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中国即将召开第11届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外界预期北京将下调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成长至8%以下。然而，汇丰与花旗银行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北京当局将持续推出更多宽松货币或财政政策以支撑经济成长，他们仍维持GDP成长8%以上的预估。 中国将于3月5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关于今年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将于会中明确揭示，外界预期在向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温家宝会将经济成长目标下调至7.5%。 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屈宏斌指出，根据历史经验，北京确立的经济成长目标往往是实际成长率的下限；过去多年也都是实际成长率超越年初订定的目标。因此尽管今年面临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及外需疲弱的压力，北京仍有充裕的空间达到保八的目标，他预估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率为8.6%。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郑贞茂表示，全球经济降温，中国GDP成长也受影响，但今年预期仍将持续推出更多宽松货币及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包括在不动利率下，调降存款准备率二码二至三次。他预期今年中国GDP成长8.4%。 屈宏斌也认为，中国货币供给M2增加目标为14%，宽松货币政策应加把劲。他预期今年存准率有二次共100个基点的调降空间；下半年通膨回落至3%以下后，则可能下调利率一次。 此外，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度目标为4%，屈宏斌指出，此可理解为名义通膨的上限。他说，随著物价上涨压力逐渐回落，信贷条件正常化，CPI目标保持不变意味著北京对通膨容忍度的提升，并为资源价格改革与工资成长预留空间。 屈宏斌指出，今年是中国新更替之年，预期将有更多促进稳定成长的措施出台，人大会议也将强调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但步调将是渐进的。他认为本届人大会议的观察重点，包括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尤其是今年核心经济政策目标及政策措施、财政预算报告，及总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及发改委主任的中外记者会。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近日，吴敬琏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时称，“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的遗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缺点”是受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您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配置。 　　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计划经济;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反映了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场最终会使资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这个过程也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而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 　　《中国经济周刊》：在配置资源方面，现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核心提示： 奥巴马连任对中国的新领导干部来说或许意味着坏消息。 因为中国人更喜欢精英与精英之间的、秘密的、毫无顾忌的交易。 原文： Sorry, Mr President, Beijing is rooting for Romney 发表：2012年2月12日 作者：Michael Sherida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罗姆尼才是北京心中的美国总统人选。】 中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并没有投票权，并将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信条。不过，别搞错了，北京心目中也有11月的人选。（译注：11月是美国的大选月。） 绝大多数美国思想家都尊重这一观点：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中国人的确这么认为。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他们情报机构的无数前哨正在挖掘所能找到的有关候选人的每个细节。 每则可能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的声明，中国的众多分析家——绝大多数都是国家的仆人——都会仔细分析。 从表面看，以及从中国的博客圈看，你会认为巴拉克·奥巴马符合要求。据说中国人更青睐连续性，比较抗拒吵吵闹闹的人物和政见变化，而这些恰是民主的特征——这也是他们不践行民主的理由之一。 从战略角度看，倡导中国崛起的鹰派也希望一位会加速美国衰落的总统上台。该学派总认为奥巴马是软弱的，在他们眼中，这也被证实了。2009年，这位对外交事务经验不足的总统手忙脚乱的展开了他的首次访华之旅，并在当年晚些时候哥本哈根的气候大会上被中国最专断的外交策略羞辱了一番。因此，奥巴马连任——也许是以极为微弱的优势当选，受共和党把持的国会掣肘，国内计划一团糟——或许恰恰符合他们的预想。 不过还有另一个选择。表面上，北京应该痛恨共和党中的领先者米特·罗姆尼，因为他发誓执政头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所在的政党还拥有一批基督教选民，对这些人来说，中国在堕胎和人权方面的纪录冒犯了他们的信仰。 理论上，综合各方面看是奥巴马。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受过残酷的现实主义教育，从毛泽东开始，他们通常（有时是错误的）认为，理查德·尼克松等保守派政治家对人道的看法和他们一样客观。他们从未真正忘怀过与亨利·基辛格的往事，基辛格最近所著的《论中国》一书也报答了这份敬畏之情。精英与精英之间的、秘密的、毫无顾忌的交易，就是中国人喜欢的。 说出真相的是毛泽东本人，1974年他向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吐露心声：”基辛格第一次来北京时，他好像觉得中国人会吃了他。”实际上，贫困的中国才是更弱的一方，但基辛格和尼克松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一点。双方都可以称自己取得了成功，从那以后中国更爱和共和党总统打交道，认为他们代表华尔街银行、财富500强和五角大楼讲话。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是老布什总统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斯考克罗夫特让邓小平这位伟大的经济改革家确信，中美两国之间会一切照旧。 接着是属于全球化和外包的十年，这些最终导致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总统候选人为失去的就业岗位争论的今天，许多美国人有理由为这项政策感到后悔。我们现在从美国的外交电报中得知，连续几任美国大使对中国人的看法和中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一样冷淡，但大家从未说过任何让人丢面子的话。 透明的财政赤字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选民们既愤怒又迷惑——看看洪博培这位奥巴马手下曾经的中国大使，在一次竞选活动中说了几句中文之后就遭到的嘲笑。之后不久洪博培的竞选运动就沉到了长江里。 撇开传统的偏爱，奥巴马连任对中国的新领导干部来说或许意味着坏消息。正是这些人没完没了的谈论将中国经济由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巧取豪夺的出口国变成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服务部门日趋发展的国家。实际上，这些还没有发生。 原因如下。国外对中国政治压迫的关注分散了对其向”公司式国家”转变的注意力。在经济领域，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强大的国家经营着产生巨额利润的大型企业，控制着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军队任其调遣，船坞中的舰队日益壮大，卫星在太空中运行，黑客对商业对手发起网络战。人们还从未在世界舞台上看到过能与现代中国媲美的东西，因为它令19世纪末德国和日本的崛起相形见绌。这个国家完全是由仅有350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亲属统治的。 改变这种国家经济去创造大量中等收入的消费者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一大威胁。无论谁赢得美国大选，中国人对稳定的执念都使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政治的灵活性。最泛泛地说，他们的交易条件将不再与以前一样。但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对中国精英来说奥巴马似乎是更糟的选择。 如果奥巴马再次当选，他会继续再推回贸易问题，扰乱力量平衡。美国人已经在WTO打赢了一场重要的官司，财富500强也不再青睐中国。民主党大本营里的工会希望就业岗位能重新回到美国。 在外交战线，奥巴马一年前悄悄调整了他的中国问题顾问班子，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巧妙的运用美国的力量削弱了从缅甸到日本海、中国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让美军可以自由的重建其亚洲势力。中国厌恶所有这一切，但几乎无能为力。 因此，习近平本周前往白宫时将仔细揣测美国总统的情绪。如果现在看来更为稳固的奥巴马再次当选，可能就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当习近平回到他的统治阶级所在的阁楼中时，这些人不会再怀疑：11月北京将支持罗姆尼。 相关阅读： 我们的《 2012 美国大选 》专辑将收录外媒观察美国大选的多视角译文，敬请期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