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作者：涂子方2012-03-3109:03:07发布于：博客中国分类：说东道西网上消息：美国卡托研究所给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颁发弗里德曼自由奖，以表彰他对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贡献。 今年83岁的茅于轼于1993年创立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倡导市场经济改革，经常就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发表看法，以敢言直言著称。 茅于轼将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 66我老人家觉得茅老先生获此殊荣是实至名归。...

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 进入专题 ： 国进民退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摘要］对中国经济结构“国进民退”的描述是一个伪命题。通过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和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的分析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道。     ［关键词］“国进民退”；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一、“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逻辑和科学道理。“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它的不真实性源自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和基本事实。     “国进民退”的隐含前提是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下，将国有经济和非由国有经济(或称民营经济1)简单地定位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对手，并假定资源总量或利润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两者之间只有竞争，完全没有合作。但事实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领域，只要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就会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绩上看，“国进民退”的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逻辑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健康增长，取得了比单纯依赖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一条腿”模式的经济体更好的发展绩效，特别是在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快速调整，带动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2          二、“国进民退”的证伪          “国进民退”在近年来成为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一个流行语，但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如何界定“国进民退”，在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普遍的共识，很多论断仅仅来自于感觉和传说，缺乏客观统计数据的支撑，也缺乏专业化的科学分析，我们不能把非专业的传说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伤疤”，进而“以讹传讹”。通过验证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明“国进民退”是否成立，对这一概念证实或证伪。     从企业数量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单位在全部工业单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4(为24?0%)下降至1997年的1/5(18?7%)。从1998年以后按新口径计算，在1998-2010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6?47万家减少至2?03万家，只相当于1957年(4?96万家)的40%左右，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4?47%(见图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1?07万家增加到2010年的27?23万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6?46%上升到60?34%，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十分惊人。从企业数量上看，不仅不是“国(上)升民(下)降”，反而是“国(下)降民(上)升”。     图1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比重变化(1998-2009)(略)     从就业人数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数占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78年为76?2%，而后绝对数上升，由3319万人上升至1991年的最高峰4472万人，而后开始下降到1997年为4040万人，3但占工业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开始下降，到1997年时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径计算，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从374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886万人，总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57?2%下降到2010年的19?2%。4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312万人，扩大了20倍，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2?5%增长到2010年的34?7%，展现了私营企业极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其就业创造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产值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5从就业规模上看，不仅不是“国增(加)民减(少)”，反而是“国减(少)民增(加)”。     从企业产值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1997年的31?62%；6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重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比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占比扩大了10倍(见图2)。自2009年起，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总额已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企业产值比重看，不仅不是“国进民退”，反而是“国退民进”。     图2不同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规模(略)     从企业利润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与企业产值的趋势类似，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1978年后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5?0%，下降到1997年的26?0%，利用1998年后使用的新统计口径计算，除在1998-2000年间由小幅上升外，在2010年已下降到27?8%。但与此同时，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则从1998年的4?6%上升2010年的28?5%(见图3)。从企业利润占比和产值占比的比较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效益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差别。其中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利润率与私营企业之比为1∶0?89。从利润水平上看，“国进民退”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     图3不同类型企业利润总额占规模(略)     从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称“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按照“国进民退”的逻辑，国有企业享受了优惠待遇，而民营企业则面临相对苛刻的政策环境，表现在税收上，则是国有企业的低税负和民营企业的高税负。但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水平上看，这样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在利润总额上在近年都不及私营企业，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税收总额和应交增值税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在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总额中有71?7%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私营企业的贡献仅为14?6%；全部应交增值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为37?2%，私营企业的贡献为27?0%。2007年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增值税改革试点，已大幅降低了私营企业的总体税负，可以看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由2007年的61?8%上升到2008年的68?9%，并进一步上升，而私营企业则从2007年的17?9%下降到2008年的14?6%(见表1)。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的增值税扩围试点也将更加有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降低税收负担，提高综合利润水平。     表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收贡献情况(单位：%)(略)     此外，中央财政从2007年开始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进行再分配，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由全体国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则。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达到844?39亿元，由中央财政统筹使用，其中调出资金4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7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模式，编制本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经营收益被纳入到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中，由地方财政通盘统筹、综合使用。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基本特征。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是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主体，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占产值或利润的比例相比，没有出现所谓的“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的现象。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农业主要是以农民个体和私人为主，服务业缺少详细分析的分类数据，只有在工业领域有相关的数据。为此，我们只能分析工业领域，即使如此也缺少规模以下企业的详细数据，这些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换言之，当考虑到这部分企业的话，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还会更低。     上述计算数据都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告知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说明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8与作者的结果和结论是一致的。我本人也与拉迪当面交流过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进民退论”者太不专业。因此“国进民退论”的发明者和宣扬者会让世界的同行笑话。因为不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事实也是检验真伪命题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是“森林式”的方法，得出的是总的评价，在某些产业或某些行业或某些年份可能有其他的结论，但只是代表某些“树木”，尽管它是事实，却是局部的事实，更不能以此来推论或代表整个“森林”。          三、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过去60多年中国在如何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经历了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私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通过第一次对官僚资本国有化，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黄金时期”，1952年3月毛泽东还首肯了“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9但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了国家工业化，排斥了私人工业化，又发动了第二次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公私合营，后来基本上消灭了私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政策经历了从“红灯”到“黄灯”在到“绿灯”，民营企业进入了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黄金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我称之为“两条腿走路”。这就比一条腿走路(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走得稳，走得协调，也走得快。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私营企业实现了快速的增长，非国有经济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事实也是如此：截至2011年上半年，全国实有企业1191?16万户(含分支机构，下同)，实有注册资本(金)66?16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903?49万户，占总数比重的75?8%，注册资本(金)22?85万亿元，占总量比重34?5%。10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更像是精锐的野战军，属于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科技密集型企业，它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与世界500强企业和世界2000强企业开展激烈的竞争，不仅要在其中占一席之地，而且要迅速崛起，成为行业中的领军企业；而民营企业就像是地方部队，更多的是创造就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就业密集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帮助各地方发展，同时也能够在一些领域发挥民营企业灵活性强、创新力强的优势，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由于他们各自的外溢性形成了相互带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迅速进入世界500强。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今年或明年中国有可能制造业会超过美国，打破美国自1890年以来称霸世界工业的历史，11也进一步说明中国为什么可以在轻工业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的1/3以上。     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成功，就意味着全面的经营成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前列”的目标。122010年，按照汇率法现价计算，中国消费总额为2?7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根据我们的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总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2020年消费总额将达到145万亿美元；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总额为美国的1?15倍。13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最大的煤炭消费市场、最大的个人计算机消费市场、最大的移动通讯设备消费市场、最大的成套设备消费市场。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将由“中国出口”转向“中国购买”。这对于各类企业而言，是最大的福音、也是最大的机遇。          四、“两条腿”走路是中国成功之道          国有企业经过60年的发展，经历了总数大幅度下降的发展历程。尽管国有企业户数占全部企业户数的比例仍然较低，但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已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不是简单地与民营竞争，更重要的是和国际企业，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进行竞争。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也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     2011年中国大陆有61家世界500强企业，而后发展速度会更快，其中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也有私营企业，不仅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企业。形象地讲，中国企业面对的形势是是“美(国)退中(国)进”，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已经从1975年的241家下降至2011年133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国也进、民也进，而非一方进、一方退。     国有经济从“大而全”向“强而精”发展，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业做强、做精，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的优势，通过在不同行业的产业链中与非国有经济形成良性的互动，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看，只有烟草制品业(9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9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92%)、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71%)、水的生产和供应业(69%)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56%)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超过50%，14这些行业要么是自然资源类产业等上游产业，要么是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行业，在这些行业里，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保持较高的产品质量、相对稳定的产品价格和健康的市场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行业都有明晰、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但国有企业可以进入，私营企业也可以进入，但前提是遵守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在其他绝大多数行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并不占主导地位。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齐头并进，竞争力同步提高，中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1995年中国才有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陆只有2家，均为国有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500强企业数迅猛增加，2011年已经达到了69家，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其中，大陆为61家，不仅有一大批中央企业，而且有一批地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15香港和台湾分别为4家和8家，他们都在中国大陆投资经营，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业绩。今后，国家将采取重大措施支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和世界2000强(见表2)。16我们保守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仅大陆就会达到120家以上，其中民营企业将达到20-30家，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到2030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将超过美国的高峰值，与中国经济总量、贸易总量、投资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大体相当，届时民营企业有望达到40-50家。17     表2各大国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1975-2011)(略)          五、结论：中国赶超美国的东方巨人的“两条腿”          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既要发展国有企业，也要发展私营企业，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并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齐头并进，共进多少的问题。对于“国进民退”这一伪命题的讨论毫无意义，只会是“庸人自扰”。     事实上，从过去几十年的世界500强企业数看，一个真命题是“中(国)进美(国)退”，显示了中国的“国(有)民(营)共进”。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将实现集体崛起，合作崛起，也包括竞争崛起，在世界500强，乃至2000强的榜单上都会赶上美国，超过美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来源于中国企业的制造，无论他们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如同东方巨人的“两条腿”，就是比那些一条腿走路的西方发达国家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2012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最大贸易体，即使是按汇率法计算不晚于2020年之前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参考文献］     1在本文中，非国有经济暂不考虑外资经济部分.     2根据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博士的计算，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1?8%，其中私营企业增速最快，达到18?7%，股份制企业为14?1%，集体所有制企业为10?3%，国有企业为6?8%，外资企业为6?1%；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15?6%，私营企业增速仍然最快，达到20%，股份制企业为16?5%，外资企业为14?7%，国有企业为14?0%，集体所有制企业为9?6%。引自Nicholas Lardy. Need for a Transition to Consumption-Driven Growth. Presentation at ADB-PRC Foru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iddle Income Transition.

随便让一个人列出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腐败永远名列前茅。但尽管贪污腐败现象猖獗，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 魏德安(Andrew Wedeman)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的教授，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他在自己的新书《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中解释了中国的腐败与经济增长何以能够并存。 本报“中国实时报”栏目记者前不久采访了魏德安，他谈到了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的不同之处以及该现象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至于我报记者是否为了探得内幕消息而塞给他一个装有不连号的百元人民币旧钞的红包，这可不好说。) 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华尔街日报》：腐败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相伴而生，但中国却不符合这个模式？ 魏德安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经济改革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远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于是中国也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日益猖獗的腐败现象没有造成其经济增速下降？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腐败现象与别国一些最严重的掠夺式腐败有类似之处，而那些国家猖獗的腐败问题已对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华尔街日报》：您能谈谈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型腐败”与中国“掠夺式腐败”之间的区别吗？ 魏德安 ：“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肮脏的秘密就是，它们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上的发展型国家。也就是说，资金从商业领域流入执政党手里，然后执政党再将其分配给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自己的人和选民，以打造稳固的执政联盟。 中国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共产党不依赖私营行业的资金支持。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少不了非法钱财的支持，而中国的腐败问题则符合腐败的标准定义，即滥用公共权力以谋私利。 《华尔街日报》：您的意思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为腐败在更大范围的滋生创造了新机会？ 魏德安 ：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产权从国家向市场转移的问题。 这些资产的名义价值常常远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因此，如果买家能以政府设定的低价拿到这笔资产，那么只要将资产控制权转售给第三方，就可以获得暴利。 由于存在巨额暴利，所以政府官员在把国有资产控制权转给第三方时有着强大的索贿动力，而买家也愿意从预期暴利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回扣返给政府官员。 《华尔街日报》：腐败是否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魏德安 ：腐败远远没有刺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是借经济的快速增长得以滋生。从根本上说，腐败官员掠夺了改革所创造的部分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激励他们支持经济改革。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的政治动力并不来自官员对腐败收入的欲望。 《华尔街日报》：但从长远看，大多数专家认为腐败会削弱中国经济，你认为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魏德安 ：从长远看，腐败会伤害中国经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有害影响。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遏制腐败，则可能开始破坏中国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是否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有关中国遍地腐败的种种炒作常常忘记了一点，即虽然中国的腐败程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严重，但它还不至于到我们或可称之为“腐败危机”的地步。 我的感觉是，如果腐败不加以控制，它会开始拖累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在资产转移规模下降和总体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但腐败这一个因素还不足以将经济推入崩溃。 《华尔街日报》：你更为乐观，你的理由是？ 魏德安 ：和其他人相比，我对中国的反腐败之战更有信心，原因并不是这场战役能大幅减少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它成功防止中国腐败问题严重恶化。 无论是看因腐败而被起诉的人数，还是国外专家估计的中国腐败严重程度，你会发现近十年来中国腐败程度大概都在同一水平。 《华尔街日报》：今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领导的本届政府最后一年任期，你如何评价他们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魏德安 ：功过参半。他们正在打一场反腐败的攻坚战。在改革初期，法律结构和制度刚刚恢复。调查员和检察官常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打击腐败，并常常仓促跟进。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末期，中国才拥有了基本的反腐败能力。这些制度在继续改进，但仍有大幅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在打击高层腐败方面。 在胡温二人的领导下，一批官高权重的官员遭到了起诉和指控。这表明他们将反腐败之战引入高层的部分决心。但我没有见到证据表明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华尔街日报》：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打击腐败而崭露头角。如今他已被免职，他曾经的得力干将王立军也正在接受调查，你对此案的看法是什么？ 魏德安 ：这真是一滩浑水。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之前，重庆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高发的地区。虽然表面上看薄熙来和王立军打击了一大批不法分子及其同伙，但还远远不清楚他们是一视同仁地打击所有不法分子，还是采取了打一派拉一派的做法。如果说薄熙来-王立军事件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中国控制腐败之复杂和艰巨。

刘  荻：一场万众瞩目的宫廷大戏 作者：刘荻 文章来源：议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3/29/2012 12:52:46 PM 去年年底，笔者曾在一篇谈论中文互联网与中国现状的文章中说：“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超乎我们的想像。” 三个多月过去，笔者不幸而言中：自从3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以来，由一个多月之前的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中共 高层政治地震目前正有愈演愈烈之势，并有愈来愈多的高层人士卷入其中。有关事件也引起了广大网民和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微博上各种爆料、推测、段子和谣言 汹涌而来，迫使当局不得不作出反应，证实有关传言。 前现代社会的宫廷政变谋划于密室，很少有公众的参与；现代专制社会中的政变虽然也注意控制舆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是政变者占领的首要目标，但自始至终都在微博上直播的宫廷政变恐怕还属首次。有网民将其形容为追看每隔几天上演一集的宫廷大戏。 作为这出戏的序幕，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存在着相当多的偶然因素，但这场大戏上演的背景却不容忽视。 一方面，近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趋于停滞，经济不佳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也已存在了若干年之久，“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 人心思变。而且，经济不景气不仅会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也会加剧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另一方面，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很多政治博弈即将进入终局阶段，斗争也 会变得更加你死我活。 这场大戏对中国未来会产生哪些影响？首先，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政局不稳的担忧可能会促使外资加速流出中国。其次，这出公开上演的宫廷大戏可能会导致更多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整个体制。 反思之一：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专政体制无法避免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专政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往往来得尤其激烈。与在其他体制下类似，在统治集团内部缺乏支持的派系有可能会诉诸民意，把民众的支持当作权力斗争的筹码，从而破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平衡，并且威胁到体制的稳定。 反思之二：这一事件也告诉我们，政法、维稳系统的膨胀本身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吉恩?夏普在谈到独裁体制的缺点时说道：“警察和军队的某些部分可能 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甚至违背地位稳固的独裁者的意愿，包括发动政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对维稳系统加以压制和整肃，体制又有可能会面临失 去镇压能力的危险。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可能会令当局左右为难。 总之，这场大戏已经成为中国自8964事件之后最为激烈、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高层权力斗争，它可能标志着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中国将进入一个政局动荡的不稳定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