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媒体《京华时报》消息，茅台高管面对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两会提案表示：“不喝茅台该喝什么酒？”，而早前贵州省委书记则说：“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据《京华时报》报道，上周末，在贵州茅台酒厂举行的一个发布会上，有记者向茅台厂方问及，有两会代表提议”三公消费禁喝茅台”，他们对此事有何看法。茅台高管刘自力反问记者：”三公消费禁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该喝什么酒？” 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林嘉騋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包括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公款采购茅台酒；立法禁止或者限制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垄断型国有企业公款采购茅台；禁止政府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务宴请喝茅台酒；适时修订法律法规，把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送礼行为中的”送茅台”等行为，作为违法或者犯罪的行贿受贿处理。 就此中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3月7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访问时称：”不喝茅台喝拉菲更贵。” 三公消费 天文数字 栗战书也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政府采购和市场销售，都是市场行为。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据悉2011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人民币，利税180多亿人民币。四川白酒专家铁犁曾表示，”政务消费和国有大企业的消费依然是支撑茅台的主流消费”。 评论人羽戈在天涯社区发文，认为栗战书直接抹消了茅台酒与政府的关系，其回答使用的是强盗逻辑。他也指此事的关键是用谁的钱购买这些茅台和拉菲，公民应该去追问，三公消费都花在了哪里？ 早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维权律师李劲松曾指9000个亿，相当于造两个三峡大坝。他从去年5月起连续向多个中央国家部委申请公开”三公”消费开支的信息，但并未得到回应。 茅台的”政治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院学者吴祚来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起，前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将茅台作为”国宴酒”，茅台就已经具有政治化的象征和意义：”它是一个政治化的符号，所以造成了第一是价格飞涨，第二是有莫名其妙的意识形态或国家色彩在其中。” 另据吴祚来介绍，与茅台相联系的特权化在中国已经登峰造极，有特殊权力的政府部门都会在贵州茅台厂有一席之地，该厂也会为这些部门提供特供酒，达成联盟的现状也很难制约和改变：”你怎么制约？公权力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酒肉同盟。制度改革如果不跟上去，如果不从上至下改革，指望权力对他们制约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吴雨 责编:邱璧辉

 2012年 3月 08日 刑诉法修正草案或令强制失踪合法化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张楠 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就刑法修正案做出说明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星期四（3月8日）开始讨论刑诉法修正草案。草案中对所谓“强制失踪”条例的修改引人关注。北京的法律界人士批评草案或将秘密羁押异议人士的做法合法化，认为这项修法是个很大的退步。 当天上午，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大开始听取和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人大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据中国“财新网”的报道，此次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在前两次审议稿的基础上又作出调整，除了写入“人权条款”、采取强制措施通知家属例外情形的压缩等条款背后，“侦查、检察、法院与辩护等各方权利的博弈仍旧突出，一些调整也引起了争议。” 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在两会召开前夕曾对美国之音说，他了解到此次交由人大审议的刑诉法修正草案中，将删除所谓的“失踪条款”。 *严格限制“例外情形”* 根据3月8日中国官方媒体刊载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刑诉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新的修订草案确实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 该说明说，“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修正案草案将所谓“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敗? *北京律师：两罪例外是退步* 几位知名北京律师在对美国之音谈及该草案有关“强制失踪”相关条款的更动时，认为新的条款反而是“退步”了。 中国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吴革说：“在具体的条款上，事实上无论是羁押期也好，无论是涉及的案件也好，通知当事人的时间，这样具体的（范围和时间方面的）扩大，将来就会给公安、国保在具体办案当中更大的操作的空间了。”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则更为直接地指出，退步在于草案中有关监视居住和通知家属方面的表述。 *莫少平：执行监视居住应有“顺序”* 莫少平说，依照原来的法律规定，“监视居住”应该有个先后顺序：应先考虑在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只有在没有合法住所的情况下，才能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他说，新草案中的情况则有所变化。 莫少平说：“那么现在不是。现在等于只要是这两个罪，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恐怖行为犯罪，我就可以给你指定一个场所进行监视居住。第二，只要涉及这两个罪，我就可以有权不通知（他们的）亲属。” 莫少平说，这样一来，通常被当局以此类罪名拘捕的异议人士，便可合法被“强制失踪”。 他说：“结论是什么呢？像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像刘晓波，像高智晟，像胡佳等等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指定一个场所对你监视居住，我可以不通知你的亲属。这个实际上是和国际法中的‘强制失踪’条款是吻合的。” *异议人士或被合法“强制失踪”* 莫少平律师说，如果上述条款得以通过，绝对是退步。 美国之音8日电话采访人大代表，来自黑龙江的律师迟夙生时，问及相关条款的表述和她的看法。迟夙生说还没有仔细看详细条文，但是表示“中间有很多变化，变来变去。”她不愿进一步就此置评。 根据人大议程安排，大会将于3月14日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进行表决。

有人权组织发布年报说，2011年是10年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糟的一年，有4千多异议人士遭到当局拘捕。 总部在香港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星期五发表年度报告说，2011年初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中国大陆当局增强了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去年中国有4千多名维权人士被当局拘捕，其中至少有150多人受到过酷刑折磨。中国当局大力压制异见声音的做法，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成为该组织自2000年开始监督报告有关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最恶劣的。 总部在中国四川成都的六四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琦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有以下特点. “应当说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恶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普通民众受打击的面已经迅速增长，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 黄琦介绍说，自去年初的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当局对各地的维权民众和访民的打压尤其严厉. “相对于过去十年来说，中国大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在最近一年应当来说相对数量是比较少了。比较少打压的情况力度还不算很重，但是对民间的压力是特大的， 因为在最近一年当中民众抗争的力度增大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五千多万民众的利益受到侵犯，这些民众在依法维权、依法上访的过程当中遭到了官方的非法羁押、绑架、殴打，甚至于还有失踪，也有一些人在这种压力下受伤甚至于死亡。所以说对民众打压的力度是远远超过过去几十年。” 香港的中国人权守护者的年报指出，在2011年有数十名人权活动者失踪，数名著名异见人士被判处重刑。最引人警觉的事态之一是中国当局使用强制手段秘密拘捕持不同政见的人士，至少有20多名维权人士被长期秘密拘押，家人得不到任何有关他们下落的信息。中国当局秘密拘捕维权人士已经众所周知，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去年就曾在当局对中国各地的“茉莉花”行动的镇压中，被拘留在警方的秘密关押点好几个月。现在，中国当局准备将秘密拘捕合法化，使它成为中国刑诉法的一部分，并已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讨论。 北京的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在中国，很多维权人士常常因为被当局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遭到秘密拘捕. “他们把很多公民行使正常权利的行为也归结到所谓威害到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扩大化、泛化的理解和运用。而且没有有效的司法审查和公民行使抗命权的途径，事实上就变成警察或背后指挥警察的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他们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杀手锏，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冠冕堂皇地为他们去侵犯公民的人权作为一个托辞或和是借口。” 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说，目前中国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秘密拘捕的对象列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他对此很忧虑. “而当局现在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特别涉及人员可以提前关押，还可以通过不同的司法程序关到很长时间。应当说我们也担心刑事诉讼法扩大化的使用，进而导致更多的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我们在这方面坚决抗议当局扩大刑事打击面的。我们也希望胡温当局在余下的时间里能够迅速逆转民众权利遭到侵犯的情这种况。” 接受采访的两位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都呼吁，国际人权组织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大陆改善人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位于香港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CHRD)发表最新年度人权报告称，2011年是十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最糟糕的一年。大量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异见人士在过去的一年里被拘捕、遭受刑讯乃至被判多年监禁。 “中国人权守护者”组织（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在周五（3月9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去年中国对异见人士通过判以重刑、绑架和刑讯等方式进行打压。打压程度为十年来之首。 这份报告收录了去年发生的3800起任意拘押的案例，还有100多起人权积极活动者遭殴打的例子。 该组织国际部负责人夏雷妮(Renee Xia)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2011年中国的人权纪录达到又一新低点，也是2000年以来维权运动被打压得最为严厉的一年”。 该组织表示，去年中国官方对异见人士采取”法外拘留和强迫失踪”的方式尤为广泛。这一现象令人感到吃惊。 艾未未被失踪数月 报告称，这种大规模的打压针对的不仅是维权人士个体，同时”也是对其他普通的中国国民起到威慑作用”，这其中传达的讯息就是：打算改变政府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中国人权守护者”组织表示，去年一个尤其令人感到担忧的现象是”强迫失踪”被官方广为使用。20多名人权积极活动者”被失踪”，之后被拘押了相当长的时间。 例如著名的艺术家和维权人士艾未未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被带到一所”黑监狱”，被关押了数月，期间官方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 陈光诚依然被软禁 另外滕彪、江天勇和唐吉田三名维权律师也分别被失踪了数月。 今年的两会上，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尤其引人注意。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都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嫌疑人被拘留后可不通知家属。 中国官方常常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将对政府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投入监狱。 去年12月，异见人士陈卫和陈西分别因支持茉莉花革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9年和10年。这二人均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 微博在中国开始采取实名制，这被看作是另一个让批评意见消声的令人感到不安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权守护者”组织评价说，”这可能是限制微博用户揭露和批评政府所为的最有效的打压手段”。 信息来源：法新社 编译：洪沙 责编：李鱼

新疆和田一汉族基督教家庭教会聚会点本周日遭当地警方驱散，物品被没收，传道人一度被公安扣留。另外在安徽淮北市烈山镇，一座三自教会的基督教教堂，一个月前遭当局强拆。 据总部在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周二消息，本周日，位于新疆南部和田市区的一个汉族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聚会时，遭警察驱散。传道人钟曙光被抓，聚会用电脑和投影仪被抄走。该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星期三对本台介绍相关情况时说：“和田有一个汉族家庭教会，他们在正常聚会崇拜的时候，遭到大批的警察和国保冲击，包括教会的传道人，也是家庭的主人钟曙光，被抓走，钟弟兄已经在礼拜一获释，但是他们聚会用的电脑和投影仪和其他物品都被没收。” 记者：当时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聚会？ 傅希秋：据说有十几个人。   他说，该教会在当地已聚会多年：“和田这个教会，他们已经聚会几年了，也没有任何非法行为，星期天就因为家庭聚会，遭到当地的迫害，包括关押和没收教会物品，这完全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也是对公民宗教自由的践踏。”   据介绍，1900至1930年期间，来自瑞典和英国的宣教士曾经前往新疆和田宣教。1950年，中国本土的“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的汉族宣教士，也曾到达和田宣教。2007年11月，和田的维吾尔族基督徒乌斯曼•依明因为传播福音而被判处劳教两年。   中国除了对非官方的家庭教会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限制和打压，即使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也不能幸免。“对华援助协会”还称，2月2日夜晚，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凤凰村大山头六队的有27年历史的新安基督教聚会点教堂，被烈山镇政府偷偷拆毁。第二天早上，信徒看到教堂已经被夷为平地，有的放声大哭。十天后，镇政府向前往交涉的信徒出示两份协议书，分别是《关于教堂安置建议的协议》和《淮北师范大学及政务中心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他们拒绝签字。但是在喝过政府人员倒的茶水之后，突然神志不清，身不由己地签了字，当晚才苏醒。   傅希秋说：“烈山镇凤凰村一个有27年历史的叫新安基督教聚会点教堂，政府的这些管理人员应该有腐败现象，强拆教堂，信徒坚决不同意，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强行拆除教堂，并且还辱骂前去维权的教会信徒。他是一个政府批准的三自教会教堂。”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牧师也获悉此事，他说：“听说教堂拆了，但我没有他们的电话，这是一座老教堂，镇政府和别人想占用土地，反正是三自教会。” 记者：三自教会他也拆啊？ 张明选：三自教会他也拆。他们为了钱。   本台致电烈山镇镇政府询问。 记者：凤凰村有一个新安基督教教会的聚会教堂，听2月2日被拆了，信徒很不满意。 职员：不好意思，这个事情我不是特别清楚。 记者：听说他们跟你们交涉了很多次了，谁在处理？ 职员：应该是领导有在处理，他们信访部门都在处理这件事。 记者：拆了一个准备做什么用途，建房还是开发？ 职员：好像是城市规划。   目前，教会的代表们继续与政府部门交涉，坚决依法维权。基督徒维权律师已经介入，依法捍卫该三自教会的合法权益。对华援助协会称，将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   而北京守望教会的敬拜场所去年四月上旬被当局封闭后，他们持续在露天敬拜已近一周年。记者周三多次致电该教会的信徒，但无人接听。据报，2月26日该教会举行今年第9次户外敬拜前，一名计划周日礼拜的信徒被抓，周日当天至少有15名信徒，在前往中关村户外敬拜地点途中被警察带走，当晚8点才获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