他表示，中国必须先放松其对利率的控制，并提高国内债券市场的深度，再开放资本账户，以减轻投机资本蜂拥而至、本土企业积累过多外债的风险。 另外，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的证交所昨日表示，它们将创建一家合资指数公司，使投资者能够首次投资于在所有三个城市上市的公司，促进三个城市资本市场的发展。 保罗•J•戴维斯(Paul J. Davies)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