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律师

2012年06月25日 17:41:42 　　   　　高考制度在今年步入第35个年头，但是招生考试带来的问题却似乎有增无减。 高考是中国教育制度上的最后环节，却对整个教育体制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大学教育的入场券，而且还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甚至可以说，高考和招生环节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中国以后的国际竞争力。然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并没有发挥好，甚至还不如以前，因为它对时下教育模式的畸形发展进行了推波助澜。很多家长都在问：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生这么苦？为什么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大学数量和升学率都显著上升，而高考压力却跟着上涨？事实证明，中国招生考试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有两个说法必须厘清。一是考试和录取是两个分开的环节。很多人在谈及高考的时候，容易将考试和招生合二为一。事实上，考试和招生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考试是手段，录取才是目的。中国高招制度的首要症结在招生，把招生体制理顺了，考试体制也自然会了。二是各省招生指标分配主要是由各个大学确定，教育部只是确定大学的招生总量。有人以为，招生体制雷打不动，每所学校招生人数在全国各省市的划分主要是由学校自行确定的，因而如果想改，大学是完全有能力改的。   　　 高考人数今年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同时高考录取比例将接近80%。可是中国学生的高考压力和30年前比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由此可见，人们已经不是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大学。尤其在就业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希望上的大学仍然是数量极有限的那些学校，尤其是那40多所“985”高校和100多所“211”高校。其中大多数是直属中央、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国立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数量少，招生人数太有限，而且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众多名牌大学集中在京沪等发达地区，有的地区却连一所985高校都没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是高考压力加剧、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当然，如果国立大学对各地考生平等录取、公平招生，那么经济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稀缺地区的考生还有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这些学校在高考招生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同样一所大学在录取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的时候执行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两年，并出版了《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北京为52.5，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有人说，高考招生没法一碗水端平，少数民族等教育欠发达地区需要得到照顾。这当然不错，发达国家也有照顾少数族群的“纠偏行动”。问题在于，现在的招生制度首先照顾的恰恰是不该照顾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基础教育资源已经很丰厚的发达省市。虽然西藏、新疆等地区确实受到照顾，但是像安徽、河南、贵州、广西等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却受到严重歧视。这样的“照顾”显然是不公平的。   　　 更有甚者，以前的高考全国用的是一份卷子，现在则是半数省市考自己的试卷，全国考试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似乎中国比美国还强调“地方差异”。美国的SAT就是全国统考，全美乃至其它国家的大学都将SAT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虽然美国高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会参照教授推荐力度、社会活动能力等其它因素，但绝对不会把地域作为考虑因素。大学招生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学生户籍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无关因素。   　　 因此，招生考试改革必须先从摒除地域歧视开始。对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考试方式和内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和评分必须保持全国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录取各地考生提供客观标准。少数名牌大学可以在统一高考之后，再进行一次自主招生考试进一步筛选，但是试卷和标准也必须对不同地区的考生保持统一。对于少数族群聚集地等欠发达地区，大学可以按其全国平均录取比例和当地考生数量，实行同比例录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合理的纠偏行动。     　　 上一篇： 儒家思想是包在破布里的金子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6月25日 11:09:46 　　   　　感谢各位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专程前来一聚，感谢民主与法制出版社为我出了《为了人的尊严》这本书。这本书的思想成型于十多年以前，出版这本书算是我的一个夙愿。记得去年一直催着从容出书，肯定都被催得烦了。这本书出来了，我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民主法制社是一个很进取的出版社，特别是新社长肖启明过去之后。在座的都是我们国内的精英学者，以后大家可以多合作。也感谢《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两三周前刚刚在这里开会，那时候还是春天，现在一下子就进了夏天。书大家都有了，我就不介绍了。下面谈谈写作这本书的想法。   　　 诸位，任何人类文明都面临一个基本的难题，那就是怎么样超越我们人类的狭义自私本性所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囚徒困境”，进而造成“搭便车”、集体行动难题等各种困难。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社会“礼崩乐坏”，陷入了这种“囚徒困境”。各人困境不一样，君有君的困境，臣有臣的困境，君臣之间的游戏和官民之间的游戏肯定不是一个性质的游戏，但是都面临着尔虞我诈、各自为战的困境，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战国的法家野心很大，他们基本上构建了今天西方（包括中国国内）占主流的理性选择框架，线条比较粗，但是基本要素都有了。看看从霍布斯到霍姆斯的理论，比较一下商鞅、韩非，基本思想差不多。然而，法家这套东西不足以解决我刚才所说的“囚徒困境”。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希望复兴儒学来拯救社会。两千多年过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这种不可自拔的人人自私的困境。   　　面对这个困境，不同文明有不同答案。西方主流文明是以基督教加上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为主导。西方学说对人性是不乐观的，基督教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个“罪人”，人是有“原罪”的。启蒙运动表面上颠覆了这种看法，但实际上很大程度继承了对人性的假定。马基维利和霍布斯创始的西方理论也是把人假定成自私的，甚至可以说是“恶”的。对于建构一种国家哲学来说，这种人性假定确实有一定优势，现代西方宪政理论差不多是建立在对人性的不信任基础，但是这种假定也有它的问题。如果人本身就是一个恶棍，那你干吗还在乎他？一群恶棍能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现代人讲的人权、民主、宪政，对于这个恶棍人群来说有意义吗？所以朱熹说荀子，一句“性恶”就把什么都说错了；起点一错，以后南辕北辙、失之千里。当然，在学理上，“性善”、“性恶”很复杂，荀子显然不是不可以为自己辩护；基督教的原罪观也有很大的解释空间，比如基督教也讲人是按照上帝自己的映像制造出来的，这样人怎么可能只是简单的恶呢？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基督教后来受到尼采的批判，他认为基督教把人在上帝面前变得太渺小。尼采自己没有什么系统学说，他是反系统的，他认为所谓的“体系”只是助长人的懒惰，所以他的东西几乎都是零星随想，但你可以从他的批判背后感觉到一股狂飙突进的风气，表明他所崇尚的是一种伟大的、崇高的、进取的、自由的（可能是极端自由）的贵族人格。这也恰恰是为什么他如此鄙视大众，鄙视大众主义的卢梭。   　　在这方面，儒家（至少儒家中的“狂者”）其实有点像尼采，儒家“君子”和尼采的贵族人格有相似之处，当然不如他那么疯狂，儒家肯定认为他是个“疯子”。然而，表面上中庸平和的儒家实际上是很积极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儒家是可以超越尼采和基督的，至少可以这么去解释。因为儒家既不是让大众简单地臣服于某一个上帝，更不是放手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而是带着一种怜悯心去“超度众生”——当然，这不是儒家的话语，但是他们是这个意思，让每个人超越自己。如果儒家也有一个十字架的话，这个十字架可能比基督的更加沉重，因为他要尽量地把每一个“小人”变成“君子”，让每一个人都实现他内在的价值和尊严。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和康德确实非常神似，因为曾经有一位笃信基督的美国政治哲学老师在课上批判，康德就是要把每个人变成一个“小上帝”，这和基督教正好相反。这句话对康德的总结还是相当准确的。   　　 我自己对《为了人的尊严》的定位基本上是一个“中体西用”的现代版。我认为传统学说的“体”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很多“用”成问题，甚至可能当时就没有“用”对、没有“用”好。我们当代的使命是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体”，并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借鉴、学习西方的“用”，甚至通过重新塑造“用”去修补、完善这个“体”。儒家学说的起点在于，每个人都是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所以你要在乎真正的内在的自我，这和简单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对性恶论赋予一种表面解释的话，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但是主张性善的儒家没有这个问题。当然，尊严这个词在儒家经典当中找不到，但我认为它最准确地概括了儒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墨家与道家）的精神。   　　尊严提出了与权利不同的甚至更为优越的视角，并且可以和权利话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权利和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我得到的似乎就是你失去的，人生有时就是你死我活那么残酷；但是在尊严话语下，如果是我让你失去了，那么我损失可能更大，因为你损失的是利益，我损失的是尊严，因为我贬低了自己的人格。或许这种道德思维可以让你我看到彼此的共同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把社会凝聚起来。   　　我把这个儒学比喻为包在破布里的一块金子，但核心基本上是好的；当然未必完美无瑕，但总体上是好的。不像过季的苹果，外表很好，内心却烂了，薄熙来就属于这一类。这是绝对要不得的。这样的东西吃下去——无论是物质食量还是精神食粮，是要出问题的，是会得病的，而今天中国很多人都得了病。儒家学说恰好相反，不仅不会让我们得病，而且可以帮我们治病，不失为治疗当代中华民族疾病的一剂良药。两千多年过去了，金子还是金子；今天把这个金子拿出来摆在我们面前，还是照样会闪光。但是经过这么多年，这块布也许陈旧了、过时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把这块布揭开，让人们看到真正的金子，用我们自己的体验和感悟把它重新包装起来，而不能误把这块布当做金子；否则人们看到它太旧，原来这就是你们推销给我的，还是算了，连同金子一块扔了。那样就太可惜了。   　　 我把儒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原儒。原儒者，墨守成规，亦步亦趋者也，抓住儒家的保守主义不放。但是在我看来，儒家的道德伦理在今天仍不乏闪光之处，政治思想和制度则基本上是那块破布了，不值得死守。第二类是明儒。明儒者，能近取譬、深明大义者也，能抓住儒家学说的精髓和根本，而不为那些过时的教条所拖累。最后一类是新儒。所谓新儒，与时俱进，通达事变者也，能发扬光大儒家精神，使之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的思维和行动，在世界思想和制度史上独占不朽的一席之地。我真诚希望各位都能做一个明儒或新儒，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中华文明秩序的复兴和重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上一篇： 没有“谣言”的世界比谣言更可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6月24日 10:24:02 国朝权力寻租，无孔不入，而其借口五花八门，荒谬无聊。近日，黑龙江省人大通过《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规定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实行探测许可制度。并表示这是基于：其一、国家安全。风电企业布点时，不知道是否军事敏感区。企业设备也可能用来获取气象资料。其二、气候资源不能盲目开发利用，要统一布局。     气象局的人不容易啊，不单管气象，还是“法律专家”、“国安专家”、“规划专家”。为了多盖一个公章，收点费用，被逼出十项全能，容易吗？可是，其一、气候资源果然是国家资源吗？自然资源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有些资源是人类共有的，而不是一地方法规立法所能拥有的，譬如太阳、月亮、星星，譬如空气、雨雾、风能，而就风而言，就算宋玉的《风赋》，也只能说大王碰到的是雄风，而不是说雄风属于大王，盖风来去无形，全球流通，焉能规定为一地区所有？故气象局逻辑之荒谬可知，其蛮横霸道之可见。其二、把一个企业布点与国家安全挂钩，按此逻辑，哪个企业不与国家安全有关呢？且国安亦非气象局职责所在也。其三、风能企业布点，是应统一规划，但气象局给出一个清单即可，何必要审批呢？由此可见，气象局作为一个国家机关，不是去思考如何服务社会，而是在想方设法向社会索取，其心本不正，而为之想出种种不着边际的理由，则是在出自己洋相。呜呼，肉食者鄙，诚哉！   上一篇： 吴英的律师无用论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