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

闫海 曾祥瑞：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 ——日本法的经验与借鉴 进入专题 ： 宪政 地方自治 地方财政    ● 闫海   曾祥瑞       内容提要: 地方自治具有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的功能，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120年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亚洲诸国中宪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三次重大改革，是日本宪政建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内容。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措施。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建立与本国宪政、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可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通过地方财政法制建设实现地方自治，并藉由地方自治通向宪政国家。     关键词: 宪政/地方自治/地方财政/日本法          一、地方自治与宪政          “自治”（Self-governance）是相对于“他治”的概念，即自主治理，个人或共同体自行管理本人或者本共同体的私人或公共事务。1地方自治是指地方共同体自主治理本地的公共事务，而不受或者少受国家或者中央政府的干预。自治有三项构成要素：第一，公法组织，即组织具有公法属性，可被授予组织高权、规章高权及财务高权等公权力：第二，利害关系人参与，又称参与原则，即当事人参与该团体的决策；第三，自主履行任务，又称国家远距原则，即国家必须与自治团体保持适当距离，以确保自治团体之自主与独立。 2     日本关于地方自治本质的主要学说是：第一，固有权说。该说的论据主要是“自然法思想”和“历史实证说”两点，前者上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权”，主张自治并非外在赋予，而是地方公共团体固有的权利，性质与个人的基本权利相同；后者则基于历史观察，认为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先予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权力源自地方自治团体，而不是地方自治团体的权力来自国家。第二，承认说。该说认为，地方自治团体是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因此地方自治权乃是基于国家法律的承认授权而来。第三，制度性保障说。“制度性保障”是德国魏玛时期的宪法理论，主张宪法保障的“制度”和“基本权利”相区别。3该说认为，地方自治是历史上、传统上所形成的公法制度，宪法专门规定这一重要制度并给予制度性保障， 4即便国家法律也不得侵害之。后两种学说的共通点，认为地方自治权传来于国家，因此属于广义的传来说，其中制度性保障说一度为通说。 5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地方自治出现危机，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固有权说被修正并复兴，生成日渐盛行的人民主权说，即地方自治是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的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制度，基于人民与地方、国家之间亲疏关系，应予以“地方优先”。     地方自治的宪政意义包括但不限于：第一，“地方自治是民主主义的小学”。 6地方自治使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一所试验公民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学校，通过公民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实现对民主承担者的素质养成。“怠性及私心，即对于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都很漠视，是于民治政体最危险的。一个人如果对于乡村的事务能够有公共心，能够很公平很热诚，那么，这个人对于国家的大事自然会知道尽公民的义务了。古语所谓‘小事不忠必不能忠于大事’恰恰是这个道理的反证”，“民治制度最好的学校及其成功的最好的保证，就是实习地方自治”。 7第二，地方自治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实现权力多中心。中央集权主义的中心是中央政府的集权和权威，强调中央政府处于整个社会协调和控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权力能够自我强化，缺乏约束的中央集权往往造成政府专横、严重官僚化及权力滥用。地方自治促成一个多中心而非单中心的秩序，无数个共同体就某些事项上可因地制宜地制定辖区内公共政策，而不需要服从一个大包大揽的所谓“最高权力”中心，因此地方自治是分权制衡宪政理念的体现。第三，地方自治强化政府责任，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除少数小国寡民外，绝大多数国家基于人口和领域的关系，都需要建立多级政府。托克维尔指出：“当中央的行政部门一心要完全取代下级机构的自由竞赛时，它不仅是在自误，也是在误人”。 8地方自治具有地域密切性和立即适应性，通过与地域实情和居民意思的密切联系，能够更快地熟知情形及变化，及时作出顺应性行政活动，高效而且弹性地解决地域问题。          二、日本地方自治的三次革命          江户时代的日本封建制度具有较高的“地方分权”特质，随着幕府统治的终结及西方列强的“外压”，日本开启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1869年“版籍奉还”与1871年“废藩置县”初步形成现代地方制度，但是当时府县等地方机构是国家的代理人，没有地方自治的意义。 91878年经地方官会议和元老院会议审议发布《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和《地方税规则》等三部法律，加上1880年《区町村会法》，共同构成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这是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一次革命。     三新法体制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地方体制，初步承认“地方分权”，将府县、区町村视为地方公共团体，正式设立府县会和区町村会，认可区町村的自治，并在地方财政制度上区分公共财政和私财政，三新法体制被视为后来地方自治的“实验室”与“日本地方自治的开端”。 10新法体制时而施行，时而废止_，缺乏稳定性，直至“大正政变”，地方自治才有所进展。二战期间，受政党政治崩溃和军国主义风潮的影响，地方自治一度衰落，以内务省为中心轴的中央集权统治形成从天皇到内务大臣、到知事、再到市、町、村长的“纵的统治”体制。 11     基于对战前中央集权体制的反省，体现草根民主的地方自治制度得以在《日本宪法》以专设第八章的方式予以确立，这是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二次革命。《日本宪法》第92条处于第八章的总则地位，规定“地方公共团体之组织及经营事项，依地方自治本旨，以法律定之”，其中“地方自治本旨”一词通常认为包括“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两个原则。 12居民自治是指居民实施自治之意，即居民自己考虑地域之事，用自己的手实施自治，称之为“政治性自治”，来自于英美法系传统； 13团体自治是指由独立于国家的地域团体实施自治之意，即地方公共团体基于自主性、自利性的自我判断与责任，根据地域实情推行行政，称之为“法律性自治”，来自于大陆法系传统。 14第93条是关于地方公共团体的机关、直接选举的规定，要求地方公共团体设议会，首长、议员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居民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第94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权限，即自治财政权、自治行政权及自治立法权，这是团体自治的最低限度要求。第95条规定地方自治特别法上的当地居民投票制度，体现自治体是基于居民意思参与国家立法过程，这是居民自治、团体自治的双方要求。 15当时日本地方自治的法源除宪法外，还包括1947年《地方自治法》、1948年《地方财政法》、1950年《地方税法》及《地方公务员法》等，但是这些具体制度与现实实践并未充分贯彻宪法上的地方自治，乃至基于赶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国策，以提高统治集中程度和效率为藉口，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致出现回归传统“地方制度”的地方自治萎缩与形骸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因中央财政困窘、国家政治与行政腐败、东京一极化恶果等“日本病”相继涌现及福利社会的新需求、地方参与意识增强，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制度性和结构性病灶， 1620世纪90年代末，以宪法上“地方自治”理念重建开始日本地方自治的第二次革命，“自治体行政成了现代行政最先端的承担者”。 171993年众参两议院在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推进地方分权”的决议。1994年地方公共团体的全国盯村会、全国市长会、全国知事会、全国町村议会议长会、全国市议会议长会和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即地方六团体，向内阁及国会提出“推进地方分权意见书”，该意见书为日本地方分权改革确定基本方向。1995年临时法《地方分权推进法》颁布，依该法设置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委员会可向政府提出有关地方分权“具体方针”的“劝告”，“政府有尊重委员会提出的劝告的义务”。1999年政府根据该委员会的五次劝告向国会提出制定“有关为实现推进地方分权的完备相关法律之法”的建议，国会作部分修改后通过《地方分权总括法》，以法律形式记录了多年来有关地方分权研讨的过程与成果，是1993年国会决议以来的里程碑式重要法律。 18该法总则475条、附则252条，对《地方自治法》等法律、法令作475处修改，这次跨世纪的改革宣告“依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行政管理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维系地方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地方政府由被传统政治行政结构纯化为执行和实施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行政实体”，转型成为以民主宪政结构为基础的和以地方利益政治为特征的“自治实体”。 19           三、基于地方自治的日本地方财政法制          地方公共团体的权能分为自治组织权、自治行政权、自治财政权和自治立法权，《日本宪法》第94条是地方公共团体自治财政权的宪法依据。北野弘久就指出：“‘地方自治’的法宝是地方财政权”，“不具有财政方面内容的‘地方自治’只能是画饼充饥”。 201949年夏普（Shoup）劝告提出，确立公平税制、改善税行政及强化地方财政等是建立日本财税制度的三项基本方针， 21其中建立地方公共团体的本质性财源是强化地方自治的关键，主要包括：第一，再分配各级政府事务，尽可能确保各级政府全额负担本级的专门事务，以明确行政责任；第二，依据辅助原则， 22下级政府具有事务优先权，国家事务限于地方公共团体不能有效处理的；第三，创设地方财政平衡交付金制度；第四，给予地方政府独立税权，尤其分配市町村以固定资产税，建立基础性自治体的财源；第五，改革国库补助负担金制度。但是，日本宪法上的分权理念与财政集权的制度设计之间不匹配，致使地方自治难以落实。1943年日本国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93. 4%，地方税仅占6.6%，战后中央政府的税源分配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直至1970年的近30年间，中央和地方税收份额基本上呈“七三开”状况， 23“三分自治”成为财政视角下对日本地方自治被虚置的嘲讽。《地方分权总括法》为确保地方自治所需要的自立性、自主性的地方财政运营，对《地方财政法》、《地方税法》及《地方交付税法》予以修正，重建基于地方自治的地方财政法制，主要内容是：     第一，地方财政计划和地方预算。依据2004年修订《地方税交付法》第7条：“内阁每年度必须整理下年度地方财政收支预计额的相关资料，提交国会并向一般公众公开”，这一文件称之为地方财政计划。地方财政计划反映对各种税收收入的预测、地方交付税和国库支出金的预计额、中央和地方发债额度等信息，具有编制地方公共团体预算综合情报源的作用。地方财政计划有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整合、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源保障，是地方公共团体和中央政府行政与财政运营的指南。     依据2003年修订的《地方自治法》第211条第1款的规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编制每年度预算，在年度开始之前必须通过议会的决议”，第219条又规定：议会议长在预算决议通过3天内将其送达行政首长，“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在接到送达的前款规定预算时，如果确认没有进行再次审议或采取其他措施的必要，都道府县必须立即将其向总务大臣报告，市町村必须立即向都道府县知事报告，并将其要旨向居民公布”。因此，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精神在预算审议、报告及公布中被全面贯彻。     第二，地方课税权。地方公共团体拥有宪法上规定的地方自治的课税权，并通过这一课税权来自主筹集其财源，这一原则被称为自主财政主义。 24按课税权主体不同，日本租税可分为国税与地方税，地方税又分为都道府县税和市町村税。就国税和地方税税收结构而言，国税以直接税为主，在直接税中又以所得税和法人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占国税收入总额30％以上；道府县税以普通税为主，占其税收总额的90％左右，而在普通税中地方消费税、事业税、都道府县民税是最主要的税种；市町村税也以普通税为主，占其税收总额的95％左右，而在普通税中市町村民税和固定资产税是最主要的税种。 25《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须依法律或法律所定之条件”，即租税法律主义，一般认为仅指向国税。对于地方税，则依据《日本宪法》第92、 94条之规定，遵循租税条例主义，即地方税的课税要件和课赋及征收的程序必须依条例规定，并且必须明确。同时，为防止地方居民苦乐不均，自主财政主义不全面否定以国家法律对地方公共团体的课税权设定统一标准或范围，但是不应以国家法律对地方税一刀切进行划一的规定，应尽量排除国家行政机关的指挥和监督的干涉，因此《地方税法》为准则法。 26地方税又分为法定税和条例规定独自课税的法定外税。法定外税的新设或变更依据旧《地方税法》第259、 669条之规定，须事先得到自治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现改为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协议制， 27从而扩充地方公共团体的课税自主权。     第三，地方举债。日本地方各级政府依据地方自治，具有完全独立的预算权，自主编制和执行本级预算，也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自求预算平衡。当预算收支难以平衡而出现赤字时，各级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便是举债，尤其是发行地方债。《地方自治法》第214条规定：“除去年度支出预算的金额、连续经费的总额及转入明许经费的金额外，普通地方公共团体负担债务的行为必须在预算中作为债务负担行为予以规定”，第230条专门对地方债予以规范，“普通地方团体公共团体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据预算的规定可发行地方债”，预算中必须规定地方债发行的目的、限额、方式、利率及偿还方式。此外，旧《地方财政法》要求地方债的发行，应一概事先取得自治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为提高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保障地方财源，确保地方财政的健全性以及地方债的圆满发行，现改为原则协议，例外许可，即2003年修订《地方财政法》第5条规定，符合要求目的发行地方债或变更地方债的主要内容，除轻微情况及其他总务省规定情况外，应与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进行协商，总务大臣应听取地方财政审议会的意见，协商同意才能拨付有关公共资金；未获同意，则由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向地方议会报告意图。但是，如果存在不符合地方债的限制比率、经常性支出比率、迟延支付本利偿还金、虚伪记载及违规发行等情况，则启动对地方债干预，即必须得到总务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的许可。     第四，财政转移支付。日本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地方交付税与国库支出金，二者对于地方自治具有不同意义。地方交付税是指为达到均衡地区间财力的目的，中央政府提取国税中所得税、法人税和酒税收入的32%、消费税收入的29.5%以及香烟税的25％作为交付税总额，再根据客观因素和行政服务水平要求计算出各地的标准财政支出额，以各地地方税应征收税额加上地方让与税作为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额，标准财政支出额与标准财政收入额的差额，为各地财源不足额，最后按比例分配交付税。地方交付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方税，居第二位。地方交付金承继1950年依据夏普劝告创设的地方财政平衡交付金制度，虽然不属于地方固有财源，但是用于一般性财政支出，所以又被称为“呈间接课征形态的地方税”。 28     《地方交付税》第1条阐述立法目的，地方交付税是在确保《日本宪法》第94条规定的地方公共团体权限的前提下，“谋求地方之间财源均衡化，以及通过设定地方交付税交付标准等保障地方行政有计划运营，以此促进地方自治宗旨的实现，强化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国库支出金，又称国库补助负担金，是指对实施特定事业与事务的地方公共团体，国家为提供实施事业与事务所需经费而附义务交付给地方公共团体的经费，以及国家奖励地方公共团体实施特别事业与事务的费用，是国家的单方面给付金。国库支出金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地方税和交付地方税，居第三位。国库支出金又分为国库负担金、国库委托金和国库补助金三种。国库负担金是依据《地方财政法》第10条第1、 2、 3款，地方公共团体实施事业和事务时，国家基于与地方的共同责任，按照国家责任比例义务地支出的资金。国库委托金是指依据第10条第4款规定的地方公共团体无法负担义务的事业与事务，国家基于便利国民、有效执行而将其委托给地方公共团体时交付的资金。国库补助金是指依据第16条，国家基于地方公共团体采取必要措施，或者有财政上特别需要，或者奖励地方公共团体进行特定事业而支付的资金。国库支出金是用途受到限定的所谓附带条件的财源，负担金、委托金的分配是否公平，补助金是否构成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进行控制的手段等，都成为需要探讨的问题，乃至引发制度本身存废的争议。 29目前，基于地方自治的精神，国库支出金的规模正在缩小。     第五，居民诉讼制度。居民诉讼是战后民主化建设中移植美国判例法上纳税人诉讼的一项改革成果，已经成为日本地方预算执行监督中独具特色的制度。日本《地方自治法》在第九章财务下设第十节“居民的监查请求及诉讼”，制度的直接目的是防止和纠正地方公共团体职员违法或不当的财务会计行为，制度的实施为居民提供参加地方政治与地方行政、维护地方利益的手段，并对地方公共团体财务会计的营运予以监督及司法审查。日本居民的监督请求及诉讼制度由两阶段构成。依据《地方自治法》第242条，第一阶段是居民监督请求，即普通公共团体的居民如果认定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行政首长、委员会或委员以及该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公务员，具有违法或不当的公款挪用、财产的取得、管理或处置、契约的缔结或履行债务及其他义务的责任时，包括预测该行为发生具有相当的确凿性的情况，或者认定存在违法或有不正当赋课及征收或者财产管理方面玩忽职守的事实时，可以附证明以上事实的书面报告，向监查委员提出监查请求。监查委员收到请求后进行监查，如果认定请求没有理由，则附理由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同时予以公示；如果认定请求理由成立，则向有关主体发出劝告，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采取必要措施，并将劝告内容通知请求人及予以公示，情况紧急或危害重大时，监查委员可以劝告立即停止行为。由于劝告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相关主体可能未采取措施，以及请求人对监查委员的监查结果、劝告内容或相关主体的措施不服时，则进入第二阶段，即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可以依据《地方自治法》第242条之2向法院提起以下诉讼请求：中止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的全部或部分行为；取消或确认该行政处分无效；确认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玩忽职守事实；向该执行机关或公务员提出对相关方损害的赔偿或不正当利益的返还。“居民诉讼的直接依据对象是财务行政，而根据其违法事由如何理解，本诉讼的涉及范围具有极大扩展的可能性”， 30非财务会计行为的合法与适当性被纳入司法审查，成为纠正行政运作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以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为起步，日本经过120年曲折发展的坎坷进程，堪称亚洲诸国的宪政典范。1946年《日本宪法》载入地方自治的规定，地方自治作为日本宪政的重要元素，在塑造国民的民主性格、抑制中央过度集权及强化责任政府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自主、充足的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内容，又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历经20世纪末地方自治第三次革命，日本初步建立了与地方自治相配合的地方财政法制。     借鉴日本的宪政、地方自治与地方财政法制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我国应从以下方面予以改革：     第一，明确地方政府的宪法地位，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我国宪法除第4条第3款及第6章第6节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予以较为明确的规定外，仅在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主动性”及“积极性”这些政策化、模糊性的词语不能对我国地方政府的宪法地位予以清晰的界定。在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改革中，这种原则性的宪法分权为冲破改革的政治障碍、进行地区改革试点、维护改革的持续性等提供制度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31但是，非法治化分权也成为腐败、通货膨胀、宏观经济不稳定及诸侯经济的肇因，并且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矛盾日益凸显。     第二，多元利益集团参与地方分权改革，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制度化。在20世纪末日本地方分权改革中，地方六团体、内阁及国会等利益集团之间透明度较高的协商博弈，设立改革咨询机构的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及一揽子修法等为《地方自治法》修订等改革成果提供民主化、正当性的基础。与之对照，1993年时任常务副总理的朱?基领队，以“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这种非正式的、内部性方式促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 32并规定我国目前分权的基本架构。我国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仅在《中央银行法》等个别法律中初露端倪，全景式规范仅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在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国发第85号）第三部分第一段对“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予以粗糙的规定。     第三，修改地方财政法制，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我国财权与事权的初始划分原本就不匹配，又通过非刚性制度约束下的所谓微调，财权被层层上收，事权被层层下放，以致“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喜气洋洋，市级财政稳稳当当，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镇财政精精光光”。在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土地财政、罚没经济及规费泛滥等具有一定合理性，法律上红线被破坏，法治权威荡然无存，而且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严重戕害了地方的自主性。因此，必须修改有关法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征税权、举债权，建立科学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地方财政自主。     第四，强化地方财政民主，扩大公众监督。向下分权，不是对地方官员的放权，是将地方事务的权力交给地方公众。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的代议机关，是地方民主的基本形式，应通过预算等方式加强财政民主建设，还可以引入日本居民诉讼制度，开放司法通道，鼓励公众积极捍卫公共利益，造就更多的“私人检察官”。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政治改革不平衡，经济改革突飞猛进，而政治改革相对滞后，财政改革恰恰具有经济、政治改革的双重属性，同时在大国中，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助于在稳定中不断试错，进而明确全局性的改革目标。从地方财政法制到地方自治、再到宪政，这正是一个基于路径依赖、值得尝试的改革思路。          注释:     1参见王建勋：《自治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参见赵相文：“由法律观点论自治制度”，载《中原财经法学》2005年第2期，第121-174页。     3参见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32页。     4参见［日］桧垣正巳：《地方自治法の要点》，学阳害房1990年版，第3页。     5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七）—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     6［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增订：《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人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7英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上册），张慰慈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134页。     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0页。     9参见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0参见郭冬梅：“三新法体制的形成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第152-155页。     11参见［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78页。     12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上）—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 449页。     13参见［日］阿部?龋?翊宥寄闲郏?谋咎诿辣嘀?骸兜胤阶灾韦蜗执?糜铩罚?а羰榉?990年版，第45页。     14参见［日］阿部?龋?翊褰蚰闲郏?谋咎诿辣嘀?骸兜胤阶灾韦蜗执?糜铩罚?Т秃Ψ?990年版，第65页。     15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上）—总论篇、统治机构篇》，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页。     16参见吴寄南：《新世纪日本的行政改革》，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212页。     17机部力，小幡纯子，蔚藤诚编：《地方自治判例百选》（第3版），有斐阁2003年版，第1页。     18参见日兼子仁，村上顺：《地方分?唷罚?胛奶?004年版，第5-15页。     19参见万鹏飞，白智立：《日本地方政府法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0日北野弘久：《日本税法学原论》》（第5版），郭美松，陈刚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     21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宏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22关于辅助原则与地方财政自主的关系论述，参见闫海：“地方财政自主的宪政逻辑—辅助原则的分析进路”载《学术探索》2006年第6期，第20-24页。     23见王朝才：“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借鉴意义”，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5-33页。     24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宏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25见王朝才：“日本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及其借鉴意义”，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25-33页。     26参见［日］金了宏：《日本税法》，战宏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27北野弘久认为，这种协商可解释为事实上的程序，即便没有得到总务大臣的同意，课税厅也可以遵循该地方税条例依法征收地方税。参见日北野弘久：《日本税法学原论》（第5版），郭美松，陈刚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     28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29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Ⅲ（第3版）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24页。     30［日］盐野宏：《行政法Ⅱ（第4版）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31See Gabriella Montmola, Qan Yingyi＆Barry R.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50-81 (1995).     32参见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9页。    进入专题： 宪政 地方自治 地方财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2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核心提示：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是一条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南北中国 、村庄都市、沿海内地都工作过，和军队也有深厚的联系，他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了解世界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冷静且谨慎，是多派势力都能接受的易于合作的人。在费劲心思攀到政治顶峰后他和新的领导层有什么主张现在几乎无人知晓。 原文： Mr Xi Visits America Again 作者：ChinaBystander 发表：本文首发2011年7月，本周重发 中国副总理习近平，地球人都知道的下一任中国国家主席于本周访问美国。他对美国的了解显然比美国对他的了解要多。上图中间握着塑料杯的就是他，是27年前他在衣阿华的马斯廷廷的一次野餐中拍摄的，当时他是来访的河北省农业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次，他将故地重游，制造出大张旗鼓的公关效果。本博认为要适时地再发一次本文，这是去年7月我们观察习近平和自邓小平把中共和中国调整到经济改革道路上之后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权力更替。 中国的未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将由1949年党夺取权力之后出生的人担任。随着他们的上位，现代中国将跨越政治和人口上的分界线。他们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红色儿女。他们的青年时期正逢”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庭有许多遭遇了清洗，但他们还是拥护党，”比红更红”让他们跻身前列。相比之下，他们多受过中国顶尖大学的教育，比起前任有更多几率获得社会科学，而不是工程学学位，也更乐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欧美顶级大学学习。当他们还在政治生活中力争上游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在转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他们和前任们一样务实，致力维护党的垄断权力，若说有分歧，则是在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中国正在其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言而喻，过去30年来，它已经大踏步地跨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现在，它必须迈过那道让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时止步不前的长城。 当年人均收入达到10,000-12,000美元（以2007的美元汇率计算），发展中国家如不进行体制变革则有可能停止发展。中国年均人收入是4000美元。按目前的增长速度，视乎新的领导人的作为，在十年之内中国就会抵达这堵墙。想要越过它，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体制改革。即使它的确迈过了这道坎，中国将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一方面，绝对经济规模并无关系，即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既是发达国家，同时又是一党制。 这就成了一种两难。如果党垄断统治权的合法性是基于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以此让其公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大；如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再不进行体制化改革就无法持续，然那么，要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除理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关注点，换言之，它要进行自我改革。 另一方面，党 垄断统治的合法性基于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它仍然需要伪装成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同时还要能实现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稳定和区域影响力，而不能忽略的这一事实，在体制化改革缺位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继续突破，无法在发展中上移到更高端的位置，也不能防止既得利益者形成结构固化。于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国有既得利益之间的平衡就成为新领导层最重要的关注。 中国是无需自证的和西方不同的国家，而且它还有着独特的有自我认知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它可以发展出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例外论”不比”美国例外论”更难以理喻。但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不得不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关联的世界中操作，并要防止出现意识形态的回潮。世界已经对中国的重商主义和不断崛起的势力及地位表现出警惕。虽然不太可能，这也许会让中国向内转，并成为新的孤立主义者，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加上人口结构上的偏移（译注：这里的人口偏移似乎是指老龄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赤字国家，并推动其经济发展到达下一阶段。 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继续走当前的路线。的确如此，还设定了一个计划。在新的领导层将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加入。然而，外人看来无缝的权力派交接掩盖了不在公众视野中的内讧。（译注：此文写成时间较早。最近的王立军事件多少让这种内讧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中。） 到目前为止，”太子党”占据了最高位，他们是和毛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后裔，约400个家庭，是在党、军队和经济中都权倾一时的集体制精英皇族。习近平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生于1953年，正在成为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接班人，他将于2012年接过党的总书记一职，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在2014年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到了那时，如果习近平成功地在两年的交接期中巩固了权力，他就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第一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职位将再次合于一人身上。政治局常委目前由九人组成，是党，也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习近平超过了李克强，这两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两名49年之后出生的委员，李克强在九人中排名第七，位列仅次于习近平，他是胡锦涛的门生，胡锦涛对政治现实妥协，转而支持习近平。李克强和胡锦涛一样，是通过共青团这一分支逐渐上位的，这一派系的基础是党的基层。太子党轻蔑地指称”共青团”是”小店主的儿子们”。（译注：参考”维基泄密”中的 相关说法 ，太子党指共青团派”当我们的父亲在打江山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在卖鞋带。”） 习近平从省级官员升为国家领导人堪称迅速。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农村和城市、北边和南边，村庄和都市都工作过，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不被认为有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他从未参军，他与军队联系密切。他的父亲习仲勋将军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革命的”建国者”；他的妻子，彭丽媛，是著名的民歌手，也是解放军少将。他既有支持商业的名声（他的父亲因为提倡经济开放而被毛泽东清洗，后来成为邓小平的关键指导者，也是协助进行经济改革的助手，尤其是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早期实验阶段），也有”干净”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在福建、2000年在上海都清理了腐败，蔑视中国的暴发户。他冷静且谨慎，上述种种都让他被看成是一名易合作的人——同时又是会巧妙地攀登阶梯的政客。 尽管习近平几乎没有个人魅力，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还是比他的前任更有气势（不过胡锦涛定下的是个低标准）。从外表来看，他高大敦实，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合影在国内看来形象不错。他有一个在加拿大的妹妹、一个在台湾的哥哥和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女儿，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就曾到访美国。这个朴实低调的人很少直言不讳，他对世界的了解要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打政治牌的时候把牌都握得很紧，谁也看不到——因而他和其他新领导人一旦费尽心力地到达权力巅峰想做什么也难以猜测。 如前所述，他们将在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开始接手，因而他们最初的路径已被设定。但在未来政治局常委都由谁组成（除了习和李之外的其他七名都将在2012年退休）也会反映出不同派系的平衡——一边是相信保持经济增长是党能合法地垄断权力的必要之举，另一边，则认为合法性应基于意识形态，而成为当前的怀旧毛派的代理。在政治、民族主义、地区和人口等不同的潮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分野。甚至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那些想要建设一个有着强大的安全网、缩小贫富差距，更注重环境保护措施的”和谐”资本主义的人，那些想要减少公共部门的权力、开放政改革、拥抱新兴有产者的人，以及所谓的”新共产主义者”（neo-comms），想要通过文化外交、军事力量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译注：neo-comms 语出《中国在想什么》一书，Mark Leonard著，2008年出版。我们会在” 译者书刊 “中更多地介绍本书。） 谁会晋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会如何排名，将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出正确错误，也将揭示出中国在未来的决定性的十年内会如何发展。但这一切都会围绕着维护党对权力的掌控。 注：在他到美国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国营媒体已经发表习近平回答《华盛顿邮报》的书面回复。他对中美关系的意见大多是形式化的，包括似乎在警告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立场的观点。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与” 习近平访美 “相关的外媒评论与观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作者：黄亚生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没有那一年，中国经济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为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搜狐财经专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先生。 　　 　　　　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的全面支持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南巡讲话？ 　　 　　　　黄亚生：邓小平先生南巡前夕，中国出现了一段全面否定80年代的改革方向的“逆转期”，改革很可能前功尽弃，走回头路。南巡讲话在那时候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力挽狂澜，逆转了一个“逆转”，另外在对外开放方面在80年代改革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如果没有这个逆转，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在我看来，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一个“逆转的逆转”，但只是部分逆转，对政治改革的部分，他并没有涉及。但我注意到，邓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了政治改革，他在1980年有个很有名的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党委不受监督等，到今天还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在早期已经提出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做出过最好的分析，在80年代基本上是肯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的。但是，政治改革容易受一些具体事情的影响，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容易。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宪政改革是一种政治改革思路。您怎么看？ 　　 　　　　黄亚生：这个认识在80年代初已经有了。很多人在观念上并不反对这个，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化措施，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 　　 　　　　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在80年代有实质性的改革，比如地方上分权、财政上分权、地方农村选举。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教授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80年代农村金融有相当大的自由化，有相当大的改革。当时名义不是国有而实际是国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措施出台，要让农民社员自己选举社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动。我是看了几千份80年代的政府文件报告才发现的，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1979年中央还成立了农村金融改革小组，当时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返还给社员，要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农村信用基金会，全国运营的，在温州、吉林、贵州、河南都有，它在农村的有些地方贷款市场占有率达到40%。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当时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时表示：温州有这么多的私营金融机构，利率这么高，但做得还是很好，为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营金融机构不称职，不能满足它的需求，我们要引入民间的金融跟它竞争。 　　 　　　　这种思想简直不得了，是一种竞争的思想。在不放弃国有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来改善国有的业绩，这和后来的做法把民间资本给端掉，把吴英抓起来判死刑，以增加国有机构的垄断来提高业绩的思路，有天壤之别。 　　 　　　　80年代政治改革的革命性和市场化已经相当大，虽然有反复。在1988年的温州，一个农民自己的地被政府征走了，他一路告到法院，最后胜诉。80年的时候人代会举行听证会，叫部长来，要对他质询。 　　 　　　　我非常反对两种观点：一是改革是一直在渐进的；二是认为先搞经济，然后经济改革本身就能带来政治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国的学界共识是先搞经济后搞政治改革，而且认为政治改革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发生了。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现在被打破了。没有政治改革，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就根本做不下去的，而在80年代，当时就有这个共识了。从学术界来讲，顶多能够说现在再回到80年代的共识，从政界来讲，连那个共识都没有回到。现在这些领导人就政治改革很可能就在那儿说说，而没有任何行动。 　　 　　　　应客观界定小平南巡的贡献 　　 　　　　搜狐财经：您一再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共识，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黄亚生：大概在1986年，当时的体改所做了一个青年人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问，你最愿意选择的职业是什么？大概列了20个职位。你能够猜到列第一位的职业是什么吗？ 　　 　　　　搜狐财经：企业家？ 　　 　　　　黄亚生：什么样的企业？个体户。第一追求是个体户，下面是科学家、工程师，好像政府官员排到第五第六或者第七第八。这么一个排序，现在反过来了，公务员第一位，外国企业第二位。 　　 　　　　我非常反对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更发达，政治思维就更先进。根本不是。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一部分是经济改革，但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推动。 　　 　　　　另外就是“苏东波”（苏联、东欧和波兰的革命）发生以后中国的共识，你看“苏东波”发生了，中国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政治改革。我认为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发生“苏东波”，恰恰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改革，恰恰因为我们进行了市场经济。那些国家根本没有改革或者改革停滞，所以才崩溃。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见得正确。 　　 　　　　很多东西要看数据。我和我的同事做的研究表明，80年代的农村私有经济获得的贷款远远超过90年代，90年代做的几件事情全部否决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刚才我说的农村信用社由社员选出社长被全部否定，政府出面接管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变成政府融资的一个工具手段，所以以后才又建政府高楼等等这些东西。 　　 　　　　同时，农村的金融变成了一种扶持农业的工具，而在80年代，农村金融一部分是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它是发展农村的创业，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农村创业是什么？我本来种粮食的，我现在搞粮食加工了；我本来是种苹果的，我现在做苹果酱了。90年代由政府出面把这些加工的业务由政府出面来做，农民自己获得金融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三，严格加强贷款的标准，要求你的抵押。土地不可以做抵押都是90年代制订出来的，宅基地不可做抵押，农民有什么？不就有这个东西，又不让他做抵押。8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说有明确规定你不需要做抵押，当时真正是一种探索性的，银行或信用社觉得贷给你款能够产生利润，这就可以了，干吗要抵押？当然会出现一些坏帐，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只要你获得的利润能够弥补你的坏账这就可以了，并不要求零坏账。 　　 　　　　邓先生南巡有三个影响，首先要肯定他做的这些贡献，但应该界定他的贡献的范围。这三个影响： 　　 　　　　一是，在经济改革里主要强调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内开放。其实就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来说，从我尽量搜集的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对外开放的，但也有相当大的对内开放的内涵。80年代很多的国内创业者也跑到深圳去，我觉得深圳有对外开放也有对内开放，它帮助了国内这些创业者，比如在吉林做不了就跑到深圳。但是90年代的共识认为对外开放最重要。 　　 　　　　第二，基本放弃了政治改革。 　　 　　　　第三，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基本在南巡讲话以后就没有了新亮点，改革重心被转到了城市。直到了2003年以后，农村问题才重新被重视。讨论南巡的时候，应该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至少不应该完全是一面倒的观点。 　　 　　　　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搜狐财经：您提到中国大部分很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80年代作出的。那么90年代以后呢？ 　　 　　　　黄亚生：90年代，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改革正确举措就是加入世贸，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发展战略思路，即对外开放。我一点不否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只对外开放，会造成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等等。邓先生在80年代说过一句话：经济改革得对外又得对内。80年代他还可以起到很重大的作用，而90年代中国就基本是走“上海模式”。我也不认为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只有积极的一个方面。现在学者和公共舆论所抱怨的国有垄断企业就是90年代后半期形成的。 　　 　　　　搜狐财经：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似乎也扭转了当时的政治风向？ 　　 　　　　黄亚生：这就是我此前说的“逆转的逆转”，因为当时中国在走回头路。邓先生及时更正，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92年以后的改革发展方式都是要依赖于政府的。即使对外开放，实际也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而是在各个地方兴建开发区，这也是靠政府的。城市改革很多是靠政府的。住房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改革？我是有疑问的。改革的试金石是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地制约政府。在我看来这种加强政府的改革，能不能叫它改革都有疑问。 　　 　　　　但80年代明显不一样，农村承包制都是减弱政府的行为。我从来认为，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几个角度来看，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90年代的改革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当然这种改革也还是有比没有的好。我并不是全面否定，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的性质要做一下界定，要做一下区分。 　　 　　　　搜狐财经：这也是您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书里一直强调的东西。 　　 　　　　黄亚生：对。沿着80年代的改革基本是比较良性的道路，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高层建筑，没有这么多的高铁，但是GDP每产生一百块钱中国老百姓人拿走比例高而政府拿走的比例低。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它并不需要你每年增长的速度很高。 　　 　　　　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说，中国在90年代以后，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程度，在有历史数据以来，只有两个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而这两个国家最后全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多年的发展停滞。 　　 　　　　就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整个8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90年代下降非常明显，到了90年代中期有所上升，但是从来没有超过80年代的水平。到了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后，现在才到35%。这种城市化，我称之为政治城市化，即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没法解释的，什么叫城市化？就是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要有消费。而我刚看到报导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1%，即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下降？说明中国城市化跟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而政治城市化不是经济城市化。 　　 　　　　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看，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城市发展主要是因为户口的限制导致非常扭曲的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建立了很多新的城市，即本来是农村的，突然一夜之间变成城市。这么多年出了很多新的城市，但从人口统计上看，中位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在下降的。 　　 　　　　城市化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有所增加。从创新方面来讲，如果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那么思想容易被碰撞，就有集群的效应。另外，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城市里可以做，但是其它地方不可以做。城市的需求多样，而农村的需求比较单一，不可能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是因为人口密度提高了，而不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9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但中位城市的人口的密度实际在下降，也就是说城市的创新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过，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黄亚生：以南巡为分水岭，可分三个时期， 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到现今。80年代在我看来是最健康的，内需、农民收入增长都很好，当时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增幅是超过GDP增幅，90年代开始转向外部经济，2000年以后基本是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本身是要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等于是实际上2000年以后是投资加上外部的依赖，90年代主要是外部依赖。现在外部依赖了，投资基本走到尽头了，中国还能怎么办？ 　　 　　　　小平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面临衰竭 　　 　　　　搜狐财经：你之前表示，中国高楼大厦增加三千栋，但是文盲也多出三千万，就是因为太多财富积聚在政府手里，不能投入到教育医疗里面。 　　 　　　　黄亚生：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即农村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因为农村撤并学校，减少小学的数量，才有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为什么要有校车？因为学校和村庄的距离太远了，而东亚国家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只有很少的孩子，在农村里面也办一个小学，让你就近上学。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举措，比如普及小学教育，是促进中国整体人口素质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国政府就再也没有在基础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投入。80年代与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80年代是小政府。而在中国，教育和卫生是国有的，国家是提供者，并且是垄断的，不可以让别人进入。从经济学常识来看，一个垄断者提供的教育和卫生，在高价位上的提供还是低价位上的提供，是很不一样的。 　　 　　　　80年代的时候，医疗、教育费用没有涨价，很便宜，农民在教育和卫生的支出保持比较稳定。到了90年代，不光学费提高，还有住宿费，因为学校关掉以后，小孩不能每天走来走去的，给他提供宿舍，宿舍不是免费的，你得交住宿费的。这种寄宿制从整体来讲提高了教育的成本。一是住宿费用；第二如果小孩就近上学可以在家里帮做家务，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现在不可能了，跑到县里去上中学了，这对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增加了开支减少了收入，整体来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 　　 　　　　我们对文盲的定义是50年代定的，按说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经济发展，文盲的定义应该逐渐提高，1500个汉字，没有任何数学科学这方面的要求。很难想象懂得1500个汉字，在一个现代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得懂一点数学、懂一点科技知识才可以。教育部一个学者说中国增加了2000万文盲，后来教育部自己又否认，这个事情《中国日报》上有报道，在中国媒体上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我注意到了。 　　 　　　　另外，教育部自己2003年的时候请了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写了一个报告，他们调查了14个省34个县。他们在17所农村初中调查表明平均初中三年辍学率为43%，学到第一年第二年就退学了。另外文盲这个标准定的很低，所以很容易脱盲。中国的脱贫也是，把这个标准降得很低，你就很容易脱贫，这都是统计上的鬼把戏。美国计算贫困人口，是家庭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低于它的25%就算贫困人口了，中国我看5%都不到就算脱贫了。 　　 　　　　我一直认为，GDP的增长不是一个最终的政府目标，应该是人民的福祉，健康、教育包括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如果按这些标准来衡量，90年代的发展是脱离了这个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将衰竭。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黄亚生教授本人审定。 　　

文化建设不能没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自由，没有自由，文化的繁荣就是虚假繁荣。任何文化都有一个核心，文化建设都应该围绕核心去建设。中国没有思想家，中国没有科学家，都是因为权力干涉太多。如果以承认先进文化为前提，那么先进文化就是自由的文化，就是多元平等互动的文化，被权力主宰制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文化，所谓的主旋律的文化，肯定不是先进文化。任何先进文化只要和权力睡在一个被窝里，肯定会走了形变了样。自由的文化就是限制权力的文化，就是不和权力睡觉的文化，就是要摆脱权力控制和强制的文化。要想文化繁荣很容易，因为文化繁荣要去掉权力的催情药，让文化自由生长，自由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