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 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一、 我做的事情重要吗？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 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当然，如果连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都该受质问，天下人谁还不该受质问？索马里的孩子在受难，这个法国人却跑到北京来为四合院奔忙；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有人却还在书房里写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有人在反复训练以把百米成绩提高0.01秒，甚至还有人在花前柳下谈恋爱，在音乐厅听歌剧，在饭馆里嘻嘻哈哈喝酒。环境保护，动物救助，失学儿童资助，这些活动，我自己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参与过，可我大半时候在写论文，带孩子，时不时到饭馆里跟朋友喝酒。 我们问救助黑熊的人士而不问在饭馆喝酒的人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也许是因为救助动物和救助失学儿童这两件事离得比较近，这两种人都在做好事，有可比性，在饭馆喝酒的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懒得去质问他。可是，问题还是摆在那儿：音乐厅里的听众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我在饭馆喝酒的时候，可曾想到艾滋病人在受苦在死去？我写论文的时候可曾考虑过，世上有比写论文更重要的事情？   二、 我跟我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   一起聊天的朋友中，有一位本来不知道黑熊胆汁的营生。有一天她去会两个朋友，他们正要到一个黑熊养殖场去，试图说服老板不要再做从黑熊活体抽取熊胆汁的营生。她跟着去了，第一次看到黑熊的悲惨境遇。这个养殖场养着上百头黑熊，它们被一头头分别关在自己的囚牢里。囚牢用水泥砌成，装着厚厚的铁栅门，囚牢很小，黑熊在里面几乎不能转身。这些黑熊每天被抽取一次胆汁——把导管插入熊胆，胆汁顺导管流出。黑熊个个可怜无助，有些在插入导管的操作过程中伤口感染，痛苦异常，有些奄奄一息。这位朋友初次见到这个场面，深感震动。她从前从来没有去想过黑熊，可从那天开始，她投入了救助黑熊的活动。 把这位朋友牵入动物保护的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不是对世上林林总总事业的全盘衡量比较。回顾我们行来之路，哪件事情没有几分偶然？你大学进了化学专业，因为你中学第一次知识竞赛化学卷拿了满分；她后来研究宋词，因为教语文的中学老师长得又帅又特别喜欢讲李清照；并不是，至少主要并不是，化学比物理学更重要，宋词比离骚重要。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作为偶然在此的生物爱上这个，做起了那个。 百八十年来，“选择”一直是个时髦的词儿。婚姻自由允许我们选择老婆或老公，自由报考允许我们选择上哪所大学，自由迁徙允许我们选择到上海工作或者到兰州工作。当然，选择差不多总是双向的。我成绩平平，我倒想报考北大清华，人家不选择我；我不爱说谎，倒想当政府发言人，人家不给我这个职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对选择的这类限制，而是要说，即使在我的选择中，也有我的不选择。救助黑熊是我自己的选择，没谁强迫我去，然而，我为什么不选择救助艾滋病人？当然不是因为艾滋病人不如黑熊重要。我被牵进了救助黑熊的活动，我被带到了黑熊养殖场，我看到也感到黑熊可怜，我的好朋友在做这件事，就这样，我被牵进了这个活动。我们并非既站在事外又站在自己之外，一方面计算自己的种种条件，一方面计算候选之事的种种利弊，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我也许可以这样刻画我买股票时的情形，这样刻画我在婚姻介绍所挑肥拣瘦的情形，但有血有肉的生活不是这样。 不时有年轻人问我：天下学说林立，哪些是最重要的学说？我该选择研究哪种学说？尚未入门，或有此一问，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待你入学渐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不相干，你不再是做你选择做的，而是它不由分说地卷着你去做。在婚姻介绍所里，你东张西望挑挑拣拣，找一个你的条件够得上的最佳候选人，这时候，婚姻生活还没有开始。你们结婚十年，对方的优点、缺点、相貌、情性，一切都不再是你站在对面权衡评价的东西，它们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欢喜、埋怨、珍惜。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如果只关心选择，不妨说，随着生命的深入，一个人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然而，生命不是一道关于选择数目的数学题。布里丹的驴子总保留着选择的权利，结果饿死了。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在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对面，然后按重要性加以排列。在这个表格里，救助艾滋病人也许比救助濒危动物要紧，救助濒危动物比在饭馆喝酒要紧。我们该请哪位理论家来做这个“价值排序”游戏呢？好，辟划天下的理论家为我们排出了次序。我们该按照这个次序先做最重要的事情，做好之后再做次重要的事情？大家都先来救助艾滋病人，然后再考虑黑熊？大家都来解决无房户问题，等天下寒士都有了地方住，再来建歌剧院？谁会依照这个影子次序生活？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按照一套固定的价值排序来生活，人人都争做影子次序里最重要的事情，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就无人去救助黑熊，那会是一个多么让人丧气的社会。   三、 有些事情只可感召无可谴责   保护黑熊要紧还是救助失学儿童要紧？保障房要紧还是歌剧院要紧？这些问题当然会成为问题。它们总是在特定环境下成其为问题。因此，答案不会注定是：在尚有孩子失学之前先不管黑熊，在尚有无房户之前就不建歌剧院。 一个决定去做一年志愿者的青年，也许正在考虑他去做动物救助还是失学儿童救助，对他来说，这是个真实的问题。它是真实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自问的问题，而不是别人加到我们头上的问题。若他饫甘餍肥，既不关心动物保护，也没打算去帮助失学儿童，他只是质问你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而去救助濒危物种，他提出这么个问题是啥意思呢？ 那么，只有对我重要的才重要？这里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吗？不，正相反，只对我重要的事儿一点儿也不重要；救助黑熊当然不是对我重要，是对黑熊重要，救助失学儿童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失学儿童重要。我只是说，无论它多重要，都要跟我相连，不仅要跟我的能力相连——制止霍乱重新泛滥极其重要，但我对此无能为力；而且要我有那份缘分去跟它相连。道不远人。 画家并不每次站到画布前都自问：我做的事情有多重要，倒可以说，他总在考虑怎么把画画好。并非他总是自问：我怎样把画画好，而是他在构图时在着色时，在所有时间里，都在做着怎样把画画好这件事情。我们的一切品质一切愿望都在从事本身中获得意义。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他可能停下来问自己：我真该一直做这个吗？我不该离开画室去个流浪歌手吗？与命运为侣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主动改变习惯，改换追求，不可以离婚或剃度出家。然而，这一点应该是很明显的吧——这时，你不是站在各种选择外面计算利弊，绘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在你自身中选择，不，选择这个词太轻了——你要从你自身挣脱。你与自己的生命对质。实际上，一辈子嘻嘻哈哈喝酒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而从来不质问自己的人，从来不与自己的生命对质的人，已经丧失了意义。即使你在做通常认为有益的事情，例如救助黑熊，你就不曾自问过：这里有没有中产阶级的矫情？但在这里，也只有自己能够质问自己。在该自己质问自己之际你却闪了，别人的质问又于事何补？ 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从事某项有益的事业，难免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认识不少投身或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有扶贫的，有资助失学儿童的，有救助黑熊的，有维权律师，有人权斗士，他们用各种方式号召、感召人们参与他们的事业，但他们并不质问更不谴责谁。不像从前的传教士那样，用不皈依就下地狱来吓唬咱们。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参与扶贫事业，他提供关于贫困人口各种情况的可惊数据，拍摄贫困地区悲惨图景的照片，讲述巨大贫富的危害。但他不谴责。当然，他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也谴责花天酒地为富不仁。 我们谴责眼见幼童落水不施援手，但我们不谴责没有积极投入扶贫活动或救助艾滋病人的人。幼童在你身边落水，那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一件事，那是你不能不全身心感到的事情，那是你铁定的“缘分”。我们并非遇事才做选择，我们的基本“选择”，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那些从事公益事业和正义事业的朋友，他们做那些事情，体现了高于常人的德操，但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体现了更高的德操才去做的。他们被牵进了这些活动。你培养自己的德操，你就被牵进有德的活动；你放纵自己的恶习，你就被牵进恶俗的活动。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原文链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0-12-24/100210837.htm ）

（维权网信息员夏飞石报道） 2 月 26 日晚上 17 左右，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异见人士肖勇（德先生研究所义工）和维权人士 蒋东升 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纪念七十二烈士时，被黄花岗派出所带走。 派出所一位女警的态度非常恶劣，肖勇的手机被没收，到本网发稿时，警方正与三位异见人士做笔录，三人被强制在派出所已经两个多小时。 唐荆陵手机 18929551319 肖勇手机 18975750404 黄花岗派出所电话： 02037618514

（ 维权网信息员沈冰报道） 2 月 25 日 上午 9 点半，因上访被警察非法关押在勤丰镇养老院的李忠英，收到禄丰县劳动教养委员管理会下达的《劳动教养判决书》，判决书依据“扰乱工作秩序罪”对李忠英判处 1 年零 9 个月的劳动教养决定。随后李忠英在勤丰镇工作人员及勤丰镇派出所所长的押送下，到楚雄州劳教所。 2 月 20 日 ，李忠英曾收到禄丰县劳动教养委员会《聆讯通知书》，按照司法程序李忠英可以委托律师依法维权，但当李忠英向当局提出由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原为其代理时，被当局拒绝。 李忠英是云南楚雄州禄丰县勤丰镇人， 1994 年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为响应国家号召，李忠英做了结扎手术。 2001 年，李忠英却意外怀孕，在李忠英怀孕 8 个月期间，勤丰镇计生委 17 个工作人员闯入李忠英家中，把她五花大绑强行带到医院堕胎。因计生医院卫生条件非常恶劣，术后李忠英患了流产后遗症，造成其丧失劳动能力，连起码的家务活也不能做。后来李忠英去医院做了几次医学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是由堕胎所致。自此，李忠英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反而受到当局的不断打压和非法拘禁，甚至劳教。

 2012年 2月 23日 百度解禁赵紫阳 短暂现身再消失 记者: 方方 | 华盛顿 近日来，一向严守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百度突然陆续开放“赵紫阳”等若干敏感词条的搜索结果，不过仅两天后，一些词条已经无法在百度百科中找到。人民日报今日(23日)发表评论文章提倡改革。一些网友惊喜之余后疑惑不解，但专家不表示乐观。 *百度突现讳莫如深的关键词* 百度百科21日首次出现赵紫阳的词条，简述了赵的生平和任职、撤职经过，短短一日就有两百多万人浏览。这个中国最大的百科全书网站对赵的称呼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有网友还在微博中晒出百度显示“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六四学生运动”等搜索结果的图片。另外，2004年北大时任教授焦国标发布的《讨伐中宣部》的搜索被部分解禁，曾多次撰文批评薄熙来的姜维平也同样被百度松绑。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题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评论文章，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媒体在进步，制度在开放，高层派系权利争夺逐渐明朗化。 *专家不乐观 体制不可能改变*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制度开放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大同说：“不能说是进步，因为中国很多事情不是制度化的，不是法律化的东西，它突然发神经给你缓几天，突然又发神经又没有了，你很难说这是什么进步，你只是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两天它可能又不行了，但是它制度上绝对没有放开这么一说，不可能放开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大同说，管制互联网的部门据说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谁说话都有用，很难说哪儿下的令。他说：“有很多私人关系以中宣部的名义给媒体下个禁令，是不是中宣部的意思你也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暗箱。” 有网友将百度开放姜维平搜索结果之举与前一阵的王立军事件相联系，认为中国媒体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管制已经相对甚少。但是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李大同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中国一些媒体计划要做的王立军专栏已经被中宣部明确告知下架。 2004年无意中把北大时任教授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发布上网后引发轰动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预测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走向。他说：“有希望的领导人可能会倾向于保守和稳当，没有希望的领导人倾向于打黑唱红、别出心裁。” *赵紫阳短暂出现再消失* 截至记者发稿时，百度对“赵紫阳”的搜索结果仍有一百多万条，“天安门事件”60多万条，“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8千多条，但“姜维平”的搜索结果只有一百多条，且此姜维平非彼姜维平。但百度百科则无法显示“赵紫阳”的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