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核心提示：当王立军寻求叛逃美国时，据传他没有被授予庇护，因为这么做会给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之行制造尴尬。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短视的决定，因为王立军有可能提供巨大的情报财富。 原文： What China’s Leadership Turmoil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发表：2012年3月17日 作者：Ong Suan Ee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尽管中国全国人大的大多数会议都不怎么引人注意，2012年的这次却不是这样。当今年的人大会议结束时，即将离任的温家宝总理告诫说存在动乱的可能，并提到了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天后，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即被免职。 中国政治交接的混乱将会降低人们对美中关系的期望值，削弱美国政府以密集的双边磋商安排让中国具有的影响力。薄熙来倒台一事也是美国政府检讨其关于中国变节者政策的一个机会，以便准备好在遇到高级别情报人员叛逃时应如何处置。 被解职的领导人 薄熙来是一名”太子党”，即拥有特权的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是薄一波，是和毛泽东一起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在辽宁省长期任职之后，薄熙来最终成为了重庆市委书记。在任五年，他成为了最著名的省级领导人之一。 薄熙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关注民间疾苦。他因为打黑运动而名声大噪，这场运动不仅粉碎了形形色色的黑帮，也解决了一个让民众对共产党逐渐失去信心的问题。同样，他推动安居住房建设，以此响应民众对房地产投资和房价飞涨的日益不满。 薄熙来民粹主义的一个方面引起了西方的大量关注，即他对复兴意识形态运动有着明显的兴趣。据报道，他通过提倡宣传毛主席语录和实行毛时代的电视节目安排，复兴”红色文化”。与此同时，市政府还利用社交媒体的便利向重庆市的手机用户发出”红色短信”。重庆电视台播放的公共服务公告也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把党和人民亲如一家的说教与时髦的形式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价值观塑造结合在一起。 不过，薄熙来是否真的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不得而知。他显然野心勃勃，有报道说他在积极争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由九人组成的核心领导层，比总理或国务委员还要有实权，目前的领导者是胡锦涛）。这些报道如果属实，那么这将是近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前所未见的，因为政治局常委的选择通常在幕后进行。薄熙来有可能寻求利用民粹主义来帮助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这意味着一旦他被拒，就有可能出现民意反弹。 不过薄熙来的地位在2月份因为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前往美国总领馆寻求叛逃而受到沉重打击。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不得而知，但是王立军很快被国安人员抓获。如果说老部下王立军真的试图叛逃，那么薄熙来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并很可能成为了他随后倒台的原因。 影响 在中国两会之际发生这样重大的事情，表明中国政坛处在严重的混乱中。中国正在进行重要的政治过渡，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将如期退位，尽管还不知道哪些人将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这是第一次在没有革命时代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的指导下进行的权力过渡，这样的不确定性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斗争及信誉和合法性问题。 在这样的不确定当中，薄熙来可能已经精打细算过他挤进最高领导层的胜算有多少。而他在获得大众支持，特别是提倡毛主义方面，几乎肯定会和中国的基于共识之上的集体领导体制相冲突。自从中国被大跃进（1957-1960）错误的计划重创，导致了20世纪最严重的大饥荒之后，中国的政治体系就在推行集体领导，希望能避免由于领导人性格缺陷带来的最坏的一面。 不过，这并不表明中国处在民主改革的边缘，相反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经济改革也有可能。鉴于政治交接过程明显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政坛高层人士来说，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甚至秋天的党代会之前提出任何改革建议在政治上都将是危险的。 需再检视美国的政策 在这种不断演变的形式下，美国决策者不应指望中国会在今后几个月里采取任何重大的政策举措，同时应该形成处理中国问题的专门技巧，过去，前国务卿副助理Randy Schriver曾提出过一种”统治日历”的方式，有效地阻止了美国在如对台售武等方面召开会议，制定某些政策。在双边会议不过是外交关系中的标记时间点而已的情况下，我国政府不应在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避免做出决定，只是为了让这些会议可以如期召开。 我们还应该研究更多的中国专家意见。收集情报和进行分析的重要性迷失在了关于削减国防开支的辩论中。美中关系远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要复杂得多，不仅包括了军事，还有经济上的互动。我们持续需要针对中国的专家意见。平衡预算不能以情报能力和分析为代价。事实上，我们对更多的语言过关的分析家有明确需求。不能任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充斥美国校园，美国政府应该资助中国研究。 我们要重新检讨美国对于叛逃者的政策。当王立军寻求叛逃美国时，据传他没有被授予庇护，因为这么做会给习近平副主席的访美之行制造尴尬。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可怕的、短视的决定，因为王立军有可能提供巨大的情报财富。王立军可能对不同的安全机构，包括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中国军队之间如何互动的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是非常难获取的。王立军也可能可以提供不仅仅是关于薄熙来的重要信息，还有未来的其他常委成员的信息。应该就王立军进入领事馆后发生了什么事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确保根据国家利益大局、而不是狭隘的政治考虑来确定接纳还是拒绝此类人士。 本文作者Dean Cheng是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和安全问题方面的研究员。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 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是否进行改革将取决于谁加入政治局常委会，以及谁将担任其它高级职务。总书记现在在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一位，但却不是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最高领导人。 原文： China 'in for bumpy ride' as new generation prepares to take power 发表时间：2012年3月18日 作者：Tania Branigan发自北京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习近平。他预计将接任总书记，随后将接任国家主席。图片来源：路透社】 这是多年来最剧烈的一次政治震荡，但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16日戏剧性地将薄熙来免职可能是一次反常事件，这也许表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准备迎来10年一次的权力移交的时候，还会碰到更多的麻烦。 今年秋天，共产党的18大将正式选举下一任总书记和中国最高政治机构的其它成员。由于党掌握着权力，所以党的决定意味着谁将领导这个国家，以及他们将如何领导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薄熙来的高调竞选－－这让其它领导人感到不安－－是这场地位之争中唯一明显的迹象。 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说：”我猜这将是比10年前更坎坷的历程。” 清华大学的政治系讲师吴强说：”这是15年来最紧张的时刻，可能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即将到来的政治竞争将是有益的，值得期待，但也可能导致动荡。” 这是第一次不是由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者制定的权力交接。胡锦涛主席是由邓小平挑选的。他的升迁是其历史上第一次相对明确的继位。 习近平几乎肯定将成为党的总书记，随后是国家主席，李克强将担任总理。其他的在位者将会为新的面孔让路，可能将会有女性第一次进入这个领导机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李成说，习近平和李克强将比他们的前任面临困难得多的局面。 他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国家垄断、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每一个问题都很严重。在国际上，中国面临着更加不确定和复杂的环境。局面并不乐观。” 中国比十年前胡锦涛掌权之时富有得多，强大得多。但分析师认为他留下的不过是维持：保持GDP高增长和维持党内共识。批评者抱怨即使非常急迫的措施，例如改善社会福利，都回避了基本问题。 极速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腐败横行，愤世嫉俗弥漫。尽管有数百万人脱贫，许多人却感觉更糟了，这可能是因为不平等的迅速增加。抗议和其他形式的骚乱日益增长。今年在西藏和维族地区发生了新的骚乱。甚至连人口形势都有些严峻，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 即将离职的温家宝总理上周警告说，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他说，要改革经济，必须有政治上的改变，否则，中国将有发生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的风险。 有些人认为温总理并不是真心诚意。其他人则认为他被孤立。他不断地呼吁改变，尽管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变化也几乎没有发生。 北京大学的张健指出：”民间团体强烈要求进行更多的改革……我认为党内并没有真正希望更多改革的可靠力量。” 但是，北京的一位政治分析家拉塞尔·利·摩西表示，至少在经济问题上，”领导集团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思考”。 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上个月与世界银行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呼吁进行经济改革。据悉李克强安排进行了这次与世行的合作。 高敬文说：”我感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在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上经历了两极分化的过程，根本性的调整正在进行。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是否会出现某种局面导致双方摊牌。” 改革机会将取决于谁加入政治局常委会，以及谁将担任其它高级职务。总书记现在在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一位，但却不是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最高领导人。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自这两人之后，”常委会是由所有成员一起领导，派系斗争一直很激烈。” 领导层通常被分为像习近平这样的”太子党”——他们是有权势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后代——以及胡锦涛的共青团派系成员。但这类区分并不只是用于反映关系和强有力的保护伞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政治差异的代名词。 今年秋天的晋升将会为习近平实施个人意愿的能力提供蛛丝马迹，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速度也会有所反映。 高敬文说，常委会的组成”还会告诉我们未来的政治倾向，领导层是会维持现状，还是准备作出更大胆的决策，启动更多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冒风险。” 他说”例如，如果汪洋升（广东省委书记，被视为相对倾向改革派）任重要职务，那可能就会产生很大影响。” 李成警告说，有意义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将很难产生效果。 彭博社最近报道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70个最富有的成员的财富在去年的增长，超过美国国会、总统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净财富总值。 他们平均拥有12.8亿美元的财富，不仅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Mitt Romney的赞助者们显得囊中羞涩，也表明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高敬文说：”关于习近平的最大问题是，在他彬彬有礼的微笑和温文尔雅的举止背后，他是否真的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强硬起来。” 伦敦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亚洲项目主任克里·布朗说：”在我看来，2012年以后将是从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向进行社会政治变革过渡的时候，将是政治家们回归的时候。专家治国者将被那些知道必须要与公众沟通的人所取代，这些人将告诉公众未来的政策选项是什么，应当作出什么样的选择，而且他们将不仅仅努力在党内达成共识，还要在社会上也达成共识。” “在省级层次上，新领导人中的改革派更多。问题是他们将针对什么发起攻击，以及他们解决那些问题的速度。”   “我认为他们将是渐进主义者，我的直觉是，他们将不得不比预计更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压力迫在眉睫，难以持续。”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中国改革的“反对派联盟” 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1 10:51:34 阅读量：1148次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时，遭到了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是部门既得利益集团(如国资委);另外一种是“左派”分子，他们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大部分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穷人，将自己的失败或社会的不公归罪于改革。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对派组合，穷人阶层与权贵集团站在同一阵线。他们的唯一共同点是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做武器。如，国资委认为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一些左派人士则指责私有化是毒药。 　　很早以前，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发出过警告，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体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因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个是机会的不平等，一个是结果的不平等。穷人在意的是结果不平等，将责任归咎于市场，而非改革过程中的缺陷。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固化特权，也会躲在穷人背后反对改革，甚至可能动用势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 　　中国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一种力量要求市场进一步自由释放，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狙击这种努力。另外一种底层力量寻求公平正义。改革让社会保障水平实际出现倒退，市场中的公权腐败加剧了贫富差距，政府缺乏对这种正义诉求的回应，催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反市场群体。 　　在市场主导力量方面，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着政府干预(凯恩斯)与自由市场(哈耶克)两种对立的观点。但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在市场社会的长程运动当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驱动力：市场自由与社会公平。当市场寻求更多放纵自由时，会遭遇抵制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反向运动，两者总是交替共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从意识形态上将某一种力量极端化，只是一种信仰而非现实。 　　放纵市场的力量曾制造了“大萧条”，随后支持社会保障的努力催生了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法西斯主义。但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苏联的计划经济不约而同地在1980年代遇到经济危机，里根以新自由主义化解，而苏联最终崩溃。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号角，改革开放的中国参与了这一市场释放运动。但全球化又强化了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最终召回了追求社会公正的运动，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及“阿拉伯之春”。 　　与这种周期性钟摆运动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平台上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是半拉子工程。在市场方面，政府仍然控制着要素资源，通过货币政策与地方激励主导投资，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共存，阻碍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和民营企业几乎都丢弃了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医疗、教育等产业化改革加重了国民负担，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仍然享有更高福利。 　　这种混乱的局面，既要求中国实施“里根革命”，减少政府规制、给市场更多自由，又需要“罗斯福新政”，加强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机会公平。如果仔细研究世界银行的报告，就会发现，他们的建议回应了这两种不同的诉求。市场内部矛盾力量在中国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共存。改革长期停滞让两种力量冲突激化，让既得利益集团联手穷人占据上风，转型改革迟迟无法启动。如果改革继续空转下去，市场效率降低，拖累经济，甚至导致增长停滞，这会让向左转的社会力量急剧膨胀，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矛盾的，但中国仍有巨大空间降低结构性冲突。比如，强调效率意味着降低企业税率，而公平诉求，则要求政府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义务。事实上，中国糟糕的税制既不高效也不公正，间接税制让企业负担很重，又缺乏可以改善贫富差距的直接税，比如财产税、并非只针对工资的个人所得税等。从间接税向直接税转换，可以减缓效率与公正的冲突。 　　中国政府还存在一种顽固的错误信念，那就是为稳定与提高就业率，往往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支持和保护落后的企业部门，并增加政府低效率的投资。如果用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失业救助保障基金，并增加对失业群体的技能培训，既可以提供失业保障、提高劳动力水平、确保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进市场竞争效率、提高经济质量。 　　中国的改革早就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的方向与方案也早有设计，停滞不前是因为缺乏执行意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夸大他们的阻力，只是为改革停滞寻找的理由，毕竟大部分国民都在呼唤改革。真正让改革停滞的原因，是执政党决策层的权力结构与内在冲突，造成改革难以形成共识。为了国家与自身的未来，他们有必要团结起来推进改革，因为中国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核心提示：西方认为，北京几乎不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进程将继续下去并进一步深化，但将是循序渐进的、谨慎的。 原文： China's path to reform | The Guardian 发表：2012年3月18日 作者：Martin Jacque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编者按：西方认为，北京几乎不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左）与总理温家宝。图片来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上周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让人对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和李克强可望取代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 薄熙来是共产党前领导人、长征元老之子，他利用职务之便几乎赤裸裸地展开角逐，试图在统治中国的、由9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占据一席之地。他的倒台是由其得力助手、重庆公安厅厅长王立军寻求在美国驻重庆领事馆避难一事触发的。王立军称，他的生命受到了来自薄熙来的威胁。 从那时起，薄熙来的政治生涯就岌岌可危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给出了最后一击。他当时警告说，中国正面临遭遇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的风险；重庆市委必须从”王立军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几乎就在他讲完这番话之后，薄熙来就被解职了。 中国共产党内部目前气氛紧张是不足为奇的。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将决定谁将成为中国今后10年的领导人。一些基本的政策问题正面临着风险。经过了30年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大国。它现在已经不能与邓小平启动改革时的那个国家同日而语了：中国新领导人眼下正面临着一些基本改革。 首先，随着经济变得日趋发达，廉价劳动力和低附加值生产的时代即将终结：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正在进行之中。其次，中国在全球各个领域获得的利益需要其反思其全面建立在以我为主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再则，社会不平等差距的拉大，再加上日趋加剧的腐败现象，已经助长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情绪得不到遏制，那就可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稳定。最后，中国必须实施重大政治改革。 辩论和争论对北京来说并不陌生。当一个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时，随之会产生许许多多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又需要加以解决。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已经导致一种枯燥无味、向后看的辩论。西方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和争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不经过重大辩论和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实施其经历的那种改革的。由于中国目前正面临着在若干领域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要性，这种辩论的程度一直在不断加剧。北京目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辩论之地。 这种冲突可能会失控吗？温家宝有关文化大革命教训的一番话可能指的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一些做法。薄熙来被指打着镇压有组织犯罪的旗号置法律程序于不顾，刑讯逼供，将矛头直指不站在他一边的商界知名人士。 他将这种做法与令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大众政治运动结合起来。中国早已远远走出了那个黑暗时代。当时的国家无法无天，专制独裁当道，更不用说许多失去生命的人。即使还算不上法治社会，但人们现在对合法程序的尊重肯定要大得多。但是，有关薄熙来一些做法的披露表明，一些老思想和老套做法仍有市场，或许还相当普遍，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会为今后严重的政治倒退奠定基础。 然而，更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中国不断加大的政治问责和开放进程仍将继续下去，并进一步深化。这种进程是过去30年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并不是说，中国即将实施普选和多党制。一提到政治改革，西方人不假思索地就会想到普选和多党制。对于这种前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不能忘记，这是过去30年获得巨大成就、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政权。政治改革将是循序渐进的、谨慎的。 我们或许已经看到了其中一些特征。不同于以往的党代表大会，在竞争政治局常委的对手之间的分歧显然已经公开化了。过去几年，对媒体的种种限制已经大大放宽。除了一些最敏感问题之外，互联网已经提供了一个可赖于进行会产生震动和深刻影响的辩论的平台。 如果新领导人注意到了温家宝上周所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可能将发生一些更具深远影响的事情。温家宝说：”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经济改革和政治结构改革，尤其是领导体制的改革……没有成功的政治结构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实施经济结构改革，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就可能丧失。”对一位中国领导人来说，这番话的分量已经很重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